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的重要前提。而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泉,蕴藏着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
2015年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曾引起轰动,在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公布10周年之际,海昏侯墓的一些重要发现再一次成为公众聚焦的热点。
器以藏礼,文以载道。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为止“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录。何以“中国”,关键在“中”。“中”本意为旗帜号令,后指时空方位,最终引申为理念准则。“宅兹中国”,不仅是空间意义上“四方之中国”,更是文明意义上“共同体之中国”,蕴含着疆域一统、治理一统、德礼体系等丰富内涵。
《乐记》是先秦时期的重要乐论专著,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理论贡献,成为中国音乐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
自20世纪初叶起,一批西方艺术家深入汲取《易经》的思想,不再停留于表层的符号认同,而是致力于实现其哲学内核的移植与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缺乏国际法传统。然而,中国学者王铁崖在1990年海牙讲座中曾指出,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交往已蕴含类国际法规范,与19世纪欧洲“万国法”功能相近。这一观点得到著名埃及国际法学者阿比萨的呼应:国际法的起源并非欧洲独有,不同文明古代均发展出自身的国际规范体系。
在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功名实现志向与抱负,不能不读书。书读多了,寒窗苦读的苦往往会化作追求智慧与真理的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文明底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灌输式思政育人模式已无法满足青年大学生对文化认知、情感认同及实践转化的深层需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模式,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实效,已成为新时代高校育人必须正视并深入探···
“体用”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智慧,也是理解宋明理学发展的关键线索。“体”就是大本大源,“用”就是它的具体表达和具体适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文化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特征,是注重“大一统”。“大一统”一词的来源,是五经中的《春秋》。《春秋》经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以“大一统”解释“王正月”,这是“大一统”概念最早的出处。“大一统”政治的施行主体是王者,具体内容是包括正月在内的一系列礼乐制度,其施行范围则是“天下”。
在一般认知中,“大一统”往往是政治权力集中的代名词。然而,回顾此理论的源头——《春秋》学,我们可以发现,“大一统”的背后乃是“公天下”的精神。“大一统”出自隐公元年《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一统与正统观念涉及在时间和空间的视野下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统治合法性的理解,它们既是中国历史哲学的重要观念,也是理解中国文明的关键概念。历史上儒者在面对不同时代问题时,通过对大一统和正统等观念的诠释,深刻地影响了王朝的政治实践和秩序建设,使得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
“岳镇海渎”即中国古代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祭祀体系。具体而言,五岳是指东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五镇是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中镇霍山、西镇吴山、北镇医巫闾山
“俭以养德”语出诸葛亮的《诫子书》,它不仅是省物节资的劝诫标语,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克己守正、修身立德的关键命题。历史上各家流派围绕“俭”与“德”的内在关联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诠释,形成了一套从日常饮食起居细节,到待人接物原则,再到内心志向坚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完整修养体系。
从文明比较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精神传统渊源深厚,保留了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的集体记忆,是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文明体系。
中华民族的和平性基因根植于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化,积淀为先贤圣哲的思想与观念。作为全球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始终呈现和平特征。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是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实录。
乾隆四十五年(1780),翁方纲与丁杰商议聘请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画一幅郑玄像(《复初斋文集》卷十二《送顾文子进士归兴化序》)。
景初元年,魏明帝在高堂隆等人的建议下更张汉制,进行了一系列的礼制改革。其中尤为重要的便是重新建立一套祭祀天地的礼仪制度。
宋儒朱熹曾参与集议宋宁宗服丧之制,因“无文字可检”仅以礼律人情大意答之,最终未能面折胡纮。朱熹归家翻检经书,读到《礼记·丧服小记》孔疏中郑玄“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一语,方才肯定己说。
中华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这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