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概念标识,“天地之中”的精神内核深植于由文献记叙、金石器物与历史遗存构成的嵩山文献大系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占地273万平方米,体量约为紫禁城四倍,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家祭天礼制建筑群。1998年,天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建筑与景观设计的杰作,朴素而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影响伟大文明发展的宇宙观”。
“君子泰而不骄”,出自《论语·子路》,原文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安详坦然,但不骄矜凌人;小人骄矜凌人,但不能安详坦然。“泰”,本义为滑,《说文·水部》曰,“泰,滑也”,顺滑的意思。
古人认为,为民造福体现在恤民、利民、听民、教民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文化人是重中之重,也是最终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根本保障。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因为中华文明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文化为传承内容,由此孕育出了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一系列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也是解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密码。
《伊洛渊源录》由朱熹历时近二十年编撰,汇集周敦颐等四十六位北宋道学人物墓志、行状等原始史料,成书过程历经寻访资料、辨析师承等诸多难题,属未竟之作,但却是研究宋明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所谓文明标识,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的符号、观念、制度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总体。它可见之“形”,可感之“义”,更指向制度性通道。简言之,文明标识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一个可以生成稳定期待、产生凝聚力和公共话语的复合体。
孔子事礼,大子事神。子路屈元,有武毋文。致其死时,头颈别分。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它既是诗歌,也是历史;是诉诸审美的艺术,又是生活的教科书。它从产生那天起,就被纳入周代礼乐文化的系统之中,并被尊奉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风格各异。
古典时期的士人,常以君子风范为理想追求。而君子风范的确立,则应溯源至文化经典《诗经》。《诗经》中“君子”共出现180余次,见于62首作品之中,意涵丰富,且颇有演变。后世关于“君子”及其人格、观念、精神、审美等方面的认知,多可于《诗经》中找寻到来历。
所谓文明标识,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的符号、观念、制度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总体。
当前,中国家庭社会学领域个体主义范式与家庭主义范式的论争,看似是研究立场和角度的差异,其背后更为核心的议题或许是家庭社会学如何研究人。费孝通晚年曾谈及社会学研究不能“只见社会不见人”,这种对“人”的重视,对于当前的中国家庭社会学研究尤为重要。
动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它在思想层面上错综复杂,既关联着性情、体用和未发已发,又与朱熹哲学中的本体论、体用论、工夫论和辩证进路息息相关。
在中国早期的政治思想中,“无为而治”是一种具有共识性的治理理念。先秦时期的儒、道、法诸家,都曾经明确表达过“无为”或“无为而治”的观念。作为一种治理理念,无论哪家哪派的“无为而治”,都不主张在社会治理中无所事事或无所作为,而是在强调统治者“无为”以尊重社会基本规律的同时,突出人性和民心的价值导向作用,主张以顺应人性、体···
中华文明道德观是中华民族在道德生活中形成的智慧结晶,体现着中国人民对伦理道德的根本认识和基本观点。
“成人”这个概念,现在通常把十八周岁作为成人的指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而且不分男女。
《袁氏世范》是南宋袁采撰写的家训典范,以《睦亲》《处己》《治家》为主线,呈现了丰富的伦理教化思想,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孟子的“天人”观在儒家思想中有高度的典型性。其上承孔子“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遗响,下启思孟学派“尽心知性以知天”的枢机,创造性地将“心”“性”“诚”“思”“知觉”等新生的哲学概念,系统地纳入对“天命”这一古老命题的诠释之中,从而建构了一个由本体奠基(天命之谓性),经主体自觉(尽其心者知其性),终至生命践履(存其心,养其性,所···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脱离文明根基的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中华文明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历史遗存,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焕荣光。二者相互滋养、相互赋能、相互成就,形成了文明与现代化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文明底蕴与独特文明优势。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