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领域有很多关于“言”的论述,特别是先秦哲学中有大量讨论,涉及言说、言行、名实和言意等多个维度。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学的奠基人。不过,倘要进一步追问孔子所奠基的儒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恐怕言人人殊。有人说,孔子是周代礼教的维护者;有人说,孔子是儒家仁学的开创者;也有人说,孔子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学。此外,还有林林总总的概括。这些概括都不无道理,也都能找到文本依据,但若要落到实处,孔子的一切言传身教无非是···
楼宇烈(1934—2026年),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佛教哲学、东方哲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教研工作,执教时间长达66年。楼宇烈是中国传统文化真诚、坚定的守护者和实践者。总结他的治学之道不只是追忆一位学者,更是为当代中国学人留存一份关于“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的精神遗产。
传统的力量在于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仁爱礼让的美德首先在家教里具体地展现出来。
人格是一个人在生活环境中养成的独特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创作主体通过丰沛的艺术想象,塑造出经典化的人物形象和艺术场景,并按照艺术逻辑叙说故事的来龙去脉和情感的变化轨迹,表达自我的理性思考或感情认知。文学作品的形成,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描摹和机械投射,而是融入了作者的人格力量,到达一定的···
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人格的养成与完善。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既是传统社会理想人格的典范,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涵养性情、淬炼气质,本就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根基。明儒邹守益有言:“君子之学,以陶养性情为第一义。”那么,性情如何陶养呢?正如清人王鸣盛所言:“诗之为教,原本性情。”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核心经典,“礼”的思想贯穿全书始终。孔子告诫其子“不学礼,无以立”,足见他对传统礼仪教化的高度重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是外在的行为准则,它与“仁”深度交融,既是个人修身立德的重要路径,也蕴含着安邦理政的政治智慧。
理解《文心雕龙》的“三才”结构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不仅是《文心雕龙》一书的结构划分问题,也涉及如何理解中国文论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的问题,对当下构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孔子一生有隐有见,有退有进,但进是第一位的,退是第二位的。进是经,退是权,经权统一,不落一端;进是仁,退是智,既仁且智,圣之时也。《易传》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儒者以道义为担当,不免沉重,但隐逸思想的注入,使得儒者在现实政治之外,获得了更加广阔而超越的精神空间。故而孔子的隐逸···
司马迁“《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论断,精准地把握了《春秋》的本质。《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儒家礼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汉代“以《春秋》决狱”,将《春秋》的礼义精神从文本和理念转化为司法实践,促进了礼法融合的进程,既弥补了成文法律的不足,又传承了《春秋》的礼义追求,成为《春秋》作为“礼义之大宗”最生动的印证,···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号南轩,南宋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号为“一世学者宗师”。张栻也是南宋著名诗人,现存诗歌近六百首,书院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游于艺”出自孔夫子之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抛开对“艺”字理解的争议——或以为“艺”乃“义”之误,或以为“艺”乃儒家之“六艺”等——单从该字引申出的“艺术”角度,即以“雅人四好,琴棋书画”为代表的修身养性之“艺”来解读,“游于艺”这三个字也很能给现代人以启示。
尚“和”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为政治国的价值遵循。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共列孔子弟子77人,其中31人见于《论语》、28人被孔子或明或暗评论过,值得探讨。
“政德”一词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左传·昭公四年》“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政德”意指执政者在从事国家政事时的道德状态。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指出执政者的政德对于巩固国家执政根基、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性。“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洪···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经史典籍浩繁,思想传统深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文字载道、以经典传承,将对于天地运行、社会秩序、人生价值的思考凝结于经史义理之中,表达着对天地、社会、人生的思考与感悟。
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相关论述肇始于先秦,发展于南朝,成形于唐宋,延续于明清,“文以载道”论则构成了论述二者关系的绝对主旋律。
文道关系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议题,也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问题。早期儒家、道家典籍中已有相关讨论,经汉代《淮南子》等书的发挥,至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作《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论“文之枢纽”,文道关系理论模式初步成立。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抒情传统”的提炼与建构,为中国文学研究超越西方话语、彰显自身审美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范式资源。
清代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最为完善的时期,书院层级不一、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祭祀活动作为书院“三大基本规制”之一,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性。祭祀也是书院与地方、基层社会互动的重要纽带,更是书院儒学教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