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的集大成之作,关于这本书的结构,自古以来有不同观点,最少的分两部分,最多的分八个部分。
通常认为,孔子是积极入世的,他虽历经磨难,仍念念不忘“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然而,我们通读《论语》后发现,孔子思想中还有隐逸出世的一面。
《春秋》作为儒家“六经”之一,文约而义丰,看似一部简约的编年体史书,实则承载着孔子的政治理想与价值追求。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号南轩,南宋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号为“一世学者宗师”。张栻也是南宋著名诗人,现存诗歌近六百首,书院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游于艺”出自孔夫子之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抛开对“艺”字理解的争议——或以为“艺”乃“义”之误,或以为“艺”乃儒家之“六艺”等——单从该字引申出的“艺术”角度,即以“雅人四好,琴棋书画”为代表的修身养性之“艺”来解读,“游于艺”这三个字也很能给现代人以启示。
朱熹早就看出,众人都说陶渊明诗平淡,实则自然豪放,“露出本相”的是在《咏荆轲》一首。此外,我们自然还可以想到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刑天”形象。那么,陶渊明豪放的根底何在?也许从我们对于陶渊明学统不厌其烦的论证可以看出一二。
尚“和”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为政治国的价值遵循。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共列孔子弟子77人,其中31人见于《论语》、28人被孔子或明或暗评论过,值得探讨。
“政德”一词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左传·昭公四年》“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政德”意指执政者在从事国家政事时的道德状态。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经史典籍浩繁,思想传统深厚。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文字载道、以经典传承,将对于天地运行、社会秩序、人生价值的思考凝结于经史义理之中,表达着对天地、社会、人生的思考与感悟。
文道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相关论述肇始于先秦,发展于南朝,成形于唐宋,延续于明清,“文以载道”论则构成了论述二者关系的绝对主旋律。
文道关系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议题,也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问题。早期儒家、道家典籍中已有相关讨论,经汉代《淮南子》等书的发挥,至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作《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论“文之枢纽”,文道关系理论模式初步成立。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抒情传统”的提炼与建构,为中国文学研究超越西方话语、彰显自身审美主体性提供了重要的范式资源。
清代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最为完善的时期,书院层级不一、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祭祀活动作为书院“三大基本规制”之一,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性。祭祀也是书院与地方、基层社会互动的重要纽带,更是书院儒学教化的有效途径。
晚清西学东渐、民族危亡之际,传统经学陷入难以回应时代变局的困境。康有为以新解经学的尝试,试图冲破古经封闭僵化的束缚,推动传统经学对近代社会思想的调适与价值重塑,这一努力成了中国哲学史、儒学史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跳出外部时代因素,我们有必要从经学阐释内在脉络出发,遵循经学革新以及阐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挖掘其经典···
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维系社会秩序、涵养个人品德的精神纽带。晚清时期,曾国藩立足时代变局,深耕传统儒家礼学,将“礼”从外在仪节升华为修身治世的行为准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学思想。
2026年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录制的十二期《礼乐东方》节目开始播出。该节目试图以兼顾学术性、趣味性与普及性的方式,从诞育礼的“悬弧设帨”“洗三祈福”,到开蒙礼的“端正衣冠”“击鼓明志”;从成人礼的“加冠及笄”,婚礼的“同牢合卺”,到寿礼的“眉寿万年”,将与诞育、开蒙、冠笄、婚姻、科举、祝寿等相关的礼俗呈现给大众。这一努力是积···
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在文帝、景帝至武帝、宣帝经历了巨大转向,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被武帝抛弃,代之以“霸王道杂之”的新理念。然而“王道”与“霸道”的治国方略之间存在对立,西汉王朝调和二者的努力贯彻始终。武帝之后王朝治国方略围绕儒法之治展开,这集中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
徽派朴学是清代源于徽州而传播至全国的学术流派,以求“实”求“是”为治学方法。徽派朴学作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以戴震为旗帜,以江永、程瑶田、段玉裁等为中坚,其治学方法集历代考据学之大成,代表了传统学术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最高成就。探讨徽派朴学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学术的“古今之变”,挖掘被遮蔽的传统···
唐宋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单纯的文学复兴运动,更多的是其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直接关联。因此,唐代的古文运动应该也是构成此期儒学发展的重要环节。而此前无论是中国哲学史界,还是中国文学史界都缺乏明确的认知。本文重点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