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时期,古文具有多元功能。朝廷内外、公事私交、慎终追远,士大夫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有可能被古文所记录、思考、表达,甚至由古文来执行。
笔者曾通过考证孔子“一以贯之”说提出,孔子仁学的核心是君子“志于道”时能始终如一、刚健进取的“一贯”精神,亦即“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下引该书仅注篇名)、“力行近乎仁”(《礼记·中庸》)等说法所展现的行动气质。
中国诸子学肇始于先秦诸子百家。先秦诸子学是中国古代最具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自先秦诸子开始,中国诸子学经历了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相对于“经学”的“诸子”之学、魏晋以后的“子部”之学等几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构成了中国诸子学发展演变的主要历史图景。
春秋战国时期,周道式微,这一政治现实激发当时的思想家深入思考何为正当的社会秩序、何为正义的治理原则,由此发展出先秦时代多元而深刻的正义思想。
婚姻关系研究是史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联姻作为一种和平外交手段,在两周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中,书院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镶嵌在无垠的天空中,构成了独具东方神韵的文化星座。湖湘大地,以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城南书院为代表的书院群落,在千年时光里,将崇文、立德、育人的文化内核深深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它们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文明的灯塔,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塑造着一代代知识分子的···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但自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将儒家经典《大学》所言“格物致知”与现代“科学”概念联系起来,审视其知识论意义。1934年,胡适发表《格致与科学》,明确指出朱熹的“格物致知”已具科学的目标、范围与方法。1991年,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在演讲中以“格物致知”阐发“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的现代科学精神···
从更开阔的文明比较和时代发展视野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所体现的文明秩序,不仅解释了中华文明何以绵延至今,也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作为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概念标识,“天地之中”的精神内核深植于由文献记叙、金石器物与历史遗存构成的嵩山文献大系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占地273万平方米,体量约为紫禁城四倍,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家祭天礼制建筑群。1998年,天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建筑与景观设计的杰作,朴素而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影响伟大文明发展的宇宙观”。
“君子泰而不骄”,出自《论语·子路》,原文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安详坦然,但不骄矜凌人;小人骄矜凌人,但不能安详坦然。“泰”,本义为滑,《说文·水部》曰,“泰,滑也”,顺滑的意思。
古人认为,为民造福体现在恤民、利民、听民、教民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文化人是重中之重,也是最终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根本保障。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因为中华文明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文化为传承内容,由此孕育出了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一系列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也是解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密码。
《伊洛渊源录》由朱熹历时近二十年编撰,汇集周敦颐等四十六位北宋道学人物墓志、行状等原始史料,成书过程历经寻访资料、辨析师承等诸多难题,属未竟之作,但却是研究宋明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所谓文明标识,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的符号、观念、制度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总体。它可见之“形”,可感之“义”,更指向制度性通道。简言之,文明标识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一个可以生成稳定期待、产生凝聚力和公共话语的复合体。
孔子事礼,大子事神。子路屈元,有武毋文。致其死时,头颈别分。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它既是诗歌,也是历史;是诉诸审美的艺术,又是生活的教科书。它从产生那天起,就被纳入周代礼乐文化的系统之中,并被尊奉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风格各异。
古典时期的士人,常以君子风范为理想追求。而君子风范的确立,则应溯源至文化经典《诗经》。《诗经》中“君子”共出现180余次,见于62首作品之中,意涵丰富,且颇有演变。后世关于“君子”及其人格、观念、精神、审美等方面的认知,多可于《诗经》中找寻到来历。
所谓文明标识,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的符号、观念、制度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的总体。
当前,中国家庭社会学领域个体主义范式与家庭主义范式的论争,看似是研究立场和角度的差异,其背后更为核心的议题或许是家庭社会学如何研究人。费孝通晚年曾谈及社会学研究不能“只见社会不见人”,这种对“人”的重视,对于当前的中国家庭社会学研究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