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师各本师说,师说大多为战国诸子、秦代博士之说,在一定程度上仍南辕北辙,互相抵牾。逮鲁壁古文经本出,古文经师依据古文形体,求解不同于今文师说的经义。许慎撰《说文》,摆脱战国以来纷繁不经的怪异之说,紧扣六书分析字形,探求本义,希冀获得孔子六艺原意。缘此可知:我国的训诂萌发于殷商晚期,起源于西周的《诗》《书》···
中国古代经学是一个信仰、思想、知识、文献、政教的综合体,它渊源于上古时代的封建礼乐制度,其中的卜筮、歌诗、礼仪与历史档案,经过不断地选择、阐释,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学派加以总结、编纂、传授,在汉代被确立为统一郡县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以及东亚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曾撰文指出:《礼记·儒行》记载孔子“少居鲁、长居宋”为真实履历,孔子“居宋”地点,是其先祖宋国孔氏的世袭封地栗邑,即今豫东夏邑县。与此相左的记载或误或伪,均不可信(《孔子“居宋”新说》,2020年5月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本文探讨其“居宋”的时间和重要意义。
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关于儒家的治理模式,常见儒家是人治一说。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就将儒家称为“人治主义”,法家称为“法治主义”。人治这一说法是否合乎儒家治理理念,值得进一步审视。
嘉道以降,以公羊学、诸子学为代表的新学术思想渐兴,由此促动了古文创作的变革。学界对此多关注公羊学而少有注意到诸子学的影响。事实上,士人往往同时倾心于二家学术,故而嘉道古文的革新,实为公羊学与诸子学的综合作用。
在我们熟知的二十四节气中,有一个节气发展成了重要的节日,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那就是清明节。苏轼有诗曰:“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清明,既是标志自然物候的节气,又是厚植人文底蕴的节日。
又是一年清明到,又是一年梨花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清明节历史悠久、内涵深湛,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语出《岁时百问》:“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淮南子·天文》也有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清明节古时又称祭祖节、行清节、三月节、寒食节等,国人历来就有祭奠先祖、凭···
诗经学历史源远流长,研究路径也丰富多样,除了义理辨析、名物考证、文字训诂等方面的文本阐释外,还产生了独具一格的图绘传统。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诗经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19CZW010)指出,诗经图作为经典的视觉化延伸,将审美感受、知识积累、伦理体验融为一体,实现了理性与感性、图像与教化的深层融合。
明末大儒刘宗周把自己毕生倡导的“做人之方”记录于《人谱》一书。《人谱》作为刘宗周最系统的一部哲学文献,其在儒家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类似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于朱熹、《传习录》之于王阳明、《明夷待访录》之于黄宗羲,对于明清之际儒家道德主体性的构建具有典范性意义。
明末士人受心学末流的影响,学风渐趋虚玄,同时,各种掺入佛教因果论的“功过格”在民间盛行,功利之习浃沦于人之肌髓。针对这两种极端的思想情形,刘宗周作《人谱》来引导世人,以儒学的心性学和工夫论指导人安立性命。
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孔子言仁,根据不同的弟子、不同的境域而有变化,如较为后进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这样的回答简单通俗,“仁者爱人”的类似说法广为流传,如“泛爱众而亲仁”。
清华简是近年问世的一篇思想性较强的出土文献,主要阐述彭祖的治国思想,关注的是君主如何治理国家。
由于资料匮乏,学界对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的秦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略显薄弱。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睡虎地秦简的发掘与整理改善了我们对秦代历史和学术的认知状况。
学术史中,关于学术流派的建立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大力发展中国学派建设的今天,我们更要认识到一个重要流派的渊源、产生和发展,以及该学派建立背后的成因,甚至可以成为某一段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主线。
帛书《五行》和简书《五行》的先后出土,证实了荀子所谓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五行”乃仁、义、礼、智、圣。一般认为,简书《五行》和帛书《五行》经文部分是子思或子思学派的作品,帛书《五行》说文部分则是孟子之后的作品。故而,简帛《五行》是我们理解思孟学派思想以及孟子传承与发展孔子思想过程的重要文献。
《朱子训子帖》,又名《晦庵训子帖》《训子从学帖》等,是以朱熹遣长子朱塾赴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从学吕祖谦前后朱熹给其所写家书为基础形成的一篇文章,是朱子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训子帖》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且随着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也被朝鲜半岛、日本的思想大家重视,甚至有些学者将其作为教育子孙的依据之一···
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从产生开始,就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无缘,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和西方中心主义偏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此类说法已经遭到中国学者的批评与摒弃。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备独特的文化基因与演化路径。随着现代考古学发展,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已经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和演化的清晰线索,所谓“中华文···
情与理是中国古代文论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认为情与理是二元关系的存在,几乎成为学界共识。事实上,这种二元存在只是主观所作的理论区分,如果将它作为审美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就成为认识的误区。
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段大而言之分为三种:“赋”“比”“兴”。“赋”是直言其事,直抒其情,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但是诗歌又不能像日常语言那样仅仅限于说清楚,还要讲究说得有味道,要给读者预留下涵咏玩味的余地,所以往往不直说而用“比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