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望衡教授撰写的十卷本《中华美学全史》,以近四百万字的篇幅审视中华古典美学的思想成就、民族特色、体系架构和发展脉络,既关注到了传统美学的历史发展和当代转化,又囊括了政治美学、环境美学、科技美学、设计美学和生活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并在广博宏阔的视域中提炼出中华美学的灵魂和骨架,对中华美学···
1940年初夏,在中国人民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国通史教科书《国史大纲》上下册。
自有儒家学派以来,孔子始终被视为儒家的代表,承受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毁誉;相较之下,孟子对儒学传统的贡献值得当代人更多了解。
《王制》与《周官》作为质家法和文家法两套改制方案,同时并存、相互映照,供后世因应时代之积弊而按需取舍。
虽然《论语》是我青少年时代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80年代五彩斑斓的“欧风美雨”当中,显得那么灰白阴暗而缺乏色彩。
在当下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时代背景下,该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已成为时代赋予学术界的重要使命。该书通过对儒学实学本质的深入挖掘,不仅有助于学界自身注意到主流儒学研究的认知偏差,深···
《古书院物语》放在案头很多天了,作者团队的田欣和责任编辑张维欣希望我作序推介。这是一部散发青春活力、充满艺术气息的建筑学著作,而我的建筑学知识近乎为零,因而一直不敢接受任务。但久推不脱,且困于书院情结,又因为最近也在集结古代书院版图,编纂《中国书院图志》,有些不同于平时的感觉,故而勉力而行,以应差命。
明代心学是明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心学发展史的一个高峰。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心学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四百年来影响深远,值得今人慢慢品味、躬身实践。
雷闻在书中介绍了理解中国古代国家祭祀框架的几个核心概念。国家祭祀(state sacrifices)指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所有国家认可的祭祀仪式,既包括皇帝在京城举行的国家仪式,也涵盖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皇帝祭祀(emperor’s sacrifices)指的是专门由皇帝在都城主持的正式国家祭祀仪式。
《诗集传》是朱熹于淳熙四年(1177)前后撰著的一部《诗经》注本。宋代刻本20卷,明中叶以后刊本并为8卷。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各部所占的卷数及顺次,同于《郑笺》,各部之中的分次,除小雅外,余均同《毛传》。
刘续兵以“实践者”的现场经验为根基,以“学者”的严谨考据为骨架,将文庙释奠礼的历史脉络、礼制细节、思想内涵与当代价值熔于一炉,既解答了“文庙释奠礼是什么”的基础问题,也回应了“如何让礼乐在当代活起来”的时代之问。正如作者所言:“读懂文庙,才能读懂中国。”通过这部著作,我们不仅能解读文庙释奠礼的千年密码,更能窥见中华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正因无愧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世界就注定会是“立体”的。也就是说,尽管他接着周公提出的“人生解决方案”,肯定是首先为了解救自己的同时代人,然而,凸显在那种“解决方案”中的价值理念,却足以长久流传到自己的身后,从而成为一种“超时代”的人生理想,并且由此而千古不磨地垂范于后世。
经筵作为一种以古代帝王为授课对象的特殊文化教育活动,萌芽于汉唐,而成型于宋代。如汉昭帝曾命蔡义讲《韩诗》,杨赐在华光殿为汉灵帝讲《尚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侍读”“执经”,唐代设置的集贤院侍读、翰林侍讲学士等基本可视为是对汉代经筵的承袭与革新。
关于王船山哲学研究,学界曾经流行一种说法:王船山哲学思想长期湮没不彰,直至清末民初约300年后其才“被发现”。
常建华教授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宗族通史》,由南开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的专兼职学者耗时十年完成并出版,是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力作,将中国宗族史研究提升到了新高度。
在收到这套《中国宗族通史》之后,我基本上把每一卷都通读了,虽然不是精读,但还是受益很多。我们以前研究宗族史,通常只做专题的和断代的研究,学术视野比较局限,难免有许多知识的缺环。
《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是中国古籍的主干,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正经、正史的校勘整理、传抄雕印,从来都是文化上的大事。
船山之孝道思想乃是其伦理道德思想最为根本的部分。船山力倡孝治天下,认为务本莫贵于孝而天下可治。在此基础之上,船山进一步推进仁孝则治。船山主张孝治天下,确立了治理天下的基本价值工具。由此,船山认为孝治天下的逻辑层次有三:孝慈则化,孝慈则定,孝慈和顺。这三个层面彰显出船山以孝治理天下的逻辑进路以及价值指归:孝慈国···
回想起来,我们读章太炎的书,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世界,其实有着很深的因缘,切关于我们与时代相缠绕的生命成长。
我对湖南长沙有着很深且特殊的感情,与湖南的刊物《船山学刊》也有着很深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