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几惟意、生生不息

——温海明教授《论语明意》新书序言

作者：林安梧

来源：“孔学堂书局”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八月初五日戊戌

          耶稣2025年9月26日

《论语》这部经典，我常说它是中国人的认证之书。正如同基督教的《圣经》［《新旧约全书》（Bible）］，就是基督徒的认证之书。我认为每个基督徒应该都读过《圣经》，最好能通读一遍，即使没通读，也要对于几大福音书，有较为熟悉的阅读。每个中国人，甚至包括汉字文化圈的族群，应该都读过《论语》，也是一样的，最好能通读一遍。即使没通读过，也要选着读个半部，这是最少的标准。语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果真是有道理的。改革开放以来，休养生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口号响彻云霄、声动天地。它既搭起了文化，也启动了经济。经历了几十年安定的发展，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中国已然成为大国，在这个世界 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此回头，我们该当如何呢？十多年前，我呼吁应该到了“经济发展，文化生根”的年代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是个引子，可以做成平台，而唱戏的主角是经济。经济发展起来了，文化产业也随之被带动起来了。起先，被带动起来的文化产业可以是娱乐的、可以是实用的。当然，它也会慢慢生长出艺术的、美学的枝丫，也会生长出更多的可能。但如果只是以“经济”为主导，那便不免是商业的、功利的，特别在现代性的机制底下，真正的文化底蕴要恢复起来，那可不容易。真正要“经济发展，文化生根”，除了依循着时代的发展，“顺势成理”以外，更重要的，得是高屋建瓴地契入道体本源，从“相乘之几”中，识得“贞一之理”，才有可能“以理导势”。

思考问题，本该宽广，容许多元，但求其会通可也。因为，许多话语会因为人言人殊，各有不同。正因为这些不同，显示了这个世界的多彩多姿。正如同园子里栽种着不同的树，春天来了，便有青葱绿意，盎然生机。一本经典，读者自会其意，自有领略，自有感触，自有书写。或有轻重、或有深浅，也可能有些不是切处，但依我看来，都是好的。“天清月朗，与物为春”，范围天地之化，曲成万物，这世界本来就是多彩多姿的，经典的诠释更是如此。

“存在”是中国哲学的底依，这“存在”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的“Being”，而是回到华夏民族的汉语语言学传统来说的，“在”是“从土才声”，说的是草木生长的意思。“存”是“从子从在，土省”，说的是人参赞于“在”，人参赞于天地万物。这可以是《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是《易经》所说的“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样来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其实是所谓的回到存在本身，任由存在而自如其如地生长。

回到存在自身，其实就是“志于道”。“志于道”而“道生之”，“道生之”而“德畜之”﹔如此之德，当为可据，这便是“据于德”。孔子与老子的道理，都回到存在本身来立言。老子重在“回归”，回归天地之位，回归存在本身。孔子重在“启动”，创生人伦天地。儒道本为同源互补，无分轩轾，后学者，强为分裂，殊有不勘者矣！“道”为根源，“德”为本性，如其根源，顺其本性，斯为道德也。天地有道，人间有德，道德原来离不开天地的生长，天地的生长离不开人的参赞化育。总的说，就在天地万物之间，就在生活世界之中，绿树青山，鸢飞鱼跃，人伦孝悌，就在此中如如孳息着。这么说着，会把它归到这是《易经》的传统，也让人联想起柏格 森（Henri Bergson）的《创造的进化》，怀特海（A. Whitehead）的《过程与实在》，不错，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中国的哲学家便将这些连结在一起。方东美、熊十力、唐君毅，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上，都有着耀眼的光辉。但“存在即是生成”（Being is becoming），在西方哲学毕竟不是主流，它很快又被导引到另外的存在问题上去，为这里的“生成”若不是如《中庸》《易经》之所说，便无法进到“生生之源”。无法进到生生之源，它便立不住，也就转而他途了。要真能回到“存在”本身，不只是海德格尔意义的，而是老子、孔子意义的，是中国古来六经传统意义的，这便是所谓的“默契道妙”。“默契道妙”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神秘主义，而是古来《易经》传统所说的“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说的是气的妙运造化，这说的是“天地变化，草木蕃”，这说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是整个中国哲学的基底，是回到存在本身。存在者，大道也。大道者，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无分别之总体根源也。大道如斯，人生其中，人乃最重要的触动点；自然气化，人参赞之，生生之，续成之，所以广其生，大其业也。

大道开显，“诚无为，几善恶”也，诚本无为，几有善恶，诚者实也，诚而实之，此纯粹之意也。“意”“念”两字对比，“意”是纯粹的指向，而“念”是于外在对象有所“涉着”之谓也。大道开显，必在于“意”，意必落实，而有“象”存焉。“道显为象，象以为形，言以定形”，这是我在《道言论》八句中的前三句，这便是我所说的“存有三态论”，由存有的根源，而存有的开显，而存有的执定也。这里说的“存有的根源”就是“道”，“道”本无言，而此是一切言说的原初点，“道”之初几而为“意”，“意”之显而为“象”，这便是“存有的开显”，结象成“形”，名言概念加之，“言”以定焉，“存有的执定”就因此而确定了。

就此而论，“道”是“隐而未显”，“意”是“显而未分”，“象”是“分而未定”，“形”是“定而未执”，而“言”是“执之已矣”。“道、意、象、形、言”的存有开显五阶结构，与“隐、显、分、定、执”的心意之几五阶开展是相互呼应的。这刚好可以解决长久以来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道、一、二、三、万物”的难题。“道”说的是“根源性”，“一”说的是“总体性”，“二”说的是“对偶性”，“三”说的是“对象化”，“物”说的是“对象物”。这样就把“存有的开显”历程阐述清楚了。

最近，捧读温海明教授的《论语明意》，他大力地阐扬了“意本体”论。他把这“意”字，提到了“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的高度，置之于中西比较哲学对话语境，意图揭示古代圣哲智慧是不离伦常日用的，不离生活世界的。在话语的诸多交涉之中，他努力地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国古代经典汉语、中国现代生活话语三者中，取证多方，沟通糅合，提出了他自己的“意本体”论。当然，这“意”不只是“意念”之“意”，也不只是“意志”之“意”，而是上升到“诚无为，几善恶”的“诚、几”之“意”，这是不容易说明白的。它之所以不容易说明白，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对象化去说的对象，而是作为一切可以被说清楚的对象的本源初几。这与我所提出的存有三态论，“道、意、象、形、言”的诠释学五阶论，是可以相互发明的，我读了之后，大有深获我心之感。论虽有别，意乃相通，通同于道也。

温海明教授对于“理、心、意”三者的思考深入，大有“摄理归心，还心于意”的趋向。“理”说的是“客观法则性”，“心”说的是“内在主体性”，而“意”则说的是“纯粹的意向性”。这可说是从朱子学，到阳明学，到蕺山学的发展，也可以视作宋明理学发展最为深层内在的轨迹。朱子主张“性即理”，心性为二；阳明主张“心即理”，心性为一；这个内在精神史的发展，必须到刘蕺山指出“意是心之所存，非心之所发”，才算是极致。这时的“意”已经不只是“心性论”的论题，而且是本体论，宇宙论的造化之几了，“意”可以说是“通神之意”了。“意者，明道之意也；意者，道明之意也”，两相回环，环抱为一也。温海明教授的“意本论”我以为是深有得于刘蕺山哲学所主张的“善的纯粹意向性”者也。

学问者，博学之、审问之也；思辨者，慎思之、明辨之也。由此“学、问、思、辨”，必然笃实于行；努力地学、问、思、辨，就是笃行。笃行是不离学问思辨的，学问思辨是不离笃行的，阳明先生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理论不离实践，实践不离理论，而且真正的理论是很具动能的实践的，真正的实践是很具深层的理论的。不理解“实践很理论，理论很实践”则不足以理解《中庸》所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真切处。

在这“学、问、思、辨、行”过程里，学问或有得于“朋友讲习”者，或有得于“深造自得”者。没有朋友讲习，便很难深造自得，没有深造自得，只是努力于朋友讲习，其实也无多大益处。《论语明意》一书所呈现出来的，既有朋友讲习处，也有深造自得处。书中取证，多来自讲习，这里所说的讲习，不只在课堂，不只在当代，而且回溯到了近现代和古代。更为可贵的是，不只是在汉字文化圈，他还扩及了多数境外学者，中西辉映。这本书的视域是宽广的、观点是多元的，观点互视、视域融合，这也是做学问所最当行的。能够在一本书里，呈现出这么丰富多样的内容，是十分难得的。

《论语明意》就要出版了，温海明教授要我说几句话，我仔细阅读，想了想，逡巡多时，思量很久，提笔写来，却有快然不可以已者。不错，进到21世纪了，中国哲学的话语在当代也该有些学术转型了，而这必须下真实功夫。当然，转型不会马上就成其大功，转型必须经由几代人的努力，才会生发出茁壮的苗芽来，发荣滋长，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插花”最为容易，“种植盆栽”已为不易，而“育树成林”则更为艰难。《论语明意》之作，非插花之作也，非种植盆栽之作也，乃有意于“育树成林”者，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意”本体论者，“诚神几”之教也。学问者，诚几惟意也，厚德载物也，生生不息也，是为序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