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代至近现代宗族演变历史的全新呈现

作者：王跃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十四日丙子

          耶稣2025年11月3日

《中国宗族通史》（8卷本），常建华主编，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常建华教授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宗族通史》，由南开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的专兼职学者耗时十年完成并出版，是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力作，将中国宗族史研究提升到了新高度。

一、内容与特色

《中国宗族通史》所以能成为一部优秀著作，与撰写者在以下方面所做努力密不可分。

一是充分占有不同形式的资料，特别是注意吸收最新发现的资料。本书隋唐五代以前四卷重视对《诗经》《左传》《礼记》《白虎通》《史记》《汉书》及相关时期正史资料开发利用的同时，十分注意对卜辞、金文、碑刻及其他考古发掘资料的使用、解读，大大提升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水平；后四卷则着力从家谱、文集、方志、笔记中搜寻资料，其中近现代卷主撰者冯尔康先生还亲赴全国多地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丰富、鲜活的当代宗亲活动材料。

二是将整体性、系统性认识贯穿于研究之中，又努力呈现不同时期的独有特点。先秦卷指出商代并无“百世不迁”“五世则迁”的礼规，别族随意。秦汉卷认为这一时期的宗族带有以父系为主、兼顾母系的二元性的“后氏族时代”宗族的特征。魏晋南北朝卷关注本时期比较显著的士族、地方庶族与汉化胡人宗族等问题。隋唐五代卷重视对这一时期宗族相关法律制度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认为宗族制度的完备性是此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辽宋夏金元卷对不同政权下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族组织、活动和汉族传统宗族新形态充分揭示。明代卷深入探讨复兴宗族、重建社会的宗族实践（如祭祖与修谱等）。清代卷则对宗族组织的普遍建立、宗族活动特别是平民化宗族活动予以全面阐述。近现代卷将20世纪前半期宗族组织和管理的转型、195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前宗族活动销声匿迹、1980年代后宗族以新的形式（宗亲组织）重现加以勾勒。

三是对各期宗族制度、形态与前后时期的承继关系予以揭示，展现出中国宗族社会在朝代更迭中的“变”与“续”。先秦卷指出：战国以后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继承了周人从血亲纽带改造而来的统治工具——宗族组织、宗法等级制度与宗亲观念，从而缔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两千年的“宗族”特色。秦汉卷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上继商周、下启魏晋的宗族制度转型时代，表现为，它克服了旧的母系遗风，父系宗族又恢复发展壮大起来，开启了魏晋社会士族宗族发展的道路。隋唐五代卷强调：本时期家礼、家学成果汇聚融通，成为古代宗族礼法的重要遗产，对宋元以后的宗族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卷认为：明代宗族是介于宋元与清代宗族形态的近世宗族的中间形态，即上承张载、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的复兴宗族重建社会的主张，并在明代历史背景下不断制度化，开启了清代宗族与官府互动的新模式。近现代卷指出：20世纪上半叶家族组织处于新旧交呈状态，既不是旧事物，也不是全新的事物，而是走在向近代社会团体转化的轨道上。

四是充分注意到宗族群体组织、类型的等级性和宗族内部关系的阶级、阶层性差异。近代之前的帝制时代，不同宗族组织、地位和功能不可能脱离王朝政治，当然不同宗族的政治参与度有别，地位和社会影响也有很大差异。秦汉卷将其分为皇族与外戚、军功贵族、豪强大族、士人之族，分别阐述；魏晋南北朝卷则对士族、庶族及其相互关系着墨较多；而宋之后，宗族的庶民和平民色彩逐渐增强，官方与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治理中保持着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宗族类型及其演变加以分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社会阶级与阶层差异的认识。

五是重视对宗族群体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及不同地域的宗族活动特征的揭示。魏晋南北朝卷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将近七百年的漫长时间里，郡望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显著的历史现象，并对此进行专门分析。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族群体不断迁移、扩散，宗族生存的地区环境特别是经济水平、经济关系存在差异，由此宗族关系、宗族建设方式与力度等具有了区域之别，本书各卷多注意到这一现象。辽宋夏金元卷将宋代宗族分为北方、东南、四川三个区域，分别揭示其特征。明代卷提出了“闽赣皖型宗族”（聚族而居，崇祠重谱）、“江南型宗族”（役田、义田较为发达）和“粤及北方型宗族”（新型士大夫群体热心宗族建设，以此保家化俗），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南方宗族、北方宗族的二分模式。

六是将宗族相关制度分析与个案考察相结合。宗族是制度的产物，且要靠不同形式的制度来维系，本书作者将此作为分析主线。而若仅对制度进行叙述，则无法呈现丰富多彩的宗族活动。故撰写者多将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包括某些具体的家族群体活动及其代表性强的宗族人物）融入分析之中，可使人对不同时期宗族建设状况及宗族制度对族人关系和行为的影响有具体把握。

七是对宗族活动、宗族功能的正负面功能予以客观认识和评价。本书各卷作者在分析其正向作用时，也注意到其负面影响。南北朝卷认为：士族高门为维持其优势的政治地位，一直试图通过自我提高与封闭来避免衰落，这不可避免会带来对庶族及其人才的压制和排斥。隋唐五代卷指出：大家族的父兄子侄共享政治资源，成为古代政治中长时期存在的痼疾；宗族内部的等级制宗法思想观念，与法制精神往往存在尖锐的冲突。清代卷认为：宗族间因利益冲突形成的诘讼和械斗，有害于地方社会和居民生活的稳定。

八是借鉴社会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对宗族、家族、家庭这类亲属组织，近代以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学者关注较多，且形成了较系统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范式。本书各卷撰写者十分注意借鉴这些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并运用到具体的撰写之中。如先秦卷在分析晚商宗族内部层级结构时，使用了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这些社会学概念，以同一生活组织内婚姻单位多少作为不同家庭类型的划分依据，加深了对当时族众居住方式和特征的认识。

二、学术贡献与现实意义

本书可谓集当代宗族史研究之大成，又体现出作者的独到分析和真知灼见，将当代宗族史研究提高到了新水平。作为一部通史，本书不愧其名，表现在，它完整呈现出中国宗族制度、宗族形态及不同宗族之间关系、宗族内部关系从商代后期至近现代的演变及其特征，且对各个时期宗族的等级性、地域性乃至民族性深入剖析，对宗族组织的功能着力探究，由此各个时期的宗族面貌和结构状态获得多角度、多侧面的反映。对不同时期中国宗族制度、形态和宗族文化的前后承继关系有深入揭示，对中国宗族的阶段状况和变迁历程形成了系统性认识，由此提高了中国宗族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由本书可见，宗族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祖先认同，宗族组织者向族众灌输一本意识，强调敬宗收族。其当代价值体现在，藉由家族一本追溯，可扩展至民族溯源，进而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使民族团结的基础更为牢固。正如冯尔康先生在近现代卷中所言：中华民族的共同观念是崇奉炎黄始祖，以作为“炎黄子孙”而自豪。而正是家族的“一本”观为炎黄认同奠立了思想基础。通过探寻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以宗族为基础的互动、不同宗族观念的交融过程和实际，将有助于提升对宗族文化在中华民族融合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本书的魏晋南北朝卷、辽宋夏金元卷涉及到胡人宗族和北方民族宗族的“汉化”问题。如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改汉姓或创造汉族式样的姓氏，以汉族模板建立本族宗族制度；元代，北方民族，特别是南迁的北方民族，在族谱编纂、族葬、祖先祭祀、家法族规、族产、字辈与排行等方面，出现了向汉人传统宗族组织方式靠拢的社会现象。总之，少数民族内迁，特别是移居中原地区，在一定时期形成汉胡混居格局，加速了其融入华夏民族的过程，宗族文化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

本书完整呈现宗规祖训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使人们认识到宗族群体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行为规范的引导在宗族发展壮大中的作用，其中所包含的优秀理念在当代社会公益建设、优良家风培养、优秀人格塑造中的积极作用也将为人们所重视。

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本书各卷作者对宗族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令人深受启发，同时也会激发我们进一步讨论的愿望。兹略举几点。

先秦卷认为：商代族氏组织的层级结构可概括为“族长‘子’—小家庭户主‘小子’—普通成员及依附民”，这无疑是对宗族内部成员家庭形态认识的重要观点。我们想知道，这一家庭形态在商后期社会的存在程度，以及有无族群或阶层之别？

秦汉卷认为，秦汉时期的宗族带有以父系为主、兼顾母系的二元性的“后氏族时代”宗族的特征。一般而言，亲族可以将父族、母族和妻族三族包括在内，而宗族仅指父系亲属。若按此认识，就需要对秦汉宗族兼顾母系的问题进一步研究，比如亲族可以包含母族，而宗族是否可以兼顾母族？或者说，宗族是否具有父族、母族二元合一性？

魏晋南北朝卷认为：当时的士族宗族具有双家制形态，往往在城市与乡村两地之间移动，不仅使宗族具有更为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资源，同时又能很好地规避突发的政治风险以及天灾人祸。此处的双家制有无宗亲关系亲疏之不同，比如居于城市者是官员的近亲，居乡者为疏族？这种双家制是有意为之，还是因宗族成员有亲疏之别客观形成？

相信本书各卷作者会在完成《中国宗族通史》的基础上继续展开研究，同时，本书的出版也会引起更多学人的兴趣，不断将中国宗族研究推进到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