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孟子与《春秋》的经学建构问题探论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1-23 20:35:39
标签:《春秋》、史学、孟子、经学

孟子与《春秋》的经学建构问题探论

作者:王刚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十六日戊午

          耶稣2019年1月21日

 

摘要:孟子是对《春秋》进行经学建构的关键人物,时间为孟子晚年的齐宣王时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禅让政治破产的情形下,赋予了《春秋》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从此,《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

 

关键词:孟子;《春秋》;经学;史学

 

作者简介:王刚(1971-),男,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在《春秋》学史上,孟子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从特定视角来看,正是以他的系列论述为起点,《春秋》开始具备了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1]。由此,研讨《春秋》经学的建构,就不能不论及孟子。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建构《春秋》经学呢?具体情形如何?笔者以传世文献为主,在出土文献的比照下,以知识社会学的理路,通过考察文本的演进和内外动因,复原孟子时代的历史事实,对此问题略述管见,以就正于方家[2]。

 

一、孟子建构了《春秋》经学

 

我们认为,在早期经学中,以孟子时代为分水岭,经孟子之手,《春秋》的性质发生了质变,经学性格由此成立。

 

1.从经学特性来看,孟子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一般来说,经学应该具备的特性是:由孔子制作或整理,赋予了微妙的义理,从而垂宪万世。就《春秋》而言,这样的特性在孟子之前并不具备,至少是不充分的,即便有其“实”,但其“形”——完整的学术形态还未出现。翻检《论语》,可以发现,孔子对于《诗》《书》、礼、乐多所提及,对于《春秋》,却未置一言。而到了战国早期,在与反儒最为坚决的墨子进行辩论时,儒生对于孔子在《诗》《书》、礼、乐方面的贡献推崇备至,但对于《春秋》,同样不置一言[3]。简言之,《春秋》的经学品质并不明朗。只有到了孟子时代,《春秋》充满了义法,孔子作《春秋》才得以坐实,这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2.在《春秋》经学化的历程中,孟子使得《春秋》发生了由“事”向“义”的转化,其内涵得以深化与延展

 

据现有资料,经学形态在孟子之前已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郭店楚简中有了六经的名目,李学勤指出:“郭店简的时代绝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比《孟子》七篇成书要早,所以这些是孟子可以读到的,六经早就有了。”[1]翻检郭店楚简,《诗》《书》、礼、乐、《易》《春秋》同时出现,的确是很值得重视的事实。就此可以推定,在孟子之前,六经文本已日渐成为一个系统。然而,另一面的事实是,与后世严密的经学诠释相较,它们还有些粗糙,反映出经学形态尚未最后定型。其中,就本论题而言,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简文对于《春秋》的阐释:“所以会古今之事。”[2]

 

众所周知,在成为经籍之前,《春秋》本为史籍之名。作为鲁史专名,同时又是史籍统称[4],虽有惩戒劝导的意义[5],但它的取向无疑是史学,而非经学性质。具体说来,作为史学的《春秋》,突出的是历史事实,即所谓“事”,以及“事”的古今融汇。而经学的《春秋》则突出其“义”,史实不过为载体,这一点由《孟子·离娄下》加以点明:“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也就是说,《春秋》经由《鲁春秋》改造而来,它本与晋之《乘》、楚之《梼杌》为同一类型,记载的是各国史事,然而,经过孔子改造之后,它以春秋时代的齐桓、晋文霸业为历史依托,而真正要展现的却是字面后的微言大义。可以看到的是,孟子之后,《春秋》所凸显或特别强调的,为“道名分”(《庄子·天下》)、“言是其微”(《荀子·儒效》)、“正是非”(《春秋繁露·玉杯》),而历史事实,则不过是“载道”之工具,不是主题所在。

 

然而,郭店简在论述《春秋》时,不仅突出其“事”,而且是“古今之事”。这说明了什么呢?它证明此时的《春秋》在性质上很可能还停留于“史”之上,“经”的意味并不浓重。所以,这里所指称的《春秋》,应该不是孔子所述作,而是前孔子时代的史书《春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理由,除了它偏于“事”而不是“义”,由其“会古今”一句也能看出,它已超越了“齐桓、晋文之事”的时间范围,故而只能是史书《春秋》,而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春秋》经。因为在战国时代,所谓的“今”,其时间上限在春秋,也就是说,春秋以来为“今”,春秋以上则为“古”。如《韩非子·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并引春秋时代的子贡、徐偃王为例,来说明“当今”的价值取向。所以,《春秋》经所载明显属于“今事”,而不可能入于“古事”之中,那么,“会古今之事”的《春秋》就只能是广义上的,它属于史书性质。

 

由此,笔者认为,在郭店时代,六经系列就文本虽已逐渐成形,但内在的经学建构尚未最后完成,尤其是《春秋》,还主要停留于“史”的意义上,范围远过于今传《春秋》经,为早期史书之泛称。只有孟子出现之后,《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从此,《春秋》经才得以真正建构。

 

二、孟子建构《春秋》经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孟子是在什么时间、地点建构了《春秋》学呢?笔者以为,是在齐宣王时代,在齐地时完成了这一任务,此时,孟子已步入晚年。

 

据《孟子·梁惠王上》,当孟子初见齐宣王时,宣王发问道:“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抗辩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然而,这种论述及情形,与孟子对《春秋》的阐释有着重要矛盾。由前已知,孟子在论及《春秋》时,认为它记载着齐桓、晋文之事,即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此时却声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未之闻也”。倘在见宣王之前,孟子已对其推崇备至,是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托词的。也就是说,《春秋》经学的建构必在见宣王之后。

 

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此之前,孟子与《春秋》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在学界,一直以来就有孔子学生子夏传《春秋》的说法。并认为在战国初年,子夏因魏文侯的尊崇,在魏国创立了显赫一时的西河学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有学者将这些论述与《孟子》学中的“《春秋》悖论”相联系,进而认为:“子夏将孔子传授的《春秋》携往晋国,因此在孔子死后,鲁国的学者不知道孔子作《春秋》一事,我们从《论语》与《礼记》中,看不到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就说孟子吧,他也是到了晋国之后,才知道孔子作《春秋》的。在这之前,齐宣王问他:“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也无传焉,臣未之闻也。”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知在孟子未至梁之前,不曾见到《春秋》,待到他到了三晋之后,才改说:“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显然他是到晋国后,才看到了子夏一派所传授的孔子的《春秋》。”[3]按照这样的理解,孟子在晚年由齐至魏,然后才知道与了解到子夏门派在此传授的《春秋》经,也所以,由不知“齐桓、晋文”,转而大肆宣扬《春秋》之道。然而,孟子为一代大儒,本有着极深的学术修养,怎么可能到晚年才得闻《春秋》,此前竟茫然无知呢?它不仅不合情理,仅就孟子行迹及《春秋》经的流布来看,以上所论也难以成立。

 

首先,孟子先见魏(梁)惠王,后见齐宣王,也就是说,在他见到宣王时,已在魏国停留了一段时间。如果按照以上所言,《春秋》最早因子夏的缘故,而只在晋(魏)国流传,则孟子见宣王时早已知道了《春秋》经,不存在“不曾见到《春秋》”这样的事实。当然,孟子先齐后梁的说法出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属于渊源有自,但它历来为学者所怀疑,钱穆更是考订出孟子至魏国,在惠王卒前一二年的事实[4]。尤为重要的是,魏惠王卒年与齐宣王即位之年为同一年,即公元前319年。由此,倘先齐后魏,则孟子只能在此年——惠王卒年赴魏,不可能有其他时间。而据《孟子》及其他各种材料,孟子与齐宣王相见后,相处的时间延续了好几年,有学者考订,孟子是在公元前312年离开齐国[5]。另外,据《孟子·梁惠王上》,在惠王去世后,孟子对继位的魏襄王大为不满,讥评为“望之不似人君”。更可以由此旁证,他应该在惠王离世后,即前319年之后离魏赴齐。由此,不仅先见齐宣王,后见魏惠王很不合情理,就本论题而言,再进一步推之,则根本不存在孟子见齐宣王时不知《春秋》经的事实。

 

其次,就《春秋》经及《春秋》类文献的流布来看,在齐宣王时代,此类书籍早已各国可见,根本不可能仅局限于晋(魏)国,而他国不知不晓。由前已知,早于孟子的墨子,早就宣称自己见过“百国《春秋》”,而墨子的主要活动点恰恰在晋国以外。而且由前可知,在郭店楚简的经籍排序中,就有《春秋》一书。这证明孟子之前,在儒家典籍系统中,《春秋》类文本已在楚国流布。当然,因材料有缺,现在还不能从文本上清晰地判定,郭店楚简中所言的《春秋》与今本具体差异何在。但是,孟子之前,《春秋》类文献作为儒家典籍,广泛流传于各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连楚国这样一个一度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的地带,都有儒家学派的文献,并有关于《春秋》的论述,那么,孟子为一代大儒,齐又是当时的文化中心,焉有不知《春秋》之理?所以,在见宣王之时,《春秋》应该早已为士林所熟知,不存在孟子不知《春秋》的问题。

 

总之,在前孟子时代,《春秋》虽与《诗》《书》、礼、乐、《易》并称,但还没有聚焦于今传的孔子文本之上,“史”的性质依旧浓厚,它是作为一类,而不是一部典籍而加以呈现,“义”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足以称之为经学。只有当孟子出现后,倾其心力,聚焦于“齐桓、晋文之事”的文本,并使得《春秋》性质由“史”而“经”,从而获得了新的文化生命。

 

三、孟子建构《春秋》经学的原因

 

笔者以为,在战国的政治及文化环境下,儒家理念及孟子思想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不得不加以必要的调整与反击。时势的催逼,使得孟子选择了以今本《春秋》来进行文化应对。

 

1.稷下争鸣背景下的刺激与回应

 

习文史者皆知,在战国时代,齐在稷下设立学宫,大批知识精英聚集于此,在学问上相互辩难,造就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6]。而孟子所在的齐宣王时代,学者最多,学风最盛。史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7]1895

 

由此可知,稷下学士因知识而拥有优厚的待遇,“不治而议论”,在齐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见解。然而,他们的议论虽然极为广泛,并非漫无目标,核心所在,乃是政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新序·杂事二》则曰:“稷下先生喜议论政事。”要之,稷下之辩虽不对政治发挥直接的作用,但它从未远离政治,要在这种辩论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及预期效果。而在儒家所传经籍中,《春秋》与此种氛围及要求最为贴切。首先,稷下先生以讨论“政事”或“治乱之事”为核心,《春秋》所具有的“史”的特点,使其成为不二之选。其次,在政治讨论中,蹈空之论往往没有竞争力,那么,如何进行切实有效的政治论述呢?《春秋》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以一桩桩史事为依托,有着“深切著明”的特点[6]。职是故,孟子开始对《春秋》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建构,并认定书写“齐桓、晋文之事”的文本为孔子作,使其成为强大的知识武器。

 

由前已知,孟子见齐宣王时,对于“齐桓、晋文之事”,托言“未之闻也”,实质上是一种因厌恶霸业、霸道,而不欲言之的托词,所以,他转而用“无以,则王乎”的说辞,来大肆宣扬儒家的“王道”理念,以抗衡“霸道”。然而,在那样一个崇尚暴力与功利的时代[7]2343,要完全不言“霸道”,不言“齐桓、晋文之事”,是做不到的。在那时,就国君来说,“王道”太遥远,在现实政治中,他们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霸业。此等风尚之下,稷下之中对于齐桓、晋文,当然更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继续回避“齐桓、晋文之事”,二是直面挑战,孟子选择了后者。

 

可见的是,为了适应变化,孟子不得不对自己的理论主张进行调整,对于霸业与“霸道”给予了有限的肯定与承认,也开始言及“齐桓、晋文之事”了。如在《孟子·告子下》,孟子论及了齐桓与管仲的“葵丘之会”,指出:“五霸,桓公为盛。”然而,在肯定他们的同时,他更指出,“霸道”低于“王道”,所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与当时颂扬“霸道”不同,孟子将“王道”精神贯注于“齐桓、晋文之事”中,宣扬今传《春秋》与孔子的联系,注重阐发其内在的“大义”。质言之,“齐桓、晋文之事”被纳入儒家价值体系之中,成为《春秋》精神的载体。

 

而在这种改造之中,有两点最为重要:1)与其他各派不同,对于“齐桓、晋文之事”,乃至整个春秋时代,孟子引入了抗议或批判精神。《孟子·尽心下》曰:“春秋无义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孟子以来,《春秋》正式成为一部谴责书。所以,由“未之闻”到论及“齐桓、晋文”,主要不是为了歌颂,而是为了反对。按照这样的理路,作为负面教材,“齐桓、晋文”因有所善,在假借仁义中,还有可肯定者,但由于他们的不纯正,与王者较之,只能降格视之[7]。至于等而下之者,则凸显其国破家灭,所谓“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或因他们所犯的“天下之大过”,遭后世唾弃,获所谓“首恶”“死罪”之名[7]3297-3298。《春秋》由此具备了使得“乱臣贼子惧”的精神力量。2)以“王道”来统摄整个《春秋》典籍。有学者指出:“王道理想就是经学哲学的核心。”[8]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将“王道”理念灌注于斯,经学价值方可成立。但问题是,倘与《诗》《书》相较,《春秋》所撰多为反面典型,没有多少可正面学习的“先圣之道”。“王道”怎么体现?《孟子·滕文公下》对此做了详尽的阐释,归而言之,一是凸显孔子在其间的地位,说明他在代替圣王执行“天子之事”,既有不得已的苦衷,里面的义理微言,要自己去仔细体会,并引孔子之言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二是暗示与《诗》《书》正面引导不同,《春秋》通过抑制“邪说暴行”来达成疏通“王道”,于是孔子作《春秋》,就与“禹抑洪水”及“周公兼夷狄、驱猛兽”一样,成为控制“洪水猛兽”的必要手段,不同只在于,《春秋》所控制的乃是精神上的“洪水猛兽”罢了。

 

总之,从特定视角来看,稷下的文化刺激,促成了孟子对《春秋》的义理建构,关于这一点,他本人也是毫不讳言的。据《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当时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深恶痛绝,并提出,这是他表彰《春秋》,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圣”事业的重要动因。

 

2.禅让政治的破产与《春秋》学建构的外在时势

 

今传《春秋》经有一重要主题,那就是君父大义。由经学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君父大义的错乱,造就了东周乱世,使得杀戮、霸道成为政治主潮。因而,建构健全的君父秩序就成为《春秋》经的核心关注。就本论题而言,这样的诠释路向与孟子关系甚密,而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刺激了孟子敏感的神经,其中所呈现的乱象及带来的思考,成为孟子建构《春秋》经学的外在冲力。

 

据《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一反常规,效仿尧舜禅让,将王位给了国相子之,自此君臣易位,“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在长期家天下的体制下,这一事件无论如何都是充满了震撼力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一事件的最终走向,不是什么期待中的圣王之治,而是国破家亡的惨剧。就内而言,子之在位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对外来说,则遭致各国的武力干涉,迈向了亡国的边缘。

 

从特定视角来看,“禅让事件”是战国时代对尧舜思潮的一种实践。我们注意到,春秋晚期至战国中前期,以孟子时代为下限,“霸道”固然是当时的政治思想主潮,然而,相反相成之下,因对这种现实的不满,不仅标举“王道”成为不可忽略的思想势力,更有甚者,将理想寄托推之于三王之前的尧舜时代,言禅让、称尧舜俨然成风。而当时对尧舜言之最甚者,在于儒、墨两大派。《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从儒、墨在战国以来并称为“显学”,以及“皆自谓真尧舜”的事实中,可见二者对尧、舜话语权有过激烈的争夺。在春秋晚至战国中前期,因这种争夺的发生,遂使得儒家思想轨迹有一种由“周”向“尧舜”的偏移。

 

在这一进程中,思孟学派颇为引人瞩目。在郭店楚简中,发现有《唐虞之道》,作为“现今仅见的早期儒家集中阐释其‘禅让’说的专论”[9],体现了战国中前期的儒家对于禅让的推崇与重视,而至孟子,继承此种风气,“言必称尧舜”,更使得对尧舜政治的推崇,成为思孟学派的一大重要特色[8]。“禅让事件”发生时,孟子正在齐国。按照一般的理解,倘循其思想轨迹,孟子应该对这一事件欢欣鼓舞。然而,他的态度却是极力反对,并力劝宣王进行讨伐:“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就本论题出发,我们要问的是,作为鼓吹尧舜的思想人物,孟子何以要反对子之行“尧舜之事”?这些对于其转而建构与重视《春秋》有何关系呢?

 

首先,孟子认识到,尧舜乃是不世出的圣王,在东周那样的乱世,圣王再生只能是一种理想,《孟子·滕文公下》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在此背景下,要实行禅让,显然是愚蠢的不合时宜之举,它只能造就野心家与阴谋家。事实上,燕国的这一事件也确实是一场阴谋。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燕王哙)的良苦用心却被一帮别有居心的臣子利用,最终使得良好的出发点走向了邪恶的落脚点。”[10]

 

其次,这种禅让在当时不仅不会走向“王道”,反而是对其反面——“霸道”的一种实践。翻检《战国策·燕策一》,可以看到,燕王哙曾与人讨论当时强大的齐国及其国君——齐宣王,得出的结论是“必不霸”,原因则归于“不信其臣”,这一次对话的结果,是“燕王大信子之”,为此后的禅让迈开了第一步。燕王哙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并导致最终让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君王能力有限,自己儿子也未必英勇神武,在当时的背景下,举国托付于有能力的臣子,实行所谓“尊贤”,遂可争霸天下。

 

再次,东周时代早已是“礼崩乐坏”,在此背景下奢谈所谓“尧舜之事”,在政治实践中,只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不仅给阴谋家的篡弑披上一层合理的理论外衣,更直接冲击着儒家所推崇的君父大义。据《中山王方壶铭文》[11],针对燕王哙事件造成的恐慌与破坏,时人谴责其“不顾大宜(义)”(《殷周金文集成》9735.2b)。这种“大义”是什么?就是建立在君臣父子之位上的政治伦理,它们一旦遭到破坏,社会将彻底失范。为此,周天子也支持对燕的讨伐,从而恢复“君臣之位,上下之体”(《殷周金文集成》9735.3b)。

 

总之,在当时的形势下,就理性政治来说,最大的要务乃是对君父秩序的恢复与重建,而不是什么尧舜重生。《春秋繁露·玉杯》曰:“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春秋》)。”为此,孟子开始借用《春秋》资源,注意挖掘里面的君父大义,并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自己的学术重点从“言必称尧舜”位移至孔子作《春秋》。由于孟子鼓吹的所谓“乱臣贼子惧”,实质上就是要建立起政治道德律令的威慑力。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从某种角度去看,与其说是孔子惧,莫若说是弑君弑父的内在恐惧感震撼了孟子,说孔子,那不过是以杯中之物浇胸中块垒而已。

 

四、结语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看到,孟子在《春秋》经学化过程中担负了重要角色,以孟子为分水岭,《春秋》性质迥乎不同,此前偏于史学性质,可能是一类史籍的统称,此后才聚焦于书写“齐桓晋文之事”的文本之上,经学特征日渐凸显,并使得《春秋》自此成为专名。而孟子之所以要建构《春秋》经学,主要在于时势所迫,是历史的产物。概言之,是稷下的文化境遇及禅让政治的破产刺激了他。前者是建构《春秋》学的文化内因;后者则是对孟子学术调整具有重大意义的外在时势。在这种建构和改造中,《春秋》不仅成为诠释及捍卫道统的学术利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春秋》学打上了孟子及那个时代的烙印。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5-12.

 

[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0.

 

[3]孔祥骅.子夏与《春秋》的传授[J].管子学刊,1997(2):73-74.

 

[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外一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89.

 

[5]杨泽波.孟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84.

 

[6]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M].济南:齐鲁书社,2001:383.

 

[9]彭邦本.楚简《唐虞之道》初探[G]//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261.

 

[10]彭华.燕国史稿[M].修订版.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89.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

 

注释:

 

[1]吕绍纲在《孟子论〈春秋〉》一文中指出:“(孟子)是两千多年《春秋》学的奠基人。”氏著《庚辰存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2]关于孟子与《春秋》之间的关系,重要论文有前揭吕绍纲的《孟子论〈春秋〉》。此外,骆扬《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马银琴《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魏衍华《〈春秋〉“天子之事”发微》(《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邓国光《〈春秋〉与“王道”——先秦学术观念的学术考察》(《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春之卷)都是有深度的研究。但是,限于主题等原因,以上成果对于孟子与《春秋》经学建构等问题,还缺乏专门系统的专题讨论,为本论题的展开,留下了研究空间。

 

[3]在《墨子·公孟》中,墨子的论敌提出:“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4]《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此为专名;《史通·六家》引墨子之言:“吾见百国《春秋》。”此为通名。

 

[5]如《国语·楚语上》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

 

[6]《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7]《孟子·尽心上》说:“五霸,假之也。”《尽心下》则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8]《孟子·滕文公上》曰:“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