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龙 著《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出版暨后记

书名：《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作者：董成龙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2

【图书简介】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

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文景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的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

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

【作者简介】

作者董成龙（林堂堂 摄）

董成龙，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纪之后的立国与立教。主编“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编译著作《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代表作品: 《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共和与君主》、《梁漱溟的“建国运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等论文，《排他性共和主义与非君主制共和国》等译文。

【目录】

序：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刘小枫）

第一章引言：阅读司马迁

第二章黄帝为首：纪元与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秦亡汉兴：秦制与黄老

一、周秦之际：文敝峻法

二、汉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吕顺守：黄老之术

第四章黄老之学：人世与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论

二、黄老的刑名说

三、阴谋：修德与逆德

第五章文景之治：无为而有为

一、汉家重定

二、改德变法

三、德位之辩

第六章武帝立教：“且战且学仙”

一、文学风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禅改德

第七章史迁之志：立教与古今之变

一、欲与仁义

二、时与世

三、复古更化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后记】

洪迈（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后世诟病，未必因为它们太过不堪，还有一层原因，是它们紧随其后的汉朝和唐朝都“享国久长”，相较之下，显得秦、隋这两个朝代很糟糕（《容斋随笔·秦隋之恶》）。长短比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异或许在于秦、隋两朝都是纷繁战局的终结者，完成了立朝的事业，原本承载了历史寄托，却迅速重蹈覆辙，留待它们身后的汉、唐两朝才完成立教的事业。如饶宗颐先生（1917—2018）所示，正统之“正”（立教）比“统”（立朝）更重要，无奈历代正统论大多着眼于“统”。

汉朝一改黄老之学与汉初祖制，转向以法立国、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进身之制，开创科举，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汉、唐在经学和制度两方面的事业拓展，为此后直至今日的中国文教事业提供了核心要素，虽然经学及其制度已经被打散，但一些义理已经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业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泽东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创作了《沁园春·雪》，感叹江山多娇，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评点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们的缺陷，无疑都指向文教问题。冯至先生（1905—1993）曾诗云：“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无怪乎，经历过漫长中世纪和二十世纪数次大革命的我们，面对文教的故事并不陌生。

犹太人面临着“保国”、“保种”、“保教”的问题；晚清先进士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看来在思考国是上，犹太人问题和中国人问题在这三个层面相遇：国、种和教。

数年前，我在业师邱立波先生指导下完成一篇小文，当时落笔总结说全文皆是邱师学思之注脚，今日这本小书当然也没有逃出邱师为我规范的学人心性和问题意识；原来今日的思考早在数年前邱师为我讲解班马异同时就已埋下伏笔。本书还在扩充时，邱师的《礼法与国体：两汉政治的历史与经验》问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师徒学缘殊胜。业师许振洲先生行无为之教正是无违我业已确立的学问品性，时至今日方知当时许师是在潜移默化地让我习练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语，无法阅读他用法语撰写的《中国法家的统治艺术》（L’Art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许师晚近研究共和国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则这本小书可能会有另外的境界。 

刘小枫先生让我见识到成德者如何提携年轻后学，本书大纲正是在小枫先生的点拨下才得以成型，若没有小枫先生的鼓励，这本小书也断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枫先生曾以述为作，撰文《司马迁是政治哲学家？》（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十七年过去了，不知道司马迁研究的路线有没有受此影响而引发转变；十七年后的今日，这本小书若能呼应那篇文章则是莫大之幸——毕竟，这本小书的许多观点背后都是小枫先生的“幽灵”（当然，文责自负）。这些年，若没有几位贤师相伴，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

在本书大纲以《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刊发（载《天府新论》，2018年第2期）前后，刘训练先生、任锋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无私的帮助，为我最终完成这部小书增添了信心。娄林兄和顾枝鹰兄为本书正标题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翻译。从定稿到问世，若没有彭文曼编辑的辛勤劳动，本书也无法这么快问世。谨此一并致谢。

本书力图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当代观察贯通“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理解，当然也因此始终存在将司马迁看小的危险和疑虑。全书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别有三节篇幅，唯有论黄帝一章仅两节，论武帝一章则占四节，显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黄帝的一节。关于《史记》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书也提供了某种思考，穿插在书中，留待细心的读者挖掘。

修改书稿的夜深时分，曾经一度翻读北岛的《时间的玫瑰》，用读诗的意境来消解读史的疲乏，其中写到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诗：“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这不也正是司马迁下笔时几度哽咽的独白吗？所谓“情深而文明”（《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的文教理想，怎能不为之神往？

下笔至此，想到几年前编译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经说：“一个没有经验又未开化的强国，会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未开化的政治权力是危险的，未开化的闲暇是堕落的，也会是危险的”（《大学与博雅教育》，华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资助。这本以专著面貌问世的小书，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

写作本书，原不在研究计划之列，可谓迷失了正路。

为了记下阅读文字、探寻幽暗的摸索过程，前后又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将心海中的琐思排列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际，辗转于贵阳花溪与乐山峨眉山之间，初创草稿；2018年惊蛰书稿始成，又经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宁路上，我在行将奔赴长春净月潭之前成稿。从西南到东北，书中所记，当然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也有个人的颠簸，不免有生疏浅陋之处。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得恐怕不只是应当注意逝者的丧葬之礼，还在于如何对待故事和传统及作为它们承载者的古人和古书。走进两千年前《史记》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这本小书作为纪念。但在研讨立国与立教这一问题线索上，许多思考并未因此结束，反倒刚刚开始。

董成龙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