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益鑫】《周易》所见“伐鬼方”的历史叙事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5-13 23:15:14
标签:《周易》、伐鬼方

《周易》所见“伐鬼方”的历史叙事

作者:何益鑫(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来源:《人文杂志》,2019年0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初九日庚戌

          耶稣2019年5月13日

 

摘要

 

近代以来,学者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对《周易》两次“伐鬼方”的记载多有关注和探讨。但由于不了解《周易》卦爻辞一贯的历史叙事,这些探讨只是抽象地肯认之,而不能对其确切含义作恰切的了解。其实,无论《既济》的“高宗伐鬼方”,还是《未济》的“震用伐鬼方”,指的都是文王中期,商王帝乙征伐鬼方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周人以“无成”的方式积极配合商人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商王的信任和嘉赏。这是“帝乙归妹”之后,商周关系进一步改善的重要标志。由此,周人获得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直到后来文王被囚羑里。

 

“鬼方”一词,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两次。《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历代注疏多已注意到这两处史实,并认为《周易》记此是为了讲明一定的道理。后人也用此来讨论上古的历史。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两句的史料意义有了更多关注。顾颉刚以“高宗伐鬼方”为例,讲述《周易》卦爻辞中所包含的历史故事。[1]举此例,自然是因为其中史实较为明确的缘故。[2]不过,顾氏只是孤立地择取这两爻来讨论,未能确切了解这两爻的叙事背景,也无法理解这两句的真实意义。此后,学者对“高宗伐鬼方”的探讨,基本上沿用了顾氏的方式,脱离《周易》的叙事内容来考订两爻的史迹。

 

根据我们的研究,《周易》总体上是一部历史叙事。每一卦的卦爻辞都有内在的叙事结构,并非杂凑在一起的卜辞而已。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的史实,而应当进一步挖掘这两者背后的叙事脉络。我们发现,两爻所说的是文王前中期商王帝乙伐鬼方的故事。这次军事行动,周人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故此次事件,也成了文丁杀季历和周人伐商之后,商周关系进一步缓和的一个历史坐标。

 

一、前人的研究

 

关于《周易》“高宗伐鬼方”及“震用伐鬼方”两句爻辞,传统注疏已注意到了背后的史实问题。比如,对“高宗伐鬼方”一句,干宝曰:“高宗,殷中兴之君。鬼方,北方国也。”[3]孔颖达曰:“高宗者,殷王武丁之号也。……高宗伐鬼方,以中兴殷道。”[4]伊川曰:“高宗,必商之高宗。”[5]诸家一般认为,“高宗伐鬼方”,说的是商朝中兴之君武丁的故事。至于“震用伐鬼方”,由于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的历史人物,诸家一般不作深究。但也有例外。或认为,两爻所说乃是一事,如李光地曰:“《既》、《未济》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兴之君,振衰拨乱、自未济而既济者也。”[6]或主张,爻辞的“震”为人名。但究竟为谁,又有不同的说法。如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易》震用伐鬼方,郭琛谓震乃挚伯名。”[7]高亨说:“震,当是人名,周君或周臣也。”[8]可见,对“震用伐鬼方”背后的史实,前人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历史上的注家虽然注意到了两爻背后的史实,但他们的兴趣却不在史实上面,而是希望通过对史实的了解,突出爻辞所要传达的义理。故孔颖达曰:“高宗伐鬼方,以中兴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9]伊川曰:“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10]都是为了从具体的史事,推明普遍的道理。更有甚者,一向“以史证易”的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却没有指认两爻的史实,只是讲明“既济之世利用静,未济之世利用动”,而以汉唐史事以及周宣王之事证之。[11]可见,杨氏“以史证易”,宗旨在于推明义理,而不是考证卦爻辞的历史事实。

 

到了近代,学者便从史学的角度挖掘这两条记载的史料价值。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发掘了《周易》卦爻辞所记载的历史故事,进而推定了《周易》卦爻辞的著作年代。[12]顾氏认为,“高宗伐鬼方”,在古代属于大规模的战争。故《周易》用此,以作为成功的象征。爻辞中出现了“三年”,是因为《周易》的作者“常以三为较多之数,十为甚多只数”。所谓“三年”,乃是“约举之数,不是确实之数”,只不过表明战事艰难,费力持久罢了。[13]顾氏关注卦爻辞中的历史故事,在易学研究中具有开风气的意义。不过,仅就他对这两爻的了解来说,还是过于粗糙了———没有明确区分两句爻辞,也没能对“小人勿用”“三年有赏于大国”给出解释。

 

徐中舒在《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一文中,对“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作了详细的探讨。他认为,“高宗伐鬼方”指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之事。“盖此(指高宗伐鬼方)为殷代最有名之战争,故《易》特著其事于爻辞。”[14]至于“震用伐鬼方”,徐氏认为,是指周人伐鬼方。他说:“此虽不著何人伐鬼方,但下文云‘有赏于大国’,大国则指殷人言。《易》卦爻辞既多记殷、周之事,周初文献凡周人自称则曰‘小邦周’(见《大诰》),而称殷人则曰‘大国殷’,‘大邦殷’(并见《召诰》)。又《左传》桓十一年云:‘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盖周由小邦骤兴,其初与殷国力悬殊,故有此称。此谓周伐鬼方而殷人赏之,以小邦而伐大国之敌,故有震惊、震恐之意。”[15]徐氏又引《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指出《纪年》所言实即“震用伐鬼方”之事。进一步,他又断定,“震用伐鬼方”不会是文王之事。“所以知其不然者,文王时周已为大国,《论语·泰伯篇》称其时三分天下有其二,……盖当大王之世鬼方强大而周弱小,及文王之世则周已大于鬼方,以大伐小,何用震惊、恐慌?”[16]可见,徐中舒先从“有赏于大国”一句,推出“伐鬼方”的主语是与“大国”相对的“小邦周”;进而,抓住“震用伐鬼方”的“震”字,推定当时周人的国力状况,以此确定具体的时代。这一思路,看上去很是巧妙。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徐氏对文王前期周国实力的基本了解是有问题的。故其对“伐鬼方”一事之时代的推定也不足为信。

 

从史学的角度说,对于“高宗伐鬼方”“震用伐鬼方”两句的了解,不单单是“高宗”和“震”的问题,还包括了“鬼方”的问题。事实上,相对于“伐鬼方”这一具体事件而言,现代学者对“鬼方”的所指似乎更感兴趣。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17]以古文字考证古史,提出:“鬼方、昆夷、獯鬻、玁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又系后来的匈奴:“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18]王氏称之为中国古时环中国而北一“强梁之外族”。此说一统商周以来北方民族诸称谓,其眼界与气魄自是宏阔,但也不免失之笼统。其后学者续有讨论,有对王说提出修正,亦有表达不同的观点。[19]而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在鬼族的活动区域(即山西中部、北部,及陕西东北部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内,经常出土有特定风格的商代晚期随葬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城址”,出土了一片三足瓮口沿,其上刻有一个“”字,而甲骨文“鬼”作“”。故学者认为:“如果此三足瓮刻字果然是‘鬼’,则必是鬼族的自称、自刻,说明‘鬼’不是商人发明的名字。‘鬼方’对商人来说是借一族之名泛指一方,而李家崖古城的主人自称‘鬼’,说明他们正是‘鬼方’的主体。”[20]这一考古发现似足以说明,商周之际“鬼族”确实存在,其地望正在商周一线的北方地带。至于鬼方一族的历史沿革及其文明状况的具体探讨,则非本文旨趣所在。

 

总之,历史上《周易》注家多结合两爻时位,探讨“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所喻指的义理;近代学者则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考订这两句记载背后的史实或种族文化问题。对于前者而言,史实的考证不是其核心的关切;对于后者来说,由于不了解《周易》卦爻辞的叙事一贯性,也就无法确切理解“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的具体内容。

 

二、《既济》的叙事

 

在《既济》卦中,除了“高宗伐鬼方”一句,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历史信息也比较明确,为《既济》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解提供了参考。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厉。

 

历代注疏皆从卦名理解这一卦的意旨。对于“既济”之名,孔颖达曰:“济者,济渡之名。既者,尽皆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对于“亨小”,王弼曰:“小者不遗,乃为皆济。”孔颖达曰:“小者尚亨,何况于大?”[21]在王、孔看来,《既济》一卦的基本背景,是“万物皆济”这一特殊的时境。故王弼注六爻,不厌其烦地说“最处既济之初”(初九)[22]、“处既济之时”(六二、九三、六四)、“居既济之时”(九五)、“处既济之极”(上六)[23],都强调了此卦的基本时境。与王、孔直接援引卦名不同,朱子进一步解释了卦名的由来:“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24]其对“时”的强调,则与王孔一致。也出于“时”的因素,历代注疏又从卦辞“初吉终乱”一句,引出了“进德修业”的必要。所以之“终乱”,王弼曰:“以既济为安者,道极无进,终唯有乱。”孔颖达曰:“若不进德修业至于终极,则危乱及之。”[25]到了既济的境地,若不能在道德上再有进步,便会面临危乱,伊川所谓“天下之事,不进则退”也。[26]故朱子曰:“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辞,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27]

 

传统注疏从卦名定此卦之“时”,再从“时”出发,理解卦爻辞在道德上的警策之意。这一思路有其连贯性与合理性,但未必是卦爻辞的本义。事实上,《既济》的本义,乃是叙述文王在某段时期的具体经历。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文王前中期有几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一是文王继位之初,为了报商王的杀父之仇而兴师伐商,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是也。此事之后,周人疲敝,处于极度的困顿和戒惧之中。一是为了寻求商周的和解,文王向商王求婚,乃有了“帝乙归妹”的事件,但此事以失败而告终。随后不久,文王从莘国续娶了太姒。此后,直到文王被商纣囚于羑里,其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尚未有详细的考察。《既济》《未济》两卦,着重叙述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曳”,拖曳、牵引。“濡”,沾湿。伊川曰:“轮所以行,倒曳之使不进也。兽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则不能济。方既济之初,能止其进,乃得无咎。”[28]朱子亦曰:“曳轮则车不前,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则无咎矣。”[29]按照程朱的理解,此爻“曳其轮,濡其尾”,乃是占者应然之作为。与之相对,王、孔主要从既济之初的境遇来解释。王弼曰:“始济未涉于燥,故轮曳而尾濡也。”[30]孔颖达曰:“但志在弃难,虽复曳轮濡尾,其义不有咎,故云‘无咎’。”按照王、孔的说法,“曳其轮,濡其尾”,乃是指既济之初,尚未远离危难的境遇。相较而言,我们倾向于认同后一种理解。

 

从史实说,这一爻说的是文王初年伐商的情境。《周易》的“大川”,一般指黄河。“涉川”,指涉渡黄河,实际上是“往商”的意思,因商周之间以黄河相隔故也。“濡其尾”,前引程朱引入了“兽”或“狐”之象,是联系了《未济》的卦辞。狐狸渡河,沾湿了尾巴,说明渡河没有成功。这是一个比喻。其实是指,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没能成功渡过黄河,便被商人拦截击退。《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之前,我们指出,此爻是说周人伐商的过程。其主体部分,是在表现周人集团涉水渡河的场景,与此处“濡其尾”之象相通。这表明,商周的交兵,很可能就在黄河边上进行。至于“曳其轮”,则表现了战败之后周人逃回周国的情状。之前我们说,文王在逃跑途中,受到了他人的帮助,故《泰》九二有“得尚于中行”(“尚”,佑助)。帮助的具体内容,见于《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也就是说,有人给了文王一辆(一些)破败的牛车。文王借此成功回到了周国。联系此处,《既济》初九的“曳其轮”,也是表现牛车的破败;“无咎”,即《睽》六三的“有终”。

 

此处,还有一个“曳其轮”与“濡其尾”的先后问题。按理来说,交戈在先,败退在后。此爻的顺序,可能是有问题的。且看《未济》,初爻“濡其尾”,二爻“曳其轮”,显然更为符合历史的顺序。但从更大的时间跨度说,“曳其轮”“濡其尾”,指的都是周人伐商。在此意义上,《既济》换了次序、同系之初爻,也可以理解。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茀”字,一说浓密的美发。虞翻曰:“茀发,谓鬒发也。”[31]近人顺此而有假发之说。[32]一说妇人的首饰。王弼曰:“茀,首饰也。”[33]一说贵妇车上的蔽饰。伊川曰:“茀,妇人出门以自蔽者也。”[34]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说,文王前期有两件事与“妇”相关。一是帝乙归妹,一是续娶太姒。帝乙归妹,由于文王与商女不合,商女回到商国去了,于是文王续娶了太姒。顺此理解,“妇丧其茀”,很可能是指商女回商。《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商女返回商朝的情形。从“乘马班如”看,有很多车马随行。故此爻“妇丧其茀”,很可能是描绘了商女马车远去的情形。至于“勿逐,七日得”,大概是当时的俗语。[35]《周易》用此,是表明商女走了之后,文王又续娶了太姒。走的是商女,来的是太姒,故《否》曰“大往小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即殷高宗武丁。《汉书》引此爻曰:“高宗,殷之盛天子也。”[36]殷高宗武丁其人,据《尚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年有九年。”而据《孟子·公孙丑上》:“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又《史记·殷本纪》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可以看到,殷高宗德行美盛,是中兴殷道的大有为之君。其“伐鬼方”之所以“三年”乃克,是说其事之难。故王弼以为此爻是“居衰末而能济者也”;孔颖达则强调“高宗德实文明,而势甚衰备,不能即胜,三年乃克”。[37]也就是说,高宗有盛德,但鉴于殷商的疲势,征伐鬼方还是持续了三年。伊川也认为,其事则“王者之事”,其人则“圣贤之君”,只是“三年乃克,见其劳惫之甚”。[38]

 

如果《既济》是周人的历史叙事,那么,《周易》在此夹用商王武丁的故事,究竟是何用意?其实,“高宗伐鬼方”乃是商人的大事,在时人的历史记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周易》用这一故事,就相当于后人的用典。用典不是为了表现典故的原有情节,而是借典故来指代或说明当下的情况。结合《未济》九四的记载(详后),我们可以发现,商王帝乙时期也有一次类似的军事行动,而文王参与了此次行动。故而,《周易》的作者,在此处便以“高宗伐鬼方”加以指代。同时,这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也暗示了帝乙伐鬼方的军事行动,其声势之浩大、战事之艰难,可以堪比于高宗伐鬼方。

 

至于“小人勿用”,一般认为是戒用小人的意思。我们认为,“勿”是“无”的意思。“小人勿用”,相当于说小人没有得到重用,或者说小人之谋没有得逞。在这背后,有曲折的史实。我们在后面有所讨论。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学者多将此爻置于渡河的情境中理解。“繻”,注疏多作“濡”,解为沾湿。如王弼曰:“繻宜曰濡。”[39]“衣袽”,王弼曰:“衣袽,所以塞漏舟也。……夫有隙之弃舟,而得济者,有衣袽也。”意思是说,一条破船要能渡河,是因为敝衣破絮能堵住渗水的缺口。据此,本爻喻指“能预备而戒惧者也”。这种解法似也能通。但《说文》引此,一作“繻”,一作“需”,马王堆帛书《周易》直作“襦”。我们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还当以读如字为好。繻与袽相对。《说文》:“繻,繒采色。”又曰:“繒,帛也。”虞翻曰:“袽,败衣也。”至于“有”,王引之曰:“犹‘或’也。”[40]黄寿祺、张善文认为,这一爻是说美服或将变为敝衣,故须终日戒勉。[41]同时,“有”亦可作“又”。如此一来,“繻有衣袽”是指在美服之外再加蔽衣。[42]这种做法类似于《郑风·丰》所谓“裳锦褧裳,衣锦褧衣”,或《中庸》所引“衣锦尚絅”,有敛藏和韬晦的意思。联系史实,此爻表现了文王身处帝乙、帝辛之际的戒惧状态。文王在帝乙时代辛苦经营,商周关系发展良好。但谁知帝乙驾崩,帝辛继位。《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表现了当时的情形。大概帝辛脾气不好,或者本属厌周一派。故帝辛继位,周人大为紧张,一时乱了手脚,做好了各种准备。这段时期,文王低调做事,战战兢兢以事纣,深怕一不小心,商周再次敌对,周人又回到困顿的岁月中去。此外,《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文王终日勤勉而戒惧。《豫》六二:“介于石,不终日。”如夹于两石之间而不可终日。这些描绘,都是一个意思。《吕氏春秋》云:“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说的也正是这一情形。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禴祭,殷春祭之名。学者多从祭祀的厚薄,区分“杀牛”与“禴祭”。如王弼曰:“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之所以牛不如禴,王弼曰:“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苹蘩之荣,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强调了修德对于祭祀的重要性。所谓“东邻”“西邻”,历代多作假设之辞来看。[43]但李鼎祚以武王克商之后祀于周庙一事说“西邻之祭祀”,[44]朱子点出此爻当“文王与纣之事”,[45]已有意将此爻对应到商周历史中去。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六年,西伯初禴于毕。”帝辛六年,文王在毕邑第一次举行禴祭。文王有禴祭之事,当无可疑。除了此爻之外,《萃》六二、《升》九二,两次提及“孚乃利用禴”。可以想象,文王初禴对于周人来说,应该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从“初禴”的“初”字看,背后必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而此机缘,应该与殷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在周制中,四时之祭乃是天子与诸侯的职权,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鉴于文王的审慎,“禴祭”不会是文王私自的行动,而很可能意味着商王的任命。《史记·殷本纪》有“(商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的记载。我们认为,“西邻之禴祭”,很可能是指文王封三公之后,而有了“禴祭”之权。这是文王受到商王纣的信任,商周关系进一步稳固的象征。

 

至于爻辞说商人的盛祭,还不如周人的薄祀,应与“德馨”的问题相关,同时还要考虑当时商周各自的处境。这一时期,商朝小人当道,征战不休。周国政治稳定,国力恢复,贤人归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确可以说是神明降福的明证。

 

上六:“濡其首,厉。”字面意思是,沾湿了头部,有危险。与初爻相似,这里的“首”,指狐首。根据伊川所说:“兽之涉水,必揭其尾。”则“濡其尾”与“濡其首”相比,前者相当于完全淹没,而有灭亡的危险;后者虽有危险,程度上却不及前者。这里的狐,是周国的象征。这里的首,是周人之首,即文王。“濡其尾”,指周人伐商败北,几于亡国绝祀,有举国湮灭的危险;“濡其首”,则指文王羑里之难。据《殷本纪》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据此,纣囚文王,是因为文王窃叹九侯之事,而被崇侯虎告发。而《周本纪》记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据此,纣囚文王,是因为诸侯归向文王,而崇侯虎谮之。稍有不同,但并无矛盾。

 

卦辞:“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亨小,利贞”,[46]指文王迎娶太姒,其事亨通,利于贞问。与六二“勿逐,七日得”相应。“初吉”,指商周关系的稳固。尤与九三、九五相应。“终乱”,指文王羑里之难。对应于上六。

 

可以看到,《既济》的历史叙事,从文王初年开始,到文王囚羑里结束,跨越了文王前半期的政治生涯。其中涉及了伐商、娶女、伐鬼方、封三公等重要的历史事件。

 

三、《未济》及其他

 

《未济》《既济》两卦,阴阳恰好相反,是所谓“综”“反”或“倒”的关系。且卦爻辞,也有对应的关系。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轮,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两卦的卦爻辞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有些甚至完全一致。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由两卦相似的叙事内容所决定的。比如,《未济》初爻“濡其尾”、二爻“曳其轮”,与《既济》初爻完全一样。其背后的历史叙事,也完全相同。《未济》上爻“濡其首”一句,也与《既济》上爻相同。所以说,《未济》的叙事,在历史跨度上与《既济》完全一致。以下,我们仅对两者的不同之处作简单的讨论。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未济”,尚未济渡。“征凶”,行而有险。王弼曰:“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济,而求进焉,丧其身也。”[47]伊川曰:“居险无出险之用,而行则凶也。”对于传统注疏来说,最麻烦的是“利涉大川”一句。传统看来,“涉大川”即“征”。既说“征凶”,又说“利涉大川”,似乎是矛盾的。故朱子曰:“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高亨推测,这是“转写脱去”。然而,上博本、马王堆本《周易》皆作“利涉大川”。可见,此处并无脱误,问题出在理解上。

 

其实,联系文王前期的历史叙事,“未济,征凶”是说文王往见南仲的情形。《震》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两个“征凶”,所指相同,指文王往见南仲,途中遇到了凶险。此事,可以参看我们之前的分析。至于“利涉大川”,字面意思是说“利于涉渡大河”。这条大河,指的就是横亘在周人与商人之间的黄河。往来商周,必经黄河。故“涉大川”,相当于“往商”的意思。此时往商,不是为了征讨,而是为了和好。周人经过一段困顿岁月之后,希望与商王重新修好。文王决定亲自往见商王向他求亲,以政治联姻的方式改善两国的关系。此即后来的“帝乙归妹”之事。此事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客观上成为了商周之间的破冰之旅,为商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样一来,《未济》六三便能与《既济》六二的叙事对应起来了。由于此爻前后两句所涉内容完全不同,故而也就无所谓矛盾了。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顺着上一爻的叙事,“贞吉,悔亡”是对商周关系的一个评语。联姻失败,商周关系再次紧张,是所谓“悔”。从长时期看,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商周关系反而逐渐改善,故曰“悔亡”。当然,这里的“贞吉”,也可能是指文王娶回了太姒。至于“震用伐鬼方”,是说商王帝乙伐鬼方之事。“震”,伊川曰:“动之极也。”“震”亦有“震怒”之义。孔颖达曰:“震发威怒,用伐鬼方也。”俞琰曰:“震动而使之惊畏也。”[48]《逸周书·程典解》:“商王用宗(宗,即崇,指崇侯虎)谗,震怒无疆。”以商王之怒为“震怒”。前人对“震”的意义与所指,有各种不同的猜想。其实,这里的“震”,用法与《震》卦的“震”相通。“震”用在“伐鬼方”之上,是指商王大规模征伐鬼方之义。至于“三年有赏于大国”,大国指商国。相对于大国商,则是小邦周。之所以三年之后,受到大国的嘉赏,是因为周人也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详后)。此爻与《既济》九三的叙事相应。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无悔”与“悔亡”不同,前者是没有可悔之事,后者是可悔之事消除了。“贞吉,无悔”,是指伐鬼方之后周人的基本处境。周人通过随商王伐鬼方一事,得到了商王的信任,周人的处境进一步改善,进入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君子之光”,指文王的德行之光,所谓“君子之德,光晖著见”是也。据《史记·周本纪》:“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这是文王羑里之难之前的情况。从文王前期的种种经历来看,文王善修德政、贤人大规模归附,应发生在商周关系逐步稳定之后,也即“伐鬼方”“有赏于大国”之后。文王获得了商王的信任,政治环境得到了改善,文王乃可以用力于勤修德政。文王的德行逐渐为人信服,故各国贤人纷纷往归。与《既济》六四、九五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既济》的叙事,乃着眼于商周关系;而《未济》的叙事,则立足于文王自身的角度。要之,这两方面的叙事,说的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境况。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此爻两次出现“有孚”。王弼抓住了这一点,将前一“有孚”“无咎”解为信任得当,而能逸豫无忧;将后一“有孚失是”解为无废事之忧,而耽溺于豫乐。伊川之说,与之相近。[49]此外,也有学者抓住“饮酒”来发挥。邱富国云:“既言饮酒之无咎,复言饮酒濡首之失,何耶?盖饮酒可也,耽饮而至于濡首,则昔之有孚者,今失于是矣。”[50]高亨也将此爻与周公《酒诰》联系起来。这些解释彼此之间差异很大。这也可以看出此爻的难处。若从史实来看,“有孚于饮酒,无咎”,当指文王封三公,而受商王宴飨之事。文王封了公,乃得受商王的宴请,与商王一起饮酒。《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两者系同一事实。后来由于崇侯虎的谮言,商纣对文王起了疑心,将文王囚禁在羑里。“濡其首”一句,与《既济》上六一致,即指文王囚羑里之事。这样一来,文王经过长时间辛苦获得的商王的信任,随之荡然无存,故曰“有孚失是”。

 

卦辞:“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亨小”,同于《既济》“亨小,利贞”。“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相应于《既济》“初吉,终乱”。

 

可见,《未济》与《既济》的历史叙事基本相同,两者的差异亦足以作相互补充之用。至此,对商王帝乙伐鬼方一事,及其前后的历史事实,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一是《既济》九三“小人勿用”的问题。一是《未济》九四“三年有赏于大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文王从商王伐鬼方的过程有关。

 

《讼》六三:“或从王事,无成。”《讼》卦叙事了文王一生三次重要的“争讼”。初六、九二,是因帝乙归妹引发的讼;九四是因崇侯虎之谮引起的讼;九五是决虞芮之讼。在帝乙归妹与羑里之难之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商王伐鬼方。故六三“或从王事,无成”,很可能与伐鬼方相关。“或”是“有”的意思。殷墟卜辞多“叶王事”之辞,与此处“从王事”一语相当。至于“无成”,孔颖达曰:“不敢触忤,无敢先成。”胡媛曰:“无成者,不敢居其成,但从王事,守其本位本禄而已。”两义可以相资。商王伐鬼方,而周人襄助之。周人完全服从商人的安排,不敢擅自有所行动;即便功业完成,也不敢据为己有。这是周人当时的心态,也是他们处理商周关系的经验教训(季历正因功高盖主,遭文丁忌惮而杀之)。与之相似,《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多了“有终”二字。“有终”,指好的结果。周人从商王伐鬼方,获得了商王的信任与嘉奖。即相当于《未济》九四“三年有赏于大国”。

 

前引《大有》九三,我们认为是文王封三公之事。而《大有》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则当与伐鬼方有关。商王伐鬼方,接受了周人的军事襄助。“大车”是重型的军事装备。当时周人国力疲惫,这个大车很可能是商人提供的。也就是说,周人虽然参与了伐鬼方之事,但所用的车马和兵器或由商人提供。故《周易》此处专门点出“大车”。“无咎”,即《坤》六三“有终”之义。称“无咎”,暗示了本来可能是有“咎”的。

 

《困》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这一爻也与伐鬼方有关。“金车”,用铜镶嵌的车。古代的车,基本上是木制的,有些部位容易出现问题。《大畜》九二:“舆说輹。”《小畜》九三:“舆说辐。”“辐”,一作輹。可见,车厢与车轴连接的伏兔,是特别容易颠坏的。故《大壮》九四:“壮于大舆之輹。”着重强调了伏兔强壮。可以推测,使伏兔强壮的方式,就是外面用铜包裹,或直接换成铜制的部件。此外,《姤》初六:“系于金柅。”“金柅”,相当于是铜制的刹车。在关键的部位,用铜来制作,这就是所谓“金车”。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车的性能和寿命,估计主要用于大型的战车。故此处的“金车”,就相当于《大有》的“大车”,是商王军队的装备。这句爻辞“有终”同于《坤》六三。其余的意义,不甚明了。大概是说,文王在参与征伐的过程中,遇到了凶险。

 

《随》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一爻也与伐鬼方有关。“随”,即“从王事”的意思。“有获”,指有俘获、有战功的意思。“有孚在道”,信孚充于道途之义。“明”,显明。“有获”本来是好事,何以“贞凶”?根据下文,此次能够化险为夷,是因为“有孚”。由此反推,之前的“凶”,很可能是指“无孚”。“有获”而“无孚”,很可能是指文王有了功劳,招致小人的嫉恨,向商王进了谗言,造成了对文王的不利。顺此,《坤》《讼》所谓的“无成”,很可能应从这里得到理解。“有获”而“无成”,则“无成”确是“不居有其成功”的意思。

 

从以上的补充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商王帝乙伐鬼方,文王确曾参与其中。在征伐的过程中,文王曾立有大功,遭到了小人的嫉妒,陷入了险境。此后,文王低调行事,不居有其成功。终于获得了商王的信任,事成之后又受到了商王的嘉赏。因此,文王从商王伐鬼方,是文王进一步获得商王信任,商周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标志性事件。

 

四、小结

 

《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都是指商王帝乙伐鬼方的历史事件。从周人的角度说,这一事件是“帝乙归妹”之后,进一步改善商周关系的重要事件。周人以一种低调的姿态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从而获得了商王的嘉奖。商周之间有了信任的关系,周人由此得到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直至帝乙驾崩,帝辛继位,又经历了一段戒惧的时期。此后,文王被封“三公”。文王封公,标志着周国正式成为了商国重要的盟友。之后不久,文王因为小人的谗言,而被囚于羑里,成了周人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再看“鬼方”的问题。除了《既济》《未济》之外,《睽》也提到了“鬼”。《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这一爻不好理解。历史上多认为这是极度孤立而产生的幻觉,李零则认为此卦是说“活见鬼”之事。其实,此爻是说文王往商求婚之事。“载鬼一车”的“鬼”,不是后世“鬼神”的“鬼”,而是“鬼方”的“鬼”。当时,鬼方未平,不时抢掠中原。故“载鬼一车”乃得以“寇”称之,而有“先张之弧”的战斗警戒。若是鬼神的鬼,何用弓矢?另外,文王迎娶太姒的时候,也有“匪寇婚媾”的说法(《贲》六四)。可见,无论周人、商人都备受鬼方侵扰之苦。就此而言,“震用伐鬼方”,实是不得已的行动。

 

帝乙初年,有过一次讨伐北方部族的战争。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是“西拒昆夷”,用《小雅·出车》的说法是“伐西戎”“夷猃狁”。如果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的观点正确的话,在短短十几年间,商王帝乙两次对鬼方用兵。第一次征伐,或只是暂时挡住了其东进或南进的强大攻势。而商、周及其他诸侯,仍然不时要受其劫掠之害。第二次“伐鬼方”之后,鬼方乃重新归顺于商朝,于是有了帝辛时代,九侯与西伯、鄂侯同封“三公”之事。此时,周人与鬼方应无仇怨。文王正因九侯之事而囚羑里。但据《周本纪》,文王受命之后,又有“明年,伐犬戎”的说法。此时,鬼方或已叛商,文王乃以专征之名伐之。当然,古书中提到的“昆夷”“西戎”“猃狁”“鬼方”是否同一族类,这一问题仍待考察。故此处的推断,也有进一步修正的可能。

 

注释

 

1、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194页。

 

2、顾氏讨论《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有一个标准:“很不幸,古史失传得太多了,这书里引用的故事只有写出人名、地名的,我们还可以寻求它的意义。至于隶事隐约的,则直无从猜测了。”(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3、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4、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5、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0页。

 

6、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6页。

 

7、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8、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7页。按:高亨认为,“高宗伐鬼方”与“震用伐鬼方”所记为一事。高宗伐鬼方,而周人助之。

 

9、参见杨万里:《诚斋易传》,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230、231、235页。

 

10、顾颉刚说:“作卦爻辞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后来消失了的,作《易传》时流行的几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辞时所想不到的:从这些故事的有与没有上,可以约略地推定卦爻辞的著作年代。它里边提到的故事,两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我们可以说,它的著作时代当在西周的初叶。”(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11、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194页。

 

12、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655、655~656、657页。

 

13、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卷13),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606、583页。

 

14、参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15、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16、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17、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5~216、216页。

 

18、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8页。

 

19、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9页。

 

20、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页。

 

21、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页。

 

22、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2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346页。

 

24、在《周易》中,“七日”是一个大问题。除了《既济》六二、《震》六二的“七日得”,《复》卦辞有“七日来复”之说。传统上,一般从“阳气消长”的角度说,如王弼曰:“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从剥到复,这是依据《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而言。王国维结合出土青铜器的铭文的研究,指出周初有一种纪日法,以月亮盈亏将每月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期,七日或八日为一期(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卷1),中华书局,1959年,第21页)。我们推测,或许正是这种记日之法,使得“七日”具有了“时变”或“转机”的意思。

 

25、《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26、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4~295页。

 

27、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0页。

 

28、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7页。

 

29、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199页。

 

30、王引之:《经传释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31、参见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

 

32、此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亚明教授在《周易》读书班上提出的见解,特此致谢。

 

33、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

 

34、比较特殊的是,伊川以“东邻”为五爻,“西邻”为二爻。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1页。

 

35、李鼎祚:《周易集解》,巴蜀书社,2004年,第200页。

 

36、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7~218页。

 

37、朱子曰:“‘亨小’,当为小亨。”(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页。)按:《周易》中《贲》《遯》《既济》《未济》等四卦都有“亨小”,当是一个固定的用词。其义相当于家事亨通,或婚事亨通。

 

38、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299页。

 

39、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4、1025页。

 

40、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219页。

 

4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6页。

 

42、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8页。

 

43、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王弼将此爻的“有孚”,解为主动信任。但《周易》卦爻辞中的“有孚”,一般应作“获得信孚”解,此处也一样。

 

44、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1025~1026页。

 

45、李光地:《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10年,第209、36页。

 

46、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98年,第378页。

 

47、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48、《周易》叙文王前期,多以破败的“舆”为物象,如《小畜》九三“舆说辐”,《大畜》九二“舆说輹”。

 

49、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10~214页。

 

50、殷墟卜辞有“(武丁)令多子族罕犬侯寇周”的记载,则知在武丁大举征伐之后,犬戎归顺了商朝。此后,犬戎又叛商,则对商、周来说,都是“寇”了。又,此在“鬼侯”封公之前。

 

51、“九侯”,《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鬼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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