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沂】内圣外王的贯通 ——余敦康先生的志趣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19-07-21 23:09:27
标签:余敦康、内圣外王
郭沂

作者简介:郭沂,郭沂,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临沂人。现任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孔子集语校补》《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等。

内圣外王的贯通

——余敦康先生的志趣

作者:郭沂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九日己未

          耶稣2019年7月21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余敦康先生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内圣外王的贯通》。这虽然是一部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但书名却颇能体现作者本人的志趣。

 

早在八十年代,我就拜读过余先生的著作,并且在一些学术会议上领略过余先生的风采,但真正的私人交往,却始于1993年6月我持墨迹未干的博士论文到安贞桥面谒余先生。那是一个雨天,当我到达余先生家时,从头到脚都淋湿了,十分狼狈。但一进门,余先生和马老师的和蔼与热情顿时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把我从窘态中解救出来。

 

我的博士论文《尽心·知性·知天——老庄孔孟哲学的底蕴及其贯通》试图从心性角度来探索早期儒道哲学。在《前言》中,我大致地介绍了我选这个题目的过程,谈及种种生活遭遇引发了我对人心、人性问题的思考,然而疑问越来越多,不得不求解于经典等等。在论文评议书中,余先生最欣赏的就是这个介绍,以为能从社会现实和生活体验来探讨问题、理解经典。后来,这篇论文的提要由余先生推荐,发表在陈明兄主编的《原道》创刊号上。

 

有了这个机缘,来北京工作以后,我经常拜访余先生,而每一次都是一顿精神大餐,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尝到甜头后,每当遇到疑惑,总是向余先生请教。余先生循循善诱,不知不觉中,疑云消散得无影无踪。

 

就这样,在耳提面命之际,余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记得1997年前后,我打算就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说写一篇题为《“中体西用”新释》的文章,余先生十分支持,并提醒我,在考察体用关系时,要注意文化发展演变中变的部分和不变的部分。为此,他还提供了相关史料。如《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这为我不仅打开了思路,而且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文章发表后,余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与李泽厚先生就此问题商榷的文章不下五六十篇,但多为隔靴搔痒之作,而拙作算是抓住了要害。这当然是对我的鼓励。

 

尤其令我铭感的是,余先生的现实情怀一直在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余先生身体力行的是心性之学与经世之学,也就是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协调。他曾从这个角度,对历史上儒学的兴衰作出了别开生面的剖析。

 

在《张载的易学》一文中,余先生指出北宋五子的心路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根据儒家的经典来探索名教之乐,二是离开儒家的经典而访诸释老,三是重新回到儒家经典。为此,余先生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究竟孔孟儒学存在着哪些缺陷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其二,究竟佛道二教有哪些高于孔孟儒学的思想引起他们如此热情的关注?其三,为什么他们只有经过佛道思想多年的熏陶,反而求诸六经,才能恍然大悟,重新找到那业已失之交臂的道统?余先生考察的结论是,从汉代开始,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以致在心性之学的研究上毫无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于孔孟儒学中的许多关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也失传了。但是,一旦礼法名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追求外在事功的道路被堵塞,迫使人们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支柱,儒学这才真正显露危机。同佛教的那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之学相比,不仅汉唐经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连孔孟儒学也相形见绌。所以,新儒学之所以要增添一些新的内容而有异于孔孟的儒学,就是为了回应佛道二教的挑战,把名教理想提到向上一路,重新作出哲学论证。

 

我以为,这一论断对于研究当今儒学的发展来说,仍然极富启发意义。其实,我们现在建构当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宋明理学及其相似。唐宋之际以前,佛教盛行,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了。儒学能否起死回生,就在于它能否有效地回应佛教的挑战,结果宋明理学家们成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欧风美雨,席卷神州,儒学重新被时代所抛弃,大有收拾不住之势。因而,儒学能否再次崛起,关键在于它能否像当年回应佛教的挑战那样有效地回应西学的挑战。如果说宋明理学所要回应的是佛教心性论的话,那么当代新儒学所要回应的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当然,我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前提下从传统资源中开出的民主和科学,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又超越于西方、既能尽量避免西方之流弊又能有效回应西方的新型的民主和科学系统。它之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犹如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之于佛教心性论。

 

余先生经常提醒我,仅仅研究哲学史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发展哲学,面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哲学主张。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开始着手建构道哲学理论。

 

“内圣外王”一词虽然出自《庄子·天下》,但后世学者一般用来概括儒家的根本特征。所以,从余先生的志趣来看,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家。

 

余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儒学之外,他对玄学、易学等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和别开生面的见解。他是当代最有思想、最富洞见、最具原创性的学者之一,卓然成家,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建立了一块永恒的丰碑!

 

(2008年初稿,2019年7月补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