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克鲁兹】马克思主义与佛教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9-09-17 00:09:20
标签:佛教、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佛教

作者:阿德里安·克鲁兹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八日丙辰

          耶稣2019年9月17日

 

无论你坐在菩提树下还是站在工人中间,人生就是一片苦海。但是,这两大学派的救赎方法有何相同之处呢?

 

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似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前者是19世纪来自德国特里尔的大胡子构建的唯物主义社会经济学理论,后者是源于在当今印度的宗教,来自一个憔悴的、平和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在菩提树下的演讲。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看,两者相距甚远,但是它们对人类处境的哲学分析的核心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事实上,它们是如此接近以至于佛教形而上学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哲学产生互补作用。正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1955年所说,“马克思主义和佛教做了同样的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层次上。”

 

至少,从西藏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在1993年谈及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以来,佛教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些相同之处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只关心收益和利润。前苏联政权的垮台在我看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极权主义的失败。为此,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半马克思主义者,半佛教徒。

 

马克思本人也了解佛教。在1866年2写给朋友的信中,马克思描述了他自己的打坐实践:

 

我自己也成为会行走的拐杖,整天跑来跑去,让我的心思保持虚无的状态,佛教认为这是人类最高的福气。

 

所以,马克思主义和佛教真的是相互补充的?究竟怎样做到的呢?

 

对两种哲学来说,“诊断和处理”范式都处于核心地位。他们的诊断一样:人生就是一个苦海。在马克思看来,痛苦的主要催化剂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创造了更多痛苦,而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相对来说富裕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为赢家制造痛苦,随后我将指出这一点。对于佛教来说,生命的转瞬即逝和短暂让痛苦变得难以逃避。在现代日本,与自然的流动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淡淡的悲伤被称为“物哀”(mono no awareもののあわれ(物の哀れ)、意思是真情流露,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もとおりのりながMotooriNorinaga)提出的文学理念。---译注)。印度藏传佛教用来描述自然无常的影响的术语是苦谛(duḥkha),或许可以被翻译成suffering(痛苦),但有时候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疼痛、沮丧、悲伤、悲惨或者不满意等。苦谛是源自佛陀在菩提树下顿悟体验后宣称的四圣谛的第一个。

 

看到苦谛概念背后的东西并不难,人生就是一片苦海---生理的和心理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无能为力。我们变得越来越老,丧失身体健康和精神活力,失去亲人,我们珍视的东西有一天将不再属于我们。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因为世界就是临时的、无常的世界,佛教里说的人命无常(anitya)。我们受到焦虑的困扰,我们担心生病、丢掉工作、丧失亲人、丢掉钱财和名誉等。人生受苦的现实是个难以反驳的、无处不在的真理。

 

这让我们进入四圣谛的第二个,那就是集谛(trṣṇa),通常被翻译成渴望,但是或许最好被看作依恋(四圣谛:人世间一切皆苦,叫“苦谛、欲望是造成人生多苦的原因,叫“集谛”;断灭一切世俗痛苦的原因后进入理想的境界“涅槃”,叫“灭谛”;而要达到最高理想“涅槃”境界,必须长期修“道”,叫“道谛”。---译注)我们依恋我们的工作、家庭、财富和自己。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巩固了人际关系,更加关心照顾自我,但当我们依恋的一切都与暂时性结成一体的时候也造成痛苦。我们牢牢抓住错误的观念不放,即美好的东西能长久而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即便发生了,我们将很快摆脱灾祸重新返回到美好的生活中去。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Das Kapital (1867)中的说法,相比于苦谛,现实的暂时性本质有更多的意义。正是这种社会经济体制促成了个人竞争的机制,去争夺那些积累起来的财富,但生产财富的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机会获得财富。因为这个竞争过程,大部分人遭到虐待、控制和错误对待,完全背离了人类的本质。更不要提对自然及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了。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产生了额外的、不必要的苦谛:它让人陷入贫困(相对于其劳动来说),让人持续失业(刺激竞争,并将工人捆绑在资本家身上),它拿人的健康开玩笑(强迫他们在有危害环境中工作,在有必要进行疾病治疗的时候,又担忧金钱损失)以及最重要的,它让人异化,脱离人类存在的本质(通过劳动分工和长时间的工作)。社会不平等和骇人听闻的生活条件导致犯罪、暴力和仇恨---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犯罪、贫困、异化、剥削带来痛苦,但是,所有这些并不仅仅限于被剥削阶级工人。资本家也生活在丧失其地位和金钱的频繁恐惧之中,所以他们不得不努力保护它---你占有的东西最终占有了你。

 

以应用程序App为基础的思想实践已经成为压力无限的资本家的最新万灵药。

 

对佛教徒来说,痛苦的源头在于我们如何接受现实和现实真模样之间的冲突。要消除痛苦,就要明白现实的真模样---这就是顿悟。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除了生产模式之外,还有痛苦之源。所以,在他看来,要点是改变这种可怕的生产模式,使其变得更好一些。但是,随着顿悟,首先看到问题就变得困难重重,资本主义体制尽一切努力将其邪恶隐藏在讨人喜欢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屏幕之下。

 

从佛教徒的视角看,资本主义发动机由人类最深刻的罪恶---集谛(渴望/依恋)提供燃料:马克思明白整个经济体制都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市场营销机构知道如何将集谛推到完全变态的领域,因而确保消费和劳动的连续体。工人是仓鼠,消费文化是仓鼠的转轮。人们天真地相信毛皮商品(Furbies)和iPads和所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商品和服务是幸福充实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意义感已经被即刻的、短期的、随需要而变化的幸福感所取代。

 

佛教徒知道幸福的不可捉摸性。鉴于生命不可避免的短暂性,佛教徒的目标不是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的幸福,而是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马克思说,工人的生活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帮助工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他人的痛苦,因为资本主义驱使工人进入专业化领域,不是人人都将成为护士、医生、社会工作者或老师等。

 

资本主义围绕人类渴望有意义的存在而展开,但是它仅仅提供短期的快乐。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愿意渴望没有意义的消费商品呢?因为我们被引导相信我们的身份是所拥有的商品来定义的。心理学家菲利普·库什曼(Philip Cushman)在1990年准确地描述了炫耀性消费和痛苦来源之间的摇摆游戏,它是真正自我的集谛。“资本主义将人当作空的容器,从来不会盛满,从来不是一个,没有稳定的身份认同,需要不停地往里面填东西。”消费者文化应该就是通过在资本主义下异化的工作条件来填充空白---一种自我意识、身份认同、本质意识---卷进人的心理。这种摇摆游戏是心理性的永动机,通过劳动分工、贫困和失业夺走自我认同的体验,取而代之的是消费。这种阈限状态促成了资本的持续产生。

 

消费主义心态不是拯救办法。不幸的是,以灌水的应用软件为基础的打坐和身穿加拿大知名体育服装零售商露露柠檬氨纶纤维(Lululemon Athletica)服装做瑜伽等形式体现的佛教已经成为倍感压力的资本主义的最新镇痛软膏。我们时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曾经说过,“西方佛教徒”的沉思默想立场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方式让我们充分参与到资本主义动力学中,同时又维持心理神志正常的外观。

 

当然,我们不仅仅是空空如也的容器。但是我们是什么?马克思的自我概念是马克思学者们争吵不休的话题。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1961年写道“像当时很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样,马克思不相信有人性这样的东西,人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文化在上面写自己的文本。”但是,肯定有自我,否则我们不能不与其保持距离,但它是个要求填充的空容器吗?

 

1845年,马克思写信给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同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页。自我没有核心的特征,只有关系。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知道,决定自我的社会关系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当“生产方式”改变的时候,人性也随之改变。

 

与此同时,按照佛教哲学,没有作为实体的自我,只有一套松散的关系网。在后来的佛教圈子里,一个专业术语一直拥有重要意义:自性(svabhava),它常常被翻译成自我存在,但是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物质。什么是物质?这很难定义,哲学关于物质说了很多。让我们只是把物质当作一种统一的、自足的、必要的、不变的、最根本的物自体。物质的最著名例子就是上帝,世界灵魂、心灵和物质等。

 

在佛教徒看来,自性中什么都没有,物质中什么都没有。因此,自我也没有自性。我们能够用隐语打开无自性的观念(svabhava-less-ness)或者“空性”(sunyata)。但是,首先,请考虑即刻的反驳:很容易想到上文描述的佛教画面是不可救药的虚无主义。通过否认自我中存在物质,在深刻的形而上学意义上,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充当自我的东西。事实上,佛教徒并不想永远消除自我,马克思也不想。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发挥自我的作用,资本主义下就没有东西是在受苦了,也没有东西被扔进瞬间消失的世界。因此,马克思的复杂社会政治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佛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没有存在的动机了。必须有某些东西要充当痛苦的承受者。为此,让我们转向佛教的空性概念。

 

如果某物没有物质,那就是关系定义了这个事物。换句话说,一切都是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的关系,正如这些东西和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一样,最终与其他任何事物建立起联系。一切都站在与其他事物的独特关系网中,因此让它变成个体,同时无需承担独特的个别物质。你与父母、配偶有数不清的关系,也与你的汽车和银行帐号有关系。存在房屋、自我、配偶、银行帐户、锤子等等这些东西的印象都取决于一套关系网,这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幻觉。简而言之,这是佛教的空性观念。空性包括了自我概念。这个自我也是空的,意思是它也完全是由关系来定义的,而不是背后的物质。这就是没有自我的观念。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就像冰箱上的便条一样贴在消费品上。

 

这种关系主义被美妙地用因陀罗之网的隐喻表达出来。这是宗教学者弗朗西斯·库克(Francis H Cook)在1977年描述的东西:

 

在伟大的神灵因陀罗的天国居所的远处,有一个美妙的网络被一些聪明的能工巧匠手艺人挂起来,它向四面八方无数个地方延伸。与神灵的非同寻常的口味一致,这些能工巧匠也在每个网眼处都挂上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珠宝,因为这个网络本身朝向无数的方向,珠宝也就有无数多个。那里挂着珠宝,就像星星在天空闪烁,呈现博大圆融的绚丽景观。如果我们现在任意选择其中一个珠宝凝视观赏,就会发现在其圆滑的表面中映现出这个网络中的其他珠宝的形象,数也数不清。不仅如此,映现在这颗珠宝上的每颗珠宝的形象也映现其他的珠宝,因此同时出现的又无数次的映现过程。珠珠相含,影影相摄,重叠不尽,映现出无穷无尽之法界。

 

这种相互依赖的观念强调了人类生活的社群主义一面---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概念是由其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与他人的经济关系定义的,其实是动物和非动物世界的所有其他人的关系。就像净隐喻暗示的那样,这创造了普遍性的相互依赖或者佛教僧侣释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在1960年代所说的“相互存在”。对于佛教徒来说,自我和现实的画面是可以通过沉思获得的。

 

自我由他人定义的观念揭露了空容器隐喻背后的包容性。人们不是空的容器因为我们不是容器---没有容器这样的东西。这真的是没有自我的观念的要点:有关系但没有容器。一旦人们意识到虚空的真正本质,就没有东西---可以说---就像粘在冰箱门上的便条一样让消费者粘在商品上。消费和异化的乒乓游戏应该随着这个见解而停止。为什么?因为从佛教形而上学的视角看,根本就没有冰箱啊。

 

按照佛教徒的说法,相互存在和虚空的实现(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产生激情。如果这是真的,我与周围的人形成相互存在的关系,我更愿意避免伤害他们。否则,我可能因为我的行为的后续影响最终伤害自己。资本主义通过塑造鲁莽的神秘的个性混淆这种相互依赖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相互依赖无处不在。所以,佛教的虚空形而上学和虚空的自我概念能够和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画面的基础。正如达赖喇嘛所说,这个目标是“社会的涅磐”。

 

建立在佛教慈悲理想基础上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最终被付诸实施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有若干将佛教政治化的尝试。释一行禅师所说的积极参与佛教就是一个例子;明治时期鼓吹社会主义运动的曹洞宗林泉寺住职内山愚童(Uchiyama Gudō (1874-1911)是另外一个例子。或许最直言不讳的佛教马克思主义者是日本佛教僧侣妹尾义郎(Girō Seno’o (1890-1961))在1930年代鼓吹复兴佛教,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净土宗佛教。据说妹尾义郎曾经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痛苦,因此破坏了佛教的精神。”

 

让我们称建立在佛教形而上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体系成为富有同情心的马克思主义(Compassionate Marxism)。富有同情心的马克思主义的焦点必须是不杀生/不害(ahimsā)非暴力的。只有那时马克思主义才能免于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滥权,因而不再重演其历史。马克思本人是否教导革命必然是暴力的,有没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这都是恼人的问题。在1844-49年阶段,鉴于资产阶级僵化的结构,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的确是必要的。但是,是否经济环境使得转向共产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成为必要,因而如果由适当的政治干预的话,非暴力的革命或许是可能的。

 

人性不是恶,因为经济体制是恶,经济体制是恶,因为人是恶。

 

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可行性建立在人的仁慈共同体本性的基础上。有人或许认为,一旦人性实现了它的相互依赖性,就可能避免残忍和走向慈悲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合理的反对意见。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明白,残忍和仇恨是个人的毛病,深刻潜藏在人的存在本质中。这个思想在当今传播广泛,临床心理学的研究支持了这观点。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是社会经济条件应该为残忍、仇恨和犯罪负责。他可能认为,人在内心是仁慈的和充满同情心的。谁说得对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现实地倾向于理解马克思很可能是游泳选手身材错觉的受害者:游泳者有完美的身材,不是因为她是游泳者,她是游泳者因为她有适合游泳的完美身材。因此,人不是恶,因为经济制度是恶;经济制度是恶,是因为人性恶。最后,我们是经济原子,是商业贸易的代理人。经济学取决于我们,而不是相反。历史表明共同体工程比如1840年代新泽西的世俗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公社北美方阵(the North American Phalanx)容易受到仇恨、猜疑、贿赂、欺骗的影响。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米尔格林姆(the Milgram)服从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都暗示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独裁下,因为我们要么是天生的独裁者,要么因为我们单纯地服从。资本主义制度符合我们的人性。所有迹象都表明,我们并没有普遍仁慈的潜能,不是没有受到罪恶、仇恨和竞争倾向的污染。我们不能都像僧侣那样活着,即使这将确保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共同体的照顾。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既专制独裁又相互联系吗?佛教实践能帮助我们克服人性中的邪恶方面,鼓励心中仁慈同情的方面。富有同情心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能够成为培育同情心的温床,同情心是苦难程度较低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动机。按照马克思和佛教的说法,致力于内心的霸王龙(inner Tyrannosaurus)将让遭受资本主义痛苦的人受益,就是每个人受益。左翼积极分子的问题是他们看到罪恶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引起的(这也是马克思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如何在我们体内操作。达赖喇嘛说“社会变革要求内心的变革---变得不那么自私”。问题不是我们是谁---就我所知,我们是坏心肠的动物,问题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作者简介:

 

阿德里安·克鲁兹(Adrian Kreutz),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日本京都大学外籍合作研究员。

 

译自:Marxism and Buddhism by Adrian Kreutz

 

https://aeon.co/essays/how-marxism-and-buddhism-complement-each-other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