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园林】《春秋繁露》的治国之道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9-10-02 00:17:22
标签:《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的治国之道

作者:吴园林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初八日丙午

          耶稣2019年9月6日

 

《春秋繁露》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董仲舒是汉代广川郡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治学严谨,立意高远,尤其擅长春秋公羊学,后世尊称其为董子。

 

董子研究春秋,不拘执于一家之言,构建了系统的政治儒学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法政文化传统。《汉书·董仲舒传》称董子为“醇儒”,西汉后期经学家刘歆称赞其为“群儒首”,为儒学一代宗师。董子对春秋公羊学的演绎,开启了政治儒学之先河。董子春秋之学,精要尽皆体现在《春秋繁露》中。董子所演绎春秋大义之要旨,当以治国之道为先。

 

奉天法古

 

“奉天法古”是董子治国之道的总纲。董子在《楚庄王第一》中开篇点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奉天,是遵从天道;法古,是效法古圣王之道。然而,董子的“奉天法古”并非顽固守旧之俗谈。董子进一步指出,“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因而,董子的“奉天法古”,实际是尝试在国家治理中寻找一条主线:即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韩诗外传》曾批判性地指出国家治理的问题在于“古今异情”,并认为“圣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古今一也”。可见,国家治理是一个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都面临的难题。奉天法古本质上是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董子春秋之学,凡论及“天”“古”者,多是以古论今,寻求“大数”之治。奉天法古,其根本是为了在国家治理无法突破时代局限的情形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王朝传统文化的治理功能。

 

选贤任能

 

《白虎通义》曾言道:王者即位,先封贤者,忧民之急也。国家治理离不开贤明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集中表现在权与变的哲学关系的处理之中。孟子曾言: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这一点说明国家治理不仅对政治家的执政方式,也对其执政品格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政治家不仅能处理日常事务,也应当能够应对突发紧急事件。可见,贤明的政治家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如果用人不当,就会出现《周易》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让国家治理的伟业归于失败。在董子看来,贤明的政治家对国家领导者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灭国上第七》中,董子将任用贤者视为“存亡之端”。苏舆先生疏证其义:君之得民,惟在任贤以辅政,不在徇众以干誉。贤者,民之准也。这意味着,如果执政的各级官员能以身作则,则百姓亦会遵纪守法,而国家领导者的权威也不断上升。选贤任能,是国家治理关键性的一步。选贤任能工作做得好,则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施行王道

 

王道以仁义为本,这与以威慑为先的霸道形成鲜明对比。董子在《王道第六》中指出,“元者,始也,言正本也”。由此观之,王道之本,在于正元始之义。实行王道,恩泽民众,与国家治理的“善治”目标相契合。在董子看来,王道与人心息息相关。《盟会要第十》言: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是以君子以天下为忧也。董子之彰明春秋大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不明于道,不览于春秋”的反应。尽管春秋末年霸道兴起,王道衰微。不过,董子并不以为意,仍然对王道的施行非常有信心。在他看来,王道应以仁政为本。

 

国家治理之难,古今皆是如此。奉天法古、选贤任能、施行王道,是董子春秋之学留给今天的宝贵财富。这三个要点内涵丰富、寓意深刻,蕴含着许多可以借鉴的智慧。董子曾言: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国家治理是促进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伟大工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是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