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红】大明王朝死去了,王船山为何还活在人间

栏目:往圣先贤
发布时间:2019-10-02 00:34:30
标签:王船山

原标题《船山明月》

作者:黄耀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初一日己巳

          耶稣2019年9月29日

 

 

 

王夫之(船山)墓位于湖南衡阳县曲兰乡大罗山中,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病逝于湘西草堂,是年十月葬此。中为王夫之墓,北侧是其继配襄阳郑氏夫人墓,南侧是其儿媳刘氏墓。

 

那是一座孤独的山。衰草,斜阳,乱石,荆棘。其可观者,唯山头那黄褐巨石,其状如船。当地人叫它石船山,位于衡阳县曲兰乡。

 

石于天地间守望,船在时光里定格。远近的田园和村落,仿佛铺开苍茫的记忆,让人回到三百多年前。

 

公元1691年的深秋,石船山与一个老人久久对视。

 

他一脸清癯,伫立在那草屋前,冷冷秋风将他的长衫吹得啪啪作响。他缓缓地转过身,走进草屋,写下一行清丽的小楷:“船山者即吾山”。

 

他已预感到生命无多,早就为自己撰好了墓志铭。曰:

 

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所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恤以永世。

 

两年后的正月初二,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破旧的病床上,老人停止了思索。他的眼,永远闭上了。草堂里的空气,砚里的墨,连同那支日夜奔走的笔,忽而一夜冰凝。

 

从此,这位自号为船山的老人,那些于生死困顿里写下的文字,让这僻静的南方风水,亦如朝圣者的梦境。

 

明月,朗照着断肠的历史;石头,踞守着绵延的坚贞。

 

 

 

王夫之画像像取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叶公绰辑,杨鹏秋摹绘。

 

(一)

 

船山先生降临于衡阳府回雁峰下的时候,正值明末万历,公元1619年。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紫禁城的万历帝,早被一朝哓哓文官掣肘得心灰意懒,这至高无尚的皇帝无奈地发现自己简直就是权力运作中的一个符号或影子。整个帝国,恍如一个抽离了精神的庞大外壳。重文抑武,导致兵力衰弱、军备松弛;思想禁锢,带来道德沉沦,礼崩乐坏;经济凋敞,带来民怨沸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黄仁宇先生的《万年十五年》,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背影。

 

上天赋予船山的人间岁月,开启于这样的王朝,这样的时代。

 

船山父亲王朝聘,毕业于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船山之所以聪颖过人,与父亲的遗传不无关系。三岁起,他就和长兄介之一起学习十三经,历时三年。父亲南归时,他才九岁,便随父学习经义。四年之后,船山应科举,中秀才。随后,又两次与其兄一道应考,均未得中。与“十五志于学”的孔子一样,船山跟随父亲学诗。

 

1637年,17岁的船山与陶氏成婚。次年,离开家乡,负笈长沙,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山长吴道行。

 

那是一段美好的读书时光,明如山间新月,静如涧外幽兰。令天下士子欣然向往的古老书院,悄然绽放着船山的青春。

 

遥想当年,船山伫立于书院讲堂之前,耳边仿佛回响起四百多年前的“会讲”之声。其时,张南轩得五峰先生之真传,让思想与学问冲决了科场应试的形格势禁,开创出“传道济民”的雄健气象。远在福建的朱熹,从武夷山起程,来到麓山下、湘水滨。“朱张”曾就《中庸》展开会讲,历时两个多月。四方士子莫不喜出望外,奔走相告。

 

十八岁的船山沐浴着这些圣贤的思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这里,他读周易老庄,孔孟程朱,读《春秋》经史,思想贯穿于先秦与汉宋,精神悠游于儒、道、释之间。他以经史为食粮,却又从不止于经史的疏笺。他喜欢与古人神交,与历史对谈。从那时起,湖湘学派所特有的原道精神和济世品格,恰如一枚饱满的精神种子,洒在船山朝气蓬勃的岁月里。

 

“训诂笺注,六经周易犹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或许,船山也无从料到,其身后百年,不仅遗著为攻下南京的曾国荃重刻,而且晚清思想家郭嵩焘给了他如此崇高的赞誉。船山的思想与学问,成了湖湘精神里一簇醒目的光焰。

 

书院如同船山的一个生命驿站。从这里出发,他继续奔波于科考之途。

 

1639年,其兄中副榜。是年,他与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发起组织“匡社”。四年之后,湖广提学岁试衡州,船山被列为一等。那年,他23岁。此后,他又以《春秋》第一的成绩,中了湖广乡试第五名。而在这次科考中,长兄王介之也高中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亦都榜上有名。

 

 

 

王船山故居内景

 

(二)

 

船山的科考之路,以及他一生的温暖时光,于公元1643年嘎然而止。就在他准备继续应考的时候,天下已然大乱,连北上的交通均已被农民军切断。

 

乱世的动荡,彻底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一夜之间,家乡衡州落入了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之手。烧杀掳枪,杀声四起;鸡飞狗跳,尸横遍野。原本安稳的土地,顿时笼罩着血腥与惊恐。村庄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那昏弱的灯火,如同凄迷的眼睛。个体与家庭的命运,都成了风雨飘摇里的一片树叶。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船山的父亲,本一介书生。此时却成为张献忠手里的一枚人质。命入虎口,生死一线,船山与长兄心急如焚。情急之下,船山自己刺伤面孔,敷以毒药,乔装为伤员,命人抬入敌阵。凭着智慧,船山终于救出老父。趁着月黑风高,父子逃至南岳莲花峰下。从是年中秋,一直躲到次年正月。

 

次年即公元1644年,中国历史上充满惨痛记忆的甲申之年。

 

这一年,春寒料峭的时候,李自成攻入北京。兵临皇城之下,“闯”王旗飘扬在千年城墙上。大明国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朝中大臣,一个个惊慌失措。崇桢皇帝,吓得面色惨白,于震天的厮杀声里,仓皇逃至煤山。那一刻,崇桢的眼前,是摇晃的宫阙,崩裂的山川,滴血的残阳。他感觉自己“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即将在自己手里断送,他还有何面目回到庙堂去见自己的列祖列宗?在煤上的一棵枯树下,他赐死皇后妃嫔,以一根绳索结果了自己33岁的生命。

 

皇帝悲壮自缢的消息丝毫都唤不醒满朝的离散与朽败。他的死,既未惊天,亦未动地。它,微弱得如同一声叹息。不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吗?为崇桢及大明殉道的,唯有宫中一个老太监而矣。相较于宋亡之际万人蹈海的悲壮场面,明末乱世,不能不说是一个人人自危又人人自保的“失节时代”。

 

昨日还在朝廷里纵论天下的文官们,转身便脱下朝服,跪伏于入宫的道旁。他们,在迎接骑着高头大马的李自成,那个可能成为新主的将军。当此之际,山海关外,明将吴三桂在其父吴襄的劝说之下,正风尘仆仆地投奔李自成而来,也奔他朝思暮想的爱妾陈圆圆而来。然而,当吴三桂闻说陈圆圆已被李自成占有,他心中顿时被愤怒烧成一片火海。他勒住奔马,返身山海关,立马向清将多尔衮称臣。十万清骑在吴三桂的引导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剑直北京。李自成大败。三天后,他匆忙称帝,旋又烧毁紫禁城,仓皇逃离。与清兵于保定交战之后,李败走陕西、山西。他放风烧了西安,最终逃至湖北九宫山,被当地地主团练袭杀。从此,这支失帅的60万农民军,由自成的侄儿李过、高一功率领,一路南逃,后由明将何腾蛟接纳改正。

 

满清入关,定都于北京。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再一次跪迎道旁。

 

当是时,剑拔弩张的大清,雄视于江北;强弩之末的南明政权,苟延于江南;而张献忠建大顺,负隅于川西。

 

对隐身于深山的船山来说,崇桢自杀的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在他看来,汉族王朝的离散与瓦解,满清异族的君临与统驭,都是百劫不复的文化倒行,是华夏文明的奇耻大辱。由此种文化节义出发的断魂心理,其写给崇桢的百韵哀情又岂能道其万一?

 

那时候,大明将倾的坏消息还在不断传到船山耳里。

 

先是明遗臣马士英,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称帝,建立弘光政权。一代奸臣马士英一度控制朝政,卖官鬻爵。非但不图谋振作,反而制造内讧。清兵围攻扬州时,江北督师史可法英勇就义。清军血腥屠城。此时,明代总兵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戈。其子左梦庚降清,将大片江南之地拱手送给他们。弘光很快覆灭,南明政权于广西、广东、福建如走马灯一样更换。1645年,隆武政权建于福州,次年,绍武政权建于广州。尔后,又有永历政权建于肇庆,后至梧州。

 

如此多匆匆拥立的政权,虽为皇室血脉,却没有一个政权拥有“还我山河”的雄心。即使是在颠沛之途,依然图谋私欲,陷害忠良,各怀鬼胎。没有道统认同,更无众志成城。南明军事力量多为农民军反正后的“乌合之众”。在清兵的马骑与弓箭面前,这些人几乎无招架之功。更加上何吾驺、郑芝龙、李成栋、刘成胤、刘良佐等南明官员的先后变节、投降、苟且的行径,一曲“天下无道”的乱世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比一个失去道德与伦常的底线。

 

环顾乱世天下,真正令船山肃然起敬者,唯驻守湖湘的堵胤锡、章旷、何腾蛟等诸位中流砥柱。当时,何腾蛟组建长沙临时军政府,与堵胤锡、章旷共谋。其时,他们除拥有40万来自农民军的降将之外,还自练了一队“标兵”。

 

当时湖南的情况如何呢?清军挥师南下岳阳时,大量的“降将”如惊弓之鸟,不战而逃。岳阳系湘北门户,清兵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即已占据,长沙危在旦夕。在湘阴,章旷以一介书生的气节,撰联明志,表达着“城在人在”的誓死决心。道是:“帐下若干同死士,湖南第一大明城”。在潼溪,南明军队以火铳为武器,给清兵以沉痛的打击,灭清一万多,此为明末抗清的最大胜利。

 

“挥军声于菜色之时,复残疆于桑榆之日”。潼溪大捷,令船山喜不自禁。

 

 

 

《王船山晴行图》

 

(三)

 

1647年无异于船山的灾年,简直充满着末日般的绝望与痛楚。

 

且不说长沙已落入清军之手,章旷含恨离世,就说船山一家,简直是噩耗不断。年轻的妻子陶氏死了,儿子不幸夭折了,小叔、二哥、二叔、二婶、岳父及舅父,他们,全在这一年永别了充满苦难与离乱的人间。不久,父亲亦于病榻前弥留。抗清,是他留给儿子的唯一遗言。

 

谁说“书生报国无长物”?正值而立的王船山,内心燃烧着国恨家仇的熊熊火焰。就在1648年,他与同道好友管嗣裘、李国相、夏汝弼一起,募集当地乡勇。

 

想当年,就在南岳的方广寺前,雾霭飘飘处,梵音袅袅中,呈现出一派刀枪林立的愤怒与肃杀。这一群志节不移士大夫,抱定赴死的决心,起兵抗清,志在夺取衡州。然而,这支微小的武装力量,又怎敌清兵的强悍?旋即兵败。主事者管嗣裘,于此次抗清中全家遇难。

 

船山逃往肇庆,奔永历朝而去。很快辗转至广西梧州。桂林留守瞿式耜荐船山于永历。永历帝见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船山后,赞其“骨性松坚”。

 

金瓯残缺的末世,到处都是贪生的,怕死的,降清的,变节的,党争的,内讧的,争权的,夺利者。然而,与船山相交的挚友,从来都是板荡时势下的忠节之士。其时,指挥湖南抗清最力者,乃巡抚何腾蛟。此人侠胆忠心,赤诚可鉴。即令明朝大势已去,仍不惜九死一生。战败后,被俘于湘潭,临死之前,他口渴难耐,曾请僧人至易俗河打水。僧人不解,说湘江近在脚下,为何舍近求远。何腾蛟说:“此间水已染腥秽,岂可污我冰玉肺肠。一宿河尚从明土流出,故堪饮耳。”

 

是啊,明代本是万里山河,自从山海关那里打开一个缺口,清兵有如铁骑突进,明军节节败退。而今,装在船山心中的,不过是那些残山剩水。那些皇室遗脉的弱小政权,亦如闪烁于南方的暗淡星火。

 

公元1650年,船山随永历帝避乱于梧州,任朝廷行人之微职。梧州一年,算是船山先生一辈子为官从政、效命朝廷的全部。即令是偏居一隅,即令政权始终处于摇摇晃晃之中,船山依然看到小朝廷内不断上演着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那里充满着党争的风诡云谲与明争暗斗,也弥漫着着礼义廉耻的溃烂与颓唐。

 

船山的心,始终如明月高悬。他愤恨王化澄勾结陈邦博、夏国祥等人来控制朝廷,却对金堡、蒙正发等耿介正直之士心存敬意。在朝廷党争的关键时刻,船山不顾人微言轻,情动于辞,越职上疏,为严起恒据理辩诬,几至引来杀身之祸。然而,严起恒终归还是被杀。永历朝廷,从此落入奸邪小人孙可望之手。

 

船山“抱刘越石之孤忠”而来,终究“命无所致”。永历朝中的日子,带给船山的只是沉痛与失望。

 

那些日子,船山站在南国的瘴气里举目四望,仿佛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泱泱大明沦落至此,与其说是江山易主,莫如说是道统陨落,是汉族文化的病态与羸弱,是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的纲常不振与人心异变啊。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圣贤的精神依然不死。船山并未绝望,他的内心总有感动。公元1650年,永历朝迁于桂林。旋即被围。当孔有德率清军攻陷桂林时,留守瞿式耜与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在敌军的包围下,视死如归,秉烛夜饮,各赋绝命诗。抱着一种“士可杀,不可侮”的精神气节,纵身于独秀峰下。

 

那些年,于肇庆、梧州、桂林辗转奔波之后,梦断他乡的凄惶,弥漫于船山的内心。

 

公元1651年,他携续娶的郑氏,回到了故土衡阳。天地还是那么熟悉,山水兀自明丽。可是,他再也找不到家的方向。就在清兵的眼皮底下,船山栖身于双髻峰下续梦庵,于“留头不留发”的腾腾杀气里,船山所拼死坚持的,就是至死不曾剃发。他平时出行一直是头戴斗笠、脚着木屐。

 

那是他的底线。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以示他与清朝“不共戴天”。

 

荒郊三径绝,亡国一孤臣。船山此次回乡,标志着他的生命进入了另一阶段。他清楚地知道,明朝已是无可挽回的朽败了。他心中升起的那一轮明月,只能临照昔日的山河。

 

那些年,船山看到了太多的忠肝美丑,也累积了太多的困惑与疑问。既然现世无路可走,他就驻心文化,对话历史。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的内心有着太多的“天问”,他要为历史与人心解开太多的“为什么”。饥寒乱世不过是肉身的栖息之所,华厦文化方是他心中的故园。

 

然而,末世的动荡与威胁,从未给过船山生存的平静。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之后,将军李定国曾击败清兵,收复衡阳。他想再邀船山出山,以挽南明残局。而此时的船山,泪已干,心也冷,他婉言谢绝。于续梦庵隐居两年后,再避难于姜耶山。这里,漫山多为野姜。船山就像一个浪人,自命姜翁,以野姜充饥。此后,他再度隐姓埋名,化身为一介瑶民,于兵匪浩劫中逃过一命。

 

37岁那一年,船山于耒阳乡下的兴宁寺里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潜心研索《老子》,日后结集为《老子衍》。五年之后,他重回曲兰乡,筑败叶庐,以读书隐居。船山以为余生可以获得安宁,哪知道造化还在弄人。次年,妻子郑氏溘然病逝。那是他生命里的至爱。上天让船山经历了太多的死别生离,他老泪纵横,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既《老子衍》之后,船山几乎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哪怕腕力拿不起砚台,哪怕饥寒交迫,哪怕生死当前,都不曾有一日改变。《黄书》《家世节录》《尚书引义》《读四库大全说》《春秋家说》……

 

每一本,都是一声追问,一道印痕,一段坚忍卓绝的生命。

 

天地那么丰腴,那么大;船山那么瘦,那么小。他的文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并没有太多人在读。然而,他的笔未曾停辍过。他相信历史终将回望,也相信那千年回望里定能看见这未绝的薪火。那就是“为生民立民,为天下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人风骨。

 

是的,张横渠的这几个句子,像银色的月光一样,为船山照亮了人生。

 

过了知天命之年,船山遇到了更大的苦难和动荡。

 

公元1673年,降清的吴三桂又开始反正,杀死云南巡抚,攻打湖南。旋占衡阳,妄图称帝。当是时,吴三桂派人四处搜捕船山,欲令船山为其称帝撰写所谓的劝进之文。这对一直心怀天命与大道的船山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即令受死,亦决不可从。他不得不藏身于麋鹿山洞,日日与麋鹿为伍。幸好多行不义的吴三桂很快暴死衡阳,船山方才重见天日。

 

公元1674年,船山再建三间茅草屋,且耕且读。日夜不息的湘江,从草屋之西流过。船山为其命名为“湘西草堂”。

 

其时,满清异族在北方定都建政已历三十年。谁又曾在乎,在这僻陋的南国乡间,在那贫寒的草屋顶下,还有一灯如豆,还有一个瘦弱又坚定的身影?谁又知道,船山一直在人性、哲学、历史与文学的千年长河边寻寻觅觅。

 

多年以后回望,湘西草堂,亦如建在时间河边的神庙。

 

在这里,《礼记章句》《宋论》《庄子通》《庄子解》《经义》《俟解》《张子正蒙注》《楚辞通释》《周易内传》《读通鉴论》等五十岁以后的作品均在此撰写和定稿。令人感慨万分的是,《庄子通》竟然成书于麋鹿洞中。

 

于船山来说,肉身在破碎的现世里颠沛流离;心灵却在悠远的文化里溯流从之。

 

明朝死去了,船山还活在人间。他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弃儿,寄身于陌生的天地之中。他以文字为人间弘道,孕育和创造了“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精神生命。

 

 

 

商务印书馆旧版《读通鉴论》

 

(四)

 

从三十三岁回乡到七十三岁辞世,整整四十年时光,船山由青年而壮岁,而正午而黄昏,他的生命里,几乎失去了所有生存的享乐与欢娱,哪怕是交游、出行、相遇、对话、饮酒、酬唱的安稳日常,都鲜有发生。

 

船山的全部岁月,都寄身于山间草舍,荒郊寺庙,麋鹿山洞。

 

现世的船山是孤独的,文字里的船山却未曾寂寞。他在与历史对望的时候,仿佛感觉到未来的目光也在落到他的肩上。

 

想当年,在兴宁寺的僧房里,清脆的钟罄声敲打着佛地的宁静,船山坐在尘封的小窗前。对于老子所言的“涵虚守静、无为而治”,血气方刚的船山无法认同,他无意于从“无为”的思想里寻得慰藉,相反,他仿佛站在老子的对面,以激切的文字与之展开深层的哲学辩论。

 

《老子衍》里,随处都是船山先生元气丰沛的质疑与讨论。船山自云“六经责我开生面”,“生面”何以开?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间,船山不愿沉于经义注疏,更愿融汇古今,独抒已见。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三十多岁的船山,内心充满了入世的道义和理想。他以儒学与理学为精神底色,纵历末世之乱,也无法赞成“无为而治”。他的文字里回响着他提问的声音:“争”未必起于“贤”吗?“盗”未必因为“难得之货”吗?“心”未必“乱”于“见可欲”吗?

 

从起兵抗清到永历朝中做行人,船山始终是一个“知行合一”之人。然而,《老子》对于知行关系却持这样的观点:“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船山的目光久久在文字间徘徊。他似乎忍不住了,冲着永远无以应答的老子大声诘问:然则天下岂有“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者哉?

 

纵观船山思想,其魅力首在于质疑与建设。从先秦至宋儒,人性善恶从来就是一个古老的议题。船山是如此看待人性的呢?

 

人性之善恶是由天赋的吗?船山问道:“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信无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由此,他认为人性之善恶并非由上天一次性给定,而是“命日生,性日受”。这种“日生日受”的人性论,第一次将人性置于生命成长的过程去审察,堪称古今人性思考中的重大思想里程。

 

船山避吴三桂于麇鹿洞时,已是花甲老人。背弯,发白,眼花。你想啊,春天的麇鹿洞里,那么湿,那么黑,那么冷。雨脚如麻,布衾如铁。除了虫鸣,万籁无声。老人枯坐于洞中,就是一个逃难的难民,然而,有谁知道他的心中依然升起了明月,依然怀想着宇宙、生死、人性的诸多命题?

 

可以想像,在那个幽暗的洞穴,最温暖而有光的只他随身带着的那本《庄子》。庄子的智慧,给船山以最柔软的抚慰。事隔多年,他已不再像当年面对《老子》那样,他从庄子的思想里获得了于生命的逍遥与君子的达观。

 

船山无从料到,他所撰写的《庄子通》在他身后一直流传。它放在某个学者的书房里,放在清茶的余香与古琴的声响里,放在朝阳与月色里,可是,有谁还能从这些字里嗅到当年山洞里的潮湿,嗅到那隐隐的麇鹿气味?

 

那才是船山当时的现实境遇与苦难生存啊。

 

从山洞回到草堂之后,船山的精神开始在历史的天地里俯仰纵横。他的话语,无法诉诸大清治下的现世,只能潜入历史的时空。臧否得失,评点人物,反复探询一个王朝的兴衰治乱。

 

公元1680年,船山开始撰写《宋论》初稿。

 

或许,在船山心中,宋明二朝同有灭于异族之手的命运吧。在《宋论》里,船山先生评王安石、评岳飞、评文天祥,也评秦桧、评高宗,评宋代内政外交的成败得失、兴衰际遇,那些烛照幽明的史见,那种顾盼多姿、清丽宛转的文字,那种传道济民的情怀,历千百年而依然发着光亮。那是文字,更是船山先生独立不羁的思想。篇篇都是“宋事”,而又好像句句都是“明言”。

 

船山更为宏大的史论视野还在其《读通鉴论》,以及《读四库大全说》的诸著中。完成《读通鉴论》的时候,船山已近古稀之年。待修订30卷成书时,已是去逝前不久的日子。在那里,李斯,赵高,项庄,韩信,贾谊,曹操,无数发人之未发的人物史评都在船山的煌煌文字里。

 

那里的文字,充满了人间之“道义”。何种“义”呢?用船山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

 

与船山“三义说”相应的,是其“三罪”论。在他看来,“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杨昌济先生说:“船山先生一生之大节,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民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诚如此,船山一以贯之的立场与信仰就是汉族的民族主义。在他心里,民族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君王利益。

 

与船山的史论相映生辉的是另一种文字光焰,那是船山对于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

 

在这种形而上的思考中,船山像《逍遥游》的那一只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俯察万类,他以超凡的形上气质,构建起自己的哲学王国。

 

在那里,“气”与“道”,“心”和“性”等寻常语词,因为他的定义,而别具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磁力。

 

 

 

岳麓书社《船山全书》套装16册

 

(五)

 

船山少年时即跟父亲学诗。纵然一生苦难不绝,他以诗交游,以诗纪行,以诗言志,诗,成了心灵与情感存在的方式。

 

秋水蜻蜓无着处,全现败叶衰柳。

 

这是船山写于暮年的一句词。我以为,那是一种意境,更像是他一生的写照。秋水虽净,满目却是“败叶衰柳”;晴蜓低飞,却找不到一个立足之地。

 

船山是那么想要倾诉,想要表达,可环顾周遭,他又几乎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日日陪伴他的,永远是老庄、孔孟与程朱,是尚书、春秋与周易,是文明与历史的千百年演绎。

 

一册经史,一行典籍,都在他内心里发着光亮。他日日以文字和笔墨为口舌,吸纳天地,对话经理,晤面先贤,探寻人性。在那样的乱世,很多时候,得到一张不曾写过字的纸,都是一种莫大的欣喜。他心归于文化,身隐于草屋,他以思想拥抱着历史与天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或许,船山的生活里并没有谈笑风生,他习惯于沉默。沉默的背后是隐忍,隐忍的背后是忠诚,忠诚背后是孤独。他永远都在质问,都在呼号,都在忧思,都在发现,都在创造。这些,都在他的经典重建里,都在他的哲学思辩里,也都他的历史明月里。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船山,属于明月。明月是他的时间,他的道义,他的信仰。

 

 

 

黄耀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化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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