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丁为祥:应时沉淀,顺循本真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9-10-14 01:49:57
标签:本真
丁为祥

作者简介:丁为祥,男,西历一九五七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实践与超越——王阳明哲学的诠释、解析与评价》《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发生与诠释——儒学形成、发展之主体向度的追寻》等。

原标题:《应时沉淀,顺循本真 ——丁为祥教授专访》

受访者:丁为祥

采访者:李忆兰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十四日壬午

          耶稣2019年10月12日

 

人物:丁为祥

 

 

 

丁为祥(1957——),陕西西安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学会与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分会副会长。

 

其学术探讨起始于对王阳明哲学的钻研,而其入手则既不是为了理论的阐发也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而是力图从做人的角度理解阳明心学,由此形成以做人精神理解其为学规模的独特进路。

 

自从事中国哲学(儒学)研究以来,已出版专著6部,并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五十多篇。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研究”与贵州省社科规划办重大招标项目“‘儒道互补’及其价值观的相互支撑”等项目的研究。

 

自担任博士生导师以来,始终全身心投入于中国儒学的教学事业,曾被评为全国哲学专业最受欢迎的十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导师。作为哲学书院的专业导师,丁老师下学期将为我们讲授《〈传习录〉导读》这一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敬请期待。

 

趁时而行,顺时而止:反思与融通

 

李:丁老师您好,十分荣幸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了解到您的求学经历和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可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丁:其实我以往总是希望可以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但一直没有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从学的这个过程是有值得汲取的地方的。我1963年入学,那是我们民族刚渡过大危机的时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全校一共有33个小孩,分为三个年级,我们的学校背靠着一个大塚,塚前的一座破庙就是我们的教室。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上课的那个情景。只有一个老师,是我们村上1962年高中毕业的,当时参加高考的人很少,他高中毕业后就回村。那时老师是充满了理想情怀的,所以他总是诱导学生充满理想。我们报到时,老师满怀憧憬地跟我们讲长大要去当数学家、科学家。但那时我心里面总记着饥肠辘辘的感受。在我的生存经历中什么最好吃?锅盔。我就天不怕地不怕地问:“当这能吃锅盔?”老师说:“嘿,岂止是能吃锅盔,每天还能吃香肠呢!”我那时还不知道香肠是什么,只要每天能吃到锅盔就行啦!所以,这个老师给我幼小的脑袋里种下了信念。这一点非常重要。

 

少年时期,前面几年很认真,“文革”那几年就开始混了,一直到1972年初中毕业。那年也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的民族遇到了一个转折。这个大背景是林彪事件,1972年初毛主席将邓小平请出来,这也就是我从心里面感念邓小平的原因。按照那个时候的惯例,上高中是要推荐的,和上大学需要工农兵推荐一样。我们村当时毕业了十来个初中生,我特别想上高中,但没人推荐,我就给自己买了农具,准备回家种地。其实那时我的内心是很失落的,因为我认为我是可以再学习的。可是时代没有给我学习的机会,失落,但也没办法。有一天,快过年的时候,晚上八点多我们村进来了两个老师,一进村就喊家里面有中学生的家长都出来,原来的推荐作废,要上高中必须参加考试。你不知道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赶去的时候,心里的那种高兴,我心下意识到又有机会学习了。能够上高中确实是一种幸运,那种幸运怎么说呢?——难以言表。

 

上高中是1973年初,学校给我们安排了最强的教师阵容,这时知识分子意识到“文革”该告结,可以有用武之地了。所以1973年春是认真学习的学期,但是秋季又吹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老师各归本位,我们学工学农。我在灞河滩的水泥厂学工半学期,很快高中两年就完了。这个经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幸运地上了高中,我都不敢想着要考大学。从六岁到十五岁的求学,仅仅是老师的勉励,老师说要当数学家、科学家,其实自己都说不清那是什么,我脑子里其实只想着吃锅盔。但是老师的这样一个诱导唤发的是一个小男孩学习的兴趣。上了高中,本来也有学习的兴趣,可是时势已经变了,认真了一个学期就回到农村学工学农。但是高中这一年的一个好处在于,老师们对学生展开了他们当年大学生活的回忆,这一下就打开了一个知识的天地。它不在于教了你多少知识,而在于让你意识到这里面有一个更高的世界。可惜,时代并没有提供给我走进这个世界的机会,但我对这世界的兴趣已经有了。所以在高中阶段,有时为了找一本书看,晚上不惜跑上七八里路,这在现代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我高中毕业后就回村了。那时村子已经改观,当年的启蒙老师成了校长,并且盖了五间教室。回去几个月,当年的老师就把我叫去给我规划道,可以先到学校当个民办教师,将来就可能转正。当时西安市委的办公室主任在我们村长期驻扎,书记一周在我们村待三天。我当时在办公室主任那儿读到很多理论文章,还有其他大学学报,主任常说没事来我这玩,我这杂志很多,但是如果工作需要叫你回去,你要回去。我在学校兼职过程中,经常去他那儿读文章。那时虽在“文革”中,但那些人都很善良,我非常感念驻我们村的这个干部。他经常说我们和西方不同,西方年轻人毕业后要先在社会中寻求自己的身份。我后来才体会到,他当时是在警戒我要找准自己的身份。我刚到学校兼了一个学期,大队又把我要回去了。

 

我在队里当团支部书记、生产队长直到1976年,那时已经是生产理论组的成员,1977年我是首先招工出来的,进到西安市环卫局,从清洁工到通信员再到宣传干事,一共呆了18个月,以工代干。1977年参加高考,也进了初选。但当时大学没有住的地方,只能走读。我当时只是个清洁工,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只能下次再考。我当时报的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列主义师资班,说是给冶金部高校培育马列师资。当时的精神层面只有马列主义,八十年代前半期的哲学也只有马克思哲学。大学这四年,同学中我算年龄小的,年龄大的能比我大11岁,这些人或者是在机关,或者是当了十来年的教师,水平很高,所以我的精神压力很大。那些人成天赞扬我说你看这浑身的朝气,我说我有什么好的,你们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因此那时发狠学了两年。你们没法理解,当时去吃饭,都是一个人去排队,其他人看书,晚上学校十点四十五关灯,督促学生回宿舍,同学们交流的都是哪儿有彻夜不息的灯。因为在社会上耽搁了十年,知道这学习的机会不容易。大学三年级,老家伙们都说我这个小子有后劲。大学毕业,我在西安教育学院任教三年,然后到师大上研究生,1987年毕业留校,1996年去武大念博士,1999年回来。这就是我主要的求学经历。

 

李:您的求学过程当真是丰富。读书时有间断,却也带有一种和时代强烈呼应的断裂感。

 

丁:所以,我总结到我的这个学习始终是间断性的学习,走一程就要停下来,这个停下来也不是消极的停下来,而是积极的停下来。为什么1996年要出去念博士?我94年已经评上副教授了,如果打算混日子,这样混下来也就可以。但是自己感觉到如果就这样走下来就对不住自己。所以要给自己再充电,再深挖自己的资源。甚至到2009年,我还去台大做了一个学期的访学。直到今天,我分析自己的学习是走一层上一个台阶,不断地回头审视自己、沉淀自己,寻找自己下一步的目标。我把这一点作为一个教训、一个经验,现在你们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是可以一路走下来的,即使一路走下来,也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沉淀的机会。这就像是植物,经历了一次落叶的过程,就增长了一个年轮。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之后,对儒家学理的理解,就和那些始终从书本中获得的不一样。而且即使博后都毕业了,也要有一个离开完全脱离自己本行的访学,这个访学一方面是把自己清空,一方面重新澄澈自己,重新调整、重新开始。

 

李:这是一种“归零”。

 

丁:一方面是归零,一方面是把过去的经验打包积淀,然后重新上路。这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李:您所说的这些都是极其朴实而真切的,我们能从您的经历中体会到您学问切实的来源。

 

丁:再有一点经验是在博士阶段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博士论文写完之后会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不想再看任何书。

 

李:可真是伤了。

 

丁:是,伤了,全部都伤,如果没有伤,就是说明你没有用力。但是即使在博士毕业之后,还有大概八到十年的时间用来反思沉淀。博士是自己像蚕一样吃桑叶吃够了,然后自己吐丝作茧,而毕业后通过这八到十年的时间,自己才能咬破这个茧,才能走出来。这就是挣破自己原来的知识基础搭建的这个平台,再上另一个平台。这是第二个经验。

 

第三个经验就是我从1982年开始到1994年,在电大给自学考试上课,从那开始,我的教师之路就没有断过。从户县到北郊,从灞桥到西郊,到处代课贴补家用。我那时代课的收入是工资的两三倍,所以我们的娃娃整天吃的饱饱的。我家当时在西工院住的时候,课时费拿回去,买肉一烧一锅,买一摞烧饼,满园的小孩都到我家。我爱人非常喜欢小孩,搞得小孩天天扒窗口问阿姨你家啥时候烧肉啊。所以我说这个上课不是个坏事,我在师大上马列课上了三十年,一百遍都不是胡说,但这一百遍不是复述,而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之前在西工院住的时候,上完六节课骑着车子慢慢回味自己讲课,突然意识到这是个突破口,像是打麻将可以胡牌的“嘴子”,从这可以展开思考、发现问题。我绝不是觉得上了马列课就怎么样,而是马列对我中哲的研究反倒是很大的支持。这第一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李:谢谢丁老师非常生动真切的讲述。您用最简单也是最真实的言语向我们呈现了这几十年的求学历程,一个人的过去是否值得汲取,源于他看待自己的方式。您如此透彻地认识自己,将生活中的经验沉淀成了生命的智慧,这应当是和您“为学”与“为人”的方式有关吧。

 

 

 

本色走进,反串出真:为学与为人

 

李:作为中国哲学专业的专家学者,您的儒学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对于张载、朱熹和王阳明您都有专门的研究,也出版过相关的论文和专著,还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其中《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这部专著我很好奇,您由王阳明转入朱子的这种学术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呢?

 

丁: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另一个重要的经验。我这本关于朱子书的标题就是经验。研究什么,对什么能够走进去,这首先决定于你的学术性格。

 

李:何谓“学术性格”?

 

丁:学术性格就是你的天性在学术上的表现。这表现在哪儿呢?比如我们看电影电视,里面都有角色。我们说某个演员和这个角色是一种本色表演,就是演员的性格和角色需要的性格可以相配——这叫本色出演。还有一种是我明明是这种性格,却要演另一种性格,这叫反串。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必须有厚重的积累才能达到。所以我这里说的学术性格就是寻找自己性格的本色,依据自己的学术性格,去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年我发现了大量的错谬现象,我举个例子,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说,戴震明明是一只“刺猬”,可是他却被清代的考据学推为“群狐之首”。所谓“刺猬”和“狐狸”之说是什么呢?“刺猬”是原创性的思想家,而“狐狸”是机会主义者。戴震自己也感觉到很痛苦,他明明是一个刺猬,可是群狐却把他推举为群狐之首。所以戴震气愤地说:读他书的这些人只与他的轿夫同水平,根本和他无缘。余英时先生的比喻相当好,戴震的学术性格是一个刺猬,可是时代把他给扭曲了。时代欢迎他做一只狐狸,但他刺猬的性格不断的显现出来,导致他很痛苦。由这一点看到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咱这也可以说是时代思潮在杀人。实际上戴震说的不仅仅是对社会控诉,更是个人心灵的控诉。

 

所以我提出这个学术性格,这个学术性格在本科是发现不了的,研究生阶段,经过认真的反思能够发现一点点。这个发现其实也很容易,就是你读一个人的书读到五到十页,你会感觉你跟他的心灵在沟通。

 

李:正是“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丁:对了。这就是说你跟他的心理节拍能够和在一起。这是相应的,可以以本色走进去,如果你感觉就是读不进去,那就把它扔掉。这是由学术性格走向选择思想谱系,但是在学界存在大量让时代扭曲性格的现象。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影响咱们中国七八百年的朱陆之争的问题——朱熹和陆象山。其实一个人他是走向朱子还是走向象山,凭着自己的生命本色,或者说学术性格,不用旁人指点,也会找到方向。可是因为学界他有这样那样的派别,如果学术领袖都是朱子学派,他会把所有的小孩都培养成朱子一个模型,这叫以学术杀天下,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一个人他已经被定型,被定为朱子型,他学着为朱子论证,过不了几年他就只会为了自己的正确性在进行争论,但实际他的学术性格走向朱子,却未必是他本身生命的情调。可是他却必须戴上这个帽子,戴上之后也有可能把他窒息死了,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李:这和当时的时代有很大关系。

 

丁:是,和当时时代有关,就像戴震一样,我调侃余英时先生,我说你说戴震是个刺猬,那么戴震也是扭着狐步舞的刺猬。但是今天,每一个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学子如果不进行反省,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副不适合的盔甲,不仅不舒服,而且可能窒息。我最先研究的是王阳明,再接下来是张载,我的生命本色是这些,这没问题,这是以本色直接走向学术研究。而最后研究朱子,我是以非生命本色的方式来写的。因为朱子这个课题我2001年拿的,到2009年才开始写,就是说我经过反复沉淀,就想把这个角色拿捏准。因为我不是依我的生命、学术性格自然的走向的,我要把他这个事情把握清,这就是那个由本色走向反串,而反串还必须得能串出真来。如果要说从为学的角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大概你们从硕士毕业之后才会将“自我”提上日程,开始追问自我到底适合做什么,我自己的学术性格到底适宜研究什么?这是从硕士毕业之后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冒头,直到博士毕业有时都未必认得准。这一点可以回到孔子,就是“四十不惑”。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这个时候,才对自己的学术性格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是第二个问题。

 

李:丁老师提到“回到孔子”,确实现下在精神上需要有一种向传统的回归,我们哲学书院的这种办学模式,以“学以成人”的精神向传统教育“修齐治平”的崇高指向致敬,您如何看待传统儒学教育与现代通识教育的关系?您对书院的发展有何建议和期许?

 

丁:咱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是知识传授型体制,这个知识传授型与做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教育,首先是做人的教育,所以咱们的书院要从做人的角度来理解学理,而不是从逻辑推导、概念思辨的角度来理解学理,在学习方法上咱们必须要有一种重大突破。如果我要给哲学书院的学生上课,我就必须把这一点讲清楚,因为书院过去是养才的地方,包括人的心性修养,是以“为人”统率“为学”的,但咱们现在的教育,则只要“为学”,只要你能背得、能记得、能识得、会考试就行,这就与做人无关,这样的教学方式必须接受书院的“为人”精神来充实之、来承养之。中国古代的经典都是古人“为人”的副产品。就像蛇蜕下来的蛇皮一样,可是咱们却把蛇皮作为蛇本身,现在必须通过蛇皮还原到活生生的蛇,也就是还原到活生生的人,这是咱们书院可以弥补的,可以扭转当代教育的地方。

 

李:谢谢丁老师,真是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您将自身的经验和学问贯通起来,从旧学里翻出新知,对儒学和传统文化,对“学以成人”的传统教育有深刻的体悟,对当代教育的问题做出令人深省的探讨,您的所思所想能让人深切体会到背后的现实来源,非常期待能在课堂上听到您对中国传统经典《传习录》的解读,能给我们分享您以本色进入王阳明的世界后的所思所感。再次感谢丁老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