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宇】20世纪易学诠释发展的样态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9-11-06 01:17:34
标签:易学诠释发展

20世纪易学诠释发展的样态

作者:康宇(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九日丙午

          耶稣2019年11月5日

 

进入20世纪,随着封建统治政体的瓦解和西学东来的不断冲击,曾长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经学走向衰落。在国家政治层面,“四书五经”失去了封建统治合法性依据的地位;在学术文化层面,经学研究也不必站在“宗经”立场之上了。而后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将“以经为纲”的旧学彻底转化为“以史为本”的新学。众多儒学典籍因失去了学术研究吸引力而遭遇无人问津的窘境,经典诠释学的发展逐渐陷入低潮。然而,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曾被视为儒学“第一经”的《易》,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几次大的研究热潮,对于易学诠释的研究甚至取得了重要突破。

 

先秦以降,随着后人对《周易》的解读趋于“熟烂”,易学的诠释框架逐渐生成并日益稳定下来,要么以汉注为模型,以“尊古”的态度进行文本训诂;要么以宋注为旨向,强调“以意逆志”、揭示义理,为此不惜疑经、改经。而且,凡研究易学者必视“经”“传”为一体,鲜有区分卦爻辞与《十翼》。稳定的易学诠释框架在给研究者进行文本分析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至清末,这些问题的累积最终造成《周易》研究困境的出现,如受困于《易》之版本的单传(历代沿袭王弼本),以致无法解决传本文献方面的问题;易学研究“信仰”化,多数人将《周易》完全视为儒家经典而对其内容中的子学观点进行曲解或无视;文本考据研究受限于新材料的缺乏,拓展空间狭小;传统《易》说已成定则,难以实现突破从而产生新思想。可喜的是,20世纪的学术实践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大批易学文献在现代考古技术的帮助下重见天日。其中,尤以金文、甲骨文、汉石经、马王堆帛书以及安阳殷墟出现的数字卦等贡献最大。同时,在中国学界因科学精神的流行而面貌一新、西方哲学思维的传入让国人视野豁然开朗,“经”之尊崇地位下降使得易学研究可以“回归自身”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易学诠释研究得以翻开新的一页。

 

从样态上讲,20世纪的易学诠释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传统易。此派学者坚持延续历代《易》注、《易》说,将义理、象数、图书并重。他们不愿意用新出土的材料推翻传统“《易》历三圣”之说,而以发明中国固有易学之道为目标。但是,他们无法回避易学发展面临的“新”的历史环境,因而也自觉地将时代要素注入研究之中。例如,杭幸斋主张先从专门解释八卦之象的《说卦传》入手释易。他强调观象之法、卦象之分类及进化之序,并以象数统辖易理。尚秉和注重以象解易,并接受北宋邵雍先天卦位之说,以后天卦位为用,先天卦位为体。另外,他还注重对易理的阐发,但反对王弼以至宋儒所谓的义理之学,颇有清代“正统派”的遗风。新中国成立后,学者黄寿祺系统解析了《周易》经文中卦符、卦辞和爻辞的产生与发展,并梳理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规范了读易的原则,重点解读了六十四卦中卦爻辞的关系、象数与义理的区分等。

 

第二,史学易。此易学派别随民国初年史学界形成的疑古思潮而生,其核心理念是疑古、辨伪和考信。相关学者有选择地继承了乾嘉汉学的求实精神,并引入西方实证方法,集中对《易》之经、传的内容、性质、时代、作者、文献等问题进行考证,提出了许多有关易学的新话题。顾颉刚著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论易经的比较研究及彖传与象传的关系》等文章,揭示出卦爻辞的本来面目和其用于占卜的本质,并辨明了《易传》不合于上下经的原因。李镜池著《周易探源》,探讨了易之经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传如何解经及传所言是否符合经旨等问题。1927年,余永梁著《易卦爻辞的时代及作者》,创造性地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应用于易学的诠释之中。他分析了筮法的兴起、卦爻辞与卜辞的比较、卦爻辞的作者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学者高亨著《周易大传今注》,将《易经》视为史料,将释易的目的设定为考察上古史。他首列“经意”,依经文原意疏解经文;次列“传解”,依传对经的理解加以注经。“经意”“传解”相依并列,彼此对照,显示出经之原意与传之理解的异同,由此说明了易学思想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第三,科学易。20世纪初,西方科学主义传入中国。在易学诠释领域中,现代科学思维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学者们或是利用科学原理解释《周易》文本思想,或是将易学与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进行原理互证,更有一些汉学家用西方科学观念重新审视《周易》,以期解释其中的某些核心概念。杭幸斋是以科学解《易》的早期尝试者,他提出“七色变日”“化学分剂与象数合”等“附会”式的论述。薛学潜所著《易与特质波量子力学》代表了科学易研究的一个高峰。薛氏根据六十四卦变化总结出易方阵,并以其中所含的数理及其交综线反映出的卦与卦关系,画出若干图形证明了《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同时期的学者黄本英所著《易经科学》、丁超五所著《科学的易》等书,亦分别将几何、代数知识注入易学诠释之中。20世纪70年代后,董光壁著《易图的数字结构》《易学科学史纲》《易学与科技》等书,将“科学易”上升为“易科学”,并给出了运用自然科学专业视角解析易学应遵循的科学原理。

 

第四,衍生易。伴随着20世纪易学研究“新材料”的出土,易学诠释中的“新思潮”亦不断涌现。例如,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出土金文、甲骨文上的易之八卦数字符号的研究,数字卦研究渐成时尚。数字与筮法的关系、数字卦的符号意义、三画卦与四画卦的比较区分以及重卦问题等,一时成为学术热点。与此同时,帛书易研究方兴未艾。张政烺、李学勤等学者利用马王堆帛书研究重新审视《周易》,对易中的卦序、卦名、卦爻辞进行新的解读。尤其是他们对于《系辞》及《易》之经传的关系,给出了诸多新的解释。以余敦康为首的人文易研究,在此期间也初见端倪。余氏站在中国文化精神生成的角度,给予易学以新的打量。他立足文化发生学,对易学中包含的文化精髓和价值理想进行了系统诠释。他的努力为易道的现代诠释注入了新的元素。此外,张立文还在易学诠释与“和合学”建构之间建立联系,他挖掘出易学中所含“和合世界之整体贯通”与“生生”的原理。

 

总之,20世纪的易学诠释异彩纷呈。学者们在易学突破中超越了传统门户之见,将易之精神、易之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由此,易之大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西诠释学史比较研究”(17BZX07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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