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可疑的民国“大师”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9-11-19 00:24:57
标签:民国“大师”

可疑的民国“大师”

作者:空山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廿二日己未

          耶稣2019年11月18日

 

今人往往认为民国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其实此论大可商榷。在笔者看来,今人所推崇的民国“大师”们大多可疑(按:此处所说的大师,是指国学方面的大师),实在说,民国并没有几位真正的国学大师。

 

曾看到一套国学丛书,把胡适鲁迅都列为“国学大师”。这怎么可以?胡适鲁迅正是批判国学,把国学连根拔起的人啊!他们恰好是破坏国学的“大师”。同是这本书,还把闻一多、顾颉刚列为国学大师。闻一多认为《诗经》是一部“淫诗”,《春秋》是一部“秽史”,顾颉刚研究上古史,认为古圣人大禹其实是一条虫。这是弘扬国学,还是毁坏国学?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国学大师”?

 

如果说胡适、鲁迅、闻一多,顾颉刚等不足以称“国学大师”,一般人还比较容易接受的话,那么说梁启超、章太炎恐亦难副“国学大师”之誉,可能就令人惊讶不置了。在一般人心目中,梁启超章太炎如泰山北斗,高山仰止,令今人难望其项背,他们都不足以称大师,谁还能称大师呢?

 

诚然,梁、章二先生功底厚实,学问渊博,思想深邃,非常人可比。但梁先生在历史上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在于鼓吹变法维新,改造国民性。他擅长写文章,“笔锋常带情感”,激烈抨击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思想学说,认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中国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才能救亡图存,获得新生。梁先生甚至说:

 

“以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

 

这样的“人种优劣论”,其荒唐自不待言,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对年轻人极具煽动性,胡适即是在梁先生的感召之下,对传统做出了更猛烈的抨击,比如胡适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后来虽然梁先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但“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应该也是受到梁先生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论调,虽由胡适、鲁迅一批健将们大力鼓吹,然究其源头,恐怕还在梁先生这里。综观梁先生一生,学术思想和政治态度复杂多变,但他对于社会历史所产生的最大影响,还是在于鼓舞起反传统的浪潮。我们不否认梁先生的学问以及他对社会历史的贡献,但一个反传统的潮头人物,若以“国学大师”名之,不是有点奇怪吗?

 

众所周知,太炎先生的学问根底在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当然太炎先生不只精通小学,所涉甚广,多有卓识创见,然对于孔子与儒家,太炎先生却多有贬低,认为孔子只是“古之良史”,“闻望过情”(声誉名望超过实情),把孔子比之于汉之刘歆。其论儒家,总是站在佛家的立场来评判,儒家之所以好,是因为合于佛家,儒家之所以不好,是因为达不到佛家的高度。其实他的佛学造诣也很有限,讨论儒佛时常乱比附,比如他认为《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诚”,即是“迷信”和佛法之“无明”,“迷信自己为有,迷信世界万物为有,均迷信也”,“信我至于极端,则执一切为实有。无无明则无物,故曰不诚无物”。如此解释儒家之“诚”,直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太炎先生学问虽浩瀚,气节亦凛然,但对儒家,实多误解;虽以佛家为高,其实佛法造诣亦很难说。若说“小学大师”、革命家、思想家等等,太炎先生足以当之,国学大师之称,章先生恐亦难副。

 

那么王国维、陈寅恪呢?王、陈二先生之学问,是考据式的,王国维“二重证据”之说,不过是把“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陈寅恪则是在乾嘉学派考据传统之上,又采用西洋语言科学研究法。陈寅恪十二岁即走出国门,长年游学在外,受欧美尤其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影响甚深,故他回国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所代表的学风,乃是“由传统经史学曲折转向欧美汉学式之研究”(龚鹏程语)。王、陈二先生都学富五车,博闻强记,擅长多种外语,而且在海外阅读过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开阔,考证之精密,确属一时之冠。但他们这种学术路向,是否能代表国学的主流呢?今天的人文学科越来越科学化工具化,是否也与他们所开创的学术路向有关呢?此外,王国维早年研究德国哲学,却解决不了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一生脱不了叔本华的悲观气息。陈寅恪出身世家,家庭巨变留下的阴影始终无法化解,两先生的生命格调都比较悲观低沉,缺少光明爽朗之气象。他们或许可以说是优秀的历史学者,但说是国学大师,恐他们自己也未必悦纳。

 

说到教育,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教育家当推蔡元培。然蔡氏之教育观,实多可商。作为一堂堂中国之第一任教育总长,置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传统而不顾,提倡所谓的“新教育”,其实是极其夸张的儿童中心本位:“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尊重儿童当然是应该的,但教师如何受教于儿童?这不是完全颠倒了吗?他毫不掩饰地赞叹推崇西式教育:托尔斯泰之自由学校、杜威之实验主义、蒙台梭利、施丹纳……(见《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他下令废止了中小学读经科,拒绝了马一浮设立“通儒院”“以培国本”的建议……中国教育西化之进程,经蔡元培而以国家力量全面推行。这样西化的教育家,能称国学大师?

 

综上所述,这些本不宜称为“国学大师”的民国文化人,不知何时都已成为我们心目中无可置疑的“国学大师”了。对于民国文化人,今人已经习惯于仰视,实在是因为今人太差了。民国文化人因为大多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经史功底,多少沾润了老一辈人物的流风余韵,故其道德人格、学问功力、才情志趣等都大为今人所不及,又因时过境迁,有了距离感,故对民国文化人,我们越来越仰视,逐渐把他们当做不可超越的楷模和大师来学习乃至崇拜。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缺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中的某些人造成或加剧了国学的沦落。他们的私德往往很好,也有理想抱负,忧世伤生,呕心沥血地为国家民族和文化传承而努力奋斗,他们的思想足以转移人心,风范足以动人,然他们的偏颇、缺陷、错误也是明显的,不可回避的,“国学大师”一名号,他们当中其实甚少有人担得起。

 

之所以指出这些民国“大师”之可疑,并不是为了指摘他们,更不是为了否定他们,而是关系到在今日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今人应该如何学国学的大问题。如继续仰视这些民国“大师”们,以为随便选一位“大师”就可以入门,很可能会走偏了,甚至走上相反的路。

 

学国学要以梁启超、章太炎为标杆吗?梁启超的文章,不是仍然可以激起年轻人反传统的情绪吗?学习章太炎,难道不会让人看不起儒家,暗中以佛家为旨归吗(佛教当然也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支,但以佛家为归宗的人,总不好称国学大师吧)?我们要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埋头做客观化的、缺乏生命热度的、且大多属于冷门的考证工作吗?如果不幸遇上蔡元培、胡适、鲁迅、闻一多、顾颉刚等“五四”健将,一股脑儿读下去,还会对传统文化有半点敬意吗?本来是为了学国学,到头来却成了“反国学”,如何是好?

 

所以今天,我们亟须给这些民国“大师”们以准确的定位,“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取长舍短,就正去偏,以免走错路。而且我们应该寻找真正可以引领我们的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其实民国学人中,真正能当“国学大师”之名者寥若晨星,究何人能当之,属另一问题。这篇小文只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选择一位民国“大师”以为学国学的路标,他们也许能在某方面让你得益,但也有可能让你误入歧途乃至南辕北辙。胡适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被古人欺”,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是否也应该用这句话衡量一下他们那个时代了!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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