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强】源流互质视野下的董仲舒及汉代《春秋》观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2-03 00:28:12
标签:《春秋》、源流互质、章学诚、董仲舒

【刘洪强】源流互质视野下的董仲舒及汉代《春秋》观

作者:刘洪强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初七日癸酉

          耶稣2019年12月2日

 

作者简介:刘洪强(1986-),男,山东临沂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摘要:西汉《春秋》学有以下几个特征:神化孔子作《春秋》,为汉代政治合法性服务;以《春秋》经世,为汉代政治和改制提供蓝图和具体指导;《春秋》流为史学,为后世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范式、体例。通过以章学诚提出的源流互质的方法来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人经学观和史学观进行研究,辨析其学术思想的特征发现,相对于章学诚对于政治性阐释的审慎和更加关注“《春秋》经世”或“《春秋》家学”的史学意义,汉儒对“《春秋》经世”的理解带有很强儒学政治化的色彩,其学术形态和政治形势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章学诚;源流互质;汉儒

 

《春秋》撰成后,孔子口授弟子,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解释《春秋》的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五家:《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邹氏传》《夹氏传》,其中,“邹氏无师,夹氏无书”[1],两汉广泛流传的主要是《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三传。据清代学者皮锡瑞的观点,汉代是“经学昌盛时代”和“极盛时代”[1],后世《春秋》学的解释范式大多在两汉有着对应形态。据宋代学者洪迈考证,《公羊传》盛于景帝以后,最先立于学官,公孙弘、董仲舒皆治《公羊》;《谷梁传》盛于宣帝时,刘向曾研习《谷梁》学;《左传》终西汉之世不显,虽得到河间献王、刘歆等重视,却为官学博士们反对,认为“左氏不传《春秋》”[2]406-408;东汉章帝令贾逵为《左传》作训诂后,《左传》大兴,《公羊传》《谷梁》二传逐渐衰微[2]。

 

概括来说,西汉《春秋》学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神化孔子作《春秋》,为汉代政治合法性服务。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起于庶民,在时人看来,其得国与夏、商、周等朝代为圣王之后且经过多代人积累不同,相比似乎不够根深叶茂,在尚处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换适应期的人看来似乎有些合法性阙失,这也是西汉中后期“再受命”出现的一个原因。在此情况下,不断有人试图以符瑞谄媚、以纬书附会,通过神化孔子以论证刘氏之兴为受命于天,为非贵族出身之汉朝合法性辩护。姑且不论纬书中对“端门受命”等说法的铺张,即使在两汉《公羊》家阐释中也时有汉朝受命的说法。西汉《公羊学》家将孔子视为“素王”,将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视为孔子受天命制作的符瑞。董仲舒认为: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3]157-158

 

赵岐在注解《孟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时,指出:

 

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窃,亦圣人之谦辞也。[4]

 

何休在解诂《公羊传》的“西狩获麟”时说得更为“环环相扣”:

 

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西狩获之者,从东方王于西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异也。又先是螽虫冬踊彗,金精扫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将有六国争强从横相灭之败,秦、项驱除积骨流血之虐,然后刘氏乃帝,深闵民之离害甚久,故豫泣也。

 

以何休为代表的《公羊》学家构建了一个关于汉代起源的政治神话,“西狩获麟”就是这个神话体系中重要一环。在何休看来,在象征君位的麒麟,被樵夫在西方获得后,孔子预言到了,周衰之后,将有庶民刘氏以兵戈取天下,且路线为自东向西。通过将“西狩获麟”与春秋以后时势变迁和刘邦逐鹿中原的历史的结合,何休赋予《春秋》一种政治性。何休认为,孔子不仅预见到秦亡汉兴,而且不满足于停留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无王者之位却行王者之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5]3297,借助创制《春秋》“为汉帝制法”:

 

孔子见时衰政失,恐文、武之道绝,又见获麟,刘氏方兴,故顺天命,以制《春秋》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汉者。[6]3

 

何休为东汉《公羊》学大师,此说当出于西汉纬书或《公羊》家师说。通过后儒对孔子作《春秋》的神化和附会,《春秋》在汉代具备了成为“帝王之学”最重要的功能,论证汉兴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以纪实和文辞见长的《左传》,后儒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左传》“奋其私笔,任意更改”[7]98。近人唐文治援引王祖畬《读左质疑》的看法指出:“西汉时,《公羊》先立于学官,缘饰谶纬,治《左氏》者效之,亦窜入符瑞之说。”[7]98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士会返晋,他有一支后嗣继续留在秦国,“其处者为刘氏”[8],以之刘氏为尧帝之后。东汉古文经大师贾逵在《左氏长义》进一步解释,“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他还以此论证《左传》之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甚至于其他诸经,“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9]383。实际上,从修辞角度来说,这句话略显冗赘,后世有学者认为非《左传》原文,而是汉代儒者为论证刘氏得天下之正而羼入的,“自是之后,自托古帝王之胄裔,复成积习”[10],代汉而立的王莽就自陈为舜帝之后。同样推崇《左传》的刘知几对贾逵此举颇不以为然,称之为“取悦当时,殊无足采”[9]380。

 

第二,以《春秋》经世,为汉代政治和改制提供蓝图和具体指导。《春秋》寄托了孔子拨乱反正的理想,司马迁评价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5]3297,为君主和士人之政治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相对于父、祖,汉武帝好儒学,尤其“好《公羊》”[6]7-8,朝廷大政方针的出台和调整经常需要从《春秋》上找到依据,汉武帝出击匈奴理论依据即为《公羊传》“大复仇”之义;流风之下,张汤等政治嗅觉敏锐的司法官员在断案时常常比附《春秋》经义,即所谓的“春秋决狱”。西汉末,刘向援引《春秋》经义“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为陈汤在西域矫诏屠灭北匈奴郅支单于的行为辩护[2]705-706。

 

汉武帝对《春秋》的推重与改制的时代需要密切相关。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明确提出了改制之主张与路径[2]563-570,徐彦征引《春秋》说指出“孔子作《春秋》以改乱制”[6]3,《公羊传》恰好契合了这一时代要求。因而当汉宣帝继位后,改变了武帝时开拓进取的内外政策后,转而支持相对而言略为守成的《谷梁传》。

 

董仲舒认为:“《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11]1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按照“春秋旨”“春秋例”“春秋礼”“春秋口说”“春秋改制”“春秋微言大义”等条目对董仲舒之《春秋》学思想进行了梳理,就以“春秋旨”为例,其所列条目即有:“奉天”“天子诸侯等杀”“立君书不书”“讥赏罚不当”“亲德亲亲”“恶伐同姓”“伤痛敦重”“恶欲为君则从其志”“诛细恶以止乱”“刺上矜下”“敬贤重民”“恶战害民”“战有恶有害”“当仁不让”“常变义”“处变大义”“知忧”“得志宜慎”“荣辱”“讳大恶”“慎所从事”“得众”“犹天下”“讥不合群”“重志”“听狱本事援志”“诛意”“不畏强御”“为善不法不取不弃”“察微”[11]1-22。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得更明白:“《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3]161可见,所谓“《春秋》之义”就是政治原则、政治经验及在具体情势下辨别政治行为之是非善恶,并为下一步的政治实践提供一套行为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成为“经世之学”。

 

何休认为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6]3。徐彦对此注解到:“凡诸经艺等皆治世所须,但或此经或是惩恶劝善,或是尊祖爱亲,有国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务’,言治世之精要急务也。”[6]3

 

司马迁曾问学于《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太史公自序》中他系统阐述《史记》著述之义及对《春秋》一经的看法: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5]3297-3298

 

由上可知,司马迁对《春秋》甚为推崇,“继《春秋》”是他的一个志向。他认同董仲舒的看法,周末王道废弛,孔子作《春秋》以寄托王道之意,为此,他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提出了“《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等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命题。在司马迁看来,《春秋》之长在于“治人”,在于防患于未然。从大的方面来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确立了一套政治原则,如“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拨乱反正”[5]3297;从小的方面说,《春秋》“下辨人事之纪”,在具体政治情势下可以起到辨别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犹豫的效果。《春秋》作为“礼仪之大宗”,相对于直接刑罚来说,是一种事前之规范,具有防微杜渐、曲突徙薪的意义,可将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故而《春秋》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学”,又是士人的“经世之学”。

 

司马迁在将《春秋》视为值得仿效的史学范例的同时,也注重《春秋》的经世价值和政治意义。

 

总之,以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为代表的《公羊》家通过“理论的旅行”的方式,将孔子对于春秋时期社会变迁的思考,放置到汉代政治语境之中,以之汲取政治智慧。政治性是《春秋》学在汉代发挥的重要方式,它为汉代提供合法性,为汉代君主和士人提供了一个理解近世历史变迁的尺度,并为政治实践提供了一个行动指南,有助于增强汉儒政治实践能力。但对于政治的过度比附,也造成了经学文本解释的随意性,进而导致儒者在言说《春秋》时不免存在“倍经、任意、反传违戾”[6]4令“说者疑惑”[6]4之处,这也是《公羊传》“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6]3-4的重要原因。

 

第三,《春秋》流为史学,为后世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范式、体例。司马迁仿照《春秋》之意著成《史记》。班固承继刘向父子之学,在《汉书·艺文志》中以“七略”整理古今著述,将史学附于六艺略中的“春秋”条目下,可谓卓见。《汉书·艺文志》对《春秋》之作及其史的意义有如下论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12]

 

可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讲《春秋》与史学勾连在一起,他在《春秋》目下罗列二十三年中,既有《春秋古经》《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公羊外传》《谷梁外传》《公羊章句》《谷梁章句》《公羊董仲舒治狱》等经或解经及就《春秋》经阐发治事之作,也有《奏议》《奏事》《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汉大年纪》《续太史公》等政书和历史类著作。

 

如前所述,班固将史学归于六艺之下《春秋》,将《春秋》《尚书》视为古史官对于君主言行之书写,并认为《尚书》为左史记言之作、《春秋》为右史记事之作。周朝衰微之后,典籍残缺,孔子借助周朝史记寄托“褒讳贬损”之义。班固强调《春秋》与史的关联。实际上,在“七略”书籍分类体系中,史学著作被归类于《春秋》类,在《春秋古经》之下,首列《左氏传》,在叙述中,也强调左丘明得孔子之“真”,而于《公羊》《谷梁》《邹》《夹》四传等孔门弟子口说之传则有“空言说经”之批评。在班固看来,《春秋》是“事”与“义”之集合。

 

通过分析章学诚相关文本可知,《周官》与刘向、刘歆父子为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重要源头,章氏以“推阐向、歆父子之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13]945-946为志业,刘氏父子则称得上章氏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3]945-946学术方法的更早实践者。尽管刘氏父子《七略》《别录》等书已经散佚,但班固《艺文志》却保存了刘氏校雠目录之学,可以通过《艺文志》推究刘氏父子之学,正所谓:

 

刘向《洪范五行传》与《七略》《别录》虽亡,而班固史学出刘歆(歆之《汉记》,《汉书》所本),今《五行》《艺文》二志具存,而刘氏之学未亡也。[13]184

 

章学诚认为班固史学出自刘歆,其《汉记》等书虽散佚,但由于《汉书》的存在,仍可借此窥测刘氏学术之面貌。遍览章氏论著,他对刘氏父子的推崇随处可见,以此为其文史校雠之学的宗旨与评价学人学术成就的尺度。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信摭》中以此衡量《通志》作者郑樵:

 

《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于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13]945

 

校雠之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之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者也。[13]949

 

《章氏遗书》的编者王宗炎曾复信章学诚也指出:

 

《春秋》为先生学术之所从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原,以追阐董江都(仲舒)、刘中垒(向)之绪言,尤思早成而速睹之也。[14]927

 

章学诚在《清漳书院留别条别》中,对《春秋》与其他诸经比较,认为其在论事上较有长处:

 

此经文体,用论事之法,则出经入传,纵横树义,较他经文字,易于见长。[15]

 

显然,王宗炎认为《春秋》是章学诚学术的重要前提,其“探天人性命之原”“识古人之大体”可以追溯到董仲舒、刘向。作为章学诚的好友和著作整理者,王宗炎这个判断是值得注意的。实际上,董仲舒之成为章氏“探天人性命之原”所效法的对象,与司马迁就《春秋》问学董仲舒是分不开的。尽管董仲舒专注经学,司马迁聚焦史学,然而在章学诚看来,“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14]67,因而两者在经世及“探天人性命之原”等思想方面却异曲同工,司马氏效法《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与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相关旨趣是一致的。章学诚对“事”与“义”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董仲舒经学在史学领域的一种体现,正所谓“马、班著史,等于伏、孔传经”[16]221-222,章学诚也坚持史学同样存在类似于汉学般的史学传授体系[3],仿照经学传授体系,他探本溯源,构建了一个从《春秋》到《史记》再到后世官修和私家著述的一个史学的传授谱系。

 

汉儒与章学诚均注重“《春秋》经世”,不过两者对于这一范畴的理解有着鲜明的区别。在章学诚看来,史学源于《春秋》,《春秋》是“事”“文”“义”的结合,不单是史料的堆积和文辞的排比,而是有其义,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拘于常理,“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6]151-152,史学区别于只对“君臣事迹,官司典章”进行编纂排比的“整齐故事”之类的史料汇集,而是专家之学、独断之学。专家之学,讲究变通、追求“别识心裁”,区别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16]151-152。章学诚曾多次提及东汉大儒马融师从班固之妹班昭的事例,以此论述“家学”的重要性。“《春秋》家学”聚焦的问题是如何以恰当的形式体现历史之“意”,所谓“古人重家学,盖意之所在,有非语言文字所能尽者。……家学所存,他人莫能与也”[14]688。章学诚据此对后世史学之流变进行了评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得出了“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14]170、缺乏“能推古人大体”的良史的结论[4]。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昌明“《春秋》经世之学”的路径:“诚得如刘知几、曾巩、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14]750实际上,这也正是《文史通义》一书的宗旨和章学诚参与地方志纂修的一个重要意图。

 

在章学诚看来,史学不是开馆汇集众人修史的笔削之学,而是一门专家之学。值得注意的是,专门之学、专家之学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史学专门化,章氏反对史学专门化,他对于考据学的批评正是从其支离琐碎上入手的。他追求的是“通”,是“博而能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学诚疏离了公羊学意义上的春秋观,也对文人修史提出了批评。

 

在一定程度上,与汉儒对“《春秋》经世”的儒学政治化的理解不同,章学诚更关注“《春秋》经世”或“《春秋》家学”的史学意义,以之梳理史学的渊源和流变,“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4]688。尽管章学诚对于《春秋》的政治性阐释较为审慎,但并不代表他不从经学中汲取政治资源,否则章学诚就不会刻意区分周、孔而视周公为集大成者了。章学诚更热衷于从《周官》《周易》中提炼“官师合一”范式和改制、变化思想。比如章氏对《春秋》“即器以明道”[16]151-152的定义,更像是对《周官》的佐证,而非对《春秋》之义的发明。他的改制、变化之义并非如董仲舒等汉儒以《春秋》“元年春王正月”阐发[5],而是从《周易》“变易”之义引申而出[17],这当然与章学诚对《春秋》《周易》的不同理解,也与文字狱等清代文化政策对士人书写方式的规范有关[6]。

 

参考文献: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69-140.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孟子.孟子注疏[M].赵岐,注.孙奭,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6.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李学勤.春秋公羊传注疏[M].何休,解诂.徐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唐文治.十三经提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8.

 

[8]左丘明.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01.

 

[9]刘知几.史通[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0]吕思勉.秦汉史:文明卷[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272.

 

[11]康有为.春秋董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班固.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8:681.

 

[1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5]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677.

 

[16]章学诚.文史通义[M].吕思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21-222.

 

[17]刘洪强.源流互质视野下的章学诚思想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9:65-80.

 

注释:


[1]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二,清修明崇祯马元调刻本。

 

[2]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二,清修明崇祯马元调刻本。

 

[3]再如章氏喜欢用的“专家”“专门”等皆为西汉儒者治经的重要特色。

 

[4]章学诚多次提到“至唐而史学绝矣”的观点,在他看来,唐以后除刘知几、曾巩、郑樵寥寥数人外,“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第750页。

 

[5]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三代改制质文》一篇,借助《春秋》“王正月”阐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乃所以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故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85页。

 

[6]对《春秋》改制与《周易》变化的区分,体现出章学诚对于清代正统性的看法,也与文字狱对清代书写方式的影响有关。在章学诚看来,孔子以士人身份讨论改制、王鲁、《春秋》作新王等义,在清代危险性系数是颇高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