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埋的永生：沪上纪念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座谈会致辞

作者：柯小刚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五日辛卯

          耶稣2019年12月20日

首先感谢各位同仁在这么寒冷的冬天，冒雨来参会。继明兄一直做船山研究，今天又召集这个会，使沪上船山学者会讲一堂，纪念船山诞辰四百周年，会议虽小，但意义重大。

在船山诞辰四百周年之际，面对船山的煌煌巨著，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反躬自省：船山是怎样做学问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又是怎样做学问的？船山“从天乞活埋”，躲在深山，一个人面对古人和来者，在经典解释中进入斯文之命的大生命，在为六经“开生面”的工作中重新活出来，这是怎样的生命学问啊！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生活呢？越来越工业化的学术生产和量化考核几乎扼杀了精神生活的最后一点活力。“匡人其如予何”的斯文之命，反而在学术资源高度发达和学术生产高度繁荣的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面临着比在明末深山中的处境中还要严重的危机。我想，这可能是今天纪念船山诞辰四百周年时最值得各位警醒的问题意识。

今天一说起学术理想的坚守，人们动辄对以现实生活的艰难。但今天无论多么艰难的学者生活，也不及船山处境之万一。在日常生活中，船山只是一介塾师，只相当于中小学老师，而且居无定所，时刻要逃离可能的政治迫害。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在流亡之中，借朋友的纸笔所写。写完之后，就随手送给朋友，流散各处。如果不是两百年之后由曾氏兄弟搜罗刊行，可能早就轶失了。这便是一个“活埋”自己的人所获得的永恒生命，而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决绝的生活选择，又怎么可能摆脱学术工业的系统控制呢？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船山何人也？我辈何人也？每次翻开船山的书，我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逼迫。近年来，我一直在读船山的书，开船山的课。每月一次，古典书院的师生坚持在无锡做《诗经》会讲，读船山《诗广传》。这学期，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教室，我每周会带同济的博士生读船山《周易外传》。上学期的研究生课则读了《周易内传》。我们读得很慢，因为船山的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我们很多思考和讨论，越讨论越觉得义蕴无穷。

在船山著作研讨中，我和同学们深深地觉得，船山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诚非虚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不是“我为六经开生面”。首先一定是在长期的经典涵泳中，六经使我洗心革面了，然后我才有可能在六经的指引和召唤下，按六经自身的脉络展开生面。“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都是天道性命的自新，也是我在“天命之谓性”的认领中进行的“率性之谓道”和“修道之谓教”。船山领受了“日生日成”的性与天命，领受了六经责之于我的斯文之命，然后彻底改变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人的日常生活。

于是，这个“活埋”的人，把自己埋进了生活，埋进了真正永生的生活，是谓活埋。而我们一般人却只是等着死后被埋的命运，是谓死埋。有的人活埋而永生，有的人死埋而永死。活埋还是死埋？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四百年之后仍然活着的船山向我们这些必死的人提出的严峻问题。面向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四百年之后的我们在这个人面前必须做出的生命决断。

“活埋”的决断使船山的生命打成了一片。如此获得的整全生命，无论长短，都是长久的。否则，即使长寿，也是短的。如此打成一片的学问，无论经史义理汉学宋学，都是为己之学。学而已矣，其乐无穷。否则，经史义理相互龃龉，汉学宋学顾此失彼，支离破碎，“道术将为天下裂”，“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苦不堪言。孔颜所乐何事？船山所埋何物？两千年之后，四百年之后，仍然是值得反复寻思的问题。

去年在岳麓书院举行的第六届古典学年会主题叫“经史与义理”，我因照顾家人未能前往，但提交了一篇文章《船山<诗广传>中的经史与义理》。我在文中发现船山《诗经稗疏》中的字义训诂与《诗广传》的义理发挥并不是两片学问，而是一片学问，不是两种功夫，而是一种功夫。譬如《稗疏》对《周颂·载芟》“实函斯活”的“实”与“函”二字所作的字义辨析，与《诗广传·论关雎》所讲的三代质文关系“忠有实、情有止、文有函”，实际上有一种相互发明的关系。《周颂》与《二南》，《载芟》之农作与《关雎》之婚礼，小学训诂与大学义理，道体领悟与功夫实践，每每遥相呼应，“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今天，经学复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趋势，但片面排斥义理之学却令人担忧。同样，中国哲学的学术积累也是不可否认的成就，但片面排斥经学也显出其狭隘。今天纪念船山诞辰四百周年，我们有必要反思百年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得失，也有必要反思十多年来经学复兴的教训。在船山面前，无论经学还是理学和哲学，都有必要重新出发，在与差异性的对话中，为各自的学术领域开出生面。

不但儒学内部差异如此，儒学外部差异亦当如是。在船山的各种论述中，随处可见他对于佛道两家的批判。但他的批判是建立在对批判对象深入了解基础上的批判，而且是以一种开放的和创生性的对话形式展开的批判。譬如他写的《庄子通》，尤其是《庄子解》，虽然他并未放弃对庄子的批判态度，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对庄子做同情的了解和正面的发挥。而且，这些发挥的思想深度，绝不在历代庄学注疏之下。甚至可以说，经由船山解释的庄子，方才焕发出其被遮蔽千年的生面。船山可谓庄子的“郢人之质”，非此诤友不能反衬庄子的运斤之意。反过来，仅从船山汪洋恣肆的文气，我们也能感受到庄子“运斤成风”的密度和力量。

《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焦循释《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云“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惟不同而后能善与人同”。观夫船山之学，可谓深得攻玉之道，以及孔子“和而不同”之旨。船山从不轻言明末流行的“三教合一”，但也绝非自限和教条；坚持不懈地批判佛老，但其批判却入木三分，可谓被批者的知音。越成为自己，越成就他者，即使是在批判性对话的形式中发生。无论儒学还是佛老，都需要在这种“惟不同而后能善与人同”的批判对话中互为他山之石，打磨出生面。

今天，面对西学这块巨大的石头，华夏文明还能否打磨出玉石本有的熠熠生面？抑或，是否会在巨石的撞击之下碾为齑粉？或在文明冲突中玉石俱焚？我相信船山的学问可以给我们带来决定性的启发。在这个意义上，四百年之后，船山之学的未来使命，也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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