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书】王阳明的至圣之道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0-01-04 00:14:15
标签:王阳明

王阳明的至圣之道

作者:张墨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初六日壬寅

          耶稣2019年12月31日

 

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是儒家自孔子以来最为坚定的信仰。虽然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也说过“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都肯定了圣人可学而至,但是,北宋之前儒家圣人观的整体基调仍是“圣人不可慕也”(《成之闻之》),直至被世人誉为“善学圣人者”的周敦颐明确提出“圣人可学而至”(《通书·圣学》)的观点,才有所改变。随后,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圣人观,以繁琐的“格物致知”作为成圣之教。而王阳明将成圣与“良知”联系起来,为“学以至圣”这一儒家基本信念和崇高追求开拓了可行之路。

 

希圣之方:学以至圣之可能

 

王阳明少时便立志成圣,但在朱子格物学的教导下屡次受挫,曾陷入一筹莫展之境地。直至龙场悟道后,王阳明才意识到早年学以至圣之所以失败,是朱子开的希圣之方有误,即误解和歪曲了圣人的本质所致。

 

王阳明认为,圣人的本质不在于才力的大小、知识的多寡,而在于其内心的纯乎天理。他从纯度的视角去把握圣人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传习录》的精金之喻中:“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量;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以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量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王阳明以黄金的成色与分量为喻,意在强调圣人的标准不在于外在的才能和学问,而在于内心的纯正和对天理的持守。如若心向外求,以数量化的多识多能为标准去追求成圣,犹如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而不肯在成色上下功夫,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一来,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也就不再有金子了,这显然与至圣之路背道而驰。

 

“心之良知是谓圣”是王阳明给出的希圣之方:“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这段话中的核心范畴无疑是“良知”。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源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那里,良能和良知都是人先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王阳明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良知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的内心之中,“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以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既然良知人人都有,那么人人都是潜在的圣人。

 

王阳明破除了世俗观念对“圣人”的神化,他的希圣之方同时具有内在性和普遍性特征,一方面使得至圣的途径不再繁琐,只需内求德性,无需外求功勋、才力、知识及技能;另一方面,使得至圣的主体由士大夫阶层扩展到社会各阶层,于是便有“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的说法。这些都为“学以至圣”提供了可能。

 

成圣之志:学以至圣之基础

 

虽然王阳明认为,圣人与凡人先天都具有良知,二者在起点上实无不同,但是也承认“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传习录中》)。其中,“致”是至、极、尽之意,“致良知”就是至极、拓展其良知,将良知运用到人伦日常当中。之所以要“致”良知,是因为良知会受到私欲的遮蔽和阻隔,需要不断剔除心中的私欲,才能找回良知的本体。所谓“私欲”,并非指人所具有的客观生理需求,而是指主观心理动机,正如朱熹所说:“饱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学以至圣,离不开致良知;致良知,首先需要立成圣之志。王阳明曾对门徒说过,“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传习录下》)。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多次强调立志的重要性:“(志)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传习录上》)

 

由此可见,志向坚定,就不会有烦恼,定能安静,从而专心致志在至善处;志向真切,就不会有不能认清的私意;志向成熟,无论做什么,主观愿望都不会违背客观规律和人为的规矩。存养志向可以使人在善念萌生时,知道并加以扩充,在恶念萌生时,知道并加以遏制。“立志”对于“求学”而言,犹如“植根”之于“种树”。正如王阳明所说:“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换句话说,只有明确目标,方能为求学活动提供方向和动力。当然,立成圣之志并非要求人们不食人间烟火、放弃世俗、隔断红尘,“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传习录下》)。

 

在王阳明看来,坚定的圣人志向是学以至圣的必要前提和现实基础。只有具备了这一真切而诚挚的成圣之志,才能在抑恶扬善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不然便会被私心所迷惑,使良知被遮蔽,使人迷失方向或停滞不前。

 

作圣之功:学以至圣之途径

 

王阳明曾将“立志用功”比作种树:“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其中,“枝叶和花实”可以理解为致良知以成贤成圣,而“栽培灌溉”主要包括:居敬存养、省察克治以及事上磨炼等功夫。

 

居敬存养与省察克治有助于体认良知,其中前者从积极方面来促成对良知的体认,而后者主要是从消极的方面实现对良知的体认。如何居敬?王守仁主要把它理解为“主一”,即“专一一个天理”,专一其他即为“逐物”,“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传习录上》)。省察克治之功,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省察功夫就是反身而诚的内省,静坐思虑,将好色好货等私欲逐一搜寻出来,找到病根;其次,搜集到了病因所在便要拔出病根,这就是克治功夫,即克己;最后,去得人欲,存得天理,就必须思诚,唯有达到诚的境界才能彻底存天理去人欲。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它是学以至圣所必需的作圣之功,“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可见,立志之用主要显现在学以至圣的初始阶段,待志定后,需靠省察克治之功扫除心中私心杂念,并且要时时用功、处处用力省察克治。当然,王阳明认为,仅是省察克治仍不够,还必须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事,加强道德修养的磨炼,这便是“事上磨炼”。

 

事上磨炼有助于实现良知,它要求道德主体在具体的日常行事过程中,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过与不及都是私意,只有达到天理中和处,才能去掉私意,识得天理。虽然内在的居敬存养和省察克治之功不可缺少,但若只知在静中涵养,一旦碰到事情,脚跟势必站不稳。因此,王阳明强调事上磨炼的重要性:“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当然,不论是居敬存养、省察克治,还是事上磨炼,都需要弄清楚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格心、正心,使自己的内心像明镜一样光亮,使自己原本的良知得到清晰的呈现。正如王阳明的弟子徐爱所说,“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人,照上用工,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工,明了后亦未尝废照”。通过对比可知,王阳明的希圣之方是以圣人与常人的本质区别为诊断依据,从而对症下药,提出学以至圣的有效方法。镜子如何照物、所照之物为何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镜子是否明净光亮,如同除去私欲的良心一般。这才是真正的至圣之道。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