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义宁陈氏“四脉”与士族道统──兼评张求会《陈寅恪家史》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0-01-07 16:20:01
标签:《陈寅恪家史》、义宁陈氏

义宁陈氏“四脉”与士族道统──兼评张求会《陈寅恪家史》

作者:叶胜舟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初九日乙巳

          耶稣2020年1月3日

 

 

 

陈寅恪

 

陈寅恪在中国史学界、文化界的声名无需赘言。有些读者恐怕和笔者一样好奇: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就会关注他的成长环境、文化基因和学术脉络。

 

张求会教授长期从事陈氏家族的文献整理和研究,20年前就出版了《陈寅恪的家族史》。这部《陈寅恪家史》不仅完全重写,且新增15万字。一册在手,尽可透视陈家二百年发展脉络。

 

 

 

《家史》积淀深博,考证扎实,文笔谨严,在百年巨变的时代画卷中,浓缩了陈氏家族的苦难史、奋斗史,也浓缩了中国近代史、文化史,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其中陈宝箴传比陈三立传的信息量更多,因为前传实质包含了后传的青壮年。

 

血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家史》开篇就考证陈氏先祖为客家人,1062年由江西九江迁福建上杭,1733年又从上杭返迁江西修水。客家人长期“在路上”、“在漂泊”的特殊经历和心态,是解读陈氏家族第一个DNA,假如作者单列一节展开,也许更有助于读者解读陈氏三代的人生轨迹。

 

例如,《义门陈氏家法》33条有崇文重教和族内互助的传统,在客家人中其实常见,不妨延伸考证;又如,土客矛盾很剧烈,甚至有武力和暴力,官府偏土人,客人常吃亏,广东爆发“土客大械斗”13年(1854-1867年),死者数十万,伤者无数,所以客家人组织团练自卫也有传统。

 

罗香林在经典著作《客家研究导论》中得出客家源流“五次大迁徙”的结论。从陈氏先祖迁徒时间和地点判断,可划入唐末宋初的第二次大迁徙。问题是为躲避战祸,客家先民从江西迁到福建上杭、广东梅州一带,再往南多出海赴东南亚,回迁江西少。

 

陈氏家族第二个DNA是先祖贫贱。先祖在上杭很艰苦,是无产贫民,出路很窄,迁回修水如书中所言也是“棚客”,直到1793年兴建新宅凤竹堂,“成为陈家彻底摆脱贫贱的一个重要标志”。

 

父因子贵,祖因孙贵。2013年3月,始建于1831年的陈宝箴、陈三立故居,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封建朝代的家族联姻,利益盘根错节,讲究门当户对。陈宝箴与太平军奋勇作战,先后结识两位亲家:其一,湖南永顺知府张修府,14年后其子三畏迎娶张四女;其二,江西驻军将领席宝田,长女石龄嫁与席次子曜衡。都是陈氏高攀,可见其人品才华为官阶更高的同僚肯定,对提升家族地位和今后仕途亦有潜在收益。

 

《家史》尊重史实,坦陈陈氏发迹源于陈伟琳组建义宁州泰乡团练,抵抗太平军,对峙数年,名扬四方。就动机而言,主观上是保卫家园(太平军攻城之后军纪松驰,烧杀抢掠状如土匪)、保卫文化(太平军扩散外来教义),客观上的确有协助清军削弱、镇压太平军的作用。此后陈宝箴与兄弟率领团练协助清军收复义宁州城,因战功授候补知县,又在湖南率果健营抵挡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的强大攻势。

 

汝果欲研史,信息在史中。依据作者扎实详尽的考证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各取所需,进行二次剖析,会有新的收获。例如中国近代史声名显赫的绍兴俞氏家族,150年前就很狼狈,远非名门。

 

1882年,30岁的陈三立继弦18岁的俞明诗。岳父俞文葆历任湖南兴宁、东安知县,只是正七品小官。小舅俞明颐娶曾国藩孙女曾广珊为妻,陈、俞、曾三家通过姻亲联为一体,那是后话。

 

大舅俞明震受困于科场不得志,家道败落,以游幕为生,甚至需妹夫陈三立援手谋生渡贫。《家史》引述,1887年2月,陈三立致函父执、江宁布政使许振祎,直言俞明震及其弟次年“赴京兆试,而游费无所出”的窘境,求为“饥驱出门”的内兄在江宁“营一栖止”,“冀岁入稍丰,了其贫累”。

 

陈三立实际主持湖南矿务总局,也不避嫌,为俞明震在总局内安排职位;即使俞离职后,依然致函总局,坚持“俞恪士(俞明震字)薪水照发”,导致与张通典的矛盾和误会加剧。

 

官脉:“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

 

废科举之前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帝王将相史。“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此处“优”原意不是优秀,而是有余力。陈家也不例外,入仕不快、不大、不长是无奈的折磨。

 

陈氏家族第三个DNA是仕途不畅。如作者所言,陈氏的确称不上望族,出人头地很晚,科举很不擅长。陈寅恪的高祖陈克绳屡试不利。陈宝箴也不顺畅,1851年20岁在南昌参加乡试中举人,成绩不突出,正榜录取124名,他列113名。“在他中举之前,陈家已有四代习举业的子弟名落孙山”。1859、1860年,陈宝箴两次在北京会试落第。

 

陈三立科举也是磕磕碰碰。1873年,20岁与罗氏成亲时,仅是州学附生。1882年,29岁在江西乡试“中式廿一名举人”。1883年、1886年两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后一次落榜原由竟然是“楷法不中律”,更是哭笑不得。1889年,36岁才补应殿试,成进士。《家史》中肯评论,“这不能不说是宝箴、三立父子的一块心病”。

 

陈宝箴长期任幕僚,相当机敏务实,擅长解决现实矛盾和利益纠缠,知人知己、知责知位,很有分寸。《家史》有多处描述,例如提议采用“期券”分期递发、依次输运军粮,稳定军队和地方的人心。可惜毕竟不是主政一方,英雄难有用武之地,65岁才任湖南巡抚,四年后即因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大器晚成,仕途坎坷,作为有限。

 

陈家与晚清五位重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荣禄、王文韶的微妙关系,是笔者对《家史》的兴奋点之一。梳理之后发现,陈宝箴与曾国藩关系未必深厚。表现在:一、镇压太平军虽然积极参与,还只是个谋士,朝廷封赏并不高,反证战功有限;二、两次入幕,其间陈宝箴离开军营约两年,一度计划经商,反证地位不牢。

 

虽然陈家通过俞家与曾家有姻亲关系,陈宝箴并未受惠,晋升速度一般,位置也非肥缺。1870年,39岁因对抗太平军,在湖南任候补知府,再次表明他有战功但不显赫,似乎朝中无重臣举荐,否则不至于第二次“候补”。

 

熟悉官场的人士心知肚明,候补可一两年、可八九年;可在江南富省、可在偏远穷省。职位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更快做出政绩、结交上层、笼络左右,为今后梯次快速晋升夯实基础。

 

1872年2月曾国藩卒。1875年,陈宝箴才被委任为署理辰沅永靖道台。这个官位高而权小,正四品,主要职责是监察,且是暂时代理。

 

曾国藩送了陈宝箴一副集句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并非双方关系深厚或器重的铁证。文人之间有诗文往来,也可能是客套礼仪或酒席应酬。曾国藩邀陈宝箴为幕僚有知遇之恩,至于这个恩情有多大,或者陈宝箴功劳有多大,能否在曾氏“中兴大业里写下重重一笔”,笔者存疑。

 

文脉:“贾傅祠边吊夕晖,萧萧落叶晚风微”

 

陈氏三代皆重纲常,对极端破坏传统文化的暴力革命之抵触,一以贯之。《家史》说,“在陈三立看来,仁义乃立人之道,纲常名教乃立国之本”。他们都是文化遗老,也无可厚非。

 

陈宝箴、陈三立视辛亥革命为“洪杨之乱”,对“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痛惜不已,“百忧千哀”、“千秋万岁恨”。纲纪败坏,礼崩乐坏,简直是亡文、亡史、亡国之举。史无前例的“文革”对文物、文化的扫荡触目惊心,陈寅恪也屡遭批斗,对“文革”的排斥亦可想而知。

 

陈氏家族第四个DNA是崇文重教。有两个渊源:其一,如《家史》所言,“客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义宁怀远人身上得到了极好的继续和发展”;其二,受长期名落孙山的刺激,发奋图功名,为本家和客家子弟金榜题名创造更多机会。

 

陈寅恪高祖陈克绳倡建“仙塬书屋”;曾祖陈伟琳等64位士绅捐建“梯云书院”;祖父陈宝箴在战火中修建“四觉草堂”,任河北道台创立“致用精舍”,任湖南巡抚创立“时务学堂”;父亲陈三立极为赞同柳诒徵、陶逊等人倡议,腾出寓庐后院设立“思益小学”,是南京有新制小学的开始,又出任复旦公学校董借垫款项,协调两江总督端方支持常年经费。

 

陈氏家族第五个DNA是特立独行。陈宝箴、陈三立成为政治罪人被革职,陈三立被赦免后多次拒绝从政,而是培植根基,绵延文脉,以待后人。陈三立的倔强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保留真性情,所以官做不大、做不长。他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且有自知之明,曾写诗自嘲“书生指画肚,赧未习其器”。

 

晚年陈三立寄情于山水之间,托志于诗文之中,被公认为“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尊崇唐诗的南社领袖柳亚子好胜心切,屡次公开激烈斥责尊崇宋诗的同光体诗派及其代表人物陈三立,他超然漠视,宽厚待人,无动于衷。

 

陈三立青壮年以儒家入世过度,晚年试图以佛学出世来平衡修炼,热心钻研佛法、复兴佛教,从中寻找精神安慰和寄托。

 

《家史》梳理了陈氏三代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言简意赅。认为陈宝箴是“首创者和领导者”,陈三立是“组织者和实施者”,陈寅恪是“总结者和反思者”。祖孙三代“延续生命和家族的同时,更是文化传递和命运接力的痛苦历程”,最终的归宿都是“袖手(旁观)人”。

 

陈氏父子开明礼聘贤才,湖南群英荟萃,嘉宾云集,喝采满堂,时人称赞“义宁陈氏开名士行”。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联合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徐仁铸;梁启超入湘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与陈三立齐名的“清末四公子”之一谭嗣同入湘任《湘报》董事兼主笔;开垦荒地巩固农林;设立矿务总局扶植工矿业;先后创办《时务报》、《湘学新报》、《湘报》;将求贤书院改建为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官民合办保卫局,左宗棠之子左孝同举为会办等。

 

其中以时务学堂最为著名,人才辈出。第一次招考陈宝箴亲自“监临收卷”,陈三立“校阅文卷”。新党视为革命人才之摇篮,旧党视为“革命造反之巢窟”。

 

既然有新吏、新言、新政,假以时日,新业、新民、新生将水到渠成。可惜戊戌政变之后很快中止,成效不彰,好在留下星星火种,足以燎原。

 

新党、旧党之间怨仇很深,政治派系斗争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没有是非,只有立场。维新派内部也有很多矛盾,对变法图强虽无异议,对变法节奏和力度却有分歧。更为激进的谭嗣同、唐才常对更为稳健的陈氏父子由支持转而疏远,是一大遗憾。谭认为变法不快,还得加速;陈认为已经够快,需要平稳;旧党认为变法太快,必须刹车。

 

戊戌变法失败,血雨腥风弥漫首都和全国。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五天后英勇就义,陈氏父子被革职,并未入狱,只是“薄惩”。不是陷得不深,而有贵人力助。据陈寅恪分析,主要得力于荣禄和王文韶的苦苦哀求。

 

《家史》还对慈禧迁怒、赐死陈宝箴的传言进行考证质疑,可再加条佐证。假如赐死,实际组织实施湖南维新运动的陈三立必定也受株连,即使不斩草除根,也会入狱或流放。

 

心脉:“国忧家难正迷茫,气绝声嘶谁救疗”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个真正的儒家之士,忧国忧民、虑时虑世应是常态,而不屑于抬轿擦鞋、歌德赏赐。

 

处理与君王的关系,陈氏三代有演变。陈宝箴是“忧君”。1895年进京面圣,获两次召见,仰望光绪“宵旰焦劳”、“颜悴甚”,深以为忧。陈三立比其父的独立性往前走一步,开始“疑君”。与邹代钧两人以“变法人”自励,声称“中国人变法,当自抗旨始”,大讲“抗旨之学”、“绝无半点入都之意”。陈寅恪又比其父更进一步,开始“非君”,突出表现在两事:1940年3月赋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暗讽蒋介石;1953年12月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

 

甲午海战,清政府惨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陈宝箴闻讯痛哭:“无以为国矣”!公开反对使日归来抵津的李;传闻李任直隶总督,拒绝前往拜谒,“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陈氏父子参与“倒李、援台”政治活动,激愤之余,难免意气用事,“杀李联俄”的对策就属冲动糊涂。

 

1895年4月17日、23日,陈三立、陈宝箴分别致电张之洞,呼吁:“先诛合肥(李鸿章为合肥人),再图补救”;“让地结俄与立密约”、“藉俄主持,更改商务各条”。

 

国力悬殊,政府无能,沉疴入体,杀了李也没用,即使换陈氏父子与日寇谈判,也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指望“让地”后沙俄为中国主持公道,逼日本实质吐回《马关条约》的丰厚利益,更是天真幼稚。倘如此,必是未离虎穴、又陷狼窝,被沙俄趁火打劫、狠宰一刀。《家史》有分析,李只是台前签约,幕后操纵的是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䜣。

 

陈三立晚年虽然隐居,忧国之心未减,参与“庚子勤王”、“东南互保”等秘密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庐山养病的陈三立“彻夜绕室不眠”;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86岁的中国文化遗老陈三立绝食绝药而逝,非殉一人、殉一姓、殉一朝,而殉国难、殉气节、殉大道。

 

《家史》中有多处陈氏忧民的记载。陈宝箴署理辰沅永靖道台,推广刨薯为粮,缓解湘西苗民的缺粮难题;疏凿河道利民工程,缺钱就从自己官俸、官场迎送接受的“敬奉”中捐银,并获得老母亲支持;黄河决堤,1887年赴郑州襄理办理河工八个月,未获重用,无功无过,败兴而归;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总结其父任湖南巡抚的治湘六策“董吏治、辟利原、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陈三立隐居之后,依然不忘经世济民,筹划和建设南浔铁路。

 

牟宗三“就中国文化生命之发展并关联着今日时代之症结”,而开出“道统、学统、政统”的“三统”说。简言之,道统指伦理信仰传统,学统指知识文化传统,政统指政治形态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一肩三责,既是“道统”的维护者,又是“政统”的附庸者,还是“学统”的传承者。这三个定位有内在的矛盾,回顾两千年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相比于君主专制体系支撑的皇权政统,道统、学统从来就弱势,从属于强势的政统。

 

中国士族幻想以道统摄制政统、学统从来没有实现。道统对政统没有先天的文化免疫力,不为稻粮谋、前途谋、家庭谋的刚毅士人只是个案,决非普遍,所以不能指望其“内在超越”世俗政权,进而对政统、皇权有足够的监督和制约。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只有人格独立、经济独立、政治独立,才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行为自由。道统相对于政统、学统保持一种健康的独立性,既可行又必须。

 

《家史》书末暗示,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陈氏后裔“必须在无奈和苦痛中被迫去完成更新、更大的使命”。本书策划陈卓先生在书名设计思路上独具匠心:隐一横、留一竖,似乎暗示春秋百家争鸣以降,历经2600年重重浩劫,中国士族的文脉微弱、心脉未断。

 

笔者浅见,陈寅恪已完成这个使命。他不仅学术成就,而且思想高度均已超越祖父、父亲。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传承和生命价值作出经典解读:“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4年后依然执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对科学院的答复》)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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