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胜】由章句到义理:魏晋之际的经学转向——以《古文尚书》重塑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0-01-22 17:51:18
标签:《古文尚书》、清华简、经学转型、郑玄

由章句到义理:魏晋之际的经学转向

——以《古文尚书》重塑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刘光胜(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七日癸亥

          耶稣2020年1月21日

 

摘要:

 

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为参照,辑补者有四处抄袭《礼记》郑玄注,可知梅赜本《古文尚书》最终成书当在郑玄之后。以马融为界,《古文尚书》的作伪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而梅赜本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今传《古文尚书》经传体大思精,并非成书于一人一时,很可能是由郑冲、苏愉等人,经过近百年的努力,集体补缀而成。汉代经学重视训诂,宋儒崇尚义理,由训诂向义理转进,是魏晋经学的重要特征。梅赜本古文高扬儒家义理,拒绝经学玄学化,孕育着此后儒学再次复兴的契机。

 

关键词:《古文尚书》;清华简;郑玄;经学转型;

 

东晋梅赜本《古文尚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尚书》学研究的走向。自唐宋以后,学者对于《古文尚书》真伪及作者时代的考辨,就已成为《尚书》学研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关于《古文尚书》的成书时间,有战国说1、汉代说2、魏晋说3、东晋说4、刘宋元嘉年间5等不同意见。而《古文尚书》的作者,有孟子6、西汉孔安国7、刘歆8、宋忠9、郑冲10、皇甫谧)(11、王肃11、王肃之徒12、孔晁13、梅赜14、东晋孔安国15等。由于《古文尚书》撰作于某人的意见不能坐实,于是一些集体撰作的说法遂流行起来,如汉魏孔氏家学16、荆州学派17、六朝南学集体杰构18等。时至今日,对于《古文尚书》的作伪者,学界推定的怀疑对象已经多达10余人,但大都方枘圆凿,难成定谳。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面世,证明《古文尚书》确为晚出19,但学界对于《古文尚书》形成的具体过程,尚未进行深入的挖掘:魏晋之际《古文尚书》的传授既然不能与汉儒相衔接,那么它是怎么来的?究竟是何时、何人杂取他书所为?它与汉魏孔氏家学是何关系?郑玄遍注群经,是东汉末年《古文尚书》学的集大成者。笔者试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为参照,把郑玄注作为突破口,对魏晋之际《古文尚书》成书源流进行新的探索。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礼记》郑玄注与《古文尚书》作伪的时间节点

 

东汉郑玄是《尚书》学大家,他融汇今文、古文,是当时《古文尚书》面貌的重要见证者。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是先秦“原版”的《古文尚书》,《礼记》曾引《尹诰》《说命》,我们以郑玄所做的注,作为考察的重要基点。《礼记·缁衣》引《尹吉(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

 

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20

 

《尹诰》,又称“《咸有一德》”,出自孔壁,在郑玄之时,该篇已经亡佚21,所以他不免有些臆测之辞:一是“天”字,或当为“先”字之误;二是“见”字,或当为“败”;三是此句主旨是夏代先哲王以忠信得以善终,夏桀“自作孽”而败亡。清华简《尹诰》云:“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22在郑玄的猜测之中,“天”为“先”字,错误。“见”字当为“败”,正确。此句只是关乎夏桀败亡,和夏代先哲王无关。

 

《古文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23作伪者将“天”当作“先”,“见”是“见”,与“败”字无关,夏代先哲王讲究忠信而善终,夏桀不讲究忠信而不得善终。《太甲上》这些理解全是错误的。伊尹见到夏桀败德,是可信的,但《古文尚书·太甲上》说伊尹亲身看到夏先哲王以忠信得善终,更是绝无可能之事。质言之,作伪者没有见到真正的《古文尚书》,但《太甲上》的错误理解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根据的,都来自郑玄。

 

《礼记·学记》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郑玄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宗梦傅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20《尚书·说命》不见于孔壁古文,在汉代已经亡佚。24郑玄称《傅说之命》“今亡”,说明他没有见过《尚书·说命》。在《说命》亡佚的情况下,郑玄对于《说命》的作者,有彼此矛盾的说法:一是武丁。《学记》郑玄注“高宗梦傅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便是明证。二是傅说。《礼记·文王世子》郑玄注:“《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20在郑玄之时,已经分不清《说命》的作者究竟是谁了。

 

墨子把《尚书·说命》称为“先王之书”,《国语·楚语》也说“武丁作《书》”,对照清华简《傅说之命》,可知《尚书·说命》确为殷高宗命傅说之辞,武丁才是《尚书·说命》的真正作者。《古文尚书·说命中》云:

 

惟说命总百官,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23

 

武丁是《说命》的作者,他的训诫之辞应占据《说命》的主体。但在《古文尚书·说命》中,傅说的进谏占据了主体。《古文尚书》作伪者相信郑玄注,将《说命》的作者误当作是傅说。“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本为武丁之语,作伪者相信郑玄之说,将之篡改为傅说所言。作伪者虽然没有见过《尹诰》《傅说之命》,但他以上对两篇的理解错误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都与郑玄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简言之,在作伪者抄撮、补缉过程中,郑玄注是不可或缺的参照。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古文尚书》最终完成时间,很可能在郑玄之后。25

 

《孔传》的出现时间,可为《古文尚书》经文的成书提供重要参照。

 

《尔雅·释鸟》说“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郭璞注:“《孔氏尚书传》云:‘共为雄雌。’”26

 

《尔雅·释畜》云“狗四尺为獒”,郭璞注:“《尚书孔氏传》曰:‘犬高四尺曰獒。’”26

 

郭璞注成书于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它两次引用《孔传》27,则《孔传》成书必在公元310年之前。郑玄,字康成,东汉末年经学家,北海高密人,生卒年代是公元127—200年。一般而言,《古文尚书》经文成书要早于《孔传》。从公元200年至公元310年,很可能是《古文尚书》经文缉补最后完成的时间段限。

 

总之,《尚书·尹诰》《说命》在郑玄之时皆已经亡佚,所以他为两篇引文作注时,难免有臆说之辞。郑玄指出《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中的“见”字当为“败”,是正确的。而其他说法,像《尹诰》“天”当读为“先”,将“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理解为夏代先哲王以忠信得以善终,《说命》的作者是傅说,“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为傅说所言,都是错误的。对于郑玄之正误,作伪者皆不能识别,说明其手头没有真《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文缀辑之时,作伪者照抄、照搬郑玄错误的说法有四处之多,因此我们怀疑《古文尚书》的最终完成时间,当在郑玄之后。以《孔传》为参照,《古文尚书》经文最后补缀完成的时间,可能在公元200年至310年之间。

 

二、《古文尚书》作伪的两个阶段

 

从西汉开始,《古文尚书》的作伪已经发轫。《论衡·佚文》篇曰:

 

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28

 

汉成帝时,征集能为《古文尚书》的学者。东莱张霸按照《书序》,搜集《左传》等文献中的材料,胡乱拼凑成《古文尚书》102篇。结果,成帝出中秘本对照,伪迹立显。

 

孔颖达《正义》引马融《书序》曰: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23

 

马融手中没有真的《古文尚书·泰誓》,他之所以能断定河内女子所献之《泰誓》为伪书,主要用的是引文检索法。29传世文献如《春秋》《国语》《孟子》等,皆引用过《泰誓》,这些引文无疑是真的。将后出《泰誓》,与传世文献引《泰誓》之文对照,发现传世文献引文皆不见于晚书《泰誓》,由此即可判定后出《泰誓》为伪作。

 

马融之前,古文造假水平是比较低的。在古文篇目亡佚的情况下,马融辨伪《泰誓》,暗示了寻找真《泰誓》的方向———先秦、两汉古籍的引文。刘起釪先生指出:“《泰誓》一题袭原有今文中《太誓》篇题,但由马融的揭发知汉《太誓》为伪篇,便重新搜集先秦资料第二次伪造《泰誓》三篇。……再从当时所传先秦历史文献中搜集一些文句,以剿袭方式拼凑成二十二篇。”30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马融的辨伪,客观上启迪了造假者的思路。于是后儒便开始辑佚先秦、两汉之古书所引真《泰誓》。单凭辑佚的几处文句,难以成篇,作伪者便开始据己意填充,前后文连缀,开启了由辑佚演变为作伪的滥觞。今《尚书·泰誓》三篇,将马融所搜集到的五处引文,全部纳入其中31,便是明证。

 

《礼记》引《尚书》三十四条,其中十八条郑玄指为逸《书》,这十八条全部见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作伪者将《说命》作者定为傅说,将《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理解为夏代先哲王因忠信得以善终,都是袭取郑玄的思路来的。《古文尚书》的作伪者,熟稔郑玄之学,对郑玄《礼记》引《书》之注多处袭用,其中四次对郑玄注错误之处照搬照抄。因此,古文之辑补和郑玄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文尚书》的缀辑者读过马融的书,熟悉郑玄的注,知道从哪些传世文献中能搜集到《尚书》的引文,并缀辑得语言风格浑然一体,义理畅达,像《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管是如何杂采、缀集先秦古籍,绝非水平一般的学者所能为之。一言以蔽之,《古文尚书》的第二次作伪,和第一次相比水平明显提升,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

 

综上,以马融为分界点,《古文尚书》的作伪前后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马融之前,像张霸等人,依照《书序》,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作伪水平较低,容易被识别。马融识别《泰誓》的方法,是辨伪的“利器”,同时也启发了后来的作伪者,为他们指明了搜集材料的方向。作伪者读过马融之书,知道从哪些传世文献中能辑佚出《尚书》引文,且缀辑成篇,前后文语意连贯,深谙儒家教化之宗旨,全力涤除灾异谶纬的内容,因此第二阶段《古文尚书》的辑补,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

 

三、《古文尚书》之伪可能出自郑冲一派

 

孔颖达《尚书正义》引《晋书》云:

 

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孔颖达之时,诸家《晋书》尚存,其所记当有所本。《晋书》所存《古文尚书》的传授谱系是:郑冲—苏愉—梁柳—臧曹—梅赜。梅赜东晋汝南人,生卒年代虽不详,但晋元帝在位时间是318—323年,此时梅赜正任豫章内史,献书时间约在公元318年前后。32由梅赜上推,则郑冲、苏愉、梁柳、臧曹四人的生卒年代,都在公元200年至310年时间范围之内。

 

郑冲,卒于泰始十年(274年)。苏愉,咸熙中(264—265年)为尚书。梁柳,城阳太守。臧曹,城阳人。自郑冲到臧曹的传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时、地、人三者都相符合15,很难凭空杜撰出来。由梅赜上推,则郑冲、苏愉、梁柳、臧曹四人的生卒年代,都在公元200年至310年时间范围之内。

 

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有核练才,清虚寡欲,喜论经史。”33郑冲喜欢讨论经史,则可能对马融辨伪方法有所了解。又《晋书·郑冲传》曰:“初,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34对于诸家训释之善者,则采其说;不善者,则据己意更改。郑冲位高权重,有聚合众力,搜集古籍古注,编纂一书的学术实践。梅赜古文经和郑玄联系密切(见上文),而传文多近王肃,与郑冲从曹魏入西晋的治学经历类似。我们认为,郑玄至梅赜献书之间的《古文尚书》传流,郑冲等人应作为考察其缉补成书的重点关注对象。

 

对于郑冲传《古文尚书》,清儒朱彝尊明确持反对意见。《经义考》云:

 

《正义》又云:“《古文尚书》郑冲所授。”冲在高贵乡公时业拜司空,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与郑小同俱被赐。使得孔氏增多之书,何难径进?其后官至太傅,禄比郡公,几杖安车,备极荣遇。其与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训注》,则奏之于朝,何独孔书止以授苏愉,秘而不进?又《论语解》虽列何晏之名,冲实主之。若孔《书》既得,则“或谓孔子”章引《书》,即应证以《君陈》之句,不当复用包咸之说,谓“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矣。窃疑冲亦未必真见孔氏古文也。

 

按照朱氏的理解,郑冲官拜司空、太傅,禄比郡公,官职显赫,以他的权势和资历,向皇帝献《古文尚书》,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朱彝尊的疑问是:郑冲位高权重,他献书并非难事,为何他在世之时有书不献?郑冲宗郑玄之学,为何《孔传》与郑玄之说多有出入?如果郑冲有《古文尚书》,为何编纂《论语集解》时用包咸之说,而不采用古文?简朝亮、刘起釪等学者亦持类似的说法。

 

《古文尚书》的编纂细节,我们虽不清楚,但《舜典》的成篇过程,文献记载却较为详细。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将《尧典》中强行分出《舜典》一篇。《舜典》起首便说“慎徽五典”,没有对帝舜身世、德行的介绍,不像完整一篇的样子。南齐明帝时,姚方兴在《舜典》“慎徽五典”之前,补“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35隋代刘炫献《舜典》,篇首在姚方兴的基础上,增补十六个字,即“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舜典》的辑补,由东晋至隋代,经过近两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古文尚书》作伪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传世文献中辑佚出的古文,不过是些琐碎的断章残句,要布局成篇,文辞典雅,义理显明,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锤炼、打磨。朱彝尊等学者错误地把伪造《古文尚书》理解为一人一时,认为郑冲凭一己之力便完成了古文的全部辑补工作。

 

笔者认为,《古文尚书》真实的情形,可能是郑冲、苏愉、梁柳等几代人,经过近百年的辑佚、修补才最终完成。郑冲手中并没有完整的《古文尚书》经传,有的恐怕只是《古文尚书》的雏形。我们理解的《古文尚书》始于郑冲,是说古文经文的初创,是在郑冲时代奠定的。郑冲传授给苏愉的,更多的是他如何编纂《古文尚书》的谋划与思路。

 

综上,《古文尚书》成书在郑玄之后,梅赜献书之前。郑冲是魏晋时期《尚书》学名家,学问淹博,郑冲、苏愉、梁柳、臧曹人名、官职及生活时代大致有据可查。孔颖达之时,《晋书》尚存。他引《晋书》说古文始于郑冲,应当可信。《古文尚书》经传体大思精,句句皆有所本,它绝非成书于一人一时,可能是郑冲、苏愉等人经近百年的采集补缀,层累而成,为多位学者前后相续、集体缀辑的结果。我们说古文发轫于郑冲,不是说该书完全是由郑冲一人伪造的,而是说辑佚古文经传的谋划、格局,是在郑冲时代奠定的。

 

四、郑冲《古文尚书》来源考

 

宋代实行的经筵制度,其源头可上溯至汉魏时期的“侍讲”。当时担任侍讲的,皆是满腹经纶、深谙内圣外王之道的端雅儒臣。《后汉书·杨赐传》:“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杨)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36灵帝11岁继位,杨赐以侍讲的方式,为其讲《尚书》。又《后汉书·刘宽传》云:“灵帝初,征拜太中大夫,侍讲华光殿。……熹平五年,代许训为太尉。灵帝颇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36为灵帝讲经者并非一人,刘宽也曾为皇帝侍讲。所谓“侍讲”,就是帝王的师保37,承担着对天子或王位继承人进行经典讲授、思想培育的责任。

 

《古文尚书》自东晋立为官学,其对儒家义理的阐发,明显强于《今文尚书》。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其成因绝非某人一时兴起,偶然为之。郑冲为皇帝曹髦讲《尚书》,讲郑玄之学,必然会涉及到《古文尚书》,但古文篇目多有亡佚,怎么办?郑冲或许便借鉴马融的办法,开始从传世文献中辑佚《尚书》引文。郑冲常常经筵侍讲,古文用简单的语词,训释《尚书》经文奥义,几乎是逐句翻译,非常便于初学者理解。天子治理国家,必须德才兼备。经筵侍讲,着眼于懋修君德。曹髦年幼继位,郑冲讲经时,为培养接班人,自然要重视纲常名教,凸显道德教化的内容。魏晋之际,古文之所以被重新辑佚,最初目的可能是为满足给皇帝侍讲《尚书》的需要。

 

《太平御览》卷六〇九《学部三·书》引《正义》云:“至魏晋之际,荣(荥)阳郑冲私于人(民)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38《太平御览》称此句引自《正义》,虽然不见于今传本孔颖达《正义》,但又见称引于《初学记》、《山堂肆考》等多种文献,或当有所依据。在梅赜所献之书中,今文33篇及《书小序》是真实可靠的。我们认为,郑冲完全凭空伪造《古文尚书》经文,而且兼附传文解释句意,《书大序》介绍古文来源,是很难的。郑冲可能于民间得今文33篇的经传,然后仿照它的体例、解经方式,辑补了古文25篇的经传。

 

东汉《古文尚书》源头有二,一是杜林漆书;二是孔氏家学。郑冲“得自民间的《古文尚书》”属于哪一家呢?杜林得漆书古文,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为之作《传》,郑玄为之注解,曹魏之时,贾逵、马融、郑玄之学皆立为官学。郑冲于民间所得的《古文尚书》,则当非郑玄等人之学,来源也就不是杜林漆书。

 

东晋孔衍,孔子二十二世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晋书·孔衍传》:“衍少好学,年十二,能通《诗》《书》。”34孔衍精通《尚书》之学,撰《汉尚书》十卷,《后汉尚书》六卷,《魏尚书》八卷。他生活的年代是公元268—320年,恰逢梅赜献书之年。孔衍在晋元帝时,任职安东参军、中书郎,与梅赜同朝为臣。

 

《尚书序》(又称《书大序》)说:“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23《尚书序》完全是以孔安国的语气,讲述自己奉诏为《古文尚书》作《传》。梅赜所献之书,如果不是来自孔安国。孔衍面对着梅赜古文假冒自己先祖之作,为何从未进行检举、揭发?《尚书序》对于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的过程,如数家珍,且“隶古定”,用隶书的写法摹写古文字形,惟见于《尚书序》。我们猜测,郑冲于民间所得《古文尚书》,包括今文33篇、《书小序》及《书大序》。而所谓的“民间”,其源头可能是指孔氏家学。

 

梅赜本古文比孔氏古文多出25篇,且择善而从,广采马融、郑玄、王肃等人之注,其对古文的解说,在孔氏基础上有所优化。梅赜本《尚书序》明确称古文出自孔氏,全力赞扬孔安国整理古籍之功,所以孔衍面对梅赜献书的行为,予以肯定和接受。

 

总起来说,孔氏家族世传《古文尚书》,至孔僖、孔季彦之时,其篇目或许仅存今文33篇,与魏石经篇目基本相同,只是解经的传文有所不同。《书大序》叙述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真切可信。“隶古定”一语唯见于《书大序》。梅赜献《古文尚书》,称来自孔安国,同朝为官的孔衍精通《尚书》学,对此予以默认。笔者猜测,梅赜本《尚书》当一分为二,其中今文33篇经传及《书大序》出自孔氏家学,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而古文经传25篇,则可能是郑冲一派模仿孔氏古文的体例、解经方式,搜集引文辑补而成的。

 

五、《古文尚书》与魏晋之际的经学转向

 

两汉时期,为经学的极盛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设太学,置五经博士,经学遂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经学的突出特点,一是强调家法、师法,弟子、门人固守门户之见,因循旧说;二是强调对经文的文字训诂,故又称为“章句之学”。汉代经学的积弊,尤其是今文经学,一是争相附会谶纬、灾异,内容荒诞怪异;二是训诂经文过于繁琐。典型的例证,是解说“曰若稽古”用字三万多,注释“尧典”用字十万多。其直接的结果,造成当时儒者“皓首不能穷其经”。

 

训诂与义理,乃儒家经典之两翼。汉代经学衰微重要的原因是泥于章句,而忽视了对义理的开拓与阐发。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学者崇尚清谈,弱化名教,纷纷引《老子》《庄子》之说解释经文,“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超越文句之训诂,开掘经学之中蕴含的义理,成为学者理论建构的重心所在。玄学之所以能标新立异,引领一时之风尚,其重要的缘由是用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以弥补汉代经学义理方面的不足。因此魏晋之际,经学的重要特征是由章句训诂向重视义理转型。

 

东汉末年,郑玄融汇今、古文,经学出现了“小统一时代”(皮锡瑞语)。其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引今文解经,随意比附,难免灾异谶纬之风。如郑玄解“曰若稽古”,《孔疏》云:“郑玄信纬,训‘稽’为同,训‘古’为天,言‘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功。’”二是以古文解经,不能完全摆脱注疏的繁琐。这就导致了其后荆州学派与王肃等学者公开“驳郑”39。《古文尚书》经传训诂,皆有依据,平实求真,辞约旨明,自成一家之言。郑学盛而今文经学衰,《孔传》兴而郑注亡,梅赜本古文“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23,摒弃谶纬,简明解经,崇尚求真,昌明圣道,代表着魏晋之际《尚书》学由冗繁转向简明,由章句之学转向追求义理的发展趋势。

 

何晏、王弼“以无为本”,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家理论建构方面的缺憾。但道家与儒家的义理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扞格难通。玄学对经学的改造,其结果是将儒家学者引入歧途,背孔、孟而同于老、庄。格义之法,为晋代僧人所创。高僧将佛教经典与儒家之书相比附,如“三归”比附“三畏”,“五戒”比附“五常”,以迎合儒者的口味。但格义之法不过是形式,其背后宣扬的却是佛法。儒者接受格义之说的最终归宿,是丧失儒家本位,皈依释宗而远离孔孟仁义之说。

 

《说命》作者在郑玄那里,有两说:一是武丁;二是傅说。辑补者之所以将《说命》作者选定为傅说,是为彰显“股肱良臣启沃”之谊。武丁“舍己从人”,任贤纳谏;傅说善于进谏,克佐高宗。君圣臣贤的政治运作模式,自此成为历代君臣效法的楷模。和《今文尚书》相比,《古文尚书》突出的特点,是将魏晋时期大量公认的儒家义理,重新熔铸于《尚书》文本之中。“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俭德永图”之训,“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40,《古文尚书》倡导以名教纲常匡正世道,教化人心。和玄学、佛学不同,它对义理的弘扬,严格限定在儒家思想的边界之内。

 

《古文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危险;微,精微。舜告诫禹说,人心危而易倾,道心微而难显。你要执着于道心,专注于精一,才符合中庸之道。“虞廷十六字”立意深远,充分彰显了辑补者对三代先王之意的深刻领悟与把握。作伪者把《古文尚书》从传世文献中辑佚出来,缀辑成篇,不宣传个人思想之主张,不谋一己之私利,只为全力恢弘孔孟之道,教化百姓之旨。在魏晋经学玄学化风气日盛之时,作伪者文字训诂与义理并重,始终践守圣人之道,高扬儒家的价值标准,拒绝玄学、佛教对经学的浸染,表现出极为高远的道德境界。

 

天理、人欲,是宋儒理论塑构最为核心的话题,朱熹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则危而易陷,道心则微而难著。”41放任追逐欲望,便是人心;以义理加强自身修养,便是道心。《古文尚书》经传开启后世性学之源,蕴含着解决天理、人欲之争的原则与方法,在朱熹等理学家那里,三代圣王传心为说,是尧、舜、禹道统相继的不二法门。宋儒对理学的建构,是以《古文尚书》为重要基点的。

 

刘运好先生将何晏、王弼摒弃章句训诂而直明义理,看作是后代理学之滥觞。42其实不过是形式上的几分相似,而非义理上的真正衔接。《古文尚书·大禹谟》以道心克制人心,《汤诰》揭示人性的来源,《说命中》对知行关系的梳理,才是宋明儒学重新构建的根基所在。魏晋至隋唐,儒学盛极而中衰。儒学在宋明时期之所以能再次复兴,原因有多种。但其中关键的一点,得益于辑补者于儒门花果飘零之际,把魏晋时期公认的义理基因,重新移植于《古文尚书》之中。质言之,由汉代经学到宋明理学之间的转进与承接,《古文尚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桥梁与枢机。

 

综上所述,清华简《书》类文献面世,学界虽已证明《古文尚书》晚出,但对于该书辑补的过程,尚未细致梳理。我们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与《礼记》郑玄注相对照,发现作伪者对郑玄注错误之处不能识别,且照搬照抄有四处之多,因此梅赜本《古文尚书》最终成书时间,当在郑玄之后。作伪者了解马融的辨伪方法,熟悉郑玄注,知道从哪里搜集《尚书》的引文,因此《古文尚书》作伪,很可能属于“经学家”层面的作伪。梅赜本古文并非成于一人一时,该书或许是郑冲等人,经过近百年的时间集体补缀而成。作伪者之辑补,是把魏晋时期公认的儒家义理,重新熔铸于《古文尚书》的过程。汉儒重视章句训诂,宋人崇尚义理,在由汉代经学向宋明理学转进的过程中,《古文尚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转捩点。

 

注释:
 
1王世舜:《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杨善群:《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
 
3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295页。
 
4刘起釪:《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7~30页。
 
5马雍:《〈尚书〉史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6王蒨:《论梅本古文〈尚书〉的渊源》,《文献》1997年第2期。
 
7《隋书·经籍志》云:“《古文尚书》十三卷,汉临淮太守孔安国传。”
 
8程廷祚:《晚书定疑》,《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邵懿辰:《尚书传授同异考》,《续修四库全书》第50册,第13页。
 
9李耀仙:《〈伪古文尚书〉与宋明理学》,《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3期。
 
10章炳麟、吴承仕、朱渊清等主张此说,参见程元敏《尚书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4页;朱渊清《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
 
11梅鷟:《尚书考异》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12学界持此说者人数最多,如惠栋、戴震、王鸣盛、丁晏等。参见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66页;丁晏《尚书余论》,《续修四库全书》第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24页。
 
13崔述:《崔东壁遗书》(下),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程元敏:《尚书学史》,第1039页。
 
14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15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卷八,黄怀信等校点,第601页;惠栋:《古文尚书考》,《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16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9~129、114页。
 
17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18苏德荣:《武王伐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19郭仁成:《六朝南学的集体杰构---论东晋晚出尚书古文不可废》,《求索》1994年第3期。
 
20廖名春等学者以清华简证明《古文尚书》晚出,杨善群、张岩等持否定意见,但笔者认为此说成立。相关研究,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2页;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杜勇《从清华简〈说命〉看古书的反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杨善群《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学术与探索》2012年第9期。
 
2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9、1521、1411页。
 
22《尹诰》郑玄注:“《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
 
2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3页。
 
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175、180、118、116、110页。
 
25《说文》引《商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岩。”许慎未见《古文尚书》,他引的只是《书序》。王符《潜夫论·五德志》引《商书·说命上》:“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时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其语序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不同,而与《国语·楚语上》同,可知《潜夫论·五德志》引文,当出自《楚语上》。
 
26《古文尚书》经传的缉补,工作量巨大,并非出自一人一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这里说的是最终成书年代,很可能在郑玄之后。
 
2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50、2653页。
 
28段玉裁怀疑此两句为后人附益,程元敏等学者已辨其非。参见程元敏《尚书学史》,第1055~1057页。 
2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04页。
 
30此外,马融认为《泰誓》浅陋,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价值标准不合。
 
31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修定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89页。
 
32马融只是粗略举例,不是传世文献《泰誓》引文的全部。《墨子·尚同下》“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也是《泰誓》之文。作伪者“止据马融之所及,而不据马融之所未及”,是他借鉴马融辨伪方法的铁证。参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33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古文立博士。献书当在古文立博士之前。
 
34刘义庆:《世说新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35(49)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93、2359页。
 
36朱彝尊:《经义考》第2册,中国书店2009年版,第557页。
 
37或说二十八字为姚方兴一人伪造。《隋书·经籍志》:“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
 
38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6、887页。
 
39《后汉书·桓荣传》范晔论曰:“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
 
40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〇九《学部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41页。
 
41郝虹:《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
 
42庄存与之语,转引自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2页。
 
4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09页。
 
44刘运好:《从崛起到鼎盛:魏晋经学“中衰”论辨正》,《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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