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卫国】人文立本,居安思危——对己亥疫情的观察与反思

栏目:独家首发
发布时间:2020-03-20 15:07:13
标签:新冠疫情
董璞中

作者简介:董璞中,本名董卫国,男,山东东营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师。

人文立本,居安思危

——对己亥疫情的观察与反思

作者:董卫国(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独家首发

时间:孔子纪元2571年暨耶稣纪元2020年3月20日

 

一场忽然爆发的瘟疫,让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停摆两个多月,至今很多社会部门,依然没有完全恢复运行。这次瘟疫,无疑让中国付出沉痛代价,它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和危害,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数字统计,但其严重性不容低估。武汉人民经历的身心怆痛,尤其患者家庭遭受的重创,更不是短期内能恢复的。

 

在这场防疫战争中,中国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防控政策,体现了强有力的社会管控能力和高效的行政能力,政府几乎可以管控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到机关单位企业,下到街道村镇,甚至每家每户,都可以有效动员;几乎全部社会资源都可以为政府调配,行政效率之高,执行力度之强,问题解决之快,问责追责之果断,都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效力。


在防疫过程中,民间的很多声音和意愿能被很快被政府倾听,很多时候相关部门快速反应,这对稳定民众情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疫情正式公布之后,新闻媒体也能即时发现一些问题,参与社会动员,这同样是好事。

 

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也展现了中国四十年发展的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防疫资金迅速到位,百姓生活基本得到保障,武汉以外百姓的生活物资供应甚至未受太大影响,若无健全的生产部门和经济实力作为保障,这是不可能的。忽然爆发的疫情,一开始远远超出了武汉医疗设施的承载能力,随后外地资源的调配支援以及新型措施诸如方舱医院的建立逐渐缓解了压力。专家之解读与引导、医疗资源建设能力之快,各类物资运输能力之强,都是值得肯定的。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社会可谓上下一心,民众普遍具有自觉配合意识,服从大局,服从管理,成为人心所向,大众共识。民众知道,防疫防患乃是社会共同利益所在,对政府的防控力度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和满意的。在疫情面前,中国百姓体现出来一如既往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多慷慨捐献令人钦佩,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贯的共济时艰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人一贯的正义感和同理心。

 

以上力求相对客观描述疫情中的中国社会的积极做法,但是本文无意高唱赞歌。做得好的,需要通过长效机制得以保持,良好的道德传统更需要积极的含育引导,而做得不好更需要反思和改正。因为唱赞歌不是学术研究的责任,要是总让学术研究为政府、社会唱赞歌,这个社会不会在危机中进步,只能在危机中再次跌到,甚至走向万劫不复。


瘟疫虽然可怕,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命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说,在这个物竞天择的宇宙中,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本身就是在各种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中站立起来的。居安思危,存不忘亡,面对灾害,反身脩德,以备将来,这才是最有意义的态度。既然付出了沉重代价,那么应该对瘟疫的爆发流行和防控方面的问题做深入的反思。“其亡其亡,系于包桑”,小惩大诫者,必有后福,何况一次比较沉重的打击呢。

 

病毒来源至今也无绝对的科学论断和一致的结论。追问病毒的来源,这是科学的事情,人文学科对此无能为力。但是疫情一开始,武汉医疗系统和政府相关部门、新闻媒体等部门的反应和采取的措施,确实延沓了疫情的防控,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确实耽误了宝贵时间。这是需要深度反思的!体制需要反思,专业人才的职业伦理意识和人文关怀需要反思,我们的教育理念需要反思,政府的治理思路需要反思,在此基础上,知过能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才会进步。

 

首先,体制的僵化和科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应该深刻反省。

 

据说早在2003年的非典以后,中国社会建立了一套从地方到中央的流行病防控体制,据说甚至还有数目直报制度。然而在这次疫情刚刚被发现的十几天中,这套制度似乎完全失灵。这是值得警醒的。很多对这次疫情的反思,也都是强调建立制度、法律等常规机制,并通过科学技术手段等,建立应急机制,防患各种生物危机等等。但是,这次疫情的爆发流行,一开始的防控不力,是否完全可以归结为防疫体制不健全和技术落后呢?防疫体制,防疫制度,相关法规不健全的情况应该有,当然需要完善。但是也许并非关键问题所在。

 

制度本身领导方式和管理思路的缺憾,恐怕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同样是这个体制,疫情公布以后,其执行力之高效,管控力之强大,不能不令人点赞。但同样是这个体制,在当初封锁消息、训诫吹哨人的时候,也同样决绝,以至于冲天疫情,而十几天内居然被盖得严严实实,处在疫情之中的人们居然丝毫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恐惧。不能不说没有体制问题。但是体制的问题,恐怖不在于体制管理不严密,而是在于领导工作的官僚主义。

 

逐层的科层制度,惟上是从,害怕独立担责成了一种工作风气。体制内部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领导审批的。正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一句台词:“现在中国的官场生态是一把手几乎掌握所有的权力。”外行领导内行,专业事务的开展同样也需要领导审批,然而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领导怎么能够有这么多专业判断能力?科层官员逐渐技术化,这个技术就是执行命令,而不是独立思考、应对问题和担当道义。且一些科层领导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只看到业绩考核,而对群众的切身利益麻木不仁,对潜在危害百姓生活的事情麻痹大意,让“一切为了人民”成了口号。所以某种体制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应该是永无间断的,好比是一个人要活着必须压制病毒一样。

 

第二,教育理念和专业人才的人文关怀值得反思。

 

在疫情公开之前,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人们,了解疫情严重性的应该并不在少数吧。但是从制度规定说,他们没有向社会公布疫情的权力。疫情的公布权力应该在层层的体制审批,如果某一层的领导麻痹大意,那么疫情的公布恐怕就严重耽搁。这恐怕也是耽误疫情的公开发布的一个原因。

 

如上所说,这是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官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很大的问题。当代中国大多数最优秀的专业人才实际基本上被安置在体制科层的各个岗位上。体制内,基本都是科层化,职称申报、量化考核。这本身就容易限制专业人才的业务发展自由。当然本文无意完全否定这种体制。因为这种体制本身也是政府能够高效调动和分配资源的原因,这也涉及到分配正义的问题。政府导向型的资源分配和商业导向型的资源分配,大概是当代世界社会资源分配的两大模式,我们是社会主义国际,同时又是市场经济,所以兼而有之。但是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必须尊重专业人才本身的业务发展和人基础。

 

但是哪一种体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呢?哪一个时代是绝对风清气正的呢?面对关系到千万人生死的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们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体制和时代风气。人类社会走过一些荒诞的历史,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他们的良知、勇气是不是应该成为社会道义的最后一道保障呢。古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但是今天实际的情况是令人失望的。疫情公布之前,武汉医疗系统之中很多人应该是知道疫情的,出来吹哨的人本身也不多。

 

并且,请恕我直言,几个吹哨人并没有公开向社会吹哨,只是在私人圈子内发布信息(当然也许他们对问题严重性本身也认识不足)。当然,这已经冒着对视饭碗的风险。而且在被约谈之后,他们也都偃旗息鼓了,并没有顶着压力为民请命,坚持到底。

 

实事求是的说,一方面从道理上说,必须直面当代知识分子的懦弱。一方面从现实中有能体谅这种情况,在现代体制下,一次约谈足以击溃他全部的生活信念,让他对可以预见的生活前景彻底无望。体制要是不为独立人格留出空间,他本身也失去了一个自我批评、排除毒素的自查维度。这是一个深而远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高级专业人才都经历长期的教育,尤其是接受优质资源的高等教育,但是教育过程本身严重缺乏人文素养和人性关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根本不了解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独立、以德抗位的传统。只有这个传统,在历史上才能一次次将政治从错误中拉拔出来。

 

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中,这些内容太过单薄。意识形态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意识形态教育应人文化,而不是人文政治化。且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道理之宣讲亦要文化(动词),而仅仅百年之间自限定,又有多少文的资源可以支撑呢?参天大树,必须要扎根于深远方可吸收营养。

 

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缺少独立人格意识。没有独立于现实名利的人生信仰和人文关怀,很难真得有追求真理担当道义的勇气。然而,毕竟人心不死,天理长存,基本的良知依然能存在。然而,也只能是向身边人吹哨。然而,请恕我直言,几个吹哨医生的伟大,实则实在是由普遍的沉默、麻木所衬托出来的。

 

首先,他并没有公开的向社会发出警告只是在朋友圈发出警告,也许是他并不真的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在受到警方的训诫之后,马上停止,从此不再发声。这与中国古代那些以死抗争的忠烈,实在相差甚远。我无意于苛刻要求专业人士,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只是为当代教育缺乏独立人格的启发,缺乏人文情怀的教化而深感痛心!

 

古人尚且知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古人尚且说“不为五斗米折腰”,那些相信社会单向进步的现代人们,为什么在面对强权的时候,默不作声了呢。不明白以同情之敬意继承历史传统,不知道超越现实功利的责任与生活信念,缺少人文关怀,就无法培养独立人格。何谓独立人格?独立于现实名利的束缚,而直接以道义使命为追求,继往开来,修己安人,为民谋福利。相反,则只能产生依附性人格,依附权力或者依附金钱。

 

此外,部分政府管理者的理念需要反思。

 

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被启蒙,积极引导权利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制衡对社会走向成熟具有好处。现代性价值的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有不可逆性。所以感恩模式是难以深入人心的。但是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增强官民感情,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以何种方式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以何种方式增强政府的向心力?这是需要需要深入思考的。且感恩模式本身弱化领导者无条件的为民意识,容易形成居功懒政思维,是脱离群众的思想根源。必须以历史文化作为联结民众与国家感情的精神纽带。必须保持开明的下情上达,保证官方能时刻倾听民间的声音,甚至一定范围的不同声音,并作出积极回应,所谓“保荒,丈人吉”此之谓也。继续推进民众监督和提高透明度,这样才能有良好的官民互动,才能提高管理质量。

 

总而言之,己亥疫情,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强大,这本身不能说必然是一件好事。当我们为强大政府成功控制疫情而欢呼的时候,是否想过我们的政府运作付出多高的成本呢?如果什么事情完全依靠政府,那么说明社会本身没有成长。如何做到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分权与平衡,如何引导社会本身走向成熟,这是应该思考的。

 

制度的建立,科技的发展很重要,无论是法律制度,行政体制,还是科研管理体制都要完善,科学技术的研发也要增强,这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如果官僚主义渗透其中,惟上是从而缺乏对社会事业的道义自觉和人格担当,那么这些体制运作总会大大降低效率。必须充分尊重专业人才的业务选择,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悲剧和遗憾已经够多了。

 

教育应该人文化,人文应该以身后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在历史理性之中显示人文的要义。既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既然我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那么现代本不应该与传统割裂。我们的现代只能是传统的现代,不能拿来主义,更不可无中生有。这些问题彼此纠葛,集体与个人,正义与效率,人文与科学,关键要认清谁本谁末,若只平行并列的理解问题,那将不得其解。

 

无论如何,这个社会需要进步,这是十三亿中华儿女的时代共识,希望这个国家更加美好,这是所有国人的共同期待,是平民百姓个人梦想所当下依托。无视当代中国的成绩是愚昧,而一味要求为现有成绩高唱赞歌是浅薄,一个真的有责任感、有使命感,有爱国情怀和理性思维的人应该研究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以独立负责之态度尽自己的职分,让现有社会走向完善。爱国当植根于历史传统,涵容于社会进步,落实于实事求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应该走向进步,这应该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共识,也是建设我们共同家园的起点。

 

此外需要补充一句,本文绝非是说体制、教育等是造成疫情的主要原因,疫情的爆发有其自然规律和概论,任何社会恐怕都无法避免。且疫情解决本身最有效的应该还是在科学的发展。本文只是由此为契机对疫情防控过程中人为、社会因素做了一些浅薄反思而已。

 

我无意代表哪个群体发表观点,更不喜欢也不敢自己贴标签,更没必要如此。看待社会问题,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方向尽在历史。揆之天理,衡之人心,暂时只能这么看。至于偏颇浅陋,那是竖子学浅所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