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康有为是圣人?还是大儒?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20-03-26 21:00:00
标签:康有为
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康有为是圣人?还是大儒?

作者:姚中秋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原载“暑期研习营”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初三日戊辰

          耶稣2020年3月26日

 

编者按:新教育中国文化课程研习营自2017年开始,每年一届,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作为“新教育实验中国文化课程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朱永新教授领导,由项目负责人黄明雨及其团队具体执行,由新教育基金会下设”中国文化和基础教育研究“专项基金支持。本文是姚中秋教授在2019年2月份主讲的近代历史人物系列授课记录,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说到这儿,我们简单讲一下近代历史上广东的兴起。我们前头讲曾文正公的时候讲到湖南,在近现代历史中,湖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湖南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广东。所以过去两百年塑造中国的人物主要就出自湖南和广东。湖南应该说还是有质朴之气。因为它毕竟属于中部地区,所以它学问的根底是朱子之学。当然后来又加上一点阳明之学,但好像还是以朱子之学为主。

 

 

 

(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

 

广东跟湖南的气质就不一样。因为广东比较重要的还是它的沿海地区,其实广东直到今天粤北、粤西都是比较落后的地区,所以广东省境内,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均衡非常严重。主要还是广州,往东南方向沿海地区,比如像现在的中山、珠海这一带,当初因为是开放口岸,所以它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因为澳门就在中山的最南端。所以,当中国要“师夷长技”的时候,它就有巨大的地理优势了。

 

再加上在清朝大多数时间中,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主要就是在广州进行。当时朝廷就设立了所谓十三洋行,全国其他地方都不允许进行贸易,那所有的贸易都要通过十三洋行进行。这样西洋的各种物品以及与物品相伴随着,是西方观念,就比较早、并且广泛地进入到广州这些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人,较早与西方发生关系,也是较早获得西方知识的人。

 

 

 

(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

 

那么广东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其实主要是依赖开放之利。康有为也是。如果康有为生在内地,他也就是一个疯子而已。但是他生在广东,他就成圣人了。后来很多人就称他为“康圣人”,有开玩笑的成分在,有讽刺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他确实在当时的士人中,有开风气之先的一种地位。实际上广东的儒学发展也是很晚的。广东历史上第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儒学者,就是明朝中后期的陈白沙,应该是跟王阳明是同一时期的人,大概年龄还比阳明还要年长一点。就在那之后,才算是圣人之教在广东结出了一定的果实。

 

所以要想了解康有为的学问,我们就要把他放在中西交汇的这样一个背景中去理解。你要说他对儒学的根本,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我真是不以为然。但他的好处在哪儿?他好处就是他比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观念和学术。在他的一生中好像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去了一趟香港,见到了英国人治理香港殖民地的做法,也大概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报纸。这样对西方的价值、制度有了亲身的体验,这个对他冲击很大。

 

此后他所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想要以西方的价值和观念,来解释中国的价值和观念。他甚至都不是说要把两者融合起来。我理解康有为的学问,应该是以西格中,因为他很深切地看到,当然是当时大家都普遍看到了,西方要比中国要富强。所以康有为就觉得那西方人的学术、宗教等应该比中国人要高明,当然它的制度也要比中国人优越。所以我们中国要变革。那我们本身又有一套价值、学术、制度,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抛弃。那怎么办呢?那就用西方的精神来解释中国固有的这些文教。他就进行一次将新酒装到旧瓶子里的工作。他搞了这么一件事情。

 

 

 

(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

 

所以我理解康有为的整个思路都是这样下来的,不管他是对儒学的看法,还是他对政治变革的看法,其实都是如此。比如说他写《孔子改制考》,那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他这本著作出来之后,有些人就叫他疯子,为什么?因为他把中国以前的学问体系实际上彻底颠覆了。他上来就说“六经”其实是编造的。当年孔子为了变革,所以他把孔子就塑造成了一个教主,要寻求革命性的变化的教主。他为了变革编造了一些故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前其实都没有,只不过孔子为了创立自己的教义,讲自己的道理,他假托古人,创作了“六经”。其实他这样的说法应该就是从神教的观念来的。那神教就有创教的教主。比如说《旧约》,当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像摩西大概就是一个创教的教主。那《新约》就很明显了,他就是耶稣自创的一个教门。像伊斯兰教就是穆罕默德他自己创的,他在山洞之中,沉思默想,得了天启、神启,然后他出了山洞,开始对人讲他得到的启示,然后信众记录下来,这些就变成了他的经。

 

康有为就是用这个范式来解释“六经”。其实我们如果略微的学习中国历史,就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他是实有其人。孔子只不过是删述先王之政典,他到各地去搜集,整理,然后编辑这些既有的文书,然后有了所谓“六经”。所以我们国家的“六经”,它跟西方人的神教的经书,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康有为当时他看了西方人,主要是看了基督教的经,深受启发,就创立了新学说。

 

 

 

(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

 

当然他也是要寻求变法。寻求变法,他把孔子解释为一个教主,最合适不过了,这样,他就不受所有以前经文的影响,因为既然“六经”是孔子创作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继续创作啊,对不对?所以康有为,他对以前的经义,就随心所欲地解释。

 

所以康有为对中国学问的破坏是空前的。自从有了康有为,儒家的学问就没有人信了。所以康有为之后就出来了顾颉刚他们讲《古史辨》。其实《古史辨》就是从康有为那儿衍生出来的,只不过这个《古史辨》它看起来更学术一些,而康有为呢,他更像一个政治家在写作,他的写作都是独白式的,就我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那《古史辨》他们还想要给它做得像一个学术,还提供了很多论证。所以康有为所发挥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破坏性的;一方面他是开风气之先,倡导变化,大声疾呼,所以他当时确实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比如说,康有为他开始上书皇帝,其实他就是一个举人,根本就没有资格上书皇帝,但是他不管这一套,他上书皇帝。然后他在广州讲学,这都属于犯禁。满清最初是严禁士人私自讲学的。但是他开办这个讲学。我们前头就讲了,自从曾文正公他们靠军功,得以成为督抚以后,满清的统治体系其实就开始瓦解了。所以禁止私人讲学这件事,已经没人管了,尤其是在广东,天高皇帝远,所以他开始讲课,乱讲他这一套义理。

 

 

 

(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

 

但是你甭管他乱讲还是好讲,总之他开创了私人讲学这件事儿,从此以后士人就开始自由讲学了。还有他结社,结社也是顺治帝、满清严禁的,但是他也不管这一套,就自由结社,士人他们开始结社,去议论时政。所以在这方面,康有为确实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的学问简直不能说是儒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对儒学的非常严重的破坏。

 

当然后来他就用他这套理论,他破完了之后,又建立了一套理论,作为变法的纲领。他就一次又一次地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所以这个人确实也是了不起,实际上他始终是个举人,没有考上进士,但是他通过连续的上书,通过这些奇谈怪论,总之引起了光绪帝的注意,那么最后就有大家都知道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后也失败了,就是所谓“百日维新”嘛,它持续了一百零三天就结束了。

 

其实我想我前头给大家介绍康有为胡说八道,大概已经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康有为那种性格,我们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叫激进主义。他认识到中国要变法,就得出结论,赶紧变,咱们要只争朝夕,所以他百日维新,一天恨不得颁布十几道诏令,根本就没用,他也不管不顾,我们从他前头开风气之先的做法也能看得出来,他不管不顾,我管你有什么法律、什么政策,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变法也是这样。我管你什么既得利益,社会分几个阶层,每个阶层有不同的力量……我不管,上来就把桌子一掀,咱们重新从头再来,他就这种想法。想想吧,这东西肯定失败。任何一个成功的变法,必须要获得一部分,哪怕是少部分人的支持啊,对不对?你不能把这天下所有人都得罪了,对不对?就算你再加上一个光绪帝,你要把天下所有人得罪,光绪帝能够全力支持也行。问题是光绪帝本身就是一个水平比较低下的皇帝,他又没有什么实际的操控能力,对不对?人家当年商鞅变法,秦孝公那是可以操控全局的,哪怕你贵族全体都反对,但是秦孝公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调动军队,谁敢反抗就把你家抄了,他就不怕贵族反抗,但光绪帝没这种能力啊,现在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光绪帝身上,不管不顾,甚至把慈禧太后这些人都得罪了,最后只能是失败。

 

 

 

(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

 

所以康有为要对“戊戌维新”的失败承担大部分责任,他就是胡来,最后就失败了。所以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理论确实触及到了中国追求富强,应该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新制度、新观念,其实他都触及到了。所以我对康有一个评价,康提出了我们国家现代化的所有重要议题,他都触及到了,经济、文化、社会,比如说他的倡导要解放女人的脚,要禁止缠足他都倡导,像政治就更不用说了,他各方面其实都触及到了。

 

但是我的第二句话就是,他提出的所有方案都是错误的。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但他提的方案都不对劲。激进主义导致他不能深思熟虑,提出既可以解决问题又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做不到,归根到底原因在于,他还是一个穷书生,始终是个举人,没有真正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没有干过实事儿。一直是跟一些青年学生讲课、胡说八道,到处乱转悠,没有实际的经验,对现实就缺乏深切的认识。对现实的复杂性不能把握。所以提出的方案看起来方向都对,但不可操作。这其实是很多知识分子容易犯的错误,这是我们对康在政治上的一个评价。

 

最后,我们再讲一点,我觉得康的思想,从儒学发展的角度来说问题比较大。那我这样说有所针对,因为过去二十年中国儒学有一个复兴,在复兴浪潮中有一股很强大的康有为主义的浪潮,有不少儒学者比较偏爱康,我对这始终都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康的思想太偏颇。

 

我们就讲两点,一点,是他非常引人瞩目的所谓孔教说。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康的论述,就可以发现,所谓孔教说就是按照基督教的模式改造儒学或者儒教,归根到底他还是认为基督教这一套模式比较管用,因为它有一套组织,有一套建制化的教会体系,可以对老百姓进行教化。

 

那你要说他想法有没有道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个现代国家要政教分离。康有为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国家,它政教分离以后,政府拿啥东西去教育老百姓,他说政府不能了,那怎么办?我们只能在政府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教会,这就是孔教会。他完全是把西方那东西生搬硬套到中国来。他没有看到儒教从性质上就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我们待会讲张之洞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总之这些东西不切实际,康后半辈子一直都在搞孔教会,但都没有搞成。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主张。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学术观点。康从他中年开始,一直到到晚年,一直在写作一本书,写了二三十年,好像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发表,但是一直在他的朋友、学生中传阅。这个书后来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叫《大同书》。

 

《大同书》的写法也很特别,它同样是照着西方几何学的方法,写他这本书,所以这本书最初就叫《人类公理》,其实他是模仿几何学的形态。他要为人类社会构造出一个一个的公理、定理。我们先不管形态。这本书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康有为的描述的所谓大同社会,就是他的理想社会中,家没有了。要建设大同社会,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毁家。因为你有家,就有夫妻啊、父子这种私人的特殊关系。有了这种特殊关系,怎么可能去爱世上所有人啊?你有家就有私人财产,那你就不能实现,天下人共有财产,所以康有为的思想,在这方面也深受神教的影响。

 

刚才说这个观念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这四十年都在努力建设小康社会,小康是邓小平提出的,大概是1979年。只要我们读过经典都知道,小康是跟大同相对而言的,对不对?所以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其实就是针对他前任领导人的那一番努力。在邓小平的心目中,那一段努力就叫试图建设大同社会。也就是说毛泽东啊,实际上是深受大同观念的影响,而且就是康有为的大同观念,而不是《礼运》中的大同。因为《礼运》中的大同,只是说“子不独其子,父不独其父”,那什么叫不独啊?不独的意思是“不仅”是吧,翻译成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就是“不仅”,不仅的意思并不是“不”,对不对?不是“子不”,不是不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而是不仅仅只爱自己的孩子,所以首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受这个限制,所以其实“子不独其子”,含义就是孟子所讲的“子其子以及人之子,老其老以及人之老”。但康有为把“独”字去掉了,看成了神教中的破家。父母不能爱其子,儿子不能爱其父,就走到了破家的这样的一个绝路上去了。

 

这跟中国文化,儒教的教义就完全相反了。所以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启了20世纪全盘反传统的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因为20世纪全盘反传统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就是破家。而对这样一个观念,最早系统的表达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其实社会改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也是破坏家。所以康啊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他是功过参半。他一方面确实是推动了士人群体积极地寻求变革,这是贡献;但是他的激进主义,其实也打开了全盘反传统的大门。

 

下面简单说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和康有为有一个交集,就是在“孔教说”上,对于儒教的教义,或者说儒家的义理,他俩有不同的理解。

 

 

 

△张之洞(照片信息来自网络)

 

张之洞可能大家也还是比较了解,他是北方人,我们今天河北的南皮人,应该也是官宦世家,为人极聪明,所以他很早就成名。他是晚清四大名臣中,很有能力的一位,曾文正、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个四大名臣。当然他影响最大,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他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个主张就是针对康有为提出的。

 

张之洞其实开始跟康有为关系是很好的,他非常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也非常支持康有为办报纸、办学会的这些努力。当时康有为组织强学会,组织士大夫读书人结社,共同来传播变法的观念。

 

张之洞是最重要的支持者,张之洞自己大概拿出了五百两银子,然后还以官府的名义又资助了他一千两,当时强学会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于张之洞。那张之洞门下又有多位官员,其实都参加了强学会,但张之洞自己为了避嫌没有参加。

 

 

 

(照片信息来自网络)

 

有一次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那个时候张之洞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和康有为密谈了一宿,然后两人就决裂了。因为张之洞要了解一下,康有为究竟是咋想的,最后大概康有为就把他那套道理系统地讲了一遍,张之洞大概也试图说服康有为放弃他那些异端邪说,异端邪说不是说不变法,而是比如说孔子是个教主,“五经”都是孔子创作出来的之类的。因为张之洞读书读得非常好,他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中国的根本,根本不能动摇,全国成千上万的读书人都是在读“五经”,而这个国家的治国理政的道理,都是在“五经”中,三四亿人的基本的观念就是“五经”塑造的,现在你告诉我这是假的,这国家还能不能存在下去啊?变法当然可以,但现在变法把基础挖掉了,等于要向上走,把自己的地基给挖空了,你怎么向上走啊,对不对?所以这俩人从南京秘晤之后就彻底决裂了。

 

决裂之后张之洞就组织他的门人写作了《劝学篇》,这个时候拉出自己的旗帜,以前本来是康有为高举变法的大旗,现在张之洞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正道说清楚,所以他就写了《劝学篇》。其实《劝学篇》,我自己觉得他最大的意义,就是把这个“学”字凸显出来了。因为康有为的核心主张是要建立孔教,把孔子当成教主,模仿基督教来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传教组织。张之洞以他的书名就申明了:儒学就是个学,不是一个神教,我们也不能把它去改造成神教。我认为张之洞说的有道理。他合乎实情,孔子和他所创的教,我们要把它称之为教化体系,它和中国以西的教化体系就是不一样。中国以西的教化体系,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于印度教,它都是要教人信神,所以是神教,我们孔子什么时候让你信神啊,对不对?孔子让你敬天那是不假,但天也不是个人格神啊,对不对?所以孔子教你什么,叫你要“学”。所以《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所以我们讲儒家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就理解“学而”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学,然后你就去干其他事去。“学而成人”,这是根本。康有为的主张把这个根本颠覆了。张之洞就要把颠覆了的根本,重新再扶正。这就是他《劝学篇》的意义。

 

 

 

(照片信息来自网络)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不能把这个根本推翻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说我们不学习西方,我们一定要学习西方,那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培植我们的根本,所以我要用西方的这个术来让我们的道,更加能够切合今天的“时”,是吧。也就是说要给道,要找到一些新的器,让国家能够富强起来。所以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壮大我们自己,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变成西方人。

 

张之洞的主张,我认为是中道。守旧,那叫“不及”;像康有为就叫“过”,君子要无过无不及,要守中道。所以张之洞主张应该说是在中道。但其实在当时这个时代,守中道的人是比较少,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激进很容易变成大家普遍的选择。所以其实张之洞虽然提出主张,但这个主张的影响可能要小于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我们可以说20世纪其实是康有为的世纪,他的影响更大。像大家熟悉的各种文化社会运动,大部分其实康都想到了,然后我们后人呢,一个个把它都做了。

 

 

 

(照片信息来自网络)

 

相反,像张之洞这个主张,实际上他是支流,也有一些人坚持,但他影响大概没有那么大,不过到了今天,我想可能张之洞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还是时代变化,我们已经没有那么紧迫的国家危亡的焦虑了,也就可以更为从容地来思考,我们应该干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应该,守护自己的文化,用西方的技术来让我们自己变得强壮起来。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再来考察康有为、张之洞,我们就可以有不同于20世纪人的一些看法。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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