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著 《新民说·宋仁宗:共治时代》出版暨楔子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20-04-08 00:29:18
标签:新民说·宋仁宗:共治时代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重新发现宋朝》《中国的自由传统》《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等。

吴钩著 《新民说·宋仁宗:共治时代》出版暨楔子

 

 

 

书名:《新民说·宋仁宗:共治时代》

作者:吴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4月

 

内容简介

 

宋仁宗究竟是平庸之主还是后世帝王效仿的对象?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讲述了宋仁宗的一生,既包含他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更着力刻画他作为皇帝要面临的重重考验。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

 

从表面看,宋仁宗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皇帝,行事时总是处处受宰辅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正是宰辅大臣的据理力争,才换来这个时代的空前繁荣。

 

【作者简介】

 

吴钩,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其中,重点介绍宋朝社会生活的《风雅宋》一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拿下了含CCTV“2018年中国好书”在内的众多大奖。

 

【目录】

 

楔子

第一章“狸猫换太子”

第一节 小皇子出生

第二节 赵祯的三位母亲

第三节 “狸猫换太子”传说

第四节 天禧四年的政争

第五节 皇太子的童年

 

第二章 乾兴风雨

第一节 真宗上仙

第二节 丁谓弄权

第三节 权臣倒台

第四节 别了,真宗皇帝

 

第三章 垂帘听政

第一节 太后用人

第二节 曹利用之死

第三节 太后的野心与理性

第四节 少年天子

 

第四章 仁宗亲政

第一节 太后宾天

第二节 仁宗认母

第三节 反刘太后之政

第四节 废黜郭皇后

 

第五章 皇帝的烦恼

第一节 仁宗病了

第二节 亲政的挫折

第三节 景祐议乐

第四节 朋党之议

第五节 吕夷简罢相

 

第六章 边境风云(上)

第一节 元昊叛宋

第二节 战前动员

第三节 首场大战

第四节 攻与守

第五节 胜与负

 

第七章 边境风云(下)

第一节 辽国来使

第二节 富弼使辽

第三节 连环离间计

第四节 宋夏议和(一)

第五节 宋夏议和(二)

 

第八章 庆历新政(上)

第一节 吕夷简致仕

第二节 开天章阁

第三节 公用钱案

第四节 争水洛城事

 

第九章 庆历新政(下)

第一节 新鲜的“朋党论”

第二节 进奏院案

第三节 众贤离朝

第四节 阿张嫁资案

 

第十章 流年不利

第一节 皇帝的娱乐

第二节 贝州兵变

第三节 宫门惊变

第四节 重开天章阁

第五节 黄河决口

 

第十一章 欲采花不自由

第一节 册立贵妃

第二节 台谏的抗议(一)

第三节 台谏的抗议(二)

第四节 礼官的抗议

第五节 温成之殇

 

第十二章 又是多事之秋

第一节 广南有变

第二节 狄青平广南

第三节 宰相被弹劾

第四节 仁宋不豫

第五节 六塔河决口

 

第十三章 嘉祐之治(上)

第一节 初议立嗣

第二节 嘉祐二年贡举

第三节 嘉祐六年制举

第四节 众贤在朝

 

第十四章 嘉祐之治(下)

第一节 嘉祐嘉政

第二节 东南茶通商

第三节 解盐通商

第四节 垂拱而治

 

第十五章 最后的岁月

第一节 伤心的父亲

第二节 再议立嗣

第三节 仁宗上仙

第四节 英宗继位之初

尾声

 

楔子

 

 

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读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

 

而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赵祯。宋徽宗确实是位天才艺术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宋人著《画继》,评徽宗画艺:“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明人编《书史会要》,评徽宗书法:“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连金国皇帝金章宗都是宋徽宗书画艺术的狂热追随者,据说金章宗“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徽宗年号),字画尤为逼真”。即使在今天,仍有大量文艺青年将宋徽宗奉为艺术上的偶像。

 

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飞白体,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至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

 

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实际上,自元明以降,以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民间文艺作品倒是挺多的,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就连讲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1但在这些故事演义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

 

 

宋仁宗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然而,正是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执豪放词之牛耳者,苏轼苏大学士也,执婉约词之牛耳者,为柳永柳七官人:“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1不管是苏学士,还是柳郎中,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政治上被称为名臣的就有吕夷简、范仲淹、鲁宗道、薛奎、蔡齐、陈尧佐、韩亿、杜衍、庞籍、吴育、王尧臣、包拯、范祥、孔道辅、余靖、胡宿、田况、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朝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文学艺术上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以上文学,苏轼、黄庭坚兼擅书法)、蔡襄(书法)、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以上绘画)等。思想学术上有孙奭、刘敞(以上经学)、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以上哲学)、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吕大临(以上理学)、宋敏求、范祖禹、刘恕、刘攽(以上史学)等。科学技术上有王惟一、钱乙、燕肃、毕昇、沈括、贾宪、苏颂等。”1全都是名动一时、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

 

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仁宗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阳,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大宋的臣民发自内心地缅怀一位君主,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并非夸大之词。

 

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宋人笔记说,耶律洪基尚为契丹皇太子时,曾随出使宋朝的使者,在东京见过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吾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因此,耶律洪基对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还下诏,将宋仁宗昔日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

 

许多年之后,元祐年间,距仁宗逝世已有三十年,耶律洪基对这位宋朝君主“追慕犹不忘”,对使辽的宋朝大臣说:“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说着,又动容哭泣。

 

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位庸常的君主?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刘豫为傀儡皇帝,管辖中原,刘豫却干起盗墓的勾当,“置河南淘沙官,发掘诸陵。上代陵寝,民间冢墓,无得免者”,位于巩县的北宋诸皇陵悉被盗掘、毁坏,“惟昭陵如故”,盗墓贼居然没对仁宗的陵墓下手。

 

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或云:“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当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就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诗中,“农桑不扰岁常登”讲仁宗朝风调雨顺;“边将无功吏不能”讲其时四海升平,以致将士、官吏没有立功逞能的机会。严格来说,这是一种被时间与情感修饰过的集体记忆,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面貌,因为仁宗时代发生过严重的涝灾,西北、广南均爆发过战争,不过就总体而言,在多数宋人的印象中,仁宗朝确实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称治”,“四十二年如梦觉”是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的真实感受。

 

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写过许多首描绘仁宗朝如梦繁华的词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对宋时杭州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相传此词流播至后来的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而后仁宗时代的宋人听柳永歌词,则有一种梦回仁宗盛世、追忆如梦繁华的感觉。仁宗朝史官、谏官范镇回忆说:“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柳永,字耆卿)能尽形容之。”

 

仁宗嘉祐年间尚是少年的黄裳也有类似的记忆:“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熹(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

 

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

 

一个庸常的君主为什么能够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深切忧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辞强烈的批评:“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毫无疑问,没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北宋末陈师锡认为,“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也引范祖禹奏议说:“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

 

北宋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陈师锡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南宋卫泾说:“……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宋孝宗也说:“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天圣、景祐、庆历、嘉祐均为赵祯年号。

 

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写仁宗挽词,特别说“庙号独称仁”。朱熹的老师刘子翚认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薫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是史家对赵祯的盖棺定论,也是儒家对一位君主的最高评价。

 

明代士大夫邹智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评价宋仁宗:“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另一位明朝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明代最出色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也就是说,在张居正看来,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无疑是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为什么在改朝换代之后仍然一再获得后人的赞颂?

 

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

 

这些问题,让我对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吸引着我去接近他,尝试探访他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给宋仁宗赵祯写一部传记,我筹划已久。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我想讲述作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赵祯,希望能够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

 

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赵祯并不是一个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生于宫禁之内,成长于宫禁之内,老死于宫禁之内,如果不是出于礼仪所需,他甚至不能踏出宫城。任何一位书写仁宗传记的作者,恐怕都无法如同给同一朝代的宋太祖、宋太宗与宋徽宗、宋高宗立传时那样津津有味地描述皇帝的个人经历。宋人的笔记中倒是收录了不少仁宗轶事,可以一窥赵祯的性情,遗憾的是,笔记的记录多有讹误。

 

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从本质上讲,君主是一种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

 

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本书完稿时,临近2020年——公元2020年,恰逢仁宗诞辰1010周年。谨以此书,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

 

 

责任编辑 :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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