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杰】论《论语》中的“君子”——“圣”之内涵在后世的完整保留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20-05-10 01:15:20
标签:君子、圣、工夫性、论语、超越性

【潘英杰】论《论语》中的“君子”

——“圣”之内涵在后世的完整保留

作者:潘英杰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十六日辛亥

          耶稣2020年5月8日

 

摘要:如果我们仔细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在有心地对两个范畴进行创见性的发挥,一个是“仁”,另一个就是“君子”。后世更多把眼光投向了“仁”,却对“君子”多少有些忽略了。其实,“君子”是“仁”在具体人格上的展露,也是“圣”的一个升进式过程的呈现。本文也意在对《论语》中“君子”容易被人忽视的两重超越性内涵,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让孔子在此的创见,多少得以昭著。

 

关键字:论语;君子;圣;超越性;工夫性

 

一、孔子对“圣”的创见保留在“君子”之中

 

“君子”一词广见先秦诸子典籍之中,在后世也一直层出不穷,而论到对“君子”定义最集中的经典,则非《论语》莫属。甚至可以说,“君子”是在《论语》那里才得到范式性的确定的。这其实意义非常重要。放诸世界文化,我们会发现,相对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而言,中国的儒家文化更注重对现世的关注、对家国的承担,其人格基础,便是“君子”。在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里,“圣人”是中国人向往的最高人格理想,然而却出现圣人不居圣的情景,如孔子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第七》)再加上后世政治因素的参入,“圣人”更非一般人所敢自许。虽然明代的王阳明说过:“满街人是圣人。”(《传习录》)但更多性质指向的是教导语。除了“圣人”,另外也有“士”,而这多少都带有一种道德的拔高感,非一般民众所能易得。曾子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仁,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八》)所以,相对这几者,“君子”在后世一直保持着儒家人格理想最初的范式,故更为一般人所接受。

 

其实,在前面所引的孔子说的那句话中,就已隐隐透露孔子对“圣”的转化,即“圣”不是一个静止性的最高人格范式,而是一个动态性的不断自我完善过程。后世很多人解这句话,都认为这是孔子的谦辞,因为他们多少都已受到了后世对孔子评价的观点的影响,而有了一个先入的预定,即把孔子认定为“圣人”的典型范式了。这虽然从根本上说没有错,但却由此而错失了孔子对“圣”的一个重大转化。即这不仅是谦辞,更是创见。话中“为之不厌”的“之”,显然指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圣与仁”。“为之不厌”,也便可以理解为:不断去追求“圣与仁”的人格境界而完善着自己,在这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孜孜不倦的状态。这里,我们见不到道德的拔高感,甚至一丝丝的紧迫感,只有一种悠然、快乐与充实,像《诗经×大雅×既醉》中说的那样:“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而孔子对“圣”的这一种创见,反而在后世孔子得到不断的圣化的过程中,却越来越不为人所承续,反而在“君子”这里,还保留着此创见的一点宝贵的骨血。

 

为何如此说?在《论语》中,我们会看到里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人格呈现,而处于核心地位的,莫过于孔子。但孔子在《论语》中,却非如后世“圣化”那样的高高在上,他有通乎性与天道的超越性,有对上三代核心文化的集大成,有身处现世的忧患精神与承担行动,有对精微之如“仁”的深刻体会与阐述,也有生活的悠然与自在,有诙然的智慧与幽默。这显然不是定之为一种静态的最高人格范式那么简单就可以的,而更有一种丰富、饱满与灵动,这在《论语》的“君子”一词中更显得合适。故如果我们仔细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在有心地对两个范畴进行创见性的发挥,一个是“仁”,另一个就是“君子”。后世更多把眼光投向了“仁”,却对“君子”多少有些忽略了。其实,“君子”是“仁”在具体人格上的展露,也是“圣”的一个升进式过程的呈现。本文也意在对《论语》中“君子”容易被人忽视的两重超越性内涵,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梳理,让孔子在此的创见,多少得以昭著。

 

二、“君子”的原生义与创生义

 

在《论语》中出现的“君子”一词,据统计共107次,从《论语》全书的篇幅比例来看,这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仅次于“仁”(“仁”在《论语》中共出现108次)。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孔子对“君子”的看重。而且如果是论到对“君子”的专门阐述来说,比例居于全书之首。故《论语》可以参照先秦诸子的书名范例而冠名为《孔子》,可以由其核心思想而冠名为《仁经》,也可以循此创见性的思想论述而冠名为《君子经》。在《论语》中,“君子”出现,一般有以下六种性质:

 

1、隐含有理想人格范式的指称,如孔子在听到子贡推许其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之后的谦辞:“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第九》)

 

2、隐含有理想人格范式的劝诫语,如子贡对陈亢怀疑孔子是否贤于子贡的劝诫:“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第十九》)

 

3、对有德之人的代称或敬称,如仪封人语:“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八佾第三》)

 

4、带有对有德之人叹服的赞美语,如孔子对蘧伯玉的赞美:“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第十五》)

 

5、对掌权者的代称,如子游引用的孔子说过的话:“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第十九》)

 

6、对有才有位之人的代称,如弟子侍坐时,孔子问到冉求的志向时,冉求对此的谦辞:“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先进第十一》)

 

由以上分析可见,“君子”一词在当时并不陌生,不仅孔子及孔门弟子在言语交谈中会很自然地提及,甚至当时乃至以前的一些人物,如卫国的仪封人、卫国大夫棘子成及周公等,也会提及,足见“君子”并非孔子所创,至少从周公时起,已有流行。但论到对“君子”内涵创造性的发挥,则几乎都集中在孔子及孔门弟子那里。从《论语》中能见的周公对“君子”的定位来看,其更指向于掌权者,或云“国君之子”,里面多少含有道德修养的内涵,但在此更偏于前者,这可以说是“君子”的原生义;而在孔子及孔门弟子那里,“君子”更多就指向于理想人格的范畴,这可以说是“君子”的创生义。

 

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捉寻“君子”是如何从更多偏于“权”而转向更多偏于“德”的思想发展脉络,但有一点可以明白,即在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下,权位已先天性地确定了,而为了让选出来的继承人日后可以更好地治理国家,也一定要对其有所教导,这便不仅有从才能方面的培养,也有从德性方面的引导,从《论语》中周公对鲁公说的那段话,即可以看出。这在周代当不属于特例,像《春秋左传》中就记载:“(齐灵公)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夙沙卫为少傅。”就是在请人教导“国君之子”了。而后来春秋末期,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原先的很多贵族丧失了他们的权位,但其所接受的贵族教育依然保留着,便促使了“君子”一词性质的转变,即更多从“权位”转向了“德才”,而又在“德才”中转向了以“德”为主,由此便展开了“君子”作为人格理想的丰富内涵扩充,集其大成者乃首论《论语》一书。因为在《论语》中,我们看到不仅是在交谈中会比较自然地带出对“君子”的论述,也有很多很明显是有心在对“君子”阐释的篇章。

 

三、君子的外在超越性:畏天命而感通之

 

“君子”一词就像《论语》一书一样,看似更多是一些日常箴言,但里面却蕴藏着浑然的超越性根据。这种浑然的超越性根据,到后来由《孟子》《中庸》《易传》及宋明诸儒的阐述,才更显得十字打开,但在《论语》中,实已具备无遗。这其实也是后来谈“君子”时的一个缺失,即忘了最初在《论语》中,“君子”不仅仅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呈现,也具备其超越性根据。后来的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直接就绕过了“君子”,其实“君子”也是直接就有“希天”的超越性的,这也是孔子对“君子”内涵的一大创见。包括在战国时期荀子的《君子篇》中,对此并没有涉及,因为荀子对孔子继承更多的是礼治思想,对儒家内外的超越性都没有真切的体会。那么,《论语》中“君子”的外在超越性是什么?曰:天命。主要由以下两则可见:

 

(1)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第十六》)

 

(2)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第二十》)

 

君子之三畏的前提,就是对此内容有深切的体会——即感通,知道其不简单。“天命”、“大人”、“圣人之言”三者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圣人之言”即是圣人生命修养至极而体会到内外两重超越性之后的垂教,即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一些儒家经典;“大人”即是能流露出这种智慧的真实人格呈现;“天命”即是“天之所命”,是“大人”或“圣人”体会到的外在的超越性根据。所以,君子对此有所敬畏,未必他的生命已经完全沁入其中,但至少说明其对此有向往,而且多少有真实的体会了。“君子”也并不会只是局限在“畏”的层次,也必然要达到感通天命而后已。《论语》全书最后一则就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第二十》)此已表露无疑。孔子在五十岁的时候,也达到了“知天命”的境界,故我们在《论语》中,会感受到孔子在五十岁之后,时常会流露出一种大自信。如孔子周游列国在宋国险些遇到桓魋的迫害时说的话: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第七》)

 

而除了这样的一种大自信,“知天命”之后的孔子,也会流露出一种大孤独,如以下两则:

 

(1)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第十四》)

 

(2)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第十七》)

 

这流露出来的也是君子对外在超越性深入体会之后的生命境界。而对此的感通,也是君子内涵中最根本的立足点,确乎其不可拔,乃成其君子之大。后世于此就容易把“君子”给说小了。正因为有这一点,“君子”才能与“圣”直通,与“天”相应,而在《论语》这里,也有了明确的与其原生义迥然不同的创生义内涵。

 

四、君子的内在超越性:以仁存心

 

除了外在的超越性,君子也有其内在的超越性。此两者虽分内外,但其性质则同一,这用宋代张载的话来说,就是“天道性命相贯通”。因为人生天地之间,有本于天地的源生性,又有把这样的源生性,收之于心的能动性,即天之暂时离其自己,以能有空间来照其自己。朱子临终前的悟道语就说:“天地生万物,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便可证这两者虽分而终合,其质也本为一。而君子内在的超越性是什么?曰:仁。“仁”在孔子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孔子对“仁”也更多不是理论性的分析,而是生命性的指点,这前提也是孔子对仁有着深入的真实体会。故其论君子之于仁,也很深刻到位: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第四》)

 

孔子在本则就很直接地提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即便是造次、颠沛等匆忙处境也是如此。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于此就解释道:“言君子为仁,自富贵、贫贱取舍之间,以至于终食、造次、颠沛之顷,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后存养之功密;存养之功密,则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说得很到位!这工夫可以说是孔门最深的一个工夫,像好学之如颜回,才能“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第六》)。而君子存心最重要的,也便在此。不仅孔子这样说、颜回这样做,孔门弟子中也有这样的共识,如曾子就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第十二》)作为孔门的传道之儒,颜回与曾子自然对君子的内在超越性有比其他弟子更真切的体会。故“仁”可以说是君子的一个本体性根据,也可以说是君子的一个工夫性指向,即君子落地在现实人间,他要做的最根本的修养工夫,便是“以仁存心”。这在孟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孟子就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章句下》)又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可见孟子也很明白君子的存心是其异于人的本质属性所在,其存心又以熟仁为要。这熟仁工夫,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之道。所以,由君子的内在超越性根据,又可以引申出君子的工夫论。后世更多从外在的言行气质来看君子,却忘了君子有此内在的属性及其本质的工夫要求,便有失君子内涵的深度了。

 

五、“君子”的内外两重超越性与“圣”的接通

 

“君子”之能继承孔子对“圣”的创见内涵,也便是基于其这内外两重的超越性。从以上分析可知,“君子”并不是直接等同于“圣人”,而是一个不断由下往上升进的努力过程,既有对外在天命的不断感通,也有对内在仁德的不断习熟,而至其极也,也必然可至圣人之境。但孔子对“君子”所赋予的新内涵之可贵,在于让圣人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明晰了从凡人到圣人之间的这一条路,让“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语)不仅有了先验性摸不到的本体依据,也有了现实性看得见的成就可能。由此而见,虽然儒家并没有成为宗教,但也具备了同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的超越性根据与工夫性指向,儒家之能巍然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正由此对现实人间的关怀与担当之中,向上也透得出其外在超越性,向内又有其内在超越性的根据,并能开出其独特的君子修身之道。

 

参考书目
 
[1]〔宋〕朱熹注:《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2]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3]牟钟鉴:《君子人格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4]高喜田:《君子之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5]张传玖:《君子不器:半部论语品一生》(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
 
[6]安鲁东:《何为君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

 

作者简介:

 

潘英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五年经常远至香港法住机构师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当代国学大师霍韬晦教授,学习性情教育及国学,并从事一线基础国学教学近十年,与国内外各地从事国学教育者广泛交流,对国学有比较深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并撰写诗、词、联共数百首(副)。现供职于内江天立书院,负责《论语》国学课程教材编写、整体设计与教学实施。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