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统派猛将」王晓波生前撰文:下辈子一定要做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20-08-05 01:47:32
标签:中国人、王晓波

【其一】


辈子一定要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

——敬悼父亲王建文先生

作者:王晓波(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统一联盟《统讯》2010年9月号


父亲王建文先生,贵州遵义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八日,殁于二0一0年八月十九日,享寿九十七岁。

 

父亲少怀救国之志,受乡前辈何应钦先生感召,十六岁即与同学离开周西成统治下的贵州,出綦江,到重庆,沿江而下到南京参加国民革命,投考宪兵学校三期,后因伤寒病而以宪校四期毕业。

 

一九三七年,驻守南京,因任务渡江出南京城。待任务完成,南京城已破,而未能参与南京保卫战。抗战期间,于第二战区的赣南,与母亲章丽曼结婚;一九四三年,生子晓波;一九四五年生长女巧玲(已殁);一九四六年,生次女巧云(已殁)。

 

后,由赣南调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调往南京。一九四八年,奉命来台至花莲训练新兵,为宪兵第八团第三营中校营营长,后又调驻台中。

 

因当时妈妈任职于上海邮局[1],故由外婆陆佩兰带着我们兄妹三人随父亲来台。大陆赤化后,母亲才辗转来台团聚,生三女学昭于台中。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母亲遭宪兵司令部以“叛乱罪”处决,父亲亦因“知匪不报”遭处有期徒刑七年。经大赦减刑出狱后,失业了一阵子,才由宪校老同学作保,进入台中地方法院任执达员,以微薄的薪水养家活口,直至退休。一九九七年,因年事已高,乏人照顾,迁来台北与晓波一家同住。二0一0年,因“肺炎并发多重器官衰竭”殁。

 

从小父亲教诲我们,做人不可忘本,我们王家是来自贵州遵义火烧州杨柳村,并要我们记忆背诵。并且,告诉我“晓波”有两个意义,一是我清晨四点生于江边;一是要我长大后当知“晓”马伏“波”将军言要为国家民族“马革裹尸”之义。

 

我们刚来台时,爸爸在军中,相处机会不多。记得在台中,眷区就在营部边,有回过年,外婆让我们兄妹三人穿新衣去给爸爸看,爸爸正在集合部队,我们哪知军中规矩,就凑到爸爸面前,结果被爸喝令赶回去。

 

逢年过节,爸大多只能留守部队,常无法回家团圆。有次过节,家里等爸回来吃晚饭,左等右等都等不来,外婆要我到营部里去找爸,爸躺在营长房间的床上,灯也没开,我摇了摇爸,一点反应都没有,吓得我赶紧跑回家,原来爸喝醉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人送水果到家里来,爸一回来即喝令传令兵把水果退回,后来我才知道送礼之人是希望爸能助其升官,爸第一时间即严正拒绝。爸在法院任执达员时,有一次有人送钱到家里来,爸不但把那人推出门去,还把一包钞票甩出去,甩得满地都是,我在窗缝里还看着那人正一张张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钞票。

 

爸在台中地院当执达员后,他军中的旧属樊述伯伯来家里时还谈起,当年爸在台中当营长时,只要爸答应,就可以在台中市第二市场弄到很大一块地,但爸当时断然拒绝,事隔二十多年,地价已不知涨了多少倍,言之不胜欷嘘。

 

宪兵里的伯伯叔叔都说爸在公事上“严明公正”,又能在“杯酒战群雄”中,和部队弟兄打成一片。所以,爸在坐牢期间,仍有不少宪兵旧部,偷偷来家里看我们,接济我们。

 

爸出狱后在法院上班,有时也有牢骚,说执达员的工作在部队里都是文书士官做的,但为了养家糊口也只能委曲求全。此外,当时也有不少人来家里为还值盛年的爸说媒,要爸续弦,都被爸一口回绝。这其中除了对妈的爱情外,也包括了他担心后母会对我们子女不善的用心,和一心只想拉拔我们兄妹长大的期待。等我们长大后,爸也老了,无法再娶了。

 

昭昭特别得爸宠爱,小妹也常因此恃宠而骄。有次,我大不以为然。爸却老泪纵横的说:“学昭是你妈一命换一命来的啊!”从此,我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爸上班的薪水都是每月全数交给外婆,自己的零用钱都是向外婆要的。爸好酒,平日在家却滴酒不沾,他还有一套论述,“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钱”。只有远来客人到家吃饭,才会要我到隔壁杂货店去打一斤“桶酒”待客。

 

爸从小是生长在鸦片窝里的,自己贵州老家也种鸦片。爸到遵义城里上学,要打清早走到晚上,每年只能回家过年一次。由长工挑鸦片土送爸到城里,那一担鸦片土也就是爸一年的学费兼生活费。但爸说,从祖父以来立下家训,王家子弟不准抽烟,不准赌钱。所以,爸终身连雀戏都不曾有过。

 

父亲少年的家乡多土匪,也常闹饥荒。爸少年时,就被土匪绑架过,后靠机智脱逃;在荒年时,也吃过“观音土”。

 

爸少时没能好好读书,参加国民革命后,过的又是军旅生活。爸尝言:“我们军人学的是杀人放火的本事。”所以,他非常寄望子女能把书读好。我还记得爸要我背诵《唐诗三百首》,背得〈长恨歌〉,我还得过爸赏电影票一张。

 

爸自己也是勤于读书的。在法院上班,虽只是执达员,但处理公文还需一些法律知识,所以,爸没事就在家勤读《六法全书》。叛乱罪坐过牢的人不能参加国家考试,后来,爸的旧部都经考试当上法官或庭长,然爸还是执达员。

 

爸好读史,退休后,更是把《资治通鉴》点读了三遍。前几个月,元元还问他老人家,“爸,您读到哪了?”他还答以:“五代十国,朱温篡唐。”

 

我年少时,顽劣不堪,读台中省二中时,因不守课堂规矩,遭老师带到训导处交教官处分,但教官一开口便说:“不要以为我不知你母亲是匪谍!”。这是我从念小学起的大忌,不知为此和同学打过多少架。所以,当时我一冲动,就端起桌上一杯茶,泼向教官,跳窗,拿了书包,骑车回家去,告诉爸“不念了”。爸除了一顿训斥外,也没多说什么。

 

在退学期间又和一些太保学生组成“三K帮”,成天骗爸,却在外面逞勇斗狠的鬼混,而成为台中市少年组登记有案的不良少年。

 

之后,爸花了好大的劲,托人把我转到省立嘉义中学重读高一上,让我脱离台中的环境,可以改过自新。不意,我又在嘉中揪合一些太保学生组织“荷竹帮”,还担任老大,在嘉义横行。当时,有位“荷竹帮”弟兄,因犯帮规勒索同学,遭我惩处。但没想到他竟是嘉义警察局第一科科长的儿子,警车开到学校将我逮捕,在拘留所关了七天。于是,嘉中也待不下去了。

 

那个暑假,爸为我跑遍全省各学校,连有些私立学校都说我是“不良少年”而不肯收留。后来,爸还是运用他抗战期间宪兵特高组联系的关系,让我“借读”台中市立二中高二上。这是一个台中有名的太保学校。到了市二中,我才受爸感动,立志向学。其间,爸不知为我伤了多少心,托了多少人,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转入市二中后,有次我莫名地遭到隔壁班的一个太保同学甩耳光,直接反应便是摆好战斗姿势准备还击,但想到这架一打下去,爸整个暑假为我奔波的辛苦又泡汤了。所以,硬是忍下了这口气,最后反而向他道歉。

 

在市二中拼了两年,时值台湾思想界进行中西文化论战,我为自己写了两句话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自勉,即“莫谓今日窗前苦读书,待看来年支笔会群雄”。我最终以第一志愿进入台大哲学系。市二中校长徐春木还在朝会上说:“我们市二中也有一个应届毕业生考取台大了!”我从市二中考取台大,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市二中后来改为双十国中,不再有高中部了。

 

一九七三年发生“哲学系事件”,我和陈鼓应等遭警总逮捕约谈,并被台大解聘。爸也没多说什么,只安慰我说:“人出来就好,台大待不了,家里有房子,就回台中开补习班好了。”后来,我决定结婚并留在台北,爸便把台中的房子卖了,帮我付了新店住屋的头期款。其后,在台北奋斗的二十多年中,没有住房的后顾之忧,就是爸爸所赐。

 

爸永远不会放弃我,爸是我的一棵大树,只要在爸这棵大树下,我就不怕什么风和雨了。

 

云云和昭昭相继赴美,与家乡联络上,知祖父母在五十年代土改时,被斗争相继逝世,草草埋葬,而汇钱回去修墓。爸接到妹妹来信,默然良久,泣不成声。

 

一九九0年,我陪爸回贵州故乡,向祖父母上坟,车道开到祖屋门口,也有了电灯,爸指着,这是我们家的房子,这是我们家的田,我则答以“我都拍下来了,带回台湾去”。在县城里,爸还指着一个旧牌坊说,“这上面常常都挂着人头”。贵州主席自民国以来,从王家烈到周西成都是土匪出身,是谓“成者当主席,败者挂人头”。

 

返乡之旅,爸大为惊叹故乡已脱胎换骨,但临走时却说:“家乡已经脱胎换骨,但为什么我们王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我则跟爸说,今天家乡能脱胎换骨,牺牲的不只我们王家,那是千千万万人付出代价所换来的,这是整个近代中国的悲剧。只要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好,牺牲就有了代价。爸甚以为是。

 

后来,我到北京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问我回贵州有何感想,我则答以“你们共产党好厉害,把我们家乡的英雄豪杰全变成了顺民!”两人相视大笑。后来,昭昭又陪爸爸去了一趟老家,时高速公路已铺设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土地了。

 

爸爸抗战时奉命参加宪兵特高组和蓝衣社,与日寇地下斗争,出生入死,带兵“严明公正”,平日也一丝不苟,但他也有豁达幽默的一面。他离开台中到台北后,我们要帮他作寿,他总是拒绝,而理由竟是“这么大年龄了,更不能让阎罗王知道岁数”!前年过年,逸君、乃雯说“祝公公长命百岁!”,爸却笑着答以“已经快到了”!

 

爸说过,他往生后,要和妈的骨灰一起回家乡合葬。亦可见他对妈的爱情之执着,生不能在一起,死后也要长相厮守。

 

上个月,逸君怀孕了,乃雯考取台大人类所博士班榜首,他高兴的说:“我快要当曾祖父了,我们王家要出博士了。”但爸却来不及当曾祖父,也不能再等着看到我们王家出博士,就先告别了。

 

八月十一日,早上爸起床后,昏迷倒地,经一一九送三军总医院急救,就不醒人事。八月十六日,昭昭闻讯从美国赶回来。十九日上午得到医院通知,我们全家赶赴病房,一点二十五分,医生宣告往生。爸终于结束了他苦难漂泊的一生。乃雯为公公祷祝:“下辈子要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

 

爸爸,您一路好走!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您和妈妈带回故乡合葬,您下辈子一定能做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因为那是我们王家和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牺牲奋斗的代价。

 

孝子 晓波

孝媳 元元

孝女 学昭

孝孙女 逸君

孝孙女婿 大伟

孝孙女 乃雯

叩首

二0一0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

 

孙女娃娃雯雯给公公的告别话

 

公公,一路好走!若有来世,一定要作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颠沛流离的日子已然远去,九十七个年头您在倾颓的时代里历经沧桑,年迈的身躯铭刻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但正也是因为你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家国得以完整,后辈得以安居!公公,安息吧!落叶归根,重回母亲土地的怀抱!娃娃雯雯会记得您带给我们的温暖,并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您没能来得及谋面的后辈子孙。

 

[1]章丽曼(1924年-1953年8月18日),生于中国江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因列名在中共地下人员名单中,遭到逮捕后枪决。

 

毕业于九江高等师范学校(九江学院前身之一)。1932年,其父过世。1939年,对日抗战期间,与其母陈佩兰移居到江西吉安,在吉安县政府做办事员。与军官王建文结婚。国共内战期间,其夫王建文被派往台湾,其子王晓波与其二女随行,其母陈佩兰也一同前往,章丽曼留在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章丽曼进入华东新闻学院,毕业后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台湾工作委员会。1950年,王建文透过关系,欲把章丽曼接到台湾。中共官方同意放行,章丽曼到达台湾,担任地下情报人员。1953年,蔡孝干被捕,台湾当局获得中共地下人员名单,进行搜捕。章丽曼遭宪兵总部逮捕,1953年8月18日被宪兵司令部以叛乱罪,迳行枪决。其夫遭牵连,以知匪不报罪名,被判刑7年。与王建文生有一子二女,其子王晓波。2013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的无名英雄广场上,将章丽曼列名在纪念碑上。(《维基百科》)


【其二】

 

迟到了四十八年的讣告

 

——“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缘起

 

作者:王晓波(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皆有母翳我独无

 

先母章丽曼女士(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在四十八年前的八月十八日,因叛乱案经宪兵司令部处死刑,就难,时年仅二十九岁。家父王建文先生,以明知为匪谍而不检举处有期徒刑七年。时我未满十岁,最小的妹妹学昭未满周岁,外婆章陆佩兰女士,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住在台中,家破人亡,无分文之收入,嗷嗷待哺,孤苦伶仃。

 

家母遇难后,是由在宪兵中服役的表兄谢永全先生,将家母火化,骨灰存于台北市东和禅寺,再将随家母被捕哺乳的小妹抱回台中交给外婆。

 

天苍苍,地茫茫,从南昌乡下来到台湾的外婆,和一群十岁不到的稚子,三餐不继,未流落街头已属庆幸,又有何能力替母亲开吊治丧,尤其是在那“圣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年代,亲戚朋友走避犹恐不及,又有谁能来替母亲治丧。后来,父亲从狱中回来,为养家活口,培育我们子女,犹力有未逮,对爸爸来讲,亦往事不堪回首,谁也不愿去触及那心中的最痛。

 

从小,我心中就埋藏着一个想望,希望自己能像白蛇娘娘的儿子一样,长大以后中了状元,替囚禁在雷峰塔下的母亲平冤。

 

在学校里,我一向不擅美术、音乐的课程,但在音乐课上,老师教唱“人皆有母,翳我独无……”,就不禁住泪流满面,同学们看着我都不知所以。每逢母亲节,听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就禁不住热泪潸潸。虽然从小没有母亲却有外婆的疼爱,但是失去母亲的遗憾,总是深藏在心灵深处,不时浮现出来。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台大哲学系,到台北来念书,爸爸常来信要我到东和禅寺去看娘,我始终没去过。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大学毕业,并顺利考取了台大哲学研究所,上午参加了毕业典礼,下午就到东和禅寺去给娘上香,这是我第一次去看娘。

 

站在娘的骨灰盒前,看着娘的照片,我强忍着泪水,默默着告诉了娘,您的儿子终于完成了学业,长大了,替您争了气。从东和禅寺出来,看见象征权威,矗立的总统府,擦干了眼泪,想起外婆的话:“天下只有万岁的百姓,没有万岁的皇帝。”心中默念着:“看你矗立到几时!”

 

风在吼 马在啸

 

我生于抗战末期,一九四三年,抗战胜利,外婆带着我和二个妹妹回到南昌乡下,母亲在上海任职,父亲则随部队调防各地。一九四八年,父亲调台湾花莲训练新兵,外婆带着我和二个妹妹随父亲到台湾,母亲仍留在上海。一九五○年三月,母亲才从上海来台团圆。

 

我从小由外婆带大,母亲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搬到台中北屯后,才对妈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记忆。记忆中,由于父亲军中的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艰苦,我幼年时就因营养不良而患过肺结核,家中有什么菜都是我优先,二个妹妹只能在旁眼巴巴的望着。所以,妈在北屯开过杂货店,也养过猪,猪的饲料是蕃薯藤,自己剁蕃薯藤喂猪,有次我看到妈把自己的半边指头给剁了下来,血淋淋的好不吓人。后来,妈又到潭子的一所幼稚园当老师,赚点钱补贴家用。

 

在我的印象里,妈对下面的人和穷苦的人特别好,当时军中实施打骂教育,爸爸一向带兵极严,妈则对来家里的司机、传令兵都和蔼可亲。家里有一些吃不完配给的米、盐,妈常拿去送给穷困的邻居。外婆也说,妈从小在南昌家里,对家里的佃户特别好,而常在言辞上不屑于家族中那些当官而“上捧下压”的长辈。

 

在北屯,妈非常用功,记得妈晚上读英文,还学日语,有次买了本世界书局出版的汉英辞典回来,被捕后还带到狱中,遇难后,表兄带回北屯,我念中学就是用妈这本辞典的。

 

妈会唱歌,我记得她喜欢教我们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那都是抗日爱国歌曲。匪谍之子要为母亲平反

 

妈讲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只记得一个了,那是一个德国老师的故事,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突然有了手榴弹丢过来了,已经来不及排除,那个老师即奋不顾身的仆在那颗榴弹上,炸死了自己,保全了孩子们。我的名字是妈取的,妈告诉我,我的名字有两重意义,一是我生在清晨三点,江西河口,所以叫“晓波”;一是我要晓得和傚法马援,马伏波将军,男子汉大丈夫,要为国为民马革裹尸,岂可老死病床。

 

当时,我对妈讲的话,都似懂非懂,后来,为了自己的名字,还特别找了马援传来看,才知道是什么意思。研究所毕业后,我受聘为台大哲学系助教、讲师。在研究所的最后一年,我投入了七○年代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并参与学生社会运动,为受灾矿工家属募捐,为飞歌女工怪病案呼吁,为乌脚病患、台西麦寮的农民讲话。

 

后来,台大校长阎振兴找我和陈鼓应讲话,说是,你们主张些自由民主就罢了,还开口闭口什么“基层民众”,人家会说你们思想左倾。当时,我即回答阎校长说:“我出身贫贱,我不替这些贫困的老百姓讲话,谁替他们讲话?”一九七三年,终于发生了“台大哲学系事件”,遭警总约谈侦讯,我和陈鼓应先后被台大解聘。

 

“台大哲学系事件”后,我还是坚持投入八○年代的党外民主运动和九○年代的中国统一运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冷战的结果,两岸内战的缓和,戒严的解除,内战戒严体制的崩解。政治形势开始冲突到曾经在五○年代制造过无数“白色恐怖”案件的《惩治叛乱条例》,一九九一年五月,林正杰委员要我参加他在立法院举办的一场公听会,在公听会上,我以“白色恐怖”受难人遗属身份作证,述说了《惩治叛乱条例》加诸在我们家庭的悲剧,后来我把文章发表在《中国时报》(同年六月三日),题为《我的母亲叫章丽曼――一个“匪谍儿子”的自白》,这是我第一次公布了我母亲和家庭的遭遇,而引起了不少的回响,现任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当时还亲自打电话到我家来安慰我。

 

终于,象征着森严的戒严体制颓然的倒塌了,《惩治叛乱条例》被中止了,接着“二二八事件”平反,我们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也平反了,我和陈鼓应重返台大任教。“台大哲学系事件”平反,我并没有特别的喜悦,因为我知道,还有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没有平反,我的母亲也还没有平反。

 

所以,记者来访“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平反,我就说:“二二八事平反了,台大哲学系事件也平反了,并不表示台湾的公义就得到了彰显,还有更冤的白色恐怖未能平反,我的母亲还未平反。”当时报纸还有以《匪谍之子王晓波,要为母亲平反》为标题刊出我的谈话。(《联合晚报》,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

 

宪兵司令部的“不当审判”

 

在社会公义人士和“白色恐怖”受难人的努力下,一九九八年,立法院终于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并于当年十二月成立基金会,我亦被遴选为受难家属代表担代董事迄今。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董事会通过了对母亲的补偿,确认了当时宪兵司令部对母亲的死刑判决是“不当审判”!正是母亲临终时不屈所说的“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地,我无罪!”

 

母亲近半世纪的沈冤得以昭雪,我从小失去母亲,要为母亲平冤的心愿得偿。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母亲的判决书,父亲又不愿提及当年的伤心事,所以,从小我们一直对母亲的案件模模糊糊。为了《补偿条例》,当年的各审判单位才开放了档案,得以申请,才看到了母亲当年的判决书。

 

根据当年的判决书才知道,上海失守后,母亲仍留在上海邮政储汇尚任会计,后遭辞退,因“喜爱文艺,思想左倾”,考取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卒业后,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模棱”,“思家心切”,想到台湾。中共人员知道父亲任职宪兵,遂要求母亲到台后,说服父亲,一旦共军攻台,要父亲不要抵抗。

 

母亲先以父亲思想固执而婉拒,再三说服而同意尝试,中共人员才开具路条让母亲到香港,劝说父亲后情况如何,约定函告香港中共人员,时母亲二个最亲爱的弟弟仍滞留大陆。母亲来台后,将中共人员之意转告父亲,果然遭父亲训斥,母亲即依约函告香港中共人员,就不再联络。母亲被捕后,“初该被告依然讳莫如深,嗣经情报侦讯人员一再晓以大义,始行直陈”。

 

母亲出身南昌地主之家,与国民党渊源极深。外曾祖父章子昆先生,乐善好施,为乡人排难解纷,与陈布雷友好,大陆赤化后,以“善霸”名义被斗争。外祖父章壮修先生,北伐军尚未进南昌城时即为国民党地下党员,在南昌城内秘密迎接北伐军,遭军阀当局追缉,北伐后曾任土地局局长,被土共绑架,遭酷刑,家人赎回后病殁,得年三十。三外叔祖父章益修先生,曾任江西省代理省党部主委,抗战时,任军事委员会新闻处少将处长,来台后,任国大代表。家父又是号称“领袖铁卫军”的宪兵军官。

 

但是,母亲和当时全国爱国青年一样,不赞成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再度发起内战。即使没有中共人员交代,母亲也不会赞成父亲为蒋介石去打内战。但父亲确实是蒋介石的“铁卫军”,也决不会接受母亲的意见,一旦战事至台,宪兵虽非战斗部队,父亲也一定会身殉“党国”。

 

因“思家心切”含冤而死

 

母亲被视为“小资产阶段,思想模棱”,已经“非我族类”,而想家要到台湾,时大陆已经赤化,非有中共的路条如何离开大陆!母亲虽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也明知父亲难以说服,因而不愿意接受劝说父亲的任务,但期待有路条的心情是迫切的,能不允诺接受任务吗?既有承诺,二个舅舅又滞留大陆,一旦失信,二个舅舅又将陷于如何之地位?如果不是严酷的内战戒严体制,母亲所为合情合理,又触犯了那一条?

 

宪兵司令部援引《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判处母亲死刑,犯罪也有犯罪动机,叛乱要有叛乱意图,母亲的动机和意图何在?判决书也说母亲是“思家心切”,“思家心切”也是判乱和匪谍的犯罪动机及意图吗?“思家心切”就是母亲思念父亲、外婆和我们子女啊!身为子女,母亲为了思念我们而失去了青春的生命,看到这样的判决书,真是“苍天何亟”啊!

 

母亲被捕后,判决书说“初该被告依然讳莫如深”,宪兵司令部又是根据什么证据逮捕母亲的?这正是典型的“先抓人,后找证据”,母亲跟我父亲讲的话,又有谁能知道?什么“嗣经情报侦讯人员一再晓以大义,始行直陈”,母亲被捕后,二次自杀未遂,一次吞金项炼,一次吞大头针,这是“晓以大义”的结果吗?事隔四十八年,我们真不敢想像母亲是遭受了如何野蛮的酷刑,二次选择以自杀来保卫自己。

 

“鬼有所归”,四十八年来,我们没有为母亲开吊治丧,除了不愿触动父亲心灵的痛处外,还有母亲含冤莫白,我们也不能让母亲含冤归去,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终于证明了当年宪兵司令部判决是“不当审判”,虽然已经造成永远不可弥补的伤痕,但四十八年的沈冤,总算昭雪,母亲临终时拒饮高粱酒说:“我生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个清清楚楚的鬼。”今天,母亲的案件总算清楚了,母亲的灵魂也应该有所归了。

 

小时候,我们从来不敢跟别人说母亲是谁,怎么死的。今天,母亲的案情弄清楚了,母亲当年是为了“思家心切”和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牺牲的,是宪兵司令部的“不当审判”。所以,我们家属将于今年八月十八日,母亲四十八年前遇难的日子,下午二时至四时,在母亲当年遇难的地方,青年公园水源路堤防外马场町“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举行“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会”,欢迎亲朋好友,来共同纪念这一位四十八年前爱国含冤而去的青春灵魂。

 

中国人不可以再残杀中国人

 

我们为母亲举行追思会,决不是清算历史的仇恨,而是记取历史的教训。在那严酷的内战逻辑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切的历史、政治、人性全遭扭曲,多少青春的生命在这严酷的斗争中丧失,多少美满的家庭在这内战的逻辑里破碎。母亲的悲剧,我们家庭的悲剧,其实只是近代中国民族大悲剧中的小悲剧。

 

追思母亲,我们追思的是母亲对苦难人民的同情,追思母亲对祖国和平的渴望,追思母亲对国家民族的热爱,追思母亲对强权霸道的不屈。中国人不可以再残杀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应该团结起来了,只有团结才是力量,只有团结,中国人才能创造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当年母亲教唱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铁,团结是钢,……”

 

附录

 

台湾“统派猛将”王晓波逝世

来源:台海网2020年7月30日

 

今天一早,从台湾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岛内“统派”标志性人物、“老保钓人”、“中国统一联盟”(现转型为“统一联盟党”)前副主席王晓波不幸病逝,享年77岁。

 

王晓波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两岸友人纷纷致哀,称其去世“让祖国统一大业蒙受重大损失!”

 

“岛内左统派又一大佬仙逝,祖国统一大业蒙受重大损失!”“晓波老师以其坚定的信念、深邃的思考、确凿的史料、雄辩的口才,成为台湾统左派旗帜性的人物、祖国统一事业一员勇猛的干将。”“晓波老师是坚定的反‘台独’战士,唯有继续逝者统一宏愿予以告慰!”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应询表示,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毛铸伦先生,前副主席、《海峡评论》前总编辑王晓波先生心怀民族大义,矢志不渝推动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令人敬佩。我们对他们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王晓波1943年出生于江西省沿山县,母亲牺牲于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父亲曾遭国民党当局关押,王晓波本人则是1970年代“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

 

王晓波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即发动过“保钓运动”。曾任教台湾大学哲学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中国法家哲学、台湾史及两岸论述,著作等身。

 

1988年,王晓波与胡秋原、陈明忠、陈映真等人筹组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于2001至2013年担任统盟12年的第一副主席。1991年1月1日,王晓波创办《海峡评论》,担任总编辑长达30年。

 

王晓波反对李登辉执政后期、陈水扁执政8年期间把中学历史教科书“皇民化”与“去中国化”,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力主历史课纲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担任过台湾“历史课纲微调小组”召集人。

 

曾促马英九改“台独”教材

 

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统一的王晓波,曾长时间担任“中国统一联盟”(现转型为“统一联盟党”)副主席,也是岛内统派组织“夏潮联谊会”创立者。

 

从“两蒋”时期,到“李扁”时代,再到生命最后,王晓波坚决“反独促统”的立场从未动摇过,斗争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王晓波是一名坚定的反“独”战士,是岛内“统派”旗帜性人物。

 

他曾公开说,教书只是他的事业,但推动中国统一却是他“一生的志业”。

 

 

 

王晓波与“统一联盟党”主席纪欣在一起

 

作为马英九数十年的好友,王晓波为解决“去中国化”和“美化日据”立场日益严重的岛内教科书问题,曾在马英九执政时担任“高中历史教科书课纲修订小组委员会”召集人。王晓波在该委员会与“台独”学者对抗到底,并大声疾呼,“如果‘皇民史观’过关,马英九将成为历史罪人”。

 

称马英九“有使命感但有心无力”

 

对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期的表现,王晓波表示,在两岸关系上,马上台后,两岸实现了直航“三通”、陆客来台、“两会”复谈、两岸和解、……可以说,这是60年来所未有过的现状。马英九在两岸敢于突破心结,实行两岸和解政策,平心而论,马英九的成就功在台湾人民、功在两岸人民、功在国家民族。

 

 

 

王晓波曾表示,“终极统一”就是马英九的方向。只是因为台湾目前的政治环境,使得马英九不敢把“方向”讲出来,这个“方向”才不为大家所了解。“台湾连一个ECFA都骂成这样,马英九还敢讲两岸统一吗?这是马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而台湾老百姓,对大陆不了解、心存疑虑,也是一大因素。另外,来自美国、日本的压力,都需要综合考虑。

 

王晓波指出,马英九在两岸政策方面面临的一个麻烦,就是陈水扁任期内安排了太多“绿色人马”到重要的位置任事务官,这些事务官是有法律保障任期的,动不了。马英九的政策要在“政府”机构中执行,就会遇到这些“绿色事务官”的怠慢。要翻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却得不到国民党“立委”的全力支持,所以“马英九虽然有使命感却有心无力。”

 

保钓运动的中坚分子

 

王晓波是台湾“老保钓人”、1970年代岛内保钓运动的中坚分子。

 

1971年上半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高潮。4月10日,华盛顿发生有2500人参加的保钓大游行,是美国华人社会破天荒的举动。五天之后,岛内也爆发以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为首的保钓游行。而更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6月17日美日将签订移交钓鱼岛正式文书之际。

 

 

 

1970年代台湾大学学生走上街头参与“保钓”游行

 

关于那场保钓运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著名史学家何柄棣等都曾参与。马英九也是当年台湾保钓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大陆,《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声援。周恩来总理也秘密邀请了五名台湾保钓学生代表到北京,和他们彻夜长谈。

 

台湾保钓运动爆发时,王晓波还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他全程参与,是整个运动的核心中坚人物。

 

之后,“台独联盟”的报纸《台湾青年》在日本竟用日文发表文章称,“蒋邦侵犯日本领土尖阁群岛(日本对中国钓鱼岛的称呼———导报记者注)”;1972年12月4日,“台独”势力借“民族主义座谈会”,向我和陈鼓应等保钓人士发起攻击,进而导致“台大哲学系事件”,王晓波等人被逮捕。

 

“40多年前,台湾学生在保钓问题上是非常热烈的。然后,经过李登辉和陈水扁持续‘去中国化’的影响,如今,岛内的中国民族主义气若游丝,台湾年轻人对钓鱼岛几乎无感。”王晓波感叹说。

 

在担任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课纲修订小组委员会”委员时,王晓波也力主“从历史教科书着手强化保钓”。在他坚持下,当年的课本也按课纲要求,加入了有关“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教育内容。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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