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钦元】我的祖父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

栏目:往圣先贤、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20-08-31 16:12:25
标签:梁漱溟

原标题:寂寞深深话往昔

作者:梁钦元

来源:“博雅论坛boya-luntan”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十一日甲辰

          耶稣2020年8月29日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原名焕鼎,字寿铭。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我国知名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被誉为“最后的儒者”“中国的脊梁”。

 

 

作者青年时代与祖父在一起

  

“我和毛泽东是老朋友”

 

梁老在世时,曾有人就毛泽东的(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问及梁老本人,他淡然地说:“那件事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早就过去了,没什么可说的……”在来访者的一再追问之下,他说:“我和毛泽东是老朋友,彼此之间比较熟悉,在很长时间里,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正在聆听梁漱溟先生教诲)

 

从十九世纪末叶说起:

 

梁、毛皆是1893年(清光绪19年)出生,只是梁比毛早出生了70天而已。当梁先生执教北大哲学系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阅览室工作①,虽然二人彼此曾见过面,但后来二人谈及同在北大的经历时,却是毛对当时的梁有印象,而梁却很模糊。

 

倒是同一时期,他们在北京的另一个场合的会面,给双方都留下较为清晰的回忆。讲这段历史,就不得不论及梁氏家族与杨怀中先生(杨开慧之父)的关系,梁家虽然世居广西,至清咸丰年间,有的进京作官,有的迁居湖南。梁漱溟的族兄梁焕奎即生于湘潭,他家曾为“湖南首富”。梁焕奎为倡导维新,培育人才,亲自选拔、资助湖南学子赴日留学,而杨怀中、陈天华等人皆在入选之列。梁焕奎亲自陪同他们一同渡海赴日。1917年后,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曾借住北京缨子胡同梁漱溟家中。杨怀中从长沙来京,亦执教北大哲学系,与梁漱溟、梁焕奎时相过从,自此交谊日笃。毛泽东1918年8月到京,最初就住在鼓楼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家。梁漱溟拜访杨先生时,多是毛来亲自迎其入内,二人虽未直接晤谈,但彼此均有印象。因此毛早知梁焕奎与自己同是湘潭同乡。

 

1938年初,国难当头。为抗日救亡大计,梁漱溟成为了当时访问延安的第一位民主人士。当他抵达延安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地会见了他,并主动提及早年在北京两人的会面。梁经毛的提示,记起了当年在杨怀中先生家的情形,毛说:“那该称你‘梁老前辈’喽?”梁称:“不敢当。”待他们二人互相通报生辰年月,方知彼此同龄。毛自此改口称梁为“梁先生”。他问:“你到底是广西人,还是湖南人?”梁答:“原籍广西桂林。”毛追问:“那为何你的兄长,又与我同是湖南老乡呢?”梁漱溟便将梁家的先人或因战乱、或因进京为官、或为谋生计,而离开桂林的情形,对毛泽东逐一说明。

 

 

(1938年初,梁漱溟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

 

毛泽东请梁到自己所住的窑洞里,开怀畅谈,“抗日”当然是中心话题。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谈话主旨“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等观点,即是此后不久出版的《论持久战》的中心思想。梁则将自己出版不久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请其指教。两人的谈话十分坦诚、愉快、投机。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先后8次深夜长谈,其中有2次谈到天明才作罢。据梁老回忆:“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当时穿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时而往床上一靠,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在争论中,他不动气,不强辩,话语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畅,如重逢的老友交谈。”梁老还应邀到延安各处参观。他回忆到:“在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与国统区有着鲜明的不同。这同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一样,都是很深刻的。”

 

当1946年梁漱溟再度访问延安后,要离开之时,毛请梁提些意见,梁说:“这里生机勃勃,觉得很好。”毛笑道,不行,你这是客套。他坚持要梁提出批评。梁漱溟沉吟了片刻,就直率地说:“希望你在人格上,不要轻于怀疑旁人;在识见上,不要过于相信自己。”毛听过之后点头微笑,相约再会。因毛梁有自1918年起的交往及两度延安会面,故毛泽东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讲:“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学的红卫兵闯进梁漱溟的家中,大搞打、砸、抢、烧,并且将梁老夫妇游街、批斗、体罚。梁老夫妇二人被勒令搬进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南屋。据梁老的一位学生“文革”后回忆:“得知梁老家被抄,我于9月中旬赶去探望。秋天的北京,夜间已颇有寒意,而梁老却仅有一条枕巾作被,我忙于次日送去了一些衣被。”尽管梁宅的诸多藏书、名人字画,全套红木家具等生活用品悉数或烧毁、砸烂、抢走,而文革过后,这次抄家真正令梁老深以为憾的,却是一部《辞海》被焚毁。梁老回忆道:“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无理可讲。他们以胡闹、破坏为乐、为荣。在屋里打、砸、毁折腾够了,最后又一窝蜂地将我家中的书籍、字画、家具、书稿、手札尽数丢于院中,堆起来放火焚烧。我本人向来反对附庸风雅,故对于名人字画、古籍被毁,从心里讲确实并未十分介意,也未加以制止。红卫兵边搬边烧,还边狂呼乱喊口号。但是,当他们要把大部头的《辞海》,丢入火堆时,我对他们讲:这是本工具书,是我向我的学生借来的,你们它毁坏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我就要失信于别人了!这些红卫兵全然不听,他们说:我们红卫兵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有《新华字典》就足够用了!用不着这些“封、资、修”的老古董。由于这本书是布面精装的,又很厚,不好烧;他们就用棍子挑出来,一页一页地撕着烧。我站在一旁心中很是难过,造我的反,烧我的书籍、家具、字画,我十分不介意,可他们竟连这《辞海》也不放过,非要毁之而后快,令我无法物归原主,失信于人,这使得我十分难过。”

 

 

1986年版《东方学术概观》

(2008年已有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新版面世)

 

历经如此巨大劫难,梁老却称“并不十分介意”绝非虚言。这一点可从他在1986年才出版的《东方学术概观》一书中,所收录的《儒佛异同论》一文的写作时间和文前附记中,得到确实的佐证。《儒佛异同论》是梁老于其家被抄后的不数日,开始动笔撰写的。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他早就计划好要写的。虽然经历如此巨大的冲击,他依然黎明即起,心宁气定,坐在刚用门板架成的床铺上,抚展稿纸,挥笔疾书。在1985年此文交付出版社时,他特意写明:“我于1966年8月24日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一切衣物书籍荡然无存,并迫我从北房移小南屋栖身。此时我初颇不怿,但旋即夷然不介意。闲暇中写成此稿,既无一书在手,全凭记忆以着笔。(1966年)9月6日写出论一,嗣于11月10日写出论二,其论三则不复记忆于何时写出矣。”并声明“因引用资料全凭记忆,故其出处、原文如有错漏之处,盖由笔者自己负责”云云。由此,不难得见梁漱溟先生的修养与胸襟之一斑。

 

 

(1975年梁漱溟先生致朋友函,谈及他对“批孔”的态度。)

 

1970年下半年,当时掌管全国政协的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的学习。学习刚恢复不久,即通知说,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将“宪法草案”让在京的直属组的委员们内部学习、讨论、提意见。可那时正是“红色恐怖”大行其道,而林彪红得发紫。所谓听取意见,只是走过场,意思一下。因此,亲临会场主持的军代表全没当一会事儿,出席会议的诸位先生也已是诚惶诚恐,尽管与会者中不乏政法界名流学者,大家心知肚明中国原有的宪法,早被“文革”弃如敝履,这新版的“宪草”谁敢真的提意见?故尔与会者几乎皆异口同声地大谈“宪草”如何好,如何值得人人认真学习,个个都该努力贯彻之……

 

但梁漱溟先生却想:既然上面征求我们的意见,为什么我们明知不妥、不对,却不指出来呢?于是,他便要求发言,主要讲了两点:

 

“第一,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限制王权。换言之,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利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要遵守,任何一人都不能位于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林彪)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进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所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硬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把个人名字写进去的。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但并不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人没有,我们也可以有。

 

第二,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立国家主席,一国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通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没有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以上两点,从法学上看来完全是最基本的原理。而与梁先生同组学习的,国内的著名法学权威赫然在座,可是只有梁老“表里如一”,坚持“行其所知”,正如当赤身裸体的“皇帝”招摇过市之时,全然不计个人得失,大声地提醒那些齐声称颂的人们——那“华丽的新衣”实际上并不存在!可当梁老讲完之后,人们先是面面相觑的哑然无声,稍后就有人厉声斥责道:在小组学习中出现这样的反动言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当场消毒,不准扩散。也有人提心吊胆地讲,这话要是在外面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批臭,砸个稀巴烂的。小组召集人宣布: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谁都不得向外扩散,否则后果自负。不久,上面称此事本是征求意见,故提什么意见都是可以的;至于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四年之后的1978年2月间,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京召开。这当然是一次十多年来的盛会,在会上众人大都控诉了“文革”中的遭遇,欢呼“第二次解放”的到来,但偏偏对于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制定新的宪法,讨论、研究、关注明显不足。梁老则冷静而敏锐地指出,建国三十年来主要是人治,而今后中国则不得不走向法治!

 

在大会期间的政协小组会上,他发言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有了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否成为最高的权威、根本大法,人人都得遵守呢?自建国以来的几个主要时期来看,我认为实行的是人治,如此说是有根据的,仅就最近十年而言,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若按照中共党章刘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必须召开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依照宪法,刘是国家主席,则须召开全国人大来加以解决。毛并没有这样做,据称是刘少奇并非是孤家寡人,弄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因此毛主席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搞起来,把热情有余的年轻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地覆天翻,国无宁日。其结果是被冲击的,就不单单是刘少奇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关的关了,死的死了,好大一群人,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

 

“毛的做法,自然是人治,而非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样做,而且毫无阻碍,一呼百应,反对者寡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缘由: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伟人,可以说他缔造了党和国家,缔造了解放军,他的威望、权威太大了。毛不加限制地施展了这种权威,于是在相当多的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上个世纪以前自不必说,半个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字面上的宪法,但总体看起来都没有认真执行过。法制、法统、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至下,普遍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习惯的。”

 

“在此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至今,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很难会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有必要,很重要,要十二分的认真和仔细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前途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行文至此,笔者还特别想指出的是:有些文章在介绍梁老时,常常搀杂了作者自己的主观臆断,例如在文中常见诸如“把心一横”、“忍无可忍”、“他想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之类的梁漱溟内心活动的描写,这是作者杜撰、虚构强加于他的!是全然与事实不相符的!梁漱溟先生屡屡形单影只地与强大无比、但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抗争到底,只靠一个人的血气之勇、愤怒和一时冲动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这样去描述他,只能证明他们对梁漱溟先生知之甚少!

 

梁漱溟先生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甚至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认定“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对待自身的错误全然无意回避遮掩。梁漱溟先生的勇气来源何处呢?有人说:“真正有勇气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必亦有勇气指出他人的错误。故当他(梁漱溟)对某些谬误自信所见不差是时,即坦然指出而不稍存顾忌。”梁漱溟先生的之所以有此“远见卓识”“大义凛然”,其实只是因为他很认真!而非因为他很聪明!比他知识渊博的人大有人在,而当必须在自身利害与公平、正义之间做出抉择时,只是很多聪明人就很“聪明”地将自己心知肚明的大道理,放在一旁了而已。

 

 

(梁漱溟先生)

 

世人大都对毛梁在1953年的公开冲突的缘起、细节极感兴趣,文革结束后,许多访客、记者更是反复向梁老问及个中缘由与内情。对此梁老一直不愿多说。直至1986年,一位上海客人再次向梁漱溟先生问及此事时,他才十分平和又非常真诚地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合,正像我的话也有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毛、周他们(第一代中共领导)迄今已经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②……”

 

注释:

 

①许多史料均称“毛泽东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然而,据梁漱溟先生亲口讲述:“事实上,毛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室的管理员”。

 

②本文原标题”我感到深深地寂寞“(原刊于《金剑》杂志1999年12月署名:钦元)

 

贺吉元在撰写的有关梁毛二人的文字中,采取明显违背“客观求实”原则、断章取义的手法,把梁老原文指出“毛的讲话与事实不符”的一些文字“删节”掉了,将梁漱溟先生原话,硬是给删改为了““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使得梁漱溟先生讲话原意大伤。作为一个专业的档案学工作者,贺氏这种作法实在令人汗颜。

 

梁钦元

写于1999年12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