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杨】自由主义的死亡报告——答复尤拉姆·哈兹尼

栏目:他山之石
发布时间:2020-09-20 01:11:16
标签:尤拉姆·哈兹尼、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死亡报告

——答复尤拉姆·哈兹尼

作者:凯西·杨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八月初四日丙寅

          耶稣2020年9月20日

 

最近,自由主义的葬礼挽歌似乎出现在任何地方:若在谷歌上搜索“自由主义完蛋了”,你会发现相关图书和文章的书目清单长得惊人,它们唯一的分歧只是自由主义究竟是病了,是濒临死亡了,还是已经死亡了,为此争吵不休罢了。他们都赞同的一点是自由主义---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定义下的自由主义,扎根于个人权利、有限的世俗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已经衰败,再加上被右派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力和左派的激进进步主义势力打得晕头转向,它已经毫无招架之力,彻底溃败了。

 

最新一篇探讨自由主义衰落的文献是尤拉姆·哈兹尼最近在在线期刊《柳条》(Quillette)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其中文版请参阅:《儒家网》2020-08-25 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19115)。该文的作者尤拉姆·哈兹尼曾经在2018年出版过一本书《民族主义的美德》,去年还发表了反自由主义宣言“保守的民主”。他正确地辨认出当今“社会正义”运动中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元素:用来理解所有人际关系的残酷的“压迫者/被压迫者”框架;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没有意识到塑造其生活的真正权力结构,都受到“虚假意识”之苦的观念;相信阶级冲突消失之后“革命性地重新塑造社会”。就什么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变得如此危险的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思想:社会动力学的还原主义观念,在被压迫者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实现理想方面缺乏清晰的措施。

 

但是,当这篇文章来到冗长的结论章节---第五节“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舞蹈”和第六节“马克思主义者的残局战略和民主的终结”时,文章泄露出哈兹尼的真正攻击目标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自由主义:

 

人们通常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对冤家”,自由主义致力于将个人从国家强制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则赞同为了改造社会可以采用无限制的强制措施。但是,若结果证明自由主义有一种撤退倾向,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将权力拱手让给马克思主义者,会发生什么呢?远非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却演变成了通向马克思主义的门廊。

 

在哈兹尼看来,这个过程是自由主义本质的演变结果。他写到,“启蒙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体系,其前提是相信人类在本性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扎根于自然和理性而不是不求助于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民族或宗教传统。因此,自由主义总是处于容易遭到理性主张攻击的脆弱地位,任何对平等的破坏都是一种不公正。使用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仅仅认同女性身份的男人就能要求参加女性运动员队伍的位置(觉得自己是女性的男性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在公立学校参加女性的田径赛。任何违反这种论述的论证都必须依靠传统观念如女性、男性、公平比赛等);任何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注册上课(因为任何违反这种论述的论证都必须依靠传统观念如私有财产、结社自由、学习成绩等等)。

 

哈兹尼认为,结果是连那些讨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包括现代的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变体)在其攻击面前也都没有招架之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认为争取平等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这让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苟安顺从的奴仆,没有任何能力抗拒“进步派”和“反种族主义者”认定重要的一切”。

 

如果反思一下,正如冷战时期的自由派觉得有必要在苏联共产主义面前妥协一样,很多现代自由主义者的确在用平等语言表达的任何要求或主张面前鞠躬低头,虽然在实际作为是多么令人厌恶,但毕竟仍然在追求高贵的平等理想,这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心态是“启蒙自由主义”的独特品质还是对它的扭曲?

 

带着这种嘲讽地提及“不言自明的”真理,哈兹尼猛烈攻击《独立宣言》中表现出的自由派理想,但是没有承认它也在宣扬自由和平等。启蒙自由主义的两大教义常常相互冲突,这很难说是新闻了,但如果两大元素相互达成平衡的话,那些冲突是可以解决的,甚至能够变得健康。(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充满活力的文化来说,相互冲突的两种势力必不可少)只有在自由的重要性减少,平等逐渐被理解为结果平等时---不是杰斐逊最初的基本权利概念或基本道德价值---自由主义才有屈服于激进平等或马克思主义诱惑的危险。

 

哈兹尼指出法国大革命---应该指的是1793-94年的雅各宾派当权的阶段---和美国革命期间宾夕法尼亚等州的“激进政权”作为启蒙自由主义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的证据。但是,雅各宾政权是法国大革命中短暂和血腥的插曲,其意识形态源头不是理性主义者的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自由派启蒙思想,而是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亲独裁的多愁善感主义者的反启蒙思想,他相信自由就在于服从民众那神秘的、全体一致的“公意”。至于哈兹尼在后革命的美国发现的激进政权,它们不过是小型乌托邦社区,最开始是相信千禧年主义(笃信未来基督再临地球时会出现太平盛世)新教徒的震颤派教徒而不是自由派理性主义者。(19世纪后期出现的基于法国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和英国社会改革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理想的世俗社会主义者公社,其灵感就来自震颤派教徒)。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一种社会即刻的根本转变的信念,通常建立在完全平等和废除私有财产的原则基础上)在启蒙之前多个世纪已经产生。中世纪的千禧年派别如13世纪和14世纪的约阿希姆特斯派(Joachimites)和使徒弟兄(theDulcinians)一直被描述为“宗教共产主义”信徒;宗教改革时代的运动如哈特教派信徒(the Hutterites)和激进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s)也是如此。(德国再洗礼派牧师和神学家托马斯·门采尔(Thomas Müntzer)因为领导农民叛乱而被处决,它被革命导师恩格斯称赞为争取社会公平的共产主义者战士的原型,因而在苏联和东德受到推崇,他的头像还出现在货币上)按照哈兹尼的逻辑,这意味着基督教也有致命缺陷,使其很容易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侵袭。同样,犹太教,包括爱辛尼斯教派(the Essenes)在内的古代分支,犹太地的公元时代开始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教派在1908年的犹太百科全书中被描述为在实行“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启蒙自由主义远非顺着滑溜的斜坡滑向平等主义者的癫狂,一旦它取得胜利就花费很长时间将基本权利的平等扩展到人口中的女性半边天,也扩展到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许多少数派族群。对“特别传统”的依恋导致我们多数人---包括哈兹尼在内---都赞同的恶劣冤屈的长久存在,如美国黑人遭受奴役以及许多欧洲国家掠夺占领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些罪恶的认识让很多现代自由派在拒绝打着“民权”和“平等”幌子下的任何不公平主张时小心翼翼。

 

哈兹尼的其他论证有很多都是大胆的飞跃和未经证实的断言。比如,他写到,

 

在自由社会,马克思主义批判导致很多自由派逐渐放弃他们最初拥有的自由和平等概念,转而采取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概念。但是,相反方向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者走向自由主义---比较而言要弱得多。

 

最近一些年的“大觉醒”看起来当然像是走向深刻不自由的“自由派逃逸”---可能的准马克思主义者---极左派观点。但是,从历史上看,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运动是单向的;自由派与共产主义的浪漫情缘在20世纪后半叶崩溃,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经历了这个世纪最后十年的转向中心的大转移。甚至在最近一些年,反对“政治正确”的后挫力已经很难被忽略了。现在就宣称失败,未免有点儿过于早了些。

 

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哈兹尼显然相信“单单依靠理性”导致“觉得自己是女性的男性应该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在公立学校参加女性的田径赛”这个结论(或者“女性”的定义受到文化限制)。毫无疑问,激进的转换性别支持者在听到这个观点时会很高兴;但是,他们当然并不很有信心这个理由能够说服他人改变立场---他们尝试关闭有关这些议题的辩论,理由是辩论本身对转变性别者的幸福带来难以容忍的危害。哈兹尼难道不知道理由在外面,“生活体验”在里面呢?或者追求“社会正义”的左派大部分当然不认为启蒙自由主义是友好的意识形态?启蒙是种族主义的字体,理性和个人自主性等自由主义价值观是“白人男性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进步主义话语的主食等主张。

 

在自由主义和哈兹尼和其他批评家归类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进步主义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现共同点呢?当然;现代自由主义强烈支持种族和性别平等,拥抱世俗主义,反对针对成年人同意的性行为的传统限制等等,但是这很难证明自由主义是“通向马克思主义的门廊”。很多观点拥有与其他观点的相同性;在后苏联时代的当今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版本的很多支持者认为,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和东正教是与同情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过去是完全吻合的。一个专家和政客艾琳娜·亚姆波尔斯卡娅(Elena Yampolskaya)认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爱国主义等都是指向“信仰”和“自我克制”的定位,与哈兹尼的主题相关,两者都反对“自由主义的独裁”。

 

在西方,保守派同样批评现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无灵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转头空的名利追逐常常与左派观点有很多重合之处。为此,哈兹尼本人明确拥抱马克思主义元素,即为自由原则辩护的自由派是心胸狭隘和享受特权的压迫者这个观念,觉得他们没有能看到自己所偏爱的政策给被压迫者造成的伤害。在他这个版本的论证中,压迫性的原则是世俗的公共教育,扩展到色情和自由贸易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与此同时,被压迫者则是宗教信徒、女性成年色情表演者和工人阶级。

 

自由派秩序在后冷战胜利之后仅仅30年,左派和右派对自由主义的不满都已经到达了高点。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判断这是源自自由主义的天生缺陷(如不能纠正系统性的不平等或者提供意义和共同体)的深刻和致命的危机还是由于糟糕的决策和环境(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和移民潮)叠加造成的暂时性小恙。同样可能的是,西方民主简单地适应现代自由主义的新现实,包括传统宗教的衰落、大幅度扩张的个人选择(多亏了快速崛起的富裕程度和飞速变化的社会态度)自动化、和空前方便的信息传播和公共平台。

 

在将启蒙自由主义当作死胡同抛弃之前,我们不妨记住在它之前到来的是什么。几乎每个人都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权惊骇不已,在这个时期革命暴力杀害了高达30万人,但法国革命的保守派批评家很少承认,欧洲在之前世纪中频繁爆发的领土和宗教战争的可怕伤亡。就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前的半个世纪,七个国家的五十万人---大部分是平民---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丧生(1740–1748),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a)登上哈布斯堡王朝王位所引起,若干其他君主看到了攫取领土的机会。几年之后,那场冲突中没有得到解决的分歧引发了七年战争,导致130万人伤亡。

 

我们还要记住和平时期的野蛮罪行。在1757年,有精神疾病的奴仆罗伯特·达密安(Robert Damiens)使用钢笔刀行刺国王路易十五,仅仅造成轻伤,此人后来因为弑君罪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折磨几个小时(包括使用烧红的钳子撕裂他的肉体,再用滚烫的热油浇在伤口之上)最后他的手脚被绑在四匹马上遭车裂处死。9年之后,19岁的外省没落贵族无神论者弗朗索瓦-让·德拉·巴利(François-Jean de la Barre)因为亵渎神灵被砍头,指控他犯下的罪过包括肆意毁坏十字架(这个指控很可能是无中生有),高唱亵渎神圣的歌曲,在携带圣餐的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不下跪也不脱帽致敬,而且私自藏匿禁书如《哲学辞典》。可怜的是,他的处决中令人厌恶和恐怖的部分---舌头在他被行刑之前已经被割掉了---不过是被行刑者模仿的。

 

在大致同时,法国图卢兹(Toulouse)的新教徒公证人让·保罗·瑟文(Jean-Paul Sirven)因为被指控杀死了据说想皈依天主教的患有精神障碍的女儿而被判处活活烧死。(女儿被发现溺死在水井中;谋杀行为的证据并不具有很强说服力)。瑟文及其家人成功逃脱,伏尔泰竭力为其辩护,经过他的努力最终成功地纠正了这个判决。保守派指控西方自由主义的连续陈述让人想起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对左派相应抱怨的驳斥:“与什么相比?”自由派之前的我们的过去要比不完美的现在糟糕得太多太多,建造乌托邦的后自由主义未来的尝试毫无例外地最终都滑向野蛮残酷的境地。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支持自由派进步主义的单一文化主义。哈兹尼认为,自由主义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保守主义来保持平衡和确立牢固的基础,这是正确的(即便没有其他,我也越来越相信自由社会的生存依靠的是一种传播历史知识的教育,这从定义上说就是保守派的事业)。问题在于,当哈兹尼要求当今自由派加入“与保守派一起的亲民主联盟”以便抵挡门口的新马克思主义野蛮人的进入,他不是在谈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派---本质上的自由派保守主义,其目标是维持古典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美国,他在谈论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堕落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在文化意义上根本不是保守主义思想(特朗普是混乱的代理人,既赞同左派对“政治可敬性”的嘲讽又热衷煽动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在欧洲,那是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缓慢推进的威权主义。

 

仅仅40年前的1978年,俄罗斯伟大作家、思想家和古拉格记录者,已经过世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发表了一场猛烈抨击启蒙和自由主义的演讲,与哈兹尼的观点非常类似。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索尔仁尼琴攻击启蒙和文艺复兴通过颁布传播“去精神化的人道主义”和“宗教自由”开启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与哈兹尼不同,索尔仁尼琴警告说,自由主义在抵抗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这里指共产主义的前进方面无能为力,因为它在本质上被迫同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次演讲仅仅13年之后,苏联解体,自由主义的西方赢得冷战的胜利,这部分归功于里根和撒切尔的自由派保守主义。在另外十多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的反自由主义态度导致他拥抱前克格勃情报官员弗拉吉米尔·普京主掌破坏俄罗斯新出现的自由。这里藏着一个令人警惕的故事。

 

作者简介:
 
凯西·杨(Cathy Young),俄国出生的美国记者、作家和期刊《数字弧》的编辑。
 
译自:Reports of Liberalism’s Death—A Reply to Yoram Hazony byCathy Young
 
https://quillette.com/2020/09/16/reports-of-liberalisms-death-a-reply-to-yoram-hazony/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