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朝晖】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论的生成

栏目:《原道》第39辑
发布时间:2021-04-16 18:45:59
标签:中体西用、张之洞、曾国藩、汉宋调和
毛朝晖

毛朝晖,湖南衡阳人,定居新加坡,曾任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员,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董事。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经学与中国思想史。

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论的生成

作者:毛朝晖(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汉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内容摘要:“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两股重要的思潮。以往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往往忽视“中体西用”论的经学史背景及其与“汉宋调和”思潮的内在关联,而有关“中体西用”论成因的解释也往往只强调外部的西方文化冲击或政治斗争。

 

但“中体西用”论的提出绝不仅仅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也不只是起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斗争,而是更深层地起于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潮与汉宋调和的内在发展要求。

 

 

 

(戊戌变法)

 

在这种内在要求下,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分别代表了晚清汉宋调和运动的两个理论发展阶段。正是这一内在要求导致了“中体西用”论的生成。

 

“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是“汉宋调和”运动的深度发展。原本可望深入开展经学与“中学”的系统重建,由于晚清民国之际的政治剧变而强行中止,至今仍在恢复之中。

 

关键词:汉宋调和;中体西用;曾国藩;张之洞

 

“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的两股重要思潮,相关论述甚多,但二者的内在关联却缺乏研究。在以往的论述中,“汉宋调和”是指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调和,一般被认为是晚清经学史的一股思潮;而“中体西用”则一般被认为是晚清的一个政治或教育观念。

 

不少学者注意到“中体西用”在晚清曾充当“文化政策”或“接受西用或改革的蓝图”。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体西用”论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有关“中体西用”的讨论大多是与“学术”或“学校”相联系。

 

职是之故,以往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往往忽视“中体西用”论的经学史背景及其与“汉宋调和”思潮的内在关联,而有关“中体西用”论成因的解释也往往只强调外部的西方文化冲击或政治斗争。

 

本文旨在从经学史的脉络揭示二者的此种内在关联,并对“中体西用”论的生成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与此同时,曾国藩、张之洞在此脉络中的思想史角色也将得以彰显。

 

一、汉宋调和的思想基础

 

乾隆后期是清代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不仅人口激增、教育腐败、漕运危机等问题凸显,更棘手的是下层社会频繁的暴动,萧一山形象地说“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没有一天得安生。”洪亮吉、龚自珍等经学家都对时局提出严厉批判,研究经学史的学者普遍注意到“经世”成为嘉道以来一股重要的学术思潮。

 

在经学领域,另一个普遍的趋势是汉宋调和。陈澧(1810—1882)通常被认为是晚清汉学的代表人物。陈氏精于汉学训诂、考订之学,又治宋儒义理之学,且师《近思录》之意而作《汉儒通义》,其晚年精力所萃,尤在《学思录》一书,其后删定为《东塾读书记》。

 

 

 

(陈澧)

 

陈氏自云:“《学思录》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此《学思录》之大指也。”陈氏认为无论汉宋,经学都必须“有本有原”,而且要“有益有用”。要做到“有本有原”,就必须以汉唐注疏为根据;要做到“有益有用”,就必须发明义理,而不能以训诂、考订为足。

 

根据陈澧的理解,不只宋学有义理,汉学也有义理,关键要看他们各自所谓的“义理”是否“有本有原”“有益有用”。换言之,经学义理实为汉宋经学的共同旨归。陈氏的“义理”是合“治身心”和“治天下”两面而言,但陈氏自己以“治身心”为主,故云“吾之学如此而已”。

 

汉学家主张汉宋调和,并不限于古文经学。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在其内部分化出今文经学一支,也有调和汉宋的倾向。常州今文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1719—1788)既著有提倡《公羊》学的《春秋正辞》,也为古文经典《毛诗》《周礼》作注,著有《毛诗说》《周官记》《周官说》。

 

 

 

(庄存与《春秋正辞笺》)

 

则庄氏治经不但不专守今文门户,而且是汉宋兼采。《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云:“《春秋》应天受命制作,孟子舆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鲁无愒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春秋要指”云:“《春秋》书天人外内之事,有主书以立教也,然后多连而博贯之,则王道备矣。”

 

可见,庄氏治《春秋》,志在阐发“王法”“王道”。他的《周官记》也是如此,该书旨在疏通《周礼》,补冬官司空之缺,以发明周代制度,阮元称其于“《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阙,多可取法致用。”可见,庄存与治《周礼》,其旨趣在于“取法致用”。

 

在宋学阵营中,调和汉宋的努力更为明显。陈庆镛(1795—1858)服膺宋儒,著《三家诗考》《说文释》等,提出:“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

 

夏炯(1795—1846)也提出相似的看法:“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故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诗古文词又次之,至于名物制度、声音训诂,不过藉以攻诗古文词,藉以考经史而已。”

 

由上可知,陈庆镛认为无论汉宋,经学都应以“明经致用”为归;夏炯虽然从逻辑的先后说“义理为上,经济次之”,但实际上“义理”的归宿仍在于“经济”,故他又说“穷经以致用也”,而这并无汉宋之分。

 

不难发现,“经世”是汉宋之所以能够“调和”的一个重要共识。在此视域下,汉宋之争只是治经方法之争,其经世致用的目标并无冲突,因此二者完全可以调和。所谓“调和”,不是说汉、宋学的治经方法从此趋同,而是说他们在发明经书义理以期“经世”这一根本蕲向上形成共识,可说是一种通经致用的普遍自觉。

 

而且,汉宋调和思潮是源于汉、宋阵营共同的要求。汉学阵营不再单方面强调经学必须“有本有原”,同时也强调要“有益有用”;宋学阵营在强调“义理”的同时,也特别强调“经济”“致用”。这样,从“经世”的共同诉求出发,汉宋两方都看到了调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成为汉宋调和的思想基础。

 

二、曾国藩的“四科判学”

 

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思潮中,曾国藩(1811—1872)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具备建构学术体系的意识。他在经学上也主张调和汉宋,认为汉学宗旨本与宋学相通: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训诂,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事实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者乎?”

 

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阐释意在说明:无论汉宋,经学皆当以义理为归。无论是汉儒的“实事求是”,还是朱子的“即物穷理”,共同的旨趣都是探究义理。这就是说,汉宋之分并非学术的本质区分;学术的分野不在于是汉学抑或宋学,而在于其实质内容。

 

 

 

(曾国藩)

 

那么,学术的实质内容包括什么?曾国藩提出著名的“四科判学”。他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又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

 

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曾国藩认为,学术在本质上应该判分为“四科”,而不是汉宋。所谓“四科”,就是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和考据之学。只有从“四科”的视角,才能看清学术的实质。

 

汉宋之争,是与学术的实质内容不相干的没有必要的门户之争。以上两条引文都表明“四科”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以义理之学为根本。曾氏主张:“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可知曾氏之学是以义理为本,以经济为用。

 

义理与经济是“体用”关系:“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曾氏认为,词章、考据之学都是服务于义理之学。他说:“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这说明,考据之学只是发现义理的手段,词章之学只是发挥义理的工具。

 

曾国藩的“四科判学”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是因为它建构传统中国学术体系的尝试。在曾氏之前,“四部之学”只是一个书目分类,经史子集只告诉我们“中学”包括哪些书,而不能告诉我们中国有什么学科。汉宋之争只是经学研究方法之争,它只强调汉儒与宋明儒治经方法的差异,同样没有触及中国学术的实质内容。

 

 

 

曾国藩反思的是中国学术的实质内容与学科分类。他不但提出了“四科判学”,而且分析了“四科”的关系。经过他的分析,“四科”构成“考据→义理/经济→词章”的学科结构,全面揭示了“中学”的内在结构与学术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曾国藩的思考重心是确定“中学”的分科与本体,而不是其学术基础。他以“考据”作为“义理”的基础,但是,“考据”毕竟也只是一种方法。实际上,曾国藩所说的“义理”主要还是宋学的义理,因而他的汉宋调和只能是“以宋学为主的会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昭军称曾氏的经世思想为“理学经世思想”。曾国藩以理学作为主要资源,这与陈澧“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或庄存与通过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来发明义理相比,在方法论上显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陈澧、庄存与调和汉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汉学的经世功能;曾国藩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更进一步,有意识地在经世致用的宗旨下建构中国学术的体系。

 

在叩问“中学”本体这一点上,曾国藩是一位先行者;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解决“中学”的学术奠基问题。他主张以考据作为发现“义理”的方法,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传统“四部之学”的考据而发现义理呢?“四部之学”的考据应该如何进行?这就成了曾国藩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三、“中体西用”论的生成

 

那么,“经世”之学究竟如何奠基呢?正统的经学家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经世的学术基础当然是经学。然而,西学乃至中国传统学术内部并不一定会接受这个答案。例如,张穆(1805—1849)便认为经世之学本于史学。

 

事实上,晚清的“经世史学”成就斐然,这体现在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等研究的发达,以及译介外国史地与改编国史运动。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如何认识传统的经学、史学乃至“四部之学”,由此厘定“经世”之学的学术基础,就显得日益迫切。

 

伴随“西学”日益的强劲挑战,“经世”学术基础的追问也变得愈发尖锐,其中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新问题:“西学”可以作为“经世”的学术基础吗?

 

尽管魏源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但他常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先驱。他率先看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承认西方的“长技”。在《海国图志》中,他提出“先立译馆翻夷书”,并建议设立船厂、火器局等。

 

 

 

(《海国图志》)

 

这些主张后来在洋务运动中获得落实。实际上,《经世文编》列有兵政、工政等条目,学习西方的造船、火器等建议大致也可归入兵政、工政各条目中。

 

《经世文编》“兵政”类中列有塞防、山防、海防、蛮防、庙防等条目,其中“海防”一目便收有乾隆年间广东知县张甄陶的《上广督论制驭澳夷状》,其后《海国图志》乃专以纂辑此类文献为主。

 

由此可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鹄的的《海国图志》正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经世文编》“海防”一目的深入与拓展。就这个意义说,“师夷”可视为“经世”之学在“鸦片战争”以后的逻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海国图志》不止讲“西用”,也兼明“中体”。魏源认为:“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违从、知伍参变化之为学。学为师长,学为臣,学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国、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齐且治平者也。”

 

格致治平是《大学》之道,推本古今则是史学。可见,魏源所谓“学”是指经史之学,不含西学在内。魏源也不主张学习西方宗教,此书卷二十七特撰《天主教考》以辟天主教。魏源的学术标准是“明心之方、修道之事”和“治历明时、制器利用”,这与上述嘉道间经学家崇尚“义理”与“经济”并无分别。

 

随着“师夷”的深入,与“师夷”相对的“中学”的内涵也被不断重新阐述。冯桂芬(1809—1874)在1861年成书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校邠庐抗议》)

 

在冯氏看来,中国的“伦常名教”与西方诸国的“富强之术”,是“本末”或“主辅”关系。其后,薛福成(1838—1894)提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汤震(1856—1917)声称“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

 

在薛、汤看来,中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与西方的“器数之学”是“形上形下”或“道器”关系。郑观应(1842—1922)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在郑氏的观念中,中国的“孔孟之常经”与西方的“富强之权术”是“体用”“本末”“主辅”“道器”关系。

 

上述各种“中体西用”论述,虽或有“本末”“主辅”“形上形下”“道器”“体用”等说法的不同,但存在一些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接受“西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用。从冯桂芬所说的“诸国富强之术”,到郑观应所说的“器可变”,都不否认这一点。

 

第二,他们对于“中学”内涵的理解也具有共识。无论是冯桂芬所说的“伦常名教”,薛福成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还是郑观应所说的“孔孟之常经”,他们所竭力维护的重点都是儒家的纲常伦理。

 

然而,他们的这些论述大体仍比较零散。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中学”一词虽然被郑观应首次提出,但他并未对“中学”的学术内涵及其学术体系进行厘定。

 

尝试对“中学”提出明确界定的人有陈虬(1851—1904)。在1897年所撰的《经教答问》中,他对“中学”进行了明确阐述。陈虬将“中学”明确定义为“中国周、孔之学”,又说“中学之纲有五”,包括训诂、考据、词章、义理、经制。他认为考据学就是所谓“汉学”,义理学就是所谓“宋学”。

 

陈虬对于“中学”的判摄显然延续了曾国藩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四科判学,只是将曾氏的“考据”再细化为“训诂”与“考据”两科。与曾国藩显然有别的是,陈虬认为“西学”也自有体用,“西学”以算学为体,以化学、热学、光学、声学、汽学、水学、电学、矿学、地学、重学等学为用。

 

 

 

(陈虬)

 

在陈虬看来,“中学”与“西学”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术系统。换言之,“中学”与“西学”都可以作为“经世”的学术基础。在经世致用的目标下,“西学”也可以为“中学”所用,二者并不矛盾。

 

必须指出,陈虬之所以认为不相矛盾,是因为他只注意到“西学”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注意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与儒家纲常伦理的歧异,因此他尚未充分估量西学对“中体”的冲击。

 

另一位尝试对“中学”进行明确界定的关键人物便是张之洞(1837—1909)。1898年5月,张之洞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

 

同年出版的《劝学篇》分内外篇,开篇提出“保教”,继申忠君、三纲、宗经等说,可见这九篇“中心意思很明显是保护中学的‘体’”。在《劝学篇·设学》中,张之洞对“中学”与“西学”进行了具体的界定:

 

 

 

(张之洞和《劝学编》)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前言新旧,后言中西。显然,所谓“旧学”即是“中学”,所谓“新学”即是“西学”。

 

《劝学篇·设学》将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归入“中学”,是否这些学问都称得上是“中学”的“体”呢?在《守约》篇中,张之洞将“中学”化约为:一、经学通大义;二、史学考治乱典制;三、诸子知取舍;四、理学看学案;五、词章读有实事者;六、政治书读近今者;七、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八、小学但通大旨大例。至于各类学问是什么关系,研治之次第如何,本篇则未有说明。

 

在《书目答问》附录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序中,张氏提供了一个解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这个解说表明:

 

第一,张之洞既强调经学应当以小学作基础,又强调理学应当以经学、史学为基础。在这里,经学既被理解为宋学即所谓“理学”的根基,也被理解为以“小学”为基础的汉学的归宿,于是成为汉学与宋学会通的学术枢纽,从而化解汉宋的对立。

 

第二,张之洞以经学与史学作为理学、词章、经济之学的基础。这实际上也是沿用曾国藩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科判学”的学术框架,而将“考据”之学进一步厘定为经史考据之学。具体而言,就是由小学深入经学,由经学深入史学,由此建立“考据之学”的主要内涵。至于理学、词章、经济三科,则与曾国藩所论无异。

 

在这个基础上,张之洞特别论述了“四部之学”的关系。《书目答问》提出:“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基于为学次第的视角,张氏认为经学是史学的基础。《劝学篇·设学》指出诸子学应当折中于经学。

 

 

 

(《书目答问》)

 

《輶轩语》则言“读古人文集宜知体要”,“能知体要,则读文集有益于经、史、子。”这说明,集部是研究经学、史学、子学的辅助。如此一来,“四部之学”就被融铸为“考据之学”,而尤以经史考据为根本;义理、词章、经济之学,都应以经史考据为基础。

 

如果说曾国藩的汉宋调和偏重在宋学或所谓“理学”,那么,张之洞的汉宋调和毋宁说更偏重在汉学。如上所述,张氏颇费心力,尝试基于“四部之学”建立“考据”之学,以“四部之学”为“四科判学”奠基。

 

这使得张之洞以四部之学为根基的“义理之学”比曾国藩以宋明理学为根基的“义理之学”有了更广泛、客观的学术基础。张之洞强调:“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张氏所谓“中学”,就其学术体系而言,就是“四部之学”;就其学术内涵而言,则是继承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即以“义理”为体,以“经济”为用。

 

在“四部之学”中,又以“经学”作为基础中的基础。张之洞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张氏这里强调“中学为内学”,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他就此否认了儒学“外王”的一面;他的用意其实只是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彰显“中学”与“西学”在“体”上的根本分际,这与前述晚清各种“中体西用”论对于“中体”的共识一致。

 

只不过,张之洞更进一步,他不止确定了“中体”的内涵,更进而确定了“中体”的学术基础。他所谓“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云云,便是明确了以经学或“经义”作为“中体”的学术基础。

 

经过陈澧、曾国藩等人的努力,汉宋调和运动在“经世”的诉求上虽然达成了共识,但他们用来经世致用的学术资源与方法则存在分歧。分歧产生的原因,是他们从“中学”中分别选取各自认为最重要的资源并通过相应的方法来实现“经世”的目的。

 

陈澧主张汉宋调和,张之洞也主张汉宋调和;曾国藩讲“四科判学”,张之洞也讲“四科判学”。张之洞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基于为学次第的视角重新建构中国传统学术的学术体系,并用“中学”这一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合。

 

他尝试将“四部之学”建构为“四科判学”的学术基础,其中又以经学作为“四部之学”的内核。冯桂芬、薛福成等早期“中体西用”论者已经初步认识到儒家伦理以及由此建立的政治传统是“中学”的根本义理,张之洞则进一步论定这些根本义理的学术基础便是经学。

 

 

 

因此,如果要推倒儒家伦理与中国政治传统,在学术上就必须推翻经学;反之,如果要继续维系“中学”的根本义理,在学术上就必须做到“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经过张之洞的理论努力,汉宋两方不只在“经世”的目的上形成共识,而且首次厘清了“经世”的学术基础与学术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是因应汉宋调和运动内在的深层要求,它不止进一步调和了汉宋,而且系统重整了包括汉宋在内的“中学”资源,论证了“经世”的学术基础。

 

四、曾与张的经学史地位

 

清代中晚期有两股显著的学术动向,一是经世思潮,一是汉宋调和运动。汉宋调和之所以成为普遍的学术运动,经世的诉求是其重要推动力。在庄存与、陈澧、曾国藩等代表人物那里,我们看到“经世”已然成为汉学和宋学的学术共识。

 

其中,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在理论上影响尤巨,其后陈虬、张之洞等人都继承并试图改造这个学术框架。曾国藩虽然尚未明确提出“中学”的概念,但他用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科对中国古典学术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判摄与综合。

 

这与近代西方大学普遍以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判学”类似,都体现了各自重构学术体系的努力。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尽管并非直接针对近代西方的“七科判学”而提出,但他已经具有建构“中学”体系的意识。

 

不过,直到曾国藩为止,“汉宋调和”仍然只是一种低限度的调和。曾国藩的“四科判学”虽然指出“义理”以及相应的“经济”是“中学”的共同归宿,但“中学”的根本义理是什么?

 

相较于“西学”的学术体系,“中学”又如何构筑中国学术自身的学术体系,从而在自身的教育体制中研究与传授这些义理?曾国藩虽然已经触及这些问题,但他还没有能够就此深入展开。

 

 

 

而这些问题随着晚清“西学”冲击的加剧而变得愈益迫切,因为,假如“中学”没有自身的根本义理,又或者“经世”不必植根于中国学术自身的学术体系;那么,人们完全可以尖锐地质疑: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将“经世”全盘奠基在“西学”的基础呢?

 

晚清“中体西用”论的生成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它的提出绝不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也不只是起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斗争,而是因应于上述理论问题而起。尽管“中体西用”论有多种不同表述,但它们都试图回应上述两点:

 

第一,“中学”的根本义理究竟是什么?第二,“西学”可以作为“经世”的学术基础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紧密关联的。这是因为“中学”根本义理的追问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汉宋会通”运动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西学”的冲击下才被迫彰显。

 

本文对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讨论显示,晚清的“中体西用”论者大致都认同儒家伦理及其政治传统是“中学”的根本义理,即“中体”;同时,他们也普遍认同,在“中体”的前提下可以接纳“西用”,这即是说,在不抵触“中学”根本义理的前提下可以接纳“西学”作为“经世”的学术基础。于是,第一、第二两个重大理论问题至此都在理论上获得了解答。

 

 

 

(薛福成)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更进一步,这涉及第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虽然揭示了“中学”的根本义理,却没能较好地回应曾国藩以来遗留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奠定“中学”的学术基础,从而在西学冲击下挺立“中学”的学术体系。

 

张之洞尝试融会传统的“四部之学”和曾国藩的“四科判学”。他基于为学次第的角度,论证了“经世”必须以“义理”为根据,“义理”必须以“四部之学”尤其是经史考据作为学术基础。

 

其中,经学又是史学的基础,诸子学是对经学义理的辅翼,集部著作是为经史考据服务。由此,他论证“中学”的学术体系是“四部之学”,“中学”的“体”是“义理”,“义理”的学术基础是经学。

 

要言之,张之洞明确论定经学是“中体”的学术基础。这就解答了曾国藩“四科判学”的遗留问题。就本文的视野来看,“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是“汉宋调和”运动的深度发展。

 

顺着晚清经学史的内在脉络,原本可望深入开展经学与“中学”的系统重建,然而,这种系统重建的工作由于晚清民国之际的政治剧变而强行中止,至今仍在恢复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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