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走出概念牢笼,温情对待传统——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1-04-08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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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1月20日,《南方周末》刊发易中天先生针对杜维明、袁伟时两先生对话《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撰写的批评:《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又该怎样继承》(以下简称 “继承”,见图一)。易先生依据自己对儒家若干观念的理解,向身处于深度精神迷茫之中的当代国人,推荐了一个在现代语境中处理儒家价值、观念传统的方案:以共同价值为标准,抽象继承为方法,现代阐释为途径,以解决“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


这方案听起来相当耳熟,看起来相当完美。但恕我直言,这个方案充满了现代人的傲慢,这样的傲慢将让中国人无法完成现代文化与精神秩序的构造工作。


本拟对此提出批评,因忙于研究,半途搁笔。近日,易先生发表《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见图二),针对拙作《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以下简称“孔子”)就孔子作出的几乎每一个判断,均提出质疑。其中牵涉诸多关于古典中国历史、儒家理念源流的具体问题,如一一回答,需几大本书——这也正是笔者目前研究的主题。而易先生该文与前文具有共同的思考取向,而这样的思考取向在现代中国十分盛行,严重妨碍国人以开放心态对待传统。本文也就针对这一点略作议论。


历史主义的傲慢


文明特殊论可以敞开胸怀拥抱现代化,而对传统采取决绝的封闭态度。


通观“继承”一文,或可确定,易先生立论的哲学基础大体上是历史主义。比如他说: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时代的背景和历史的语境。儒家的很多东西恐怕都是“馊了的饭菜”。某些已经死去的,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让它“死在沙滩上”,用不着再去“创造性转化”。


这样的话,在过去大半个世纪出品的历史、哲学史、思想史著述中,随处可见,它几乎是所有知识人谈论历史人物、古代观念的口头禅。因为,过去一个世纪,国人一直在接受历史主义哲学教育。


这种历史主义绝非新事物,法家早有阐述。《商君书》开篇即提出作为法家变法理论的哲学依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新时代需要新法律、新制度,为此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弃、摧毁旧法律、旧制度。


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会觉得,这些话正确、精彩。只不过,接下来的一段话便露出了杀机:“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制度乃是因时而变的,没有任何恒常性,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客观性。因此,法律、制度就是工具,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则在律法之外。统治者可按照自己对“时”、对“事”的理解,废除此前全部法律,全盘重订法律。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无不源于此一观念。


这也正是易先生对待观念、对待传统的逻辑。按照历史主义,人的思想不过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所以,在先生论述中可以感觉到,思想、观念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也正是这样的认知决定了易先生对传统思想、观念的轻浮态度:他们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他们的理念能有多大价值?为了要在新时代更好地生活,我们需要全新的价值、全新的观念——历史主义一转身就是进步主义。


事实上,按照易先生的历史主义,不光是孔孟,所有人所提出的所有思想、概念,其实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包括易先生所心仪的现代价值。也因此,它们根本就没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而都是个别的。但易先生显然又坚持现代价值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这未尝不是一个自相矛盾。


或许可以说,这种看似坚持普遍主义的历史主义,不过是一种很特别的文明特殊论。文明特殊论可有两种表达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常见的方式,是从空间上进行区隔,宣称我们民族的文化不同于你们民族、不同于其它所有民族的文明。这种文明特殊论通常会造成一种自我防卫的守旧主义。另一种文明特殊论则从时间维度上进行切割,它断言,我们时代的价值、思想、生活方式、制度,应当与以前一刀两断。这样的文明特殊论会导致激进主义。


这两者的共通之处是自我中心,断言我不同于且优于他者。他们可以敞开胸怀拥抱现代化,而对传统采取决绝的封闭态度。他们的心灵对传统的封闭程度,与民族主义对异族的封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相比之下,他们有历史主义信念支撑在道德上更为骄傲。这样的骄傲把他们困在概念的牢笼中,而以自己的墨镜看待传统。


现代概念的牢笼


在西周封建制下,人们确实是自由的,尽管存在等级制。秦制实现了平等,虽然人们没有自由。


孔子与今日中国人的距离,非常近。比秦皇汉武、康熙大帝都要近。孔子的时代是自由的时代,那个自由是现代自由的老祖宗,与现代自由同属一个物种,而不是另一个物种。


在《继承》一文中,易先生提出,在新时代,儒家需要经过现代阐释,才有存在空间。进行现代阐释的原则是“引进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立足于公民权利、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现代意识”。


这看法我完全同意。我只是想追问:何谓民主,何谓自由,何谓法治?乍一看,这些概念似乎早都是常识了,根本不用讨论。在旨在解决当下问题的公共问题中,运用这些常识性概念,当然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一旦进入历史和思想的领域,仅有这样的常识性概念显然是不够的。


事实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是运用这类常识性概念,必然导致严重偏差。易先生对我在“孔子”一文中诸多看法提出的批评,就生动地呈现了这样的偏差。比如,我提出,封建的君臣关系具有契约性质,君臣虽然不平等,但双方都是自由的。易先生质问:君臣之间根本不平等,怎么可能自由?很多朋友认同这样的质疑。但坦率地说,这样的质疑不过表现了现代人的骄傲与狭隘。


自由和平等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两种价值。不幸的是,自古至今,这两者之间存在紧张,甚至冲突。随便举几个例子:在思想史和政治史领域中,人们通常会说,法国思想和法国大革命追求平等,而英国革命追求自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一直到当代西方理论界,自由主义与左派争论的焦点也就在于自由多一些还是平等多一些。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争论的问题,也无非是两者之间的取舍:缪尔达尔、斯蒂格利茨等人要求平等多一些,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主张自由多一些。


凡此种种争论清楚地表明,人们固然可以追求鱼与熊掌之兼得,但其间难度是非常之大的。自由与平等确实是两个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与指向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现实中已然如此复杂,在分析古代思想和制度的时候,人们就有理由高度审慎。


这包括,人们应当意识到已故杨小凯教授提及的“后发劣势”困境。在当下中国运用概念思考中国的问题,尤其是思考历史问题,国人面临严重后发劣势:我们熟悉的概念过于先进、时髦了。借助西学,和西方成熟的现代社会,人们掌握了很多概念,并视之为常识。孰不料,这样的概念太成熟了,而它们的基本义可能已被遮蔽。


比如,谈到自由,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立刻要求个性解放,乃至于性解放,据此而高调地反礼教。八十年代的文人则坚持穆勒所说的“社会”与个人关系意义上的自由,据此而坚持反传统。他们确实在主张自由,但这些是非常现代的自由概念。它们不是自由的基本义,而是后出之义,附加了很多衍生物。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衍生物模糊了自由的本来含义,人们把很多与自由无关的价值,尤其是平等,添附于其上。这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当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要理解概念,就首先需要做一番清理工作。二十世纪以来诸多思想人物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柏林最大的思想贡献,区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隐含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很多思想家,比如哈耶克、施特劳斯、阿伦特、沃格林等人,也都在质疑、反对现代的自由,而主张回归自由的基本义。


奇怪的是,不少知识分子却顽固地以为,这个不知道涂抹了多少层脂粉的概念,才是真正的自由,反而指控相对单纯的自由不是自由。


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也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十九世纪之前的自由就是穆勒一带而过的自由,也即刻意的强制被减少至最低限度的自由,才是自由的基本义。当我们评论十九世纪之前的事物的时候,就应当依据这样的基本义。


惟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中世纪英格兰的liberties和《大宪章》就是自由。依据自由的这一基本义也完全可以说,在西周、春秋封建制下,人们确实是自由的,尽管那个时代存在等级制。只要想象一下孔子的思想自由、办学自由,以及百家争鸣的辉煌,就足够了。


反过来,秦的制度让所有人实现了平等,虽然在这个制度下,人们没有自由。也就是说,不平等自由和不自由的平等,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明白了自由与平等两个概念的源流,也就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而非要否定历史的事实本身。


回到概念的基本义,我们或可恍然发现,孔子与今日中国人的距离,其实非常之近。比秦始皇、汉武帝、康熙大帝都要近。孔子的时代是自由的时代,那个自由是现代自由的老祖宗,与现代自由同属一个物种,而不是另外一个物种。


事实上,今日国人为准确地理解自由的含义,与其攻读穆勒、罗素、杜威、罗尔斯、德沃金、孙斯坦,不如去仔细理解孔子所处时代的自由的状况与其制度。这些西方学者与其说是在揭示自由,不如说是在遮蔽自由之基本义。当然,在西方语境中,这部分地是正当而必要的。但由此所形成的关于自由的现代性常识,并不是健全的自由常识。


走出牢笼,唤醒温情


毫无疑问,相对于现代成熟的法治,“礼俗之治”存在很多缺陷。但相对于秦的“刑律之治”——那是一种严密控制的“警察国家”——礼俗之治的确可以带给人们相当程度的自由。礼俗也划定人的权利-义务,确认财产权,规范交易、合作等等,这样的礼俗之治乃法治的近亲或前身。


事实上,不光在此概念上,在很多问题上,国人在可以享有后发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后发劣势。现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提出全盘反传统的主张,就可部分地归因于这一概念的后发劣势。留洋的知识分子们在已完成现代化的西方,获知最先进的现代常识性概念。他们以此衡量前现代中国的价值、制度,当然会得出结论:古典、古代的理念、制度,实在是一无是处。


比如,他们猛烈地批判礼教、礼俗。毫无疑问,相对于现代成熟的法治,相对于现代个人解放理念,“礼俗之治”存在很多缺陷。但是,回到古代社会治理的语境中就会发现,相对于秦的“刑律之治”——那是一种严密控制的“警察国家”——所预设的政府权力至上与官吏蛮横专断,礼俗之治的确可以带给人们相当程度的自由。礼俗也划定人的权利-义务,确认财产权,规范交易、合作等等,民间社会就是据此自我治理大多数公共事务的。这样的礼俗之治实乃法治的近亲或前身。


也就是说,礼俗确实没有带来完全平等的自由,也确实妨碍个性的解放,但它确实在界定和守护个人自由的空间。传统中国处于皇权制下,社会却不乏活力,奥秘就在于,在官府的刑治之下还有一个民间的礼俗之治。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抱定僵化的法治概念,看不到礼俗之治与法治的同质性,而把礼俗一棍子打死,必欲毁之而后快。其结果却是,所有人直接暴露在权力之下,社会治理悲剧性地回向了刑律之治。


此一例证表明,当启蒙知识分子宣称,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中国文明一片漆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历史本身真那么黑暗,而是因为,知识分子自己带了一副乌黑的墨镜。他们被自己的常识性概念俘虏了,不假思索地运用最时髦的概念来判断古代。这样的态度绝不能说是理性的,它是一种最堕落的迷信:对自我的迷信。


欲判断历史,就须对现代的常识性概念进行某种剥离,还原到其基本义。一旦摘掉那副墨镜,运用相关概念之基本义进行观察,历史、传统就会呈现出另外一幅形象。比如,我们就不会认为,中国人是另外一个物种,两千年甚至五千年来都在思考如何出卖自己,毁灭自己。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古人与今人并非两个不同的物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直以来都在追求美好生活,他们的这一愿望一点也不比今人差。他们也透过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等领域的制度变革,实现这美好生活,其成就绝非毫无可观。


也就是说,走出现代概念的牢笼,对古典的观念和制度,今人就不会以现代人的傲慢看待前人,而具有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这并不是虚骄地宣称,现代的东西我们古已有之,也不说炫耀我们以前有多阔。相反,这恰恰是放低身段,抛却进步主义的骄傲,以平常心看待先人,以理性态度看待历史,以开放态度对待传统——开放不仅应当是横向地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也应当是纵向地对先人的开放。


若能养成这样的心态,我们或可更为准确地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曾经是谁决定的,而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会通过认知以前的我们曾经为美好生活做过什么,来塑造我们曾经是谁。因为,人是为了美好生活而存在的,谈论现代转型,更是为了更为美好的生活。纳粹之类特例之外的常态历史对人的意义也就在于,提供逼近美好生活的经验。过去当然有专制,有阴谋和杀戮,但过去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种种努力,最起码有那种理想。对今人来说,更有意义的后一方面的经验。这样的知识有益于我们的自我构建。


承认今天的我们与过去的我们的连续性,最充分地发掘美好生活的经验,现代性自我构建才有可能展开。仅从现代转型之效率角度看,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也更为经济。把以前的文明描画成一团漆黑,其逻辑的结论只能是,让我们全部从头再来。这似乎也是个常识了。但这具有可行性么?


摆脱概念的牢笼,进而承认以前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同质性,现代转型才是可能的。因为,这时已不是从头搭建一座空中楼阁,而是已经有了一个基础。我曾把陈寅恪先生纪念张之洞的一句诗略加修改为“中体西学,资相循诱”,作为现代转型的模式。“中体”就是同样具有美好生活理想的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生成、积累的信仰、价值、习俗、制度。


这其中自然泥沙俱下,善恶混杂。但这又怎么样呢?在西学也即现代理念、价值的诱导下,更准确地说,实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动力驱动下,经由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体的实践,此中美好的价值、规则、制度,得以扩展、生长、成熟。由此,传统也就实现了徐复观先生所说的“新生转进”。


面对传统,有些人眼里只有恶,那只是因为他的心灵不对善开放。有些人拒绝传统的智慧,那只是因为他的心灵不对理性开放。这两类人都得不到美好生活,也不可能推动传统的更新,毕竟,只有建设,才能让传统新生转进。怀疑、破坏带来的只是空无。


精华糟粕论的自负


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是因为,它一直在自我更新。路径很简单:改变自己,也就在重新诠释传统,再造文明。我们只能局部地、渐进地改变它,以及我们自己。


基于上面的看法,我对易先生提出的继承传统的策略,大不以为然。易先生根据自己的历史主义理念确认,对儒家照单全收是不行的,拿来就用是不行的,不加改造也是不行的。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就弘扬之;不符合,就抛弃之。为此,他提出“抽象继承法”方案,把儒家思想中的合理部分抽离出来,不要“核桃壳”,只吃“核桃仁”。为此,他主张,也许得把儒学放进洗衣机,再加漂白粉,冲了又冲,洗了又洗,一直洗成灰色为止。这还不够,还必须对儒家进行“现代阐释”。


这套说法虽然复杂,概括起来只是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直是今人对待传统的主流理念。但仔细想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么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想法,要么是一个可怕的想法。


我的疑惑是:对文明、传统,果真可以这样划分么?精华糟粕论的预设是,传统已经死亡,因而今人可以像观赏博物馆中的展品一样。它还预设,现代就是历史的最高处,今人可以站在传统之外,不,应该说是站在传统之上,俯视传统,对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予以鉴定,挑选。


好吧,假设您确实可以站在传统之外,也确有鉴定的能力,那您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取、去?当然是按照正确、现代的标准。问题是,您的标准果然就是正确的、现代的标准么?未必。现成的例子就是,我对现代价值的认知显然不同于易先生,以谁为准?我相信,易先生会同意一种做法: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这样一来,取、去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强制以某人或某群人的立场、价值为准,其结果恐怕不是易先生愿意看到的。


到了放弃精华糟粕论的时候了,它表明的是理性的自负和权力的自负。让我们坦率地承认,没有人有能力、有资格在传统中区分精华、糟粕,也根本不应当、不需要进行这样的努力。不做这事情,传统自然地在自我更新。


中国传统,包括儒家价值,本身就是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无数人思考、沟通、积累的产物。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是因为,它一直在自我更新。这是传统的本质所在。传统是哈耶克所说的“社会科学上的事实”,也即主观事实。因此,它不是钢铁牢笼。一方面,我们被它塑造,另一方面它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改变它。路径很简单:改变自己,也就在重新诠释传统,再造文明。当然,我们与传统共生的结构又决定了,我们只能局部地、渐进地改变它,以及我们自己。


因此,其实不必在意传统是什么,精华、糟粕是什么。对于寻求改变的人们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你想成为什么。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自觉,可以带动传统的新生。这样的自觉完全可以来自易先生所说的现代价值之启发,在此价值诱导下,传统中固有的美好因素成长、扩展,自我与传统共同地“转进新生”。


但是,当据此价值重新规划生活时,不需自我鄙视,自我否定,自我仇恨。身在传统之中,而追求美好生活,这就足够了。听起来自相矛盾,其实这是生活的本质,传统的本质。我们就在传统中,不应假装自己可以客观地、集体性地判断与拣选传统。而不进行这番拣选,依然可以更新传统。因为,传统就是生活,传统尤其是那面向善的生活。这生活-传统之流,从古到今,无始无终,我们存身的这个时代不过是其中一个渺小的环节而已,有何理由傲视古人?


(作者为北京学者)



来源:南方周末2011-04-06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