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涛】《荀子•成相》篇作者为荀子新证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1-09-05 11:02:56
标签:《荀子》
姚海涛

作者简介:姚海涛,男,西元一九八一年生,山东高密人,山东大学哲学硕士。现为青岛城市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哲学、荀子哲学。

《荀子•成相》篇作者为荀子新证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4

 

 

摘  要:围绕《成相》篇作者是否为荀子本人,近代学界有肯定派与否定派。从《荀子•成相》篇名解析入手,梳理评点历来注家之说,考析折衷其意义,以定“成相”基本意涵为多义蕴的混合体。从证据排除、思想内证、文本自证、内容涉列、《左传》之传、文体辞气六大方面进行举证以明《成相》篇为荀子自著。《成相》篇目体裁、篇目次序、荀子晚年身体状况猜测均不构成非荀子作之证据;此篇可寻绎出荀子独特思想、专有名词与墨子批判若干;本篇有荀子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若干;该篇所载事件、时间、人物均与荀子年代无违和之处;蒐集是篇所传《左传》史事、语词以及与《荀况集》及其他可能之关联以证与荀子之关系;乃篇程式、风格、辞气皆似荀子所作。在无新文献材料的当下,此六个方面可以证明《成相》篇为荀子晚年废居兰陵时,仿民间乐歌形式创作的政治寓意深厚的文学作品。

 

关键词:荀子;《成相》;新证

 


引言

 

先秦典籍,时代愈古,问题愈多,辨析尤难。《荀子》一书,先秦旧典,刘向纂辑,杨倞首注。有清一代,注家毕集,陈汪刘郝,王谢俞卢。王氏先谦,《荀子集解》,嘉惠学林,网罗众疏。可见,此书传承有序,未可轻疑。从刘向《孙卿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1]的话语来看,《荀子》一书此前虽未可径云已成书,至少有单篇传抄与流传的一段时期。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出现如此多的重复之篇。刘向校雠定著《孙卿书》三十二篇,为《荀子》书一大功臣。其后,“有人将三十二篇分为十二卷,十二卷本遂取代三十二篇未分卷本。[2]”这便是刘向校定三十二篇本系统之后的十二卷本系统。中唐杨倞注荀,又改十二卷本为二十卷本,并定名为《荀子》,为《荀子》书又一大功臣。后《荀子》版本虽多,但皆以二十卷本流传。乾嘉以还,注者甚夥,功于《荀子》者众。众人拾柴火焰高。于是,《荀子》这一难解之书,得到显扬光大,为其进入近代学术视野铺平了道路。《荀子》与荀子之关系亦随之而来,争议遂起。汉世整理先秦典籍之时,为方便起见,诸子旧籍之名往往与作者一同。此种混而为一,给后世争议埋下了伏笔。如《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等书皆属此例。近代以降,疑古风行,今本《荀子》三十二篇作者归属问题,竟成聚讼纷纭、人言人殊之势。尤其当涉及到第二十五篇《成相》时,因此篇所处位置、文本体裁、思想内容等,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致说来,学界围绕《成相》篇作者是否为荀子本人,出现了不可调和、彼此对立的两派:否定派与肯定派[3]。近代疑古派基本否定其为荀子作品,而时人则基本肯定其为荀子晚年作品。以下撮其要者,略作梳理说明,为进一步提出此篇作者为荀子之新证作一综述与铺垫。

 

一、否定派与肯定派

 

(一)否定派

 

否定派主要集中在近代民国学术之中,实以胡适启其端,而后杨筠如更至于登峰造极。胡适认为,“大概《天论》、《解蔽》、《正名》、《性恶》四篇全是荀卿的精华所在。其余的二十余篇,即使真不是他的,也无关紧要了。”[4]胡氏采取怀疑加放任的态度,仅从三十二篇中捡出四篇荀子精华之作,而将包括《成相》篇在内的二十八篇内容轻松放过。张西堂将《荀子》分为六组,认为《成相》与《赋》两篇本与儒家之孙卿子无关。

 

杨筠如以“《成相》一篇,旧次在第八,为什么会用韵文?这明明已是《汉书·艺文志》中间汉人的《成相杂辞》,与荀子毫不相干的东西。”[5]进而得出,刘向“将《成相》次为第八,似乎那时的《成相》不是赋的体裁?我疑原来是说人主用相的事,比如《君道》说:‘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王霸篇》说:‘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荀子主张人治政治,所以很重视宰相的得人,大概是原篇已亡,后人拿《成相杂辞》来补充的。”[6]仅从体裁角度就断然否定其为荀子作品,杨筠如氏确实疑古过勇。其对《成相》篇与《成相杂辞》之间关联未加考辨,遽下定论,实在不妥。而在其《荀子研究》书中《荀子书的伪证》一节[7],疑古之偏执发挥的淋漓尽致,又加之无端猜疑,几乎到了否定《荀子》与荀子相关的地步。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无端怀疑猜忌,于学术无补,于问题解决有害无益。结合其对《荀子》与荀子关联基本否定的态度,可知其说实苛严而无道揆法守,故万万不可从。

 

(二)肯定派

 

肯定派阵营庞大,名家众多,代表人物从南宋朱熹到清代郝懿行,再到郭沫若、杜国庠、梁启雄、龙宇纯等人。郭沫若将荀子卒年定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认为其领略过秦政的横暴,并举《成相》篇中语以明之,“例如‘春申道辍基毕输’是说楚国因春申君之法废止而国以灭亡。又如‘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则是说秦奉墨道而黜儒术。”[8]其论荀子卒年过晚,当有可商榷之处,但其认为《成相》篇为荀子本人所作的观点则昭然若揭。

 

杜国庠曾对《成相》篇做过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撰作《论荀子的<成相篇>——介绍二千余年前的一篇通俗文学》[9]和《从荀子的<成相篇>看他的法术思想》[10]两篇文章。尤其是第一篇文章在学界反响巨大,对于扭转《成相》篇作者认知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杜先生不但认为其为荀子作品,还以之为材料根据,从中挖掘荀子法术思想。其论证从“内证”“所表现的当世的政治学术的情形”“社会背景”“若干旁证”(胡适所谓的四篇荀子精华)四个方面展开,结论是《成相》为“荀学的纲领”,与清代学者郝懿行认知高度一致:“(荀子)本图依托春申,行其所学。迨春申亡而兰陵归,知道不行,发愤著书,其旨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11]岂止与郝懿行一致,和南宋朱熹亦同其途辙:“(荀子)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12]近代历史学家杨宽在其名作《战国史》书中有《战国时代文化的发展》一章。其视《成相》篇与《赋》篇为荀况创作的赋曲,充分肯定并表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13]。

 

梁启雄从文学与政治作品的角度认为,“《荀子·成相篇》在体裁上是采用《成相杂辞》的文学程式,在内容上是撮要钩玄地表达他(引者注:荀子)的政法思想,是一篇充满着政治意味的文学作品。”[14]值得一提的是,梁启雄《荀子简释》所释《荀子》三十二篇,仅有《非相》《君子》《成相》《赋》《大略》《宥坐》六篇后有说明性文字,尤以《成相》篇题文字最多,且明确表明此篇作者属荀子。其他篇题基本引述前人观点而不涉及作者问题,更无个人倾向性观点。可以说,自郭沫若、杜国庠、梁启雄之后,认《成相》篇作者为荀子者,渐占上风。

 

龙宇纯先生撰《荀子真伪问题》一文,经论证后认定“《荀子》一书,除修身篇‘天其不遂乎’一语可疑,而‘天’字可能为‘夫’字之误而外,其余学者疑为伪作者,或则仅是章节的错乱问题,或则由于论者对于荀子之一知半解,全书实并无伪作痕迹。”[15]龙先生荀子研究对于走出对《荀子》文本的疑古过勇之风,力度与影响皆大。廖名春先生在其大作《荀子新探》中专撰《著作考辨》一章,对杨筠如、张西堂诸人所怀疑、否定的荀子有关篇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16]其以荀子写作时期分类,将《荀子》篇目厘定为三个时期。其论甚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可参阅。

 

日人学者佐藤将之将《荀子》文献与荀子思想的关系进行梳理,列出了研究者关于《荀子》一书是否代表荀子本人思想的五种观点,认为其中有四种观点“或多或少都受到当时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氛围之影响。”[17]影响最大者便是二十世纪初古史辨的疑古思潮。佐藤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必然将包括《成相》在内的所有《荀子》篇目纳入研究范围。这既是走出疑古之风的理论需要,也是新时代推进荀子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成相》篇作者问题经历了由怀疑到肯定的历程,尤其是近年来认为此篇是荀子本人自著的学者越来越多。毋庸讳言,此篇作者问题还需要继续讨论。近年来,又有学者旧调重提,认为《成相》非荀子本人所作。如张小苹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成相》非荀子所作,并推测《成相篇》应是荀卿弟子所作[18]。

 

由于去古既远,若要搞清楚《成相》篇是否为荀子所作,确实存在颇多困难。比如荀子生卒年问题,即是其中一大困难。一些问题短期内又无解决之可能。故要想从确切的时间角度立论则不现实,只能从《成相》篇内部打开缺口以立论。因《成相》篇篇名涉及到此篇体裁、内容等问题,对于从文学演进角度进行合理推测,以确定作者所处时代有着重要意义,故不可不详言之。

 

二、《成相》篇名梳理与解析

 

何以“成相”二字为篇名?最早注《荀子》的杨倞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故其对篇名注释一番。今所见《荀子》三十二篇之篇名,杨倞注者,仅有《非相》《儒效》《致士》《礼论》《解蔽》《正名》《性恶》《君子》《成相》《赋》《大略》《宥坐》《法行》十三篇。有清一代,注家既多。近代以还,研者纭纭。各家释《成相》篇名,搜求古籍甚广,观点翻空出奇,几乎穷尽各种可能性,皆言之有理,而纷争遂起,莫能定于一。各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初发语名篇

 

杨倞首倡“初发语名篇”说。“以初发语名篇,杂论君臣治乱之事,以自见其意,故下云‘托于成相以喻意’。《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旧第八,今以是荀卿杂语,故降在下。”[19]以文章篇名发展脉络言之,《论语》《孟子》诸书确有随意摘取篇首之二三字名篇的命名规则。从今本《荀子》篇名命制来看,已经基本脱离此命名套路,而倾向于以全篇之中心议题为名。细检今本《荀子》,《劝学》《修身》《荣辱》《非相》《非十二子》等大量篇目皆拈出中心议题以命名,仅有《仲尼》《大略》《哀公》《尧问》四篇明显地以初发语名篇。荀子弟子韩非之《韩非子》一书篇名,亦脱离初发语名篇之窠臼。篇名命制之变,理有固然。

 

仅因《成相》篇名恰与此篇之体裁、首句“请成相”恰相偶合之特例而名之曰“以初发语名篇”则未当。因为篇名本身亦兼名与实二义。仅从字面观之,似是;若以字面背后意义观之,实非。此说仅是一笼统说法,未及实质意义。《成相》篇从其实质义来讲,并非取初发语名篇。故,杨倞此说未允当。

 

又,杨倞以为《成相》篇“杂论君臣治乱之事”,属“荀卿杂语”,而降在下,调整为今本《荀子》第二十五篇。从杨倞前所引《汉书·艺文志》中的《成相杂辞》,可知其将杂辞与杂语混同,而将此篇降而在下,实乃偏见。朱熹亦如之,认为“此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20]后王引之驳之甚是。杨倞、朱熹观点很可能误导了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中拆解《成相》篇与《赋》篇,以凑《汉书·艺文志》中所载“《成相杂辞》十一篇”之数这一无谓之举[21]。

 

(二)成功在相与成治之方

 

杨倞“以初发语名篇”之说未及《成相》篇之实质意义。杨倞注又提供一说,“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22]“成功在相”之“相”,可理解为“卿相”之“相”。若从“荀卿子说齐相”时所言“夫主相者,胜人以势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强国》)等句看来,似有其道理。但《成相》篇中未及“卿相”,“亦未专论成败治乱在一相也。”[23]由此看来,杨“或曰”说不可从。

 

王引之亦不认同杨倞之说,并指出,其失误之处在于混《成相杂辞》与荀子《成相》篇而一之。其言曰:“杨谓‘《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案《志》所载《成相杂辞》在汉人杂赋之末,非谓《荀子》之《成相篇》也。”接着,其在杨注“或曰”说基础上进行了发挥,“杨又云‘成功在相’,稍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谓‘成相’也。……窃谓相者,治也。(昭九年《左传》‘楚所相也’,二十五年《传》‘相其室’,杜注并曰:‘相,治也。’《小尔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请)[24]成相者,请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后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请布基’、‘请牧基’,皆言成治之方也,与‘请成相’同义。)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请成相,道圣王’,又云‘请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经,礼与刑’、‘治之志,后势富’、‘治之道,美不老’。)后言‘托于成相以喻意’者,成相为此篇之总名,谓托此一篇之词以喻意,非谓托于矇瞽讽诵之词也。”[25]

 

王引之力主“成相”为“成治之方”说,顺便驳斥卢文弨、郝懿行“瞽矇之词”之说,划清了《成相》篇与矇瞽讽诵之词的界限。王氏还驳卢文弨“舂牍”说,“卢以相为乐器之舂牍,斯为谬矣。以相为乐器,则‘成相’二字义不可通,且乐器多矣,何独举舂牍言之乎?若篇首称‘如瞽无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乐器,亦非乐曲也。”[26]王氏之说,虽有其理,但无视《成相》篇与《荀子》他篇体裁之差异,亦是其缺失。忽视《成相》篇体裁的殊异性,则不能正确把握《成相》篇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三)成相为音乐说

 

“成相”为音乐说远源当在北宋,经由清代注家阐扬,及至近代,则成浩浩汤汤之势。其说之盛,遂足成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北宋苏轼指出,“《孙卿子书》有韵语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晓其义。《前汉·艺文志》诗赋类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则成相者,古讴歌之名也,疑所谓‘邻有丧,舂不相’者。又《乐记》云‘治乱以相’亦恐由此得名。”[27]苏氏之说为卢文弨、俞樾所承继与取舍。如卢文弨曰:“成相之义,非谓‘成功在相’也,篇内但以国君之愚暗为戒耳。《礼记》‘治乱以相’,相乃乐器,所谓舂牍。又古者瞽必有相。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篇首即称‘如瞽无相何伥伥’,义已明矣。首句‘请成相’,言请奏此曲也。《汉·艺文志》‘《成相杂辞》十一篇’,惜不传,大约托于瞽矇讽诵之词,亦古诗之流也。《逸周书·周祝解》亦此体。”[28]卢氏以“舂牍”解“相”,以“后世弹词之祖”说“成相”。此说虽远溯苏轼,但仍让人耳目一新,凸显了此篇体裁特异之处。但“相”之一字,是否为乐器舂牍之名,似可商。王引之有“且乐器多矣,何独举舂牍言之乎”之讥。俞樾虽认为“卢说是也”,但指出“惟引‘治乱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释‘相’字,则皆失之。乐器多矣,何独举舂牍为言?既以为乐器,又以为瞽必有相,义又两歧矣。”[29]随后,俞樾指出“此‘相’字,即‘舂不相’之相。《礼记·曲礼篇》‘邻有丧,舂不相’,郑注曰:‘相,谓送杵声。’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亦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曲即谓之相。请成相者,请成此曲也。《汉志》有《成相杂辞》,足征古有此体。王氏必以卢说为谬,何也?”[30]俞氏以“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认为是古人劳役时之乐曲。王先谦亦认同其说。

 

近人杜国庠则进一步提出,“《凤阳花鼓词》,调子很像《成相篇》,是不是由它演变出来的呢?这要待喜欢搜集民歌的学者们的研究。”[31]后杜氏修书一封问于朱少滨。朱在长篇回信[32]中指出“《成相》歌调,实战国时民间歌谣之一体,而为其常用者,故荀卿用其调以言治道而讽当世,其唱敲鼓以为节,实今大鼓书之始祖。”[33]朱引《礼记·乐记》“治乱以相”郑注“相即拊也”,释“相”为拊,为如鼓之乐器[34]。朱先生又考之《诗经·周南》、后汉《鼓吹铙歌》、南北朝乐府、白居易《长相思》词、刘禹锡《潇湘神》二曲等,得出“宋词句最为近似《成相》者,无过陆游之《钗头凤》。”[35]可见,朱少滨认为《成相》篇为“中国鼓儿词之最古者”。张之纯《评注荀子菁华》亦云《成相》篇“首节凡八章,词义样茂,汉初《安世房中歌》近之。”[36]可见,《成相》对后世文学影响之大,在文学史上当有一席之地。

 

杨宽完全认同朱少滨观点,说“这是我国最古的鼓儿词,是后世大鼓书的开端。”并进一步诠释道,“相是一种用皮革制作、里面装着糠的小鼓,用手拍击,歌唱时用来调节节奏的。”[37]李涤生引猪饲彦博之说而申述之,“相”又有了“打夯”说。“以杵筑基,北方叫做‘打夯’:打夯必歌,一以齐力,一以忘劳。故‘成相’盖古代人民集体举重时所唱助力之歌,荀子拟而作之,以宣传他的政治思想。”[38]

 

骆瑞鹤从字义出发,提出新解:“《礼记·乐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郑玄注:‘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既曲一终为一成,则成亦具重义。再成、三成,犹言重奏二度、重奏三度,盖曲不变而复奏。”[39]骆氏将“成相”之“成”解为“重”,相为“讴歌”,综其义为“重叠之歌”。此解释较好地符合了《成相》篇三章重叠复沓的形式。

 

综上可见,音乐之说形成了一个“解释系统”,在其内部仍存在分歧。若为音乐,是何乐也?到底是“弹词之祖”(卢文弨说),“瞽矇之词”(郝懿行说),还是“鼓儿词”?若为“乐器”,“相”又为何种“乐器”?是舂牍、夯杵、鼓,还是拊?因时代既古,此种争议恐怕一时难以搞清,仅视之为一家之说而已。

 

(四)“成相”之“相”实兼多义

 

将《成相》篇视为音乐之说,确实有其道理。一则,较好地解释了《成相》篇体裁异于《荀子》他篇之特点;二则,确实可寻觅到后世受此篇影响之乐曲、歌词;三则,与荀子本人重礼重乐、礼乐合一思想亦相一致。

 

若理解“成相”之“相”,需要厘清“相”之本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相,省视也。《释诂》《毛传》皆云相视也。此别之云省视。谓察视也。从目木,会意,息良切,十部。按目接物曰相。故凡彼此交接皆曰相。其交接而扶助者,则为相瞽之相。古无平去之别也。《旱麓》《桑柔》毛传云:‘相,质也。质谓物之质与物相接者也。’此亦引伸之义。《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此引《易》说从目木之意也。目所视多矣。而从木者,地上可观者莫如木也。”[40]可知,相本义为视,引申而有瞽相之扶助义。按此逻辑,后来的卿相之相、互相之相、相貌之相诸义皆由此引申而来。就《荀子》一书所见,有相及、相通、相反、相信、相人、非相、形相、卿相、主相、成相等众多词组。可见,荀子“相”之义多矣,几乎包含后世所及之含义。

 

故“成相”之“相”义,不当拘泥于一个义项。作为《荀子》一书篇名而言,是为一民间固定之乐曲,犹如后世词牌名。作为演奏方式而言,可为手持之乐器,不必为舂牍,也可能是拊、鼓等。以此篇内容意蕴而言,可谓之成治之方。以此篇用喻而言,正如“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句所显示者,瞽人需要人相扶持,方能行走。此所谓“相师之道”[41]。故,人主在贤人辅佐下,方可治理好国家。《荀子》中出现“瞽”五次。除“如瞽无相”外,其余四次为“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瞽者仰视而不见星”。其义皆为“眼睛瞎”或由其引申的“无识别能力”之意,而无由“瞽”所充之乐师相关义。由是言之,不必将“如瞽无相何伥伥”之“瞽”理解为“矇瞽讽诵之词”之“瞽”,于是,亦不必将“如瞽无相何伥伥”之“相”理解为某种乐器。因其又可引申为政权之辅佐。此辅佐无论是指人或制度皆可。由是言之,“成相”之“相”实兼乐曲、乐器、辅佐、治理方法等多义。

 

三、《成相》为荀子本人作品新证

 

建立在前人论证基础之上,兹拟从证据排除、思想内证、文本自证、内容涉列、《左传》之传、文体辞气六大方面进行补充论证《成相》篇为荀子本人晚年手笔,是寄寓政治的通俗文学作品。

 

(一)证据排除:体裁、篇目次序、荀子身体状况均不构成非荀子作之证据

 

证据排除之义是将一些可能阻挠论证的基本问题扫清。《成相》篇体裁出现时间,在《荀子》一书次序以及与《荀子》他篇所谓“矛盾”均不能否证其作者为荀子。

 

1.“成相”体裁出现于荀子之前,当无异议

 

有人以《荀子》中有些篇什夹杂韵文或通篇为韵文(如《成相》篇)而认为此必不是荀子原书,这是失于细考的[42]。作为一种民间乐曲形式的《成相》篇在荀子所处之战国末年是否已存在?章学诚《诗教上》曾指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兴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43]可见,文体在战国时代已无体不备,《成相》篇亦然。卢文弨已嗅到《成相》篇与《诗》之间的关联,其言曰:“全篇与《诗》三百篇中韵同。”[44]岂止与《诗》三百之韵同?若参以骆瑞鹤说,再视全篇“请成相”重叠复沓的章法亦与《诗》三百相类。温柔敦厚之诗教、疏通知远之书教、广博易良之乐教、恭俭庄敬之礼教也存乎其间。后世所有的文学创新皆立足于战国时所确立之体。

 

此篇属成相杂辞体,《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载:“成相杂辞十一篇”。正如王引之所言“《志》所载《成相杂辞》在汉人杂赋之末,非谓荀子之《成相篇》也。”[45]此处著录之《成相杂辞》为受荀子《成相》影响之后人所作。后世成相体甚至词曲之体皆可溯源于此篇。

 

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与《成相》篇在内容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在文体形式同属成相体。学者一般认为《为吏之道》可能成文于秦昭王末年,而不会晚于秦始皇时。换言之,《为吏之道》是荀子之后的规章制度类作品。[46]作为官员守则、法律文书的《为吏之道》在内容、辞彩等方面,虽不可与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位一体的《成相》篇相提并论,但此可证明至迟在战末秦初之际,此类成相杂辞体裁应用已非常广泛。此体已由民间之乐曲走入学者笔端,再到官方文书类。荀子用当时影响日益广泛的文体来寄寓自身境况,也就符合文体发展逻辑与人情之当然了。学界近年来不少成果关注《成相》篇与秦简文献《为吏之道》之间的关联,在论证时将《成相》篇作者默认为荀子,大都认为是前者启后者,乃至启后世成相体作品,而非相反。换言之,战国之时已有成相体,不得以成相体于荀子时尚未出现之由而否证《成相》篇非荀子之作。

 

2.《成相》篇在《荀子》中位置与作者问题无关

 

《成相》篇于今本《荀子》中位置靠后不构成其非荀子本人作品证据。有论者以《成相》篇位于今本《荀子》第二十五篇,属于比较靠后的篇目而认为作者可能非荀子本人[47]。实则不然。作品作者考订不能以作品排列顺序为据,这一点不言自明。先秦时期作品排列与作者问题紧密相关者确实有之。如今本《庄子》分为内篇、外篇与杂篇。学界基本认可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篇、杂篇可能是其后学甚至包含他派作品。此仅对于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的《庄子》一书有效,而对于包括《荀子》在内的大多数先秦典籍则无效。如《论语》《孟子》《老子》等作品,即是其例。另,在刘向所辑《孙卿新书》中,《成相》处于相当靠前的第八篇。杨倞之所以将《成相》篇后置,将其与《赋》篇合为第十八卷,原因是“使以类相从。”[48]之所以后置,当出于文本体裁方面考虑,其属“赋之流也”,“以是荀卿杂语,故降在下”,[49]故而与作者问题无关。

 

3.《成相》篇与《荀子》他篇的“矛盾”也不构成作者非荀子之证

 

杜国庠看到了《成相》篇的唯一一处漏洞:“应该指出的是《成相篇》关于尧舜禅让的见解和《正论篇》的见解完全相反;《成相篇》赞美禅让,而《正论》则予以否定。”[50]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杜先生从荀子早年与晚年思想变化角度进行说明,无疑可从。从《正论》篇中荀子驳斥“尧、舜擅(禅)让”以及《韩非子·难三》“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51]来看,荀子无疑反对禅让制。但他不反对尚贤使能,如认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按此思想进展,这一矛盾必然会和而解。也就是说,荀子在最高王位的确定问题上,晚年走上贤能政治(当包括禅让与贤能者一途)的道路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思想内证:独特思想、专有名词与墨子批判

 

从《成相》篇“思想内证”来看,其包含着荀子特有的学术思想与专有名词,且通篇与荀子思想高度一致。学界公认,隆礼重法、辨合、符验、统类、积渐、执一、解蔽、君道、荣辱、法后王、义利两有等思想是荀子标志性学术思想。此类思想在公认为荀子本人所作的《荀子》其他篇章中有充分表述,可证其为思理一贯之文。

 

隆礼重法思想在《成相》篇中表述为“治之经,礼与刑”“刑称陈”“罪祸有律”“明德慎罚”“厚薄有等明爵服”等。辨合、符验、统类思想表述为“言有节,稽其实”“参伍”“法仪”“表仪”“律贯”等。此篇“参伍明谨施赏刑”,“信诞以分赏刑必”句与《议兵》“庆赏刑罚欲必以信”以及《大略》[52]“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完全一致。执一思想表述为“治复一,修之吉,君子执之心如结。众人贰之,谗夫弃之形是诘”[53],“思乃精,志之荣,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贰为圣人”等。这正与《儒效》篇“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思想完全一致。解蔽思想在《成相》篇表述为“忠臣蔽塞”“下敛党与上蔽匿”“上壅蔽,失辅势”等。此所对应者正是《解蔽》中指称的“人君之蔽”所论及的夏桀、殷纣、飞廉、恶来之事。君道思想则表述为“君论有五约以明”,正与《君道》“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相合。且此处“私门”一词亦现于《成相》篇:“下不得用轻私门”。法后王思想表述为“至治之极复后王”。荣辱思想表述为“修之者荣,离之者辱”。义利两有思想表述为“重义轻利”“泛利兼爱德施均”等。

 

有学者指出,“荀子激烈批判墨学,而《成相篇》却极其赞许兼爱说。[54]”以此为根据而对《成相》篇为荀子所作存疑。其所言《成相篇》赞许兼爱说,指的是“泛利兼爱德施均”一句。兼爱固然是墨子之标志性学说。一则,用“兼爱”一词并不一定赞同墨子兼爱学说,也可能是用相同词汇,而意义固有不同。二则,即使赞同,又有何妨?荀子批判墨子并不意味着将墨子所有学说一概批判。要知道,批判墨子与兼收熔铸其学说并非矛盾。荀子所谓“兼利天下”“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以德兼人”等语,不正包含着兼爱天下万民之义吗?而《成相》中的“兼爱”不正是“兼而爱之”“如保赤子”“以德兼人”之缩略表达吗?不正是荀子不反对墨子兼爱之说之证吗?囿于《成相》篇体裁、字数,荀子不得不舍弃一些字,将“兼而爱之”缩略为“兼爱”,将“兼利天下”缩略为“泛利”。这不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吗?因此所造成的假象为证据,不亦迂乎?故,用“兼爱”一词并不构成《成相》篇非荀子所作之证据。

 

荀子非墨,人所共知。即在《成相》篇,“圣人隐伏墨术行”“慎墨季惠,百家之说欺不详”二句,明批墨子,自不待言。“愚而上同国必祸”句亦隐有批判墨子之处。于鬯已指出此点:“上同者,尚同也。即墨子尚同之道也。《天论》篇杨注云:‘墨子著书有《上同》、《兼爱》。’則杨所见《墨子·尚同》篇正作《上同》。墨子尚同,而荀子尚别,荀与墨犹水火也,故荀卿斥诸子,独于墨子尤屡斥之。此云“愚而上同国必祸’,又隐斥墨子也。”[55]又,《荀子》中无“尚同”语,而有“上同”两处[56],除“愚而上同国必祸”(《成相》)外,还有“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不苟》) 。前一“上同”与“疾下”并言,体现公士不勾结、迎合君主以残害臣民的基本职业操守。后一“上同”,则批之为“愚”,“国必祸”。此两处“上同”皆是荀子所反对者,则又属隐斥墨子尚同说之例。另,“尚贤”在《成相》篇出现3次。尚贤思想是荀子所分有的儒家政治思想。“尚贤”在《荀子》中共出现15次,其中以“尚贤使能”面目出现者达11次,其余4次皆以“尚贤”出现。除《成相》篇3次外,《宥坐》篇1次。再如,仅《成相》篇中,“君子”出现5次,圣人4次,贤士1次。荀子士、君子、圣人层层递进式的人格修养境界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能将荀子全幅思想绾合贯注于1350余字之《成相》篇者,非荀子本人,孰能为之?这些思想在《成相》篇中均以一种非矫揉造作,而是行云流水般的方式表达呈现,非有如此缜密逻辑思想之荀子,非有如此高超文字驾驭能力之荀子,非儒家思想已入化境之晚年荀子,皆莫能作也。此亦可间接证明,《成相》篇写作时间当是荀子晚年居于兰陵之时。果如此,《成相》篇作者不为荀子,又会为何人?《成相》篇不作于《荀子》他篇已成之荀子晚年,又会为何时?

 

(三)文本自证: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

 

从《成相》篇“文本自证”角度来看,其存有大量荀子原创性、专有性、标志性话语。此类话语虽不是荀子哲学性术语,却打着深深的个人思想与辞彩烙印,具有非常强的个体识别特征。如“大儒”“墨术”“诞”“抴”即是其类。这正是王国维所称道荀子“思想之精密正确”之体现也。

 

1.大儒

 

观先秦典籍,“大儒”一词仅出现于《庄子·外物》与《荀子》中。《庄子·外物》仅1见:“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儒”当为“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57]《庄子·外物》以大儒与小儒对举,且讥讽儒者引经据典“发冢”事,明显带有门派歧见之贬义。《庄子·外物》属杂篇,其形成年代,学界迄无定论。《庄子·外物》与《荀子》之年代先后,虽不可妄言,但基本认为《外物》篇较《荀子》为晚。“外杂篇形成于儒家已有显学地位的时期,对儒学已显露出的各种弊病有所认识,加以尖锐的批评。[58]”此论当从。果如是,《庄子·外物》晚于《荀子》,则“大儒”一词为荀子首创。

 

另,“大儒”在《荀子》中出现14次之多,集中出现于《儒效》篇达13次。还有1次便是《成相》篇“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荀子从儒者社会作用、道德位阶角度,将儒者合逻辑地分为俗儒、雅儒、大儒。大儒是儒者分类中集道德与事功于一身之翘楚魁首。“大儒”是荀子为对儒者进行位阶式分类而特创之语,为荀子专有名词和标志性话语,并给予细致规定且大量使用。在《成相》篇,荀子亦将孔子视为大儒,与《儒效》篇“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的论述一致。

 

2.墨术

 

 “墨术”一词在《荀子》中虽2见,但其为荀子在批判墨家时建构起的指代性名词。荀子批判墨家,《富国》篇中有“墨术诚行”的忧虑。纵观先秦典籍, “墨术”独见于《荀子》一书。即使批判墨子甚有力的孟子亦仅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忧虑,并批判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59]可见,“墨术”一词可谓荀子原创性词语兼标志性话语。

 

直到东汉末年王充方让“墨术”一词重出江湖,且仅1见。其言曰:“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60]《成相》有“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从《富国》篇“墨术诚行”到《成相》篇“墨术行”可以想见,墨家学派之影响在荀子晚年依然巨大。《韩非子·显学》所言“世之显学,儒、墨也”[61],固不虚。墨家之于儒家的威胁在晚年的荀子心头平添了更深的忧虑。

 

3.诞

 

“诞”之一字,《诗》《书》中多见,在《老子》《论语》《孟子》中无见。《庄子》中仅1见:“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62]先秦诸子给“诞”下定义者,仅荀子一人而已。其曰,“易言曰诞”(《修身》)不仅为此词下一严谨定义,荀子还多用于他篇,思理一贯。故“诞”亦为荀子标志话语。如“夸诞”(《修身》)“诚信生神,夸诞生惑”(《不苟》)“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荣辱》)“遵道则积,夸诞则虚”(《儒效》)“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儒效》)“诞诈之人”(《君道》)“诚信如神,夸诞逐魂”(《致士》)“陶诞比周以争与”(《强国》)“口啍,诞也”[63](《哀公》)等。而《成相》篇中则出现“信诞以分赏刑必”。

 

4.抴

 

《成相》篇“直而用抴必参天”中的“用抴”一词另在《非相》篇2见:“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求(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抴”在《荀子》中仅3见,在其他典籍中虽有,但与荀子之意实不同[64]。“抴”的独特性及其应用亦可佐证《成相》与《非相》当为同一人。《非相》作者为荀子,几无异议,则《成相》作者亦不当疑。

 

另,《成相》篇“为民”出现2次:“尧让贤,以为民”“躬亲为”。这与“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不能以义制利,不能以伪饰性,则兼以为民”(《正论》)皆一律,皆是国君为民事。《王霸》中“其于声色、台谢、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以及“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与《成相》篇“卑其志意,大其园囿高其台”,何其一致!

 

(四)内容涉列:事件、时间、人物均无违和之处

 

从《成相》篇“内容涉列”来看,其中有一些属于荀子亲身体验者,历史人物、事迹之使用也为《荀子》他篇所惯用。且此类人物皆位于荀子之先,而绝无年代违和之问题。

 

从内容所涉及历史事件来看,春申君之死与荀子废老兰陵存于此篇。“虽有圣贤,适不遇世,孰知之”,道出了荀子本人不遇世、不遇时的晚年凄凉心境,而“春申道缀,基毕输”更是荀子亲身经历、切身感受者。此正可证成《成相》篇写作年代:“《成相》篇写作年代就更清楚了。‘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道出了春申君为李园所害的史实,这当是公元前238年之后所写。”[65]其中“春申”是否为春申君黄歇?观历来注释杨倞、郝懿行、吴汝纶均明确表态为然,而其他注者认为理所当然为春申君,觉不必注而未注。仅有卢文弨认为“此‘春申’句有误,必非指黄歇,注非。”[66]然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其后,刘师培以“荀传《左氏》,故人名亦多从《左传》之称”,“展禽”与“鲁申”同时之理由,而认为“‘春申’,当作‘鲁申’。春、鲁二字篆文相似而讹。”,进而以“周公之基业至僖公(鲁申)而竟墮也”说之[67]。王天海氏竟觉义长可从。将春申改鲁申,一则,犯了擅改古书之训诂大忌;二则,无视荀子与春申君关系史实;三则,无视战国四公子均于《荀子》文本中出现,此正是唯一一次“春申君”出场之记录。

 

“从全部《荀子》来看,还找不出一篇内容后于《成相》的作品,因此,我断定《成相》系荀况的绝命之作,是思想家的思想火花最后一次闪光。”[68]此正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69]可见,《成相》篇为荀子晚年居兰陵所作,正与《史记》所载相合,甚至可推测此篇为荀子封笔之作。

 

从《成相》篇所涉及历史人物来看,非儒家之荀子又有谁会在儒家道统未经韩愈梳理塑造之前,在如此短小之篇章《成相》中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孔子一贯而下之统系,做如此全面系统整理,致如此深情敬意?此正是日人村岗良弼所评:“痛切慷慨,悲歌涕泣,亦有心之作。”[70]

 

从《成相》篇内所涉及时间来看,有学者指出,“从时间来看,《成相篇》提及春申君之死(前238),而《荀子》他篇所记历史事件大致起于齐匡章伐燕(前314),而终于邯郸解围(前257),且对这近6O年间的重大战役以及政治事件大多都有记录,对自邯郸解围至春申君死近2O年间的历史则只字未提。”[71]以此为据,认为荀子以邯郸之役为界因年高而息笔。这包含着对《成相》篇写作时间以及对荀子身体状况的无端猜测。《成相》篇并非简单地一篇文字,此已是学界共识。至于可分为三篇、四篇还是五篇存在争议[72]。既然并非一篇,也可能非写成于一时。作者具体创作时间已不可详考。这与作者创作动机、灵感来源、现实触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另,今本《荀子》并非荀子一生创作之全记录,根本不可能从中看出作者哪一篇具体作于何时,又于何时正式息笔。故推测荀子息笔时间说固不可从。

 

若以《成相》篇引用广博、论证详实、逻辑缜密特点看来,不像是老者而作,当是一才思敏捷、身体状况极佳的学者所作之论更是荒谬。这正可用《正论》篇中荀子驳斥“老衰而擅(禅)”“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之语来反驳。“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人身体机能可能会随着年龄而下降,而智慧却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通透达观。所谓智慧不老是也。荀子老年难道真的连“智虑取舍”而成一篇严谨短文的能力也没有了吗?荀子老年的“血气筋力”连动笔之力都没有了?退一步讲,即使无动笔能力,口授而他人执笔记录而成者,不也是荀子之作吗?

 

(五)《左传》之传:《成相》所传史事、语言蒐集

 

《成相》篇有《左传》所传史事及《左传》名言,可蒐集而出以辅证作者为荀子。何以故?荀子为《左传》传承谱系中重要传人,其为文过程中不自觉地使用《左传》典故、名言,此属自然透露而出者。

 

1.《左传》《成相》皆载伍子胥见杀事

 

汪中引《经典叙录》以证“《左氏春秋》,荀卿之传也。”其列《左传》传授谱系为左丘明—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卿—张苍—贾谊[73]。刘师培所列“孔子传经表”[74]中《左传》一系亦同汪中所列谱系。又,汪中《贾谊新书序》言“生固荀氏再传弟子也”[75],还举其“伍子胥见事之不可为也,何笼而自投水,目抉而望东门,身鸱夷而浮江”句以证贾谊《新书》述《左传》之事。《成相》篇所载伍子胥见杀事,其徒孙贾谊《新书》亦载其事。

 

“子胥”一名于《荀子》中出现7次。如 “比干子胥可谓争矣” ,“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臣道》);“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君子》)“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大略》)在《成相》篇便出现2次:“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欲衷对,言不从,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若依传统观点,将《成相》分为三篇之分法,此两处出现于第一篇与第二篇。且第一次仅提及“子胥见杀”之事,而第二次则具体写伍子胥死之惨烈,寄寓作者之感怀与同情。“伍子胥见杀”事载于《左传·哀公十一年》:“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76]对《左传》非常熟稔并灵活运用《左传》史事者,让《左传》传人荀子的可能性大增。

 

2.《左传》《成相》皆言“明德慎罚”

 

明德慎罚是儒家接续自周而来的传统为政理念。此语所彰显的思想史传统与《左传》《尚书》皆耦合。《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77]《尚书·周书》中可以看出,有关“敬德”“明德”之类的言论确实俯拾即是。如《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78]。《无逸》:“皇自敬德”[79]。《多方》:“罔不明德慎罚”[80]。而“明德慎罚”在《左传·成公二年》中亦有记:“《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81]作为传经之儒的荀子在其文中用《左传》《尚书》之语,不亦宜乎?

 

3.《成相》与《荀况集》及其他可能之关联

 

历史上曾著录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的《荀况集》与《成相》之间是否有关联?其间的关联性对于确定《成相》篇又有何关系?

 

据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中云:“《隋书经籍志》有楚兰陵令郇况集一卷,注云:‘残阙,梁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绪《七录》,盖《七录》题二卷者,正谓《赋》一卷、《成相》一卷也。修《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赋也,徒见郇卿《赋篇》仅六赋,不可分为二卷,疑有残阙,故注其下曰‘残阙,梁二卷’,亦殊疏矣。至《旧唐书·经籍志》有《郇况集》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亦有《郇况集》二卷,皆据《隋志》‘梁二卷’之文载之而已,非别有全本也。”[82]

 

《荀况集》既然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三书中皆有注录,当确有此书。但此二卷之内容,史既失载,今只能作合理推测。据梁启超“《成相篇》《赋篇》,此二篇为《荀子》的美文,本不在本书之内,略浏览知文体之一种可耳。”[83]梁氏“本不在本书之内”正可作胡元仪之说注脚,说明《成相篇》《赋篇》可能即是《荀况集》中之二卷。而《汉书·艺文志》中所载“荀卿赋十篇”可能即是《荀况集》中之一卷,《成相篇》为其中另一卷。从今本《荀子·赋篇》来看,仅有赋五篇、佹诗二章、遗春申君赋,篇目明显不足十篇之数,当有佚失。而《成相》篇是否有佚失,不可妄下断言。《荀况集》属四部之集部,故以集字命名之。以某人人名集称,则其作者为荀况,明矣。

 

又,“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书目》云:‘《春秋公子血脉谱》传本曰郇卿撰。《秦谱》下及项灭子婴之际,非郇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别,如指诸掌,非殚见洽闻不能为,其间不无讹缪。’案郇卿从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公子血脉谱》,盖据《左氏传》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书也。”[84]《春秋公子血脉谱》虽于宋时亡佚,但未可轻易疑古书为伪。唯有《左传》传人,方能对所载事知之甚稔,故作此血脉谱以利《左传》之传。而荀子为之,亦可能矣。胡元仪所论当不差。因此之故,有理由做如下合理推测:晚年的荀子在政治上失意透顶,身体上步入老年,心境思想上炉火纯青。虽有孔子当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85]之感慨,但儒家的立命担当意识使得他又不能不萦怀系心、有所作为,于是将以往思想、作品作一系统整理,以俟来者。同时,为了便于思想之传播,荀子又借助民间俗文学形式,将全部思想进行改编为《成相》篇。不作如此想法,不能解释何以《成相》篇贯注着荀子全幅思想。

 

(六)《成相》篇程式、风格、辞气似荀子

 

从《成相》篇程式、风格、辞气来看,属荀子所作可能性也极大。此证只能为辅助证据,仅具有间接意义而无直接意义。

 

从文章程式上来看,《成相》篇通过三、三、七、四、七的字数,保证了词句精炼与韵律均齐,读之朗朗上口。这又是荀子追求逻辑明晰之体现。荀子将民间俗文学的旧瓶装上了个体思想的新酒,是其“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经验性思想格调的体现,也体现了荀子与时屈伸的儒家修养与个体人格的统一。

 

从为文风格及辞气来看,若觉得《成相》篇情感表达过于愤激,而否认为荀子作品,可将其与荀子性恶论思想与《赋》篇中《疠怜王》答谢书[86]结合起来理解就不会感到诧异了。从《成相》篇所彰显的怀才不遇之感、怨艾幽愤之词和对圣君贤臣之渴望,以及散见于今本《荀子》他篇典型、常用词语、特色词语看来,此篇无疑“写出了一首挽歌,既挽春申君和楚国,也挽自己。”[87]荀子从兴、观、群、怨诗教之社会作用出发对“俗文学的制作与利用”[88]以讥刺战国末世乱相,将忧国忧民的情感与不平则鸣的幽怨合而一之,统合了政治性与文学性,将荀文浑厚(郭沫若语)之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

 

综上可证,《成相》篇是代表荀子思想的纲领性作品,当为荀子晚年废居兰陵之地,思想成熟老练之时,借民间歌曲形式而创作的蕴含其人生境遇与政治理念的老辣文章。可将此篇定位为荀子晚年思想综合纲领性作品。之所以采用通俗文学的形式,一则可以避患,一则利于传播。又,此篇将内容的深刻性与形式的通俗性完美的合一,无疑值得今天的文艺创作者、文化传播者、思想创作者借鉴。

 

注释:
 
[1]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56页。另,文中所引《荀子》原文,皆出是书。后仅出《荀子》篇名。
 
[2] 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1页。
 
[3] 若全面言之,于否定派与肯定派之外,当还有折衷派,或谓之谨慎未表态派。由于此派态度含糊,不明言何人所作,不列证据,故无法反驳其观点,兹不将其列入。另,如今不少网站将《成相》篇仍归属于先秦佚名诗人《成相杂辞》,将《汉书·艺文志》所载《成相杂辞》与《荀子·成相》混而不分,说明至少在大众普及层面,此篇作者问题仍然含混,亟待厘清。如古诗集网:https://www.gushiji.cc/gushi/42600.html、古诗文网:https://www.gushic.com/shiwen/514.html、中华好诗词网:http://www.haoshici.com/4cf1z64.html。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29页。
 
[5] 杨筠如:《荀子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页。
 
[6] 杨筠如:《荀子研究》,第29-30页。
 
[7] 杨筠如:《荀子研究》,第14-21页。
 
[8] 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7页。
 
[9]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8-183页。
 
[10]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84-190页。
 
[11] 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上》,第21页。
 
[12]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77页。
 
[13]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62-664页。
 
[14] 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2页。
 
[15] 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第53页。
 
[16] 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62页。
 
[17]佐藤将之:《荀学与荀子思想研究:评析·前景·构想》,台北:万卷楼,2015年,第49-58页。
 
此观点另见于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37-45页。
 
[18] 张小苹:《<成相篇>非荀作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8-144页。对张小苹所提出的三大证据,在“新证”部分将随文予以反驳回应,详见后文。
 
[19]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
 
[20]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77页。
 
[21] 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第55-56页。《汉书·艺文志》中所载“《成相杂辞》十一篇”并非《荀子·成相》与《赋》篇之和。
 
[22]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
 
[23] 骆瑞鹤:《荀子补正》,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24] 此处夺一“请”字。中华书局版《荀子集解》(第539页)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荀子校释》(第977页)皆夺“请”字。据光绪十七年长沙王氏家刻本《荀子集解》与王念孙《读书杂志》校改,当为“请成相者”。所据版本信息为,王先谦:《荀子集解》(光绪十七年长沙王氏家刻影印本),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第743页。王念孙:《读书杂志·读荀子杂志》(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85页。
 
[25]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539页。
 
[26]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9页。
 
[27]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78页。
 
[28]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
 
[29]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9页。
 
[30]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9页。
 
[31]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61页。
 
[32] 此信名为《朱师辙(少滨)先生答著者论<成相篇>很像<凤阳花鼓词>书》,收入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75-183页。
 
[33]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80页。
 
[34]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76页。
 
[35]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85页。
 
[36]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279页。
 
[37] 杨宽:《战国史》,第663页。又有学者考“相”为拊之具体形制、样貌。见刘延福:《荀子文艺思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6-188页。
 
[38]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569页。
 
[39] 骆瑞鹤:《荀子补正》,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5-176页。
 
[4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41] 如《论语·卫灵公》中所载孔子事,即是。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8页。
 
[42] 《荀卿书若干问题的探讨(代序)》,参见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5-16页。
 
[43]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
 
[44]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58页。
 
[45] 王先谦:《荀子集解》,2016年,第538页。
 
[46] 余宗发:《先秦诸子学说在秦地之发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第106-111页。
 
[47]杨筠如已作如此怀疑。另,金德建认为,《大略》以下七篇是武、宣之时的汉儒假托之作。在《大略》以上的两篇《成相》《赋》是否为荀子所作,恐有问题。参阅金德建:《古籍丛考》,上海: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6年,第51-52页。
 
[48]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64页。
 
[49]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38页。
 
[50] 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174页。前文所及的张小苹亦以此为一非荀子所作之证据:“荀子激烈抨击禅让说,而《成相篇》却积极称许禅让说。”一则,荀子晚年与早年思想变化可为合理解释。二则,不是也有学者认为《荀子》中有所谓矛盾之处吗?且不说思想家本人思想矛盾可能存在,难道不会是今人对其解读有误差之原因吗?
 
[5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2页。
 
[52] 《大略》篇基本是荀子学生所记荀子本人言论或喜言或手录之材料,虽未经荀子整合而成系统文章,反而更能保存言论之真。可参考俞志慧:《<荀子·大略>为荀子读书笔记说》,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另,《大略》篇有不少与《大戴礼记》所载曾子之言重合。《大戴礼记》成书虽晚,但所记载之言论却为先秦之旧。此由近年来的出土文献部分地证实。如《曾子》十篇反映的是第一代孔门弟子的学术面貌,郭店儒简代表的是第二、三代孔门后学的思想世界。参见刘光胜:《孔孟之间儒家天人之学的转进》,载《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于是,近年关于曾子言行的《曾子辑校》一书出版,利于推进此项研究。参见:王永辉、高尚举辑校:《曾子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故《大略》篇亦可代表儒家固有之思想,可代表曾子之思想,当然也部分地代表荀子本人之思想。
 
[53]此与《劝学》篇或直引或间引《诗·曹风·尸鸠》“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得出了“这也是《成相》篇可能作于荀卿的一个证明。”参阅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1页。
 
[54] 张小苹:《<成相篇>非荀作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8页。
 
[55]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282页。
 
[56]另有一处疑似“上同”之处,见之于《正论》:“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有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此句中的“则与无上同也”当以“上”字绝句,而与同隔开,故不构成“上同”一词。
 
[57] 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07页。
 
[58] 金德三:《<庄子>外杂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2年,第1页。
 
[59]此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见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3页。
 
[60] 黄晖:《论衡校释》(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40页。
 
[6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3页。
 
[62]出自《庄子·在宥》,见曹础基:《庄子浅注》,第145页。
 
[63] 《孔子家语》中凡2见。“口啍,诞也”此语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为“啍啍,诞也”。另《孔子家语·弟子行》中还有“其为人之渊源也,多闻而难诞”。分别见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65、144页。
 
[64] 如《楚辞·九歌》中有“桂擢兮兰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尚有“浮文鹢,扬桂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瑇瑁,钓紫贝”。但此二用例与《荀子》之“抴”不同,未可混为一谈。在《荀子》中,“抴”“枻”“楪”实通而为一,是为“椄楪”。“接人用抴”即为“接人用楪”。推测“接人则用抴”之“抴”,俗字为“枻”,本字当为“楪”。“抴”“枻”之形可能为后世传抄过程中省笔以便书写导致。“接人用楪”是为“椄楪”,简称为“楪”。从敦煌汉简、西北屯戍汉简、居延汉简中的记录来看,“楪”与门关虽不完全相同,但属同类,是门内侧的安全装置,形为较薄的方形小横木,以防止人从门外进入之用。此物无论是在边塞要地、城郭之门还是住户人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安全装置。详见姚海涛:《<荀子·非相>“接人则用抴”之“抴”注评与新释》,载《邯郸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7-25页。
 
[65] 廖名春:《荀子新探》,2014年,第61页。
 
[66]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43页。
 
[67]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83页。
 
[68] 邓汉卿:《荀子绎评》,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546页。
 
[69] 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52-2853页。
 
[70] 董治安、郑杰文、魏代富整理:《荀子汇校汇注附考说》(全三册),第1284页。
 
[71] 张小苹:《<成相篇>非荀作考》,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38页。
 
[72] 刘延福:《荀子文艺思想研究》,第189-190页。
 
[73] 汪中:《述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8页。
 
[74] 劳舒编.雪克校:《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75] 汪中:《述学》,第52页。
 
[7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64-1665页。
 
[77]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03页。
 
[78]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22页。
 
[79]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50页。
 
[80]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268页。
 
[8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03页。
 
[82]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6页。
 
[83] 转引自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第978页。
 
[84]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6页。
 
[85]出自《论语·子罕》),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6页。
 
[86] 可参见姚海涛:《荀子〈疠怜王〉答谢书索隐》,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29-37页。
 
[87] 邓汉卿:《荀子绎评》,第544页。
 
[88] 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第181-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