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古今政教和解之征兆与前景——小议国家博物馆门前孔子像的立与移

栏目: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
发布时间:2011-06-22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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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明

作者简介:唐文明,男,西元一九七〇年生,山西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等,主编《公共儒学》。  

 

     古今政教和解之征兆与前景

     ——小议国家博物馆门前孔子像的立与移

     作者:唐文明

    来源:作者惠赐

     

    孔子像立于国家博物馆门前一百天后,又被移入馆内。孔子像的立与移都引起了网民的热议。孔子像初立之际,我曾接受记者采访,指出不宜对此事作过度政治化的解读,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从一个历史的脉络来看这一事件的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国家博物馆选择孔子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人物,立其像于门前,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网民之所以如此敏感,一个因素乃在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比如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在立孔子像的地理位置上淡化国家博物馆门前而强调天安门前。这样一来,理解的侧重点就从文化转为政治了。如果一定要侧重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这一事件,我的看法是,国家博物馆门前立孔子像的事件是现代中国赖以成立的全盘革命的政教传统与古代中国泽被其中的人文化成的政教传统走向和解的一个征兆。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于2003年,是在原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既然中国历史博物馆所代表的是古代中国的政教传统,而中国革命博物馆所代表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教传统,那么,由二者组建而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成立本身以及能够体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之馆方意志的立孔子像事件就是两种政教传统走向和解的一个征兆。 

     

    孔子像的由立而移,如果笼统地将之作为政府行为、认定其反映了政府意志的话,那么,整件事确有出尔反尔之嫌,因而亦有损于政府的形象。不过,据说孔子像的立是国家博物馆自发的行为,而孔子像的移则与高层的意见有关。即使是这样,孔子像的由立而移也反映出统治者精神上的不自信与行动上的不成熟。帝制被推翻一百年后的今天,孔子的形象主要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孔子比其他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资格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这一点大概能够得到最广泛的承认。在国家博物馆门前立孔子像,其实际意义主要是中国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展示和宣扬。至于因其临近天安门或就在天安门一侧而变成网民的一个热议话题,政府恰当的姿态应当是引导民众正确地看待中国的过去与现在。而且,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克服当下一些具体的危机或许并不难,难的是一个更大、更深的危机:在共产主义信仰已然衰落的处境下,如何从过于刚性的政治统治模式进展到或过渡到更为柔性的文化治理模式,从而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于此,绵延数千年的、以孔子为标志性人物的儒家精神传统如何在凤凰涅槃之后重获新生、重新发挥其收拾人心、保家卫国的教化功能,就是一个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重大政治问题。 

     

    整个事件中网民的热议当然最值得留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部分民众在政治态度上的一个光谱。当然,这个光谱的代表性不宜过分扩大,因为网上的许多看法受到那些与大众媒体有紧密联系的意见领袖和学院知识分子的很大影响。概而言之,以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进行分类,这部分网民的政治态度可以分为激进左翼、激进右翼、温和左翼和温和右翼四类。 

     

    激进左翼以一些被称为老左派的共产党员为代表。他们拾旧人之唾余而不察其谬,认为孔子所开创的文教传统彻头彻尾为封建专制服务,是吃人的礼教,因而也认为现代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暗无天日。不惟如此,他们还主张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应当继续深入地以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和行为逻辑对文教领域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大力的国家整顿。这一路线会将中国再次引向灾难,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毫不客气地说,“五四”余孽,“文革”谬种,莫此为甚。 

     

    激进右翼以一些照搬西方思想、缺乏历史处境意识和社会现实感觉的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其中不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的基督教**教会成员。有趣的是,他们与激进左翼在政治态度上可谓水火不容,但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看法却惊人地一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弥漫于一些民众心中的其来有自的政治情绪,但对于自由主义的理念如何与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的问题毫无自觉,遂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且与大众媒体互动最密的政治浪漫主义思潮。不消说,激进右翼和激进左翼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都依赖于对古代中国在根本上持否定态度的那种历史叙事,他们所犯的是一种严重的文化幼稚病,因而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不成熟的。 

     

    温和左翼以1990年代以来被命名的一些新左派人士为代表,其中不乏一些新生代的学人。他们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并因此对自由主义保持警惕。他们认同中国近百年的革命传统,从而也认同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中国。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古代中国及其文教传统也有着相当的敬意,这是他们不同于激进左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们对于古代中国及其文教传统的敬意一方面是出于国族建构的考虑,即以追溯性的方式形成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叙事,从而凝聚中国人的国族意识,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之连续性的深刻洞察,即充分意识到由革命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从很多重要的方面来看正是古代中国的现代转化,二者并非仅仅是断裂的关系。能够体现出他们的立场属于左翼的最明显的特征,除了他们以捍卫平等的理想为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外,莫过于如下这一点:他们将现代共产党中国的党员干部政治体系与古代儒教中国的士大夫政治体系相比拟,从而以大一统和学习型的先进团体等理念为党国制进行辩护。温和左翼在当前中国政治话语的生态分布中属于比较务实的改良派,在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上他们并不排斥自由主义,反而或明或暗地吸收自由主义的一些有益的东西,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温和右翼以少数新生代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其中也有一些承现代新儒家思想余绪的儒门学者。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的,因而对产生于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党国制持彻底的批评态度,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与党国制的政治结构有关。他们与激进右翼的最大差别在于他们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有一定的认识,因而一方面在策略上更注重一些能够成全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比如法治与宪政,另一方面重视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有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结合起来的明确意识。与此相应,他们对于古代中国的文教传统有相当的敬意,这是他们区别于激进右翼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温和右翼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或许会越来越大。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理论挑战,其实是稳定性问题,即,如何能够建设一个自由主义的、亦具有较强稳定性的中国?如果在稳定性的问题上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和说明,他们的立场大概很难得到更广泛的接受。 

     

    至于在精神信念上服膺孔孟的儒门学者,其实从前面的分析中也能看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有左有右,但大都拒激进而持温和。对于孔子像的由立而移,儒门学者也因其政治立场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看法:政治立场倾向于温和左翼的认为政府此举实属不妥,且担心此事对儒门信徒造成伤害;政治立场倾向于温和右翼的认为孔子像的移走是一件大好事,并提示儒门信徒从此醒悟,不要再有“得君行道”的无谓幻想;一些更为保守的儒门信徒则反应更为强烈,认为政府此举背道逆理,亦呼吁政府复古更化。其实对于儒门,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别的,而是自身内部各个方面的建设。对孔子的诋毁已经持续了近百年,可以想见,这样的状况不会很快终结。直面对孔子的种种诋毁,一个儒门信徒应有的态度其实早已见于经典:“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