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瑄 曹炜】明末清初吴地惠氏三代的学术传承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1-11-02 17:48:02
标签:吴地惠氏

明末清初吴地惠氏三代的学术传承

作者:周一瑄 曹炜(苏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九月廿八日甲寅

          耶稣2021年11月2日

 

一说到乾嘉学派吴派,惠栋是无法绕开的人物,他无疑是乾嘉学派吴派的一代宗师。惠栋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学术地位,他之前的三代先人功不可没。正是因为深厚的家学渊源,才使得惠氏家族到惠栋一代终成集大成者。

 

著书立说开一代家学

 

据《清儒学案》记载:“朴庵筚路蓝缕,研溪、半农继之,益宏其业,至松崖而蔚为大师。传授渊源,自当以世为序,以明一家之学。”惠氏家学以有声为渊薮,其人博通经学,以九经教授乡里,治《易》《春秋》等经书皆有所建树。令人遗憾的是,身为明末贡生的有声处于朝代更替之际,其著遭乱散佚,未能留存至今。其子周惕秉承庭训,同样长于经学,但其经学研究著作今也唯见《诗说》一书流传于世。惠栋有言:“惠氏经学,权舆于曾王父……公传其学因著《诗说》《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其《易传》《春秋问》《三礼问》,公悉口授大义,命先君书之。其后先君述两世之学,著《易说》《春秋说》《礼说》《大学说》数十卷。”由此可知,惠氏经有声、周惕至士奇治学不辍,士奇所著《易说》《春秋说》《礼说》等实乃惠氏三世治学之结晶。

 

纵观有声、周惕、士奇三代,我们可以明显感知其崇汉倾向。明末清初,学界出现“理学清算”局面,汉学兴起初见端倪,惠氏自有声始,治学讲究实事求是、信而有征,这与汉代学者的研究传统不谋而合。以治《易》为例,惠栋论及其曾祖时说:“初曾王父极推汉学,以为汉人去古未远,论说各有师承,后儒所不能及……既老,不复著述,以其说口授公,公授之先君,由是雅言古训,遂明于世。”李鼎祚《周易集解》一书汇集两汉至唐近四十家《易》注,是唐朝以后保存汉《易》的唯一文献,有声“闵之不存”,参众说为其作注,此举开启了恢复汉《易》的工作。口授相传至周惕,纂《易传》一书,而后士奇上承家学,远绍汉儒易学,撰成《易说》,坦言:“《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从有声力复汉《易》,还原古《易》面貌,至周惕受其父熏陶,治《易》著书,再到士奇对汉学家治《易》方式的认同,惠氏三代不止于观念上推举汉学,而且在治经的实践过程中表明对汉学的认可,形成家学规范,确立吴派汉学基调,影响后世。

 

以经解经明治学路径

 

自古汉学家讲经重视训诂考据,惠氏三代取法汉儒,认为“经之义存乎训”;又得益于深厚的经学功底,于是在训释经书中文字名物抑或考证典礼史实等问题时,往往以诸经为宗,广征博引各类经书,参照众经说作解。因有声著作皆散佚,本文姑且不论,但将笔墨着落于周惕及士奇诸书。

 

周惕在《答薛孝穆书》中提及:“仆立说之旨,惟是以经解经……然仆据孔子《春秋》以驳左氏、赵氏不为无据,足下欲反吾说,亦必证据于‘六经’,而后与仆合要。”在其《诗说》所征引的诸多文献中,“春秋三传”和“三礼”占据半壁江山,足见经书分量。下面试举一例。

 

《葛覃》之诗曰:“害瀚害否,归宁父母。”言女子之适人者,有省父母之礼也。《泉水》《蝃蝀》《竹竿》之诗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适人者,不得复省其父母兄弟也,两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氏传》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谷梁传》曰:“妇人既嫁不逾竟,逾竟非礼也。”又各自为说如此……愚尝求之孔子之意,而知归宁之说非也。于《春秋》知之。《春秋》庄二十七年冬书“杞伯姬来”……而《春秋》何以书而讥之?以此知归宁之说非也。《公羊传》曰“妇人为嫁曰归”,是也。(《诗说》卷中)

 

周惕考察《诗经》发现,《葛覃》与《泉水》《蝃蝀》《竹竿》等诗当中有关“归宁”的理解相互抵牾,矛盾点在于“归宁”是否意为“省亲之礼”,而后参考《左传》《谷梁传》,提出省亲行为不合礼制,宜解释为“女子出嫁”。这里我们不论周惕之说是否确切,且论其释一词而涵盖“春秋三传”之说,确证了其“以经解经”的治学方式。

 

“以经解经”的提出源于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总结,南宋黄震在其《黄氏日抄》有言:“字同义异,可破世俗以经解经之弊”,道出了治经专宗原典的局限性。明中叶以降,尤其明末清初之际,“以经解经”得到长足发展,习见于学者的论著当中。一些学者利用自身博闻强识、会通群经的特点,在解读经文时精心校勘经书,还原经书原貌,于经书中寻求本证,同时突破原典限定,以传作为补充,表达的经义更为丰富准确。周惕、士奇契合时代转型,治经之法应运而生,不仅开启了吴派“以经解经”的治学路径,成为后世阐释典籍的首要原则,还展现出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际,学者的治经范式。

 

创获有据继往开来

 

惠氏三代长于经学,并非不通史、子、集,周惕《诗说》一书虽着眼于经义,也包含了大量对春秋史事的讨论,士奇《礼说·地官》叙述农田耕作和土地制度问题,皆以《管子》作证。二人崇汉,但未专于汉儒经说,是谓“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先秦诸子或魏晋学说皆有所论,是者采择,非则辩证谬误,不墨守成规,也不盲目反对。正是这种辩证的态度,使得惠氏在治经的过程中有所创获,呈现出新的治经视野,其中以士奇《易说》最为突出。

 

士奇有言:“《春秋》本《周礼》以纪事,学者不明《周礼》,焉识《春秋》。”经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互通互成的,《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存在许多祭祀、聘礼等方面的礼制,不懂礼制无法说清《春秋》。这种“互通互成”的理念同样适用于《易说》表达出的治学主张。首先,《周易》此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语言文字学、哲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此书自然需要学者具备极高的文化素养,从多角度解读以求挖掘出更多含义。士奇究解经之根本,从训诂入手,而后探求经义,征引诸典,广采京、郑、荀、虞之义,博取《逸周书》《汉书》《史记》之事,更将《荀子》《管子》《墨子》乃至《内经》等纳入其中作为佐证,形成了以史证《易》、以子补《易》的典籍互通局面。其次,士奇为官多年,督学广东期间,施行良政、注重教化,行事多为人赞许,最后却遭受天子罚修镇江城之结局,草草收场。告老还乡之后,致力于经学,居官行事的经历促成其在治经过程中对“经世致用”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易说》中运用大量史实解释《周易》经义,而历史的价值在于,所发生的事件当中透露着事件本身所涵盖的理念。士奇正是通过挖掘这种理念宣扬经义,表明自己的立场。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学者纷纷寻求新的治学门径。惠氏有声、周惕、士奇三世传经,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他们治经过程中流露出的崇汉倾向,以及注重“以经解经”的治经方式,确立了家族治学范式,影响了乾嘉后人经典诠释的发展路向,促成了乾嘉经学的繁盛局面。除此之外,惠氏士奇承继家学治经方式,于治《易》过程中又有所创发,做出了互通典籍以达经世致用的新尝试,展现了更高的文化视野,在经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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