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论语·先进》——人的成长与理想人格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21-11-09 00:59:41
标签:《论语·先进》
杨朝明

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学术著作20余部。

《论语·先进》

——人的成长与理想人格

作者:杨朝明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杨朝明,尼山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如果把《论语》分为前半部和后半部,《先进》是后半部的第一篇。从总体上看,这一篇很特殊,该篇谈社会和谐问题。

 

在《先进》篇中,孔子所谈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第一章即“先进于礼乐”这一章,前人已经说的非常清楚。“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意思是没有贵族身份,要先学习礼乐,这些人是“学而优则仕”的人。“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有了贵族身份之后去做官,去管理社会,这或许对应了“仕而优则学”。在原来的世袭贵族社会,很多人天生就有贵族身份,能够直接做官,但孔子强调要先学习再出仕。在《论语》其它地方,也记载有的人学的差不多了,孔子问他怎么还不入仕,他认为自己还没学到家,还要继续学,孔子对这种态度很赞赏。

 

孔子说自己“从先进”,认为只有学好礼乐才能出仕,实际上这里强调的是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才算具有理想的人格,怎样才能是一个有洞察力的人。孔子从事民办教育,实现了学术下移。他认为学习好了再去从事管理,才能成为能够引领社会的人。孔子说“吾从先进”,很明显是要求先学好了再去从事管理,《左传》说“学而后为政”,这与《论语》前两篇篇名暗合。想到这一点,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

 

其实,“先进”这个词本身就显示了它的意义。这一篇最后谈到了儒家的志向,即曾点之志。这章更多谈到了颜回,颜回虽然人格完美,但他去世后,他父亲的有些做法未必妥当,如果颜回起死回生,他也未必赞同那样做。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颜回把孔子看做父亲一般,孔子也把他看做自己的孩子。正因为如此,对待去世的颜回,孔子才有那样的态度和做法。颜回的境界很高,后人能不能真正理解颜回?颜回泉下有知,会不会同意他父亲的做法?

 

孔子的态度,实际上还是基于对人心、对社会、对秩序、对礼乐的整体性与本质性把握。有了这样的把握,才是真正了解礼乐本质的人。这篇之中的相关叙述与议论,孔子希望学提升格局,培养他们成为更优秀的人。

 

 

 

对“从我于陈蔡者”章,大家有很多猜测。有人说这章表达了孔子的寂寞悲伤,其实我觉得这是孔子看到了“周游列国的弟子”这个群体,看到了困于陈蔡本身的意义。以前我曾经让一个学生撰写论文,专门讨论孔子“陈蔡之厄”事实的文化意义。孔子的际遇,也是中国早期儒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碰撞,也许这次磨难对于孔子境界的提升、对于孔子弟子的考验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大家会在很多典籍中看到孔子“厄于陈蔡”的相关记载,这一事件几乎就成了孔子政治命运以及他的人生际遇的象征。人们称孔子为“流浪的君子”,称他是“风雨人生的放歌者”,也大多带有这一事件的文化意象。

 

孔子周游列国时,困于陈蔡之时十分艰难,当时跟从孔子的这些弟子都受了磨难。像颜回、子路和子贡,他们厄于陈、蔡时,孔子曾问他们同样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到这种境地,你们怎么看?”颜回、子路和子贡的说法不一样,其中颜回的回答颇受孔子赞赏。颜回说:“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言外之意,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致力于修道立德。现在,孔子感叹这些弟子们“皆不及门也”,就是说这些弟子现在都不在孔子跟前了。不难理解,这章是说经历过陈蔡困境的弟子群体都经受了磨难,人要成为优秀的人,也许经历了这样的锻炼不是坏事。在这里,也许内含着孔子的一个心态,他在思考这个群体,《论语》编者也引导我们关注这个群体,关注他们在厄于陈蔡的过程中,是一种怎样的处境与心境。厄于陈蔡的景象,有人曾经特别描述,中央电视台《典籍里的中国》刚刚播出不久,其中也重点描述了这个景象。苦难的境遇会让人思考很多,他们经受住了考验,思考怎样修道立德,怎样不为穷困改节。

 

在流浪过程中,孔子体现出了君子之德。这一章,表面上看有孔子的落寞心境,他在怀念自己的弟子。但是,《论语》的编者的重点也许并不是描述这样的心情,而是描述“从我于陈、蔡者”这些人的去向。孔子这时候已回到鲁国,子路在卫国为政,也许此时颜回已经去世,子夏到西河讲学,这些弟子都不在孔子身边。孔子此时在其他弟子面前谈论,通过这件事,表达这个群体的特点,强调的是“从我于陈、蔡者”的重要性,他们是在陈、蔡经受过“藜羹不充”考验的人。看这章,要跟前面联系起来看,“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是讲如何成就君子。厄于陈、蔡时,孔子说:“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君子博学深谋遇不到合适时机的人很多,不独孔子一个人。孔子是一个流浪的君子,在厄于陈蔡这样的环境中,君子要有这样的思维,一个人的成长要基于类似的历练与考验。

 

“四科十哲”这一章争议很大,有人说这章和上一章可合为一章,也有说可独为一章;有人说这章是后人所编,也有人说是孔子自言。静态地看文本,如果是孔子自己所说,那这里不应该称众弟子的字,而且“从我于陈、蔡者”年龄应该较长,而“四科十哲”中有的弟子比孔子小太多,像子张、子夏,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当时也许没在这些人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独立地看这章。孔子培养弟子,要成就他们。首先每个人都有特长,如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但是这并不是说有德行的人不懂文学。文学就是传经,显而易见,传经好的不一定就没有德行。子路、冉有擅长政事,只是他们的一方面的特长,培养一个人,要使其全面成长,但德行是最重要的,但要根据天赋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

 

 

 

在“回也非助我者也”章,重点说颜回。按照孔子的标准,颜回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符合孔子心中的理想水平。孔子之所以对颜回这么夸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实际上孔子认为颜回和自己心灵相通,无需或者不用更多解释,颜回就能理解。这就像“窥一斑而知全豹”,有些人看一个斑点,就知道豹子。而有人则像盲人摸象,摸到了也不一定知道是象。但有人眼盲而心不盲,心中透亮。不论老师怎么说,颜回似乎都懂得,他既不反抗,好像也没有什么疑问,一听就明白了,这就是心灵相通,在同样的思维境界。曾子好像也是如此,据《论语》记载,孔子对他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曾子听懂了,但是旁边的人不明白,问曾子:“何谓也?”曾子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们二人都达到了“圣”的境界,颜回被尊为复圣,曾子被尊为宗圣,也许就是因为像颜回那样,于孔子之言“无所不说”。颜回知道老师说什么,他们心灵相通。

 

说了颜回,再说闵子骞,即“孝哉闵子骞”章。做人的根本就是孝,孝是大德。闵子骞用自己的行为,使家人免于非议,“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一个人的道德体现在孝上,闵子骞就是典型的孝。一个人要成就自己,就要从孝开始,这就像孔子所说“立爱自亲始”的意义。

 

“南容三复白圭”章,“白圭”之诗出于《诗经·大雅·抑》,其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白圭上的污点可以磨掉,但是言语中的错误却难以收回。“言”非常重要,所谓“言忠信”,“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言语中的错误怎么收回?覆水难收,说话要谨慎。

 

从颜回到闵子骞再到南容,便开始对“群弟子”进行描述。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此章连同下四章皆记颜渊之死。好学就是好道,就是“学以成人”“学成大人”,学的是道。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简单地学习就可以,而是学习修身做人的根本知识。这就像我们读书,并不是读《论语》就是好学。读《论语》就要完善自己,要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是。

 

“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这里显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孔子对做人提出了比较高的标准。例如孔子谈“五仪之教”,人可以分成五类: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孔子说,“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为什么后人强调“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做人就要讲究积极的修为。为什么有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际上这是对“修为自身”重要性的强调。许许多多人误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为“为己”是讲个人主义,是“为了自己”,不仅错了,而且完全反了。要做君子,要成圣成贤可没那么容易的。就像《孔子家语》的《王言解》说到的“君子之言”,孔子希望人们说话、做事、做人要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才行。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颜回达到了做人的较高标准。有人问孔子他的弟子中谁好学、谁努力、谁善于求道。孔子认为当然是颜回,可惜颜回“不幸短命死矣”,他已经不在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向孔子问“弟子孰为好学”的,在《论语》的记载中有两个人。这里是季康子问,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另一处是哀公问,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读《论语》,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

 

颜回去世后,他父亲来了,“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孔子怎么做的呢?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什么意思呢?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这样的看法五花八门,似乎各有道理。我认为,这是一个委婉说法,孔子说“我”是大夫之后,这是谦卑的说法,意思是也勉强算是大夫。在当时,对于不同的阶层或不同的人,丧礼规格有严格的区别。颜回为士,其殡不当用椁,故孔子婉言拒绝颜路的请求。这体现了孔子维护礼制的态度。

 

为什么强调自己是个大夫,实际上孔子是强调应明了颜回的身份。颜回若在,他当然明白,但他父亲不明白。对于礼的描述,要知道这些文字背后的意义。孔子注重内在,注重礼的实质意义。所以颜回去世后,面对颜路的做法,孔子才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钱穆先生说:“有志于学者,不宜在微末处骋才辨,滋枝节”,这就像孔子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颜回的名声真不在于他去世后是否给他用棺和椁,而在于他自己的修为。这就像孔子去世以后,很多人从各地来祭拜他,看看孔子去世后怎么发丧。对此,《孔子家语》的《终记》篇有记载。子贡就说,不是圣人埋葬人,而是我们这些人埋葬圣人。我们埋葬圣人,圣人做不了主,又有什么好看的呢?是我们这些俗人在做事,要学的话不如学圣人。所以颜回去世是否用椁,影响不了颜回的名声。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天丧予”这句话分量很重!孔子坚信“斯文在兹”,相信“天之未丧斯文也”。即使在周游列国的困顿之中,孔子依然有“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自信。可是,就在此时,孔子却发出了“天丧予”的慨叹,可见颜回在孔子心中的地位。孔子继承文王的事业,他是希望在自己百年之后让颜回担当使命,继续传承自己“道”的追寻。在孔子弟子中,孔子毫无疑问对颜回寄予厚望,所以颜渊死后,孔子才连声说“天丧予”。“噫!天丧予!天丧予!”我们体味孔子的语气,体味孔子深沉的情感。对比他“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自信和“天丧予”的绝望。孔子自身承载斯文,就像王充所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文王的“文”到孔子就是“斯文在兹”,再往下传时,本该继承自己使命的学生却不幸早逝。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在孔子看来,颜回死后都不恸哭,还有真正的情感吗?这里的意思和前后各章相应。颜回去世以后,“门人欲厚葬之”,孔子就说“不可”。门人给他说此事,孔子可以直接回答“不可”,但面对儿子去世的颜渊父亲,他应该要委婉一点,但孔子毕竟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孔子表面那样说,其实他的意思是“我难道不能把颜回当作我的孩子吗?”这几章都是讲孔子心目中的颜回。

 

 

 

第十二章,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注重人事,不能事鬼,并不是不谈鬼神。孔子不愿意谈死,他认为死和生两者之间是相通的、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看孔子的性命学说,何谓生?何谓死?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六合之外”即宇宙之外的东西,叫“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的东西则“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内”的“论而不议”,去谈论、去了解,如此而已。孔子说“天何言哉”,但依然“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议论的就是一个天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比如孔子作《春秋》,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作《春秋》时间为什么那么断限?《春秋》有微言大义,他没有过多去辨析。有些问题属于天理自然,人道应该顺应天理自然。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基本认知;到了大学,就要成人,就要“穷理正心”,应当清楚怎样做。比如,作为子女要孝亲,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孝”,试想:这个问题还需要辩论吗?面对这样的人,你还有给他继续讨论研究的必要吗?为什么要子游接受教育?为什么成人先明理,成就大人要格物致知、穷理正心?一个人不明理到询问“为什么要孝”这种程度,就像有人居“三年之丧”而甘食美衣那样,孔子或许斥以“不仁”而已。试想,这样子的人基本就无法健全、无法完善。“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关于“天命”“鬼神”问题,世人讨论很多了。《中庸》也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为什么要到孔庙去祭祀?鬼神有没有?孔子在还是不在?答案就是“如在”!这样的话,那牌位、那塑像,孔子、圣哲贤儒就在那里,有什么好议论的?在祭祀的感性空间里,你的心要在。心中有圣贤,心中有敬畏。心如果不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未知生,焉知死”也容易理解,一个人连自己生命最起码的意义都不明白,生活的真谛都不去感知,还谈什么鬼神呢?“变通无方”的是圣人境界,我们还是愿意向先圣、先贤、先儒致敬!

 

孔子所说妙极了!“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我们自己先活明白了,再说其他的事儿吧!有人烧香拜佛,连自己家里的“佛”都不供养。现在很多做“大学问”、有“大视野”的人,却忘了自己是谁,没弄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与其把精力放在“六合之外”,还不如把“心”收回来,安静一下,放在当下。这样做好了,再去思考更多的问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知生”,先“事人”,立足于当下。如果活得明白,就要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活。

 

第十三章,“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子乐”的“乐”,有人说就是各尽其性,表示孔子很高兴。这里也有不同说法。孔子了解弟子们。“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这句话也许是无意。孔子也是关心弟子,仿佛是说“子路你这样可了不得”,或者相当于“这样下去的话,后果很严重”。《论语》编者把这句话收进《论语》,或许正是因为子路后果的确很严重。

 

第十四章,谈到“言必有中”就是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治国者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以就是“何必改作”,对闵子骞的观点表示赞同。第十五章,“登堂入室”,大家都比较熟。据《孔丛子》,孔子也曾经评价子夏。子夏读《书》既毕,而见于夫子。夫子谓曰:“子何为于《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德,下有三王之义。”接着,子夏继续说了一达通。孔子怎样的反应呢?夫子愀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其亦表之而已,未睹其里也。夫窥其门而不入其室,恶睹其宗庙之奥、百官之美乎?”子夏读《尚书》,谈《尚书》大意,但《尚书》不像《周易》,《周易》的微言大义好像说不完,《尚书》是治政之书,为了疏通知远,不能没边没沿进行阐发,过分阐释也不行。所以,孔子说子夏“窥其门而不入其室”。

 

 

 

如果登堂入室了,相当于学生与老师一个思维、一个格局,相当于颜回之于孔子。我们读经典,要登堂入室,就要有“如在”的境界,尽量走近圣贤的思想世界,最大限度接近圣贤。王阳明很早就认识到应把“读书做圣贤”当成人生第一等的事业。做人要努力,尽力“为圣贤”,努力达道更高的人生境界,知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道理。登堂入室,就一定把握精髓,了解根本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入其室”“睹其里”。

 

第十六章,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一章体现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是很高的层次,真理迈过了一步可能就是谬误。为什么说“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里有“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在两座险峻的高山之间有一根绳子,一个人要从这上面走过去。他怎么过去?在上面他可以随意想,他也可以想象自己飞过去。他随便怎么想,也可以瞎想、胡思乱想,这是他的人心,这就是“人心惟危”。但是真正走的时候,他可不能胡来,所谓“道心惟微”,“道心”很精微,正确路也就这一条,你只有用心去把握,你才能平安过去。这时,就可以用力去考虑什么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了。你能把握中道,你就能过去。理解“十六字心传”,可以借助这么一个场景。想到“人心惟危”,就想到“危楼高百尺”的危惧、危险,想到人们的“好恶无节”,令人心生畏惧。

 

所以“过犹不及”,理解不难,把握起来并不容易。过,与“不及”一样都不中。《中庸》说“贤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做到“中”确实不易。《中庸》又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哪个不吃饭?你真能品味出生活的真味吗?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其实也是说把握中道。所谓“过犹不及”,就是要“允执厥中”。“师与商”二人都是孔子弟子中的佼佼者,那么为什么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颜回去世后,“今也则无”在孔子心目中,颜回是能够择善固执、执中而行的人。

 

第十七章,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推崇“仁”,“仁者,爱人”,对百姓的爱体现在“使民以时”“时使薄敛”,这样国家才能安定。冉求没有听从劝诫,帮助季氏聚敛,故孔子认为可以大张旗鼓声讨冉求。

 

第十八章,“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这话是不是出自孔子?如果是的话,孔子是说这几个学生各有特点,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么如何克己省身,引导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长处。随后的第十九章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是人的关注点不同,其成就的方面也不一样。

 

第十九章,孔子将两位弟子作对比,子贡“不受命”,可以与前面颜回“其庶乎”相对应。“屡空”是经常贫困,但经常贫困不一定没本事、没能力,只是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为什么“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颜回好学求道,这是隐而求道;子贡致力经商,同样能够得富。这里把子贡和颜回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孔子说“君子固穷”,这个“穷”不是经济上的。

 

 

 

第二十章,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本章孔子论述什么是善人,做一个“善人”,或许还有更高的格局,孔子说到过“善人”这一概念,如“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等等,善政就是善人为政,但是真正的善政还是格局很大的。圣贤执政一定是善政,但是真正的善人不践迹而行,他有自己的创造性,不因循守旧,遵从自己的内心。但只有创造性不因循守旧,却不一定能够登堂入室,达不到最高的格局。实际上善人和君子是不同层次的,还可以追求更高的境界,善人本质上的人是好人。

 

第二十一章,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色庄”是很庄重、很稳重、很大气的样子,但是别人评价他是不是真正的君子,却不会依靠外貌来判断。真正的君子一定是质美,就像前面所说的善人,真正的善,真正的境界高,并不是表面的,不能以貌取人。君子要笃实,不要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只是脸上庄重的人是伪君子。

 

第二十二章,“闻斯行诸?”孔子和冉有、子路进行对话,表现出孔子因材施教的特点,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的特点,进行回答,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孔子对学生性格的准确把握。第二十三章,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在这里,《论语》的编者很用心,他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孔子颜回师徒之间的情感在一问一答中得以充分显现,让我们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这让人思考师徒相处之道,心灵相通,生命的感通,给人一种特别的感动。

 

第二十四章,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孔子回答,说明为臣事君之道。在孔子看来大臣要有坚定而独立的政治品格,能够按礼乐的准则去辅佐君主,若君不从则去之。具臣则只是政令的实施者,子路和冉有作为季氏家臣,却不能匡救,又不能“不可则止”,表达了对季氏的不满。

 

第二十五章,“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还没到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强去做未必是好事。子路让子羔去为费宰,子羔还没有成熟,去了未必是好事。“贼夫人之子”,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伤害他们。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是强辩,因为“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韩诗外传》说的很对,“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学好了安国保民,学不好就要读书学习,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第二十六章,即“四子侍坐”章,这一章很有名,大家都说得比较多了。这章弟子“各言尔志”,反映了弟子们的志向与追求。每个人格局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弟子四人有人想军事打仗之事,有人想抓经济,有人想做礼官,但是曾点的志向有所不同,他似乎孔子很一致。曾点的理想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实际上是追求和谐社会。《春秋》常事不书,但也记载了很多的祭祀。为什么要记祭祀,祭祀是大事,其叙述事实的背后有微言大义。

 

风乎舞雩,指的是祈雨之祭,但他反映了内心的追求,反映了他们对于内心淡定、社会宁静理想状态的向往,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春秋》寄寓了孔子的理想,人们期望顺风顺水、风调雨顺。“天人合一”什么意思?理解不能简单化、表面化,天,包括山川河流,树木空气。但是,天绝不仅仅如此而已,他是指本真与本质,就是最自然的东西。天人合一,在本质上关注的是精神境界,是一种精神成果。天人合一当然是人与自然合一,但这里所说的自然是真空至纯至净的本质。自然的形式可以有变化、有生有灭,自然的本质没有变化、没有生灭。人的精神与自然具有同一性,这是高于一切形式的存在。

 

孔子说三代之礼是的形式可以变,可能会不断“损益”,但其本质怎么能变?所以孔子说“虽百世可知也”。所谓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自心不被一切形式所迷,回归自己的本性,是明其明德,是求其放心,是致其良知。

 

人长大了,还是自然的人吗?还有本初的样子吗?所谓“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心飞了,就不再纯粹了。老子说:“能婴儿乎”“复归于婴儿”,婴儿状态就是本真自然的状态,一个人天真的像个婴儿,就是纯粹的人。为什么说要身心合一,就是应该心不离身。有人张口就说假话,满肚子的弯弯绕,在追求利益路上跑得太快,就是追逐利益、追逐名利。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飞了,要收回来。什么叫致良知?什么叫明明德?“致良知”就是把我们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东西召唤回来,明其明德,彰显人性的光辉。天人合一,就是把天然的我、现在的我合而为一,这也是天人合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处在天地之间,该不该效法天、地之道,不该去了解社会和自然?明理,保持纯粹,世界就纯粹了。无我的境界,也许就是消融于天地之间。天人合一是整体思维、系统观念、全局意识,就是一个统一性。人之能“一”,那么,父母爱我们,我们爱父母,我们爱自然,我们爱一切,就会非常纯粹。唐代诗歌“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春天的小鸟出生了,对她下手,你忍心吗?

 

这种和谐的思想极其重要,中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才有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孙中山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追求可谓一以贯之。中国人讲君子和而不同,同时又追求天下大同。和而不同,讲的是不能违背原则;天下大同,讲的是求同存异。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才特别强调责任和义务,强调人的社会性存在。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才有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天下观念。才有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这样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曾点之志,理解了孔子的“吾与点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