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与目标丧失：西方文化的必要性、领导力及潜在的极权主义因素

作者：安德拉斯•朗茨 /文；吴万伟 /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10期

［译 者 按］  西方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一直萦绕着对欧洲现代性及其思想发展的批评。现代西方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现代西方生活已经丧失了意义，因而也丧失了生活目标，其标志就是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作者基于保守派注重人们共同生活的现实条件的特征，阐述了现代性及其保守派批判的轨迹。在作者看来，澄清共同体和权威之间的关系，平等、权利和现实的关系，阐明个人一时冲动的需要和与他人结为一体的天生归属感需要之间的分歧非常重要。迈向重新塑造人类天生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将政治与哲学区分开来，让哲学和宗教达成和解或者达成平衡，依靠艺术培养美感和审美意识。信仰和理性迫切需要新的结合体或新的融合以便终止傲慢自大的理性的狭隘统治。

［关 键 词］  现代性 西方文化 意义丧失 极权主义 全球化 领导力

西方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一直萦绕着对欧洲现代性及其思想发展的批评。第一个对不断侵入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或许是帕斯卡尔，但尼采是表达出对现代性的最激进和最全面怀疑的人。他既不是意识形态理论家也不是社会科学家，因此至今仍然体现着对现代性的反叛。不过，问题是，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或其他反现代主义者或反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观点，我们能做什么。美国拥有保守派丰富多样的思想池 ；与美国相比，欧洲保守派倾向思想家更少被经典化，并且通常以散点方式出现，如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斯宾格勒、奥尔特加 • 加塞特（Ortegay Gasset）和海德格尔。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理论家，但个个都是坚守现实的最卓越哲学家。结果，我们拥有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思想宝库，这为埃里克 • 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列奥 • 斯特劳斯（Leo Strauss）等政治哲学家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开辟了道路。他们连同其他哲学家都认识到现代西方的主要问题 ：为什么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现代西方生活已经丧失了意义，因而也丧失了生活目标？

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化就像没有结构的空荡荡的空间。但是，虽然有虚无主义这个典故，我希望提出的观点是，共同体作为意义的源头最终将成为人类目标的源头，这对于人类这一脆弱的存在来说是有利的。这是将现实从日益受到技术驱使的发展观支配下的虚拟世界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意识形态、白日梦和幻想毫无助益，反而只能误导那个渴望让自己的存在值得继续下去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支柱，人们能对自己的后代说些什么呢？

哲学总是打算团结欧洲文化中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当哲学在现代性后期被忽视之后，共同体也就被轻视。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创建其共同体，这是将政治共同体组织起来的唯一理性和现实的方式。在人的个体繁荣与生来就有的共同体存在之间找到平衡的唯一手段就是不断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一、基本议题

众所周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共同体”（communitas）的概念就像最近的公共话语中所裹挟的任何其他琐碎的概念一样，具有相关性。但是，如果与其他集中探讨我们时代疾病的概念相比，共同体或群体的概念有更多从外来文化引入的含义。几年前，最坚定的保守派思想家罗杰 • 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一群保守派精英的聚会上提出问题 ：法国人的三大理想“自由、平等、博爱”中你选择哪个？他的回答是博爱。他肯定想向我们所有人暗示，人基于天性和不能改变的地位产生的归属感是人类拥有和即将拥有的第一需要。人是离不开社交的群居动物，这是人类首要的和不证自明的本性。

但是 , 在彻底转向形而上学议题之前，请让我引用耶尔 • 塔米尔（Yael Tamir）在其新书《为什么是民族主义》中描述的观点。她写道 ：“在书中，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抑郁不适是政治共同体空洞和国家虚弱的结果。它可能被称为异化、个人主义、‘我世代’、孤独和‘独自打保龄球’等。自由派对普世价值观的偏爱意味着自由主义培养了一种彻底自由的个人概念，完全摆脱所有特定的关系、成员身份和身份认同。”

“博爱”和“政治共同体空洞化”这两个命题是我在本文中希望探讨的关键内容。斯克鲁顿和塔米尔都提出支持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强有力论证，人类生活有意义，国家或民族国家才有意义。我们遭遇的共同体议题的深处是最根本问题 ：为什么现代人丧失了生活的意义，或更笼统地说，生活目标。答案被欧洲人生活的共同体危机潜藏起来了，它之所以被隐藏是因为所有现代意识形态尤其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暗示了为人们提供充满活力的共同体生活形式。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建立在共同体观念基础上的生活方式，它被称为公民社会，但是，他们实际上推荐的是将共同体生活的种种短暂形式的个人利益和欲望最大化。如果你能找到相似的个人，你们可以组成团体推动自己的事业，你们就能立刻结为共同体，更不要说模仿共同体概念的虚拟共同体了。但是，这当然不是共同体，因为这种群体并没有精神纽带，一种更高贵的东西，不仅仅是吸引人们参与群体活动而已。

而且，我们有理由提出如下问题 ：自 19 世纪开始，人们对现代性的广泛和长期的批评到底产生了什么显著成就？对我们这些作为现代性的温和观察者而言，叔本华、尼采或者晚年的海德格尔的言论是否产生了任何“可口的果实”呢？更不用说其他思想家了。保守派的主要危险在于忘记人的第一需求就是对个人的尘世存在之外抱有未来人生的希望和方向。在列奥 • 斯特劳斯和教皇本笃十六世论述西方文化危机的观点之间划下平行线是有趣的尝试，目的是要显示这场危机主要与丧失目标有关。斯特劳斯和本笃十六世都认为西方陷入了危机，他们也都同意危机的性质。在斯特劳斯看来，“西方的危机”是“理性主义文化”的结果（他指的是现代文化），人们已经丧失了“对理性有能力为其最高目标辩护的信仰”。这种丧失体现在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现代思想运动 ：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事实上，如果丧失了目标，西方还剩下什么呢？除了仅仅抱怨我们可怜的状况或者困境之外，我们这些生活在空前富裕社会的人还能做些什么？

二、政治框架

从本质上说，保守派的理解注定要衡量人们共同生活的现有实际条件。否则，保守主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它一直是对共同生存体验的最新和最强大发展所做出的反应。保守派常常受到诱惑，很容易陷入他们本该避免的现代意识形态的陷阱，难以摆脱其不断的吸引力。我将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具体任务或事情本身，以此希望避免自己也落入这个陷阱。因此，我想阐明我在论述现代性及其保守派逻辑轨迹的文章的副标题中所使用的那些概念的意义。这一步无法回避，因为这些概念或许诱发熟悉的联想，对此，那些过分痴迷于当今极其势利的学术话语的人或许有些失望，不过，我还是希望不要这样。

我使用“必要性”的意思是生活中一直存在的条件，我们一直被迫要满足多种形式的需求——自然的、社会的、思想的和情感的等等。我使用“领导力”的意思是任何人类共同体都从属于自然需求，而这个需求来自如下事实 ：所有人类共同体都是由拥有不同背景的个体构成，因而作为一种等级体系而存在。事物依靠自然规律而被安置在包含等级差异体系的框架之中。年轻人的期待与老年人的期待不同，女性对待生活的态度与男性不同，虽然当今仍然有时髦的、流行的声音。事物先发展繁荣，随后衰落——谁也不能摆脱这个自然规律，除非我们相信人们真能成为造物主，这些事物可摆脱自然规律的束缚。现代法律的观念暗示，至少人类内部之间的差别是可以被消除的，人类能够依靠法律和人类之间的政治手段实现平等。这些正确吗？如果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今天，现代人相信自身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不是通过自然或法律或特定机构而是通过声称某种权利或给予需求的人权利。全面系统的权利体系如果得到清晰和理性的辩护，它就能不仅满足必要性的要求或者任何人的需求，而且为其辩护的合理基础是现成的。除非我们希望最终沦为个体独裁，否则仅仅宣称某人是“需要帮助的穷人”根本就不够。

我使用“潜在的极权主义”并不希望传递出从前的概念，如法西斯主义。相反，我暗示这种现代性重视权力向极权主义演变的趋势，其基本含义是，即使表达出尊重个人自由的愿望，但现代技术发展中越来越大的支配性将打破人类生活中包括自由在内的传统标准。现代性倾向于沿着其内在逻辑、现代生活的条件和思想趋势将生活变成一个整体。其典型症状就是私生活即便还没有彻底消失成为一种幻觉，至少已经大幅度萎缩了，甚至已经有了名为“监控资本主义”的东西。每个人都受到各色眼睛的严格监视，其意图究竟是什么我们尚不清楚。

私生活作为人之自由的最后卫士，必须立即得到认真反思。一旦我们开始抱怨致命病毒在威胁人类，我们就立刻将私生活交出，使其从属于公共判断，由他人确定是否值得挽救我的生命。现代科技的内在逻辑就是剥夺我们所有天然的自由，宣称政治权利只是创造真正现实的唯一手段，如果我们从非现代自由派视角认真看待共同体观念的话，这是必须被非常小心应对的一个要点。古代的自由观念焦点集中在个人的自我克制上，而现代思想家则认为，人是政治权威的受害者，因此现代进步派认定现代自由保护的是政治权利以及其他权利。因此，现代的个人不仅被赋予政治权利，而且依靠自己来决定是非善恶，其个人选择背后并无共同体智慧。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的个人判断完全是个人视角确定之事，只不过坏消息是，大部分个人对此根本问题却是无话可说。

最近，极权主义概念的复兴至少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哲学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哲学源头来源于海德格尔有关技术的观点，它逐渐在西方思想界占据支配地位，是现代人征服自然的最高理想背后的思想。因此，人性将其理想缩减为单个方面 ：即通过技术发展征服自然。政治维度体现在揭示自由民主基本根源的种种尝试，如波兰哲学教授、著名政治家雷沙德 •雷古特科（Ryszard Legutko）就列举了自由民主的特征。

三、传统和权力

我们首先需要澄清共同体和权威之间的关系。一个共同体若没有某种程度的领导力，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每个共同体都必须有决策制订机构。某些现代启蒙思想认定每个个体都能实现自治的观念是错误的，即便这是真实的，由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需要拥有一个渠道或手段来整合不同个体在所有具体问题上的观念。最后，必须有人拥有决策权。这项权利建立在两大元素上 ：首先，机构性或程序性选拔领袖或领袖群体的过程，其次是当选领袖的权威。前者被称为合法性，后者常常依靠道德概念来描述。一个权威应该拥有道德特征，就政治领袖而言，这些品质与伟大有关。合法性与权威的相互作用能产生良好的政府，但是任何一个因素缺失都很有可能导致糟糕的政府。无论如何，权威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共同体的黏合剂。

在引入成文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概念之后的现代性中，所有权威都受到质疑，因为个人理性和判断凌驾于任何其他知识形式之上，更不要提智慧形式了。领袖或领袖群体必须被置于宪法权力制衡部门的适当控制之下。这意味着这样的权威令人质疑，其角色必须被最小化。现代进步派思想引入了一个术语“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该词从一开始就发出意识形态偏见的臭味。如果追溯到 18 世纪伯克 - 潘恩（Burke-Paine）辩论的论证或约翰 • 斯图尔特 •密尔（J. S. Mill）对自然法或宗教教导的道德结论进行的细腻和微妙的批评，我们马上就认识到为什么现代进步派对这两种权力都不怎么友好了，领袖和权威是依靠排除启示和古典理性主义而更偏爱人类理性的道德秩序的产物，而理性则仅仅依靠理性自身。传统慢慢也遭到贬低，今天它已经变成进步的障碍而非促进进步的助推器。权力当然也是坏东西，因为它容纳了人与人之中的不平等，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领袖与如何领导共同体的个人判断格格不入。按照最激进的进步派的观点，如果听任每个个体不受任何限制地自己做出决定，我们就能抛弃任何共同体权力。现代自由主义一旦将所有最终判断都放在个人决策上，任何集中起来的决策制订概念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就变成需要被替换掉的东西。自由派进步人士一直用威权主义政府这个概念指代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政府，但是在这些政权垮台之后，进步派却保留了他们对所有权威的保留意见和态度，也就是说，除了自己之外，所有权力结构，即一切拥有超越个人理性的支配性力量都被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因此，自由概念或许已经改变了等级差异体系。按照从前的自由概念，它涉及下面这个等级差异体系：自我控制、义务、自我保存、公民权利。但按照现代的自由价值等级差异体系，顺序就变成了 ：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自我保存、义务和自我控制。如果对比两种等级体系，我们就能辨认出无论人们接受的是什么，他或她都会将等级差异体系视为理所当然。

比如，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也被视为负担。尼采问 ：“传统是什么？”他的回答是 ：“一个更高的权威之所以得到遵守并非因为它的指令对我们有用，而仅仅是因为它在下指令。”尼采指出真正的权威是在“下命令”，其要点十分清楚。但是，下命令是现代进步派思想和行动认为的不共戴天的最大仇敌。任何超出个人判断的东西统统都应该被抛弃，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法律的长期和稳定的意义变化最终导致人们对任何人类法律、法则和规范方式的整体性重新评估。传统必须被废除或者被简单地认定为古玩收藏家的东西。自从“权威”获得负面含义之后，领袖也就丧失了积极内涵和意味，但任何共同体的繁荣都离不开领袖和权威。如果议题最终归结为谁应该成为领袖的话题，那么自由派进步人士就不仅错误而且有些玩世不恭了。权力一旦被抓在自己手里那就是好东西，一旦被任何其他人所拥有，就立刻变成坏东西。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权威 ：如果权威是获得权力的道德黏合剂，那么任何诚实和体面的人都有权宣称拥有权力，在权力竞赛争夺的程序中意识形态不应该发挥任何作用。但是，犬儒主义是现代权力运用和行使的前提，它与管理现代公众生活的民主方式联系在一起。因为现代权威建立在普选权的基础上，任何公共代理人都受到限制，都要寻求多数派支持，无论真理是关于什么的。

四、丧失意义

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和美国的现代人丧失了生活意义，从而也丧失生活目标呢？作为长期和缓慢演变过程的结果，现代生活方式已经丧失了意义。这一点早就被欧洲文化的若干思想家们观察到和仔细审查过了，自帕斯卡尔开始接着由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继续进行。这是最深刻反映其时代特征的哲学家的线索，至少可以说明，这些人保持了与启蒙以及最终可以被称为虚无主义问题之间的距离。那不是一种情绪或者情感态度，而是描述了我们已经多么极端地丧失了人类存在的基本需要，包括信仰、承诺和对任何一种共同体的忠诚。毫无疑问，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正是意义丧失和人生目标丧失的标志。现代人已经变得孤立无援，只能简单地求助于知识的某个特定方面，因为超验性的、形而上学的和道德方面的内容都已经从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体中统统有意剥夺了。因此，如果不明确定义的话，现代知识很难说好或坏。因此，现代知识基础的好处并非不证自明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代“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来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同名著作——译注），也就是知识恰恰对知识的所谓好处提出了质疑。

现代生活方式主要痴迷于人的经济利益，就好像它是实现和平和社会团结的关键。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概念最终在实现“更高的生活标准”方面硕果累累，此处并不是否认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而是对全面的议题或者涵盖一切的问题在本质上都是经济问题提出质疑，美好生活的主要标准就是经济问题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吗？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Pensées）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其段落中完全不谈经济议题。他想谈到人类存在的整体，但经济议题却没有被包括在他的描述中。这不可能是简单的错误或思想狭隘的标志，根本不是，而是帕斯卡尔完全认识到他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隐含意义，是笛卡尔所代表的激动人心的新东西。但是，帕斯卡尔特别强调了哲学以及笼统思考的本质 ：怀疑主义本身不能独立存在，因为它是要帮助个人找到信仰的方式。他或许想到了信仰和理性能够和解，也必须达成和解。但是，帕斯卡尔既不是意识形态煽动者也不是教条式思想家。相反，他与人分享了如下观点 ：热爱智慧就需要更喜欢问题而不是答案。人类探索自身存在的最高目标和最具人性的途径不是找到解决办法而是追求真理。

尼采毫不含糊地寻求上帝并辨认出我们文化中的衰败，但是在谈到帕斯卡尔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积极，这绝不是偶然的。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深入研究尼采的著作，他曾经说过“尼采毁了我”（Nietzsche hat mich kaputt gemacht），他的意思可能是，要理解尼采说的什么是真正的挑战。但是，很多人赞同的观点是海德格尔认同尼采著作中的有些要点和想法。首先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其次是“尼采或尼采加上荷尔德林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和 40 年代的海德格尔的指南，以获得作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更深刻概念认识。”第三，对历史认识及其对现在的联系的关切。海德格尔写到，“尼采是思考现在是什么的思想家”，因而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深刻担忧。

克尔凯郭尔宣称他的时代是“没有激情的时代”，这与充满激情的时代形成鲜明对比 ：

充满激情的时代推动前进，创建新事物破坏老传统，而反思的、没有激情的时代的作为正好相反，它窒息活力，制造障碍和平庸。这种破坏卓越走向平庸的趋势是回避激烈动荡的沉默的、数学的、抽象的过程。最大化的拉平趋势就像死亡的沉寂，人们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是任何东西都无法穿透，任何东西都会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的死亡沉寂。

克尔凯郭尔注意到他的时代指向一种虚拟世界，其中平庸成为关键，公众就是一种抽象，媒体就是一切，但行动和激情却付之阙如。现代生活建立在形式之上，却不是继承下来的生存形式。他还认识到人们对个体的崇拜，这是现代人被剥夺了人的存在意义的可能方式。

只需要引用休伯特 • 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的一篇名为“海德格尔论虚无主义、艺术、技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中总结关键要点的话，就足够了 ：

当今时代获得有意义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让你的参与变成你的确定性现实，而对你来说的确定性现实绝非临时性的，虽然它极其脆弱。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变得理性和喜欢反思，这种整体性承诺就开始看起来像一种危险的依赖性。致力于某种事业的个人被认定为工作狂或陷入爱情漩涡而无法自拔的女人。这暗示要想得到他人的承认或者欣赏，个人承诺就要求对值得追求的目标的一种共同认识。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变得越来越推崇评判的公正性、自给自足和理性选择，共同的承诺自然越来越少。因此，承诺本身看起来渐渐也有些疯狂了。

疯狂吧？听起来有些柏拉图色彩，也就是说，如果抛弃理性，我们都将陷入无能和无助的状态。如果没有了共同体，人类就成为所有活着的生物中最脆弱的存在。我们欧洲人已经品尝了个人被奉若神明的滋味，能够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人类存在的各种要素都已经丧失殆尽。要恢复生活的意义，再次拥有真正的生活目标，我们就必须从家庭、信仰共同体和共同活动开始重建共同体，而国家正是我们存在的政治框架。为什么？因为这是在我们与大自然和自己的人性进行斗争中幸存下来的唯一方式，我们都很清楚这种斗争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五、平等、权利和现实

至少按照现代自由派的教条，人生来就是依靠理性实现人人平等的。自然总在发挥作用，而人的心灵并非如此。依据她或者他对下面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方式，当今保守派有一种替代选择 ：我们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得到解决，我们能挑战人类生活的这种支配性论证吗？按照这种现代概念，我们都需要安全，这是首要的必需品，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人类生存必须采用自由和经济幸福等现代概念来考虑。而现代自由在本质上纯粹是政治性的，首先认定了它与自由的所有经典性理解割裂开来。经典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古典的自然概念基础上的，自然循环往复，自然法则必须得到遵守以便找到办法让人做出良好决策，并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欲望。

因此，人的美德是其自由的唯一源头和保证。不用说，按照古代或者经典智慧，习性品德的发展是道德议题，政治共同体一般来说应该服从这个需要。如果大部分人拥有美德，这个共同体就将繁荣昌盛。这个概念的核心观点就是承认共同生活的伟大意义。这种伟大意义预设了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之间的不平等。今天的主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要求捡起和支持平等观，却根本不提自然法的基础。仅仅看一下现代自由派如何将两种不同的平等概念混淆起来就足够明白问题所在了。

比如，当今平等观的支持者认为，新冠病毒疫情是推崇平等观的机会，各色广告向我们传达的观念是病毒入侵并不区分年龄、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或教育程度。我们都暴露在可怕的病毒面前，这样的信息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将自然法的平等与现代自由派教条混淆起来。其次，它也暗示被认定为邪恶的东西能同样影响任何人，不管他或她的财富、社会地位或者种族是什么，虽然现代自由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话不假，但平等并不依靠邪恶影响所有人的方式。问题是善良或完美能否同样吸引所有人。正如圣经所说，我们都是罪人，的确如此，但不幸的是，对于善，我们并不都是合乎条件的。但这是事实问题或者所有时代所有思想家都有的体验，也是人人都有的体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大道”（Ereignes）让我们能够辨认出现代平等崇拜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从哲学上说，现代左派的平等观建立在一种仅仅考虑共同体中最贫困、最受压迫的成员的基础上，那些成功人士往往要么被认为在道德上有瑕疵，甚至是可鄙的，要么被认为是共同体的潜在敌人。就像罪恶或卑鄙奸恶一样，成功不间断制造一些场景甚至条件来让人质疑追求平等的道德尝试。从平等的视角和标准来看，任何追求完美或伟大卓越的理想似乎都在破坏平等。对于现代实质性平等（经济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的支持者来说，任何追求完美或伟大卓越理想似乎都是对平等的潜在的或内在的拒绝。在道德意义上，现代平等观公开宣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终极目的（Finis ultimus）或者“至善”（Summum bonum），其思想基础就是公开否定亚里士多德的“最终目的”（telos）概念，这是从前的道德哲学家著作中常说的内容。现代人操纵各种材料，宣称人类的存在就扎根于物质之上。当现代科学得到尊重并具有权威时，大部人相信科学是人类追求完美或摆脱自然威力约束的最高理想。因此，科学和技术必须融合起来，技术性科学（technoscience）成为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唯一办法。现代科学的权威中的某些品质被剥夺了，人们不再期待它为人类的问题提供技术性解决办法。但是，如果考虑到人拥有的天性倾向和不仅仅需要可得到的东西，就应该抛弃该虚假论证。

要形成特定的共同体是一种观念，足以与普遍性的人权观念进行竞争。当权利观念在 18世纪的某个时候获得了形容词“普世性的”特征之后，发生了真正的突破。这个胜利不是快速取得的，但在论证政治性安排和政治目标的基础时缓慢和稳定地获得了凌驾于其他任何建议的优势。甚至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似乎本来包含反对战争的纠正措施的，却催生了一种长久存在的幻觉，即似乎自由派在捍卫持久和平。至少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争一直存在，但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感受到的是人权的普遍性不能受到挑战，结果，体面的政治框架必须有写成文字的宪法，里面包含对人权的完整描述。背后的含义就是所有人天生就是平等的，今天从法律手段确认了这种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我们不再相信人权观念是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解毒剂，包括基于传承下来的文化、宗教的政治视野，也包括并非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理性。如果人权是绝对的，那么间接地说，我们是要将人权支持者追求的可能性和权力最大化。

但是，这是权力不能绝对化的问题。尼采说过“这意味着人权不能绝对化，即使在政治辩论中被作为王牌杀手锏来使用”。人人都知道和明白，在尼采之后，人是共同体成员，从属于某个共同体（或多个共同体），因此，任何理论都不能否认人的首要属性，即他或她是共同体的一员。因此，忠诚和义务优先于任何个体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将拥有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无限权利或权力。但是，政治权利是群体成员享有的一整套权利的一部分，因此，现代人权不是绝对的东西。它们是很重要也有相关性，但一点儿都不绝对。如果真正崇尚自由，就一定不能认定它是绝对的。如果人权成为人的不能更改的或基本品质的对立面，那它几乎总是悲剧。人的本性是集体性的存在，不是任何少数派的代表或任何集体身份的代表。

同样，对共同体的忠诚也不能是无限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挑战是过分强调人权，彻底忽略人的其他需要，如归属感或认同感，更不要提少数民族的要求往往被追求人权的个体途径所忽略的事实了。我们文化中的最基本或最根本分歧是个人一时冲动的需要和与他人结为一体的天生归属感需要之间的分歧。现代人权的教义和实践希望捍卫个人权利，付出的代价是剥夺了人的共同体属性——难怪所有传统群体都被现代进步派所抛弃，开始是宗教群体和习俗 ；接着是传统和天然的家庭由于割裂了男女之间以及大家庭中其他人的纽带而遭到破坏 ；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共同体几乎消失殆尽，网络上盛行的是到处都有的松散和肤浅的人类联系形式。抛弃把人作为群体存在或社会动物的观念带来的风险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

六、全球化的或普世性的价值观还是别的？

人类存在的基本必需品包括食物、住处、安全和一整套信念，即令共同体遵循的生活方式繁荣增长的道德理念（ethos）。这些是最基本必需品。人们可能还说，这些是个体和任何特定共同体都应该拥有的必需品。但是，除了指向政治领袖议题之外，还有一些政治需要。如果平等在总体上占支配地位，将出现两个后果 ：一个是基于人权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纽带的趋势可能令所有共同体瓦解，虽然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如“合作”、“一体化”、“团结”；其次,随着空前庞大的世界群体社会而形成的最大利维坦，这个社会被狭隘的和虚拟化的精英领导，他们是最大的独裁者或极权化权力，虽然可能宣布所有相关决策，却没有一丁点儿的权威。我们谈及“普世价值”和“全球化经济”等，却从来不提相反的说法，这决非偶然，因为它说明道德根本无法从技术上管理，虽然约翰 • 洛克开启了一种幻觉，他曾经说我们能像数学一样计算出道德。

从思想上说，迈向重新塑造人类天生共同体，并激发起人们与他人结为一体的欲望的第一步就是将政治与哲学区分开来，让哲学和宗教达成和解或者达成平衡，依靠艺术培养美感和审美意识。共同体不仅仅是聚在一起的人（如商场购物的群体）或工作场所的同事开会。正如在欧洲文明史初期发生过的情况，真正的发展总是从人们严肃地转向古老书籍、著作、艺术品和观点时发生的。今天，就建立在技术性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化文明中的人身安全和经济消费而言，相对安全的确不是问题。如果人的动物性需求的满足成为终极目标，那么现代安排和趋势就不应该有也不会有相当程度的挑战，除非我们被迫进行反思。因此，保守派面对一种两难困境，是要软化或者放缓现代性发展的速度，还是想向人们推荐超越现代性发展观的另一种概念。信仰和理性迫切需要新的结合体或新的融合以便终止傲慢自大的理性的狭隘统治。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可能就将遭遇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现象。

七、进行中的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概念的思想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当我建议要重新考虑其意义时，我希望在某个特定意义上做到这一点，即极权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在缩小个体的私人空间。当我们在法律和道德意义上制定出个人自我的“尺码”时，有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在我们成功地放大控制作为物质实体的整体或简单对象的自然潜力之时，我们减少了天生共同体的能力及其合法性，这至少可以说是有些怪异的。如果世界只是物质的，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系就不可能是精神之外的东西。我们在试图认识到自己是谁和自己在何处时，我们马上就开始无休止地寻找多样性现象或发展的联结和关系了，我们被迫为单纯的存在命名，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这些关系的性质命名。命名是思考的产物，除非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创造的每个单词都是模仿声音或声响的表现，即拟声词，这令人产生严重的怀疑。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即思考既不是物质本身，也不是物质的任何特定形式。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自然能被简化为对物质的考察（在身心问题上，笛卡尔的二元论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教义，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与解释的任何其他可能源头相比，物质可能更受青睐）。

我们需要聚焦作为群居动物的人，因而，个体是这两个相互依赖相互冲突的品质的混合体。但是，这个条件不能也不应该阻碍我们区分两者，并且这二者是有高下轻重之分的。在生存的意义上，共同体比个体更重要。在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耳朵听起来，这有些残忍或不够人道，但特定共同体能在失去某个个体的情况下继续存在，而个体不可能在没有共同体的情况下存在，除非我们相信最终来说我们有真正真实的共同体，那是全世界的人类共同体，一种历史的最终目标。果真如此，个体的利益何在？除了这个人为了非物质的目标服务，什么也没有。我们忍不住注意到，当今我们处于现代西方发展的阶段，此刻，后现代自由派议程认为平等是禁忌。争取自由派教条式解释的平等的斗争可能被认为是最终的普遍性国家的前提。

自由派认为，它能通过整体化法律论证和行动的方式实现，而不是依靠任何其他政治工具，更不要说观念了。这个教条或者神圣的世俗教导持续向政治工程敞开大门，这个政治工程的基础是全球性中央集权的权力或权威（被称为全球性开放社会）概念和能够被任何人类群体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不加分辨地提出的个体人权概念。所有这些的观点看起来都是“进步”的，似乎“历史”是终极目标。这个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技术发展，但从政治上说，技术是冷漠无情的。结果，我们拥有了推崇历史终结或全球性国家自由派概念与技术不受限制的发展观的结合体，而这种发展意味着战胜自然，因而也意味着改造人性。忽略历史和体验的这种运用不仅怪异而且愚昧无知。

如果我们能抛弃这种意识形态的光鲜外表，就必然能认识到出现了一种做了整容手术的极权主义从前好时光的复兴。事实上，个体什么也不是，集体才是一切，真正的和天然的共同体应该被消灭。今天，在自由派安排下，为了满足技术发展难以餍足的欲望，深层的需求是一样的，即个体应该片面地服务于进步，为了进步的利益，应该准备好牺牲私人生活。矛盾的是，正是现代自由派喜欢限制自由的前提条件，即私人生活。极权主义的新形式本质上是自由派，但其结果类似于任何不尊重自由的政权或政治安排，虽然从话语上说，他们是自由的捍卫者——不，他们支持自由，但不支持个体自由。这是必然吗？我觉得未必。（责任编辑 ：俞 平）

*原文来自András Lánczi, Loss of Meaning, Loss of Aims: Necessity, Leadership, and Lurking Totalitarianism in Western Culture, Feb. 2021, 

https://voegelinview.com/loss-of-meaning-loss-of-aims-necessity-leadership-and-lurking-totalitarianism-in-western-culture/。译文有删节。

作者简介 ：安德拉斯 • 朗茨（András Lánczi）匈牙利政治哲学家，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政治科学与哲学研究所主任。

本文的翻译和发表得到作者和原刊的授权，特此致谢。

本文最初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10期，总第497期，第76-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