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报复

作者：弗兰克·菲雷迪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乌克兰战争显示我们从来没有摆脱过去。

一切都迅雷不及掩耳地发生了。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刚刚过去两周之后，人们突然痛苦地意识到冷战的结束毕竟并没有标志着永久和平时代的开始。

有太长的时间，我们欺骗自己说这是一个新时代。过去可以被遗忘在身后。但是，如今再也不能了。乌克兰悲剧提醒我们认识到，历史不可能被抹去，我们迟早不得不面对这个难以逃脱的真相。

回顾2014年，我出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看不见结局》，书中暗示这场血腥的冲突仍然在给我们的生活施加影响，当时很多评论家嗤之以鼻。他们指出冷战已经结束，并将其呈现为历史的终结。现在，这已经成为普遍传播的心态。正如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所说，1989年苏联解体终结了“1917年开始的意识形态冲突时代。”（1）

充斥着民族冲突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已经终结的这种意识反映在前缀“后-”的泛滥上。除了后工业化和后现代等术语之外，我们现在有后历史的、后国家的、和后边界的等。这个前缀实现了深刻的目的——它将现在和历史本身区分开来。文学教授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说，“前缀‘后-’说明了‘一切都已经出现过的时代’。”（2）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这个前缀‘后-’心态通过新常态的观念系统性地表达出来。在鼓吹新常态者看来，新冠病毒疫情标志着完全不同时代的开始。《新常态》（2021）的作者詹尼弗·阿什顿（Jennifer Ashton）说，“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她认为我们过去熟悉的生活已经终结。这个观点提出了历史封闭和结束意识。从前的生活方式在新常态的新世界已经成为多余的东西了。

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旧常态并没有走开。现在并不能与过去割裂开来。历史还没有终结。很多欧洲人相信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大洲上的那种战争突然之间报复性地爆发了。

有人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解释为“旧世界秩序”的终结。但这个观点反映了全球化后冷战时代稳定性的幻觉。乌克兰战争显示我们从来不能摆脱过去。一连串的暴力冲突等难题一再被提出来要去寻找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如战争现在展示出的那样，历史有能力提醒我们认识到除非我们认真对待历史，否则人类将陷入大的麻烦之中。

看不到终结

乌克兰战争和横扫当今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问题的困惑并非来自乌有乡。它们与20世纪前几十年释放的历史威力密切相关。他们显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连串事件继续在打破21世纪的生活平静。

牢记20世纪的伟大战争不仅仅有地缘政治考虑的动机，这很重要；这些事件也受到国内议题和意识形态承诺的影响。（3）那些到战场上作战的很多人受到了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的驱使。恰恰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些理想的失败加剧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在道德、思想和政治上的迷茫无措。

西方世界的道德和政治世界观在三个关键方面一直受到20世纪地缘政治冲突的彻底塑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削弱了右派的道德权威。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行径迫使右派处于防御位置，其思想和政治的声誉受到严重削弱。其次，左派理想和实践在冷战中声名狼藉，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贴近斯大林主义。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自封的右派或者左派常常竭力要赋予其政治观意义。任何一方都没有成功地恢复那刺激他们政治先辈行动的理想主义和思想信念。“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支持者广泛讨论了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的这种削弱。但是，这些评论忽略了20世纪的大冲突对当今世界产生影响的第三种方式——也就是，通过文化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这场文化战争在根源上是有关社会及其过去的关系。其实，一直在进行中的主要就是反对过去的遗产。一段时间后，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削弱了西方文化反思历史的能力，似乎历史可以被超越或被压制。正是这种观念导致许多传记和评论家得出西方世界已经成为不会发生战争的地区的结论。当然，血腥冲突继续，但是在叙利亚或阿富汗等地区。似乎西方已经离开战争很远了。

但是，不再如此了。后历史世界的幻觉已经被残酷的乌克兰战争彻底戳破了。

历史记忆的丧失

这场文化战争——这种反对历史遗产的转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普遍存在的道德迷茫氛围。随后的战争间隙充斥着对欧洲衰落的悲观描述。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1936年注意到，存在大量的文献谈到西方文明的“终结”、“危机”、“衰落”或死亡。欧洲精英受到这种衰败意识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人放弃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

就那英国为例。其统治精英实际上放弃了一直以来对帝国使命的承诺。因此，英国作为仁慈帝国领袖的权威已经不再可靠。该精英群体的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时髦的做法就是夸耀英国的过去和价值观已经变得多么无关紧要。这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是尤斯塔斯·佩里爵士（Lord Eustace Perry）在1934年的名言，没有“任何我们还在相信的天生观点。”他补充说“我们已经丧失了维多利亚时代先辈们轻而易举获得的自信心，美国当代人也有这种自信心。”1930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也反思了他竭力要承认的现在。他写到，“我常常纳闷任何其他年代的人是否看到过我们生活时代的如此令人吃惊的数据和价值观革命。我在成长过程中相信永久的和至关重要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普遍常识，很少还能持续。而我确认不可能发生或者我曾经被教导不可能发生的东西都已经发生了。”

值得赞扬的是，丘吉尔承认不惜进行一场战争也要竭力保持作为欧洲文明基础的价值观的重要性。欧洲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却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寻求与这些价值观保持自我意识到的距离，试图将现在与过去割裂开来。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1920年代指出，现代技术专家治国倾向于带着“掩盖起来的仇恨和轻蔑”看待社区生活的习惯和传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反传统的精英反应还有将过去从现在中清除出去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实际上，至少在过去60年里，过去不仅一直被频繁描述为进步的障碍，而且成为影响现在的恶劣因素。

今天，西方政治和文化精英声明放弃任何历史延续性意识。现在西方社会的很多机构认为与过去割裂似乎成了一种文化命令。这种圣战令人遗憾的后果是它塑造了西方精英群体中的历史健忘症文化。这种健忘症影响了西方精英处理地缘政治和军事议题的途径。

其实，他们已经得出结论——在此之前——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意义。他们觉得，传统的战争已经在快速变成濒危物种。这意味着军队的作用和权威可以适当削弱。所谓的安全专家们宣称主要威胁可能来自伊斯兰主义者或虚拟空间里的恐怖主义或其他非国家因素。

这种历史健忘症不仅仅导致军队遭到贬低——而且导致国家精英与自己国民的陌生和疏离。我曾经在在从前的文章中说到，“当领袖丧失对国家的信心时，地缘政治就变成不稳定的东西。”毕竟，美国国务院或英国外交部如果很少有国家利益认识，他们如何进行地缘政治思考呢？答案就是任意性的或者混乱不堪的。太常见的情况是他们想象自己生活在后国家世界，其中其他国家的领袖也都拥有类似的世界主义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段时间里，普京让西方领袖最惊恐不安的并非他的地缘政治野心，而是他不愿意认同他们的觉醒价值观。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支配西方外交的地缘政治文盲的典范。他从美国文化战争的棱镜解释美国与俄国的关系。在2014年3月对欧洲青年的一场演说中，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他将自己反对俄罗斯的立场比作反对美国内部有些显然“落后的”文化价值观。奥巴马毫不费力地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跳跃到称赞身份认同政治。他这样做暴露了美国领袖丧失地缘政治事物的清醒认识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历史不能被抹杀

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贬低与爱国价值观如义务和责任的地位越来越低密切相关。难怪很多西方评论家发现很难理解乌克兰人的英雄主义和顽强抵抗。有些人可能在询问，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的国民是否能奋起反抗？

情况在1914年完全不同。为一个事业而战斗甚至不惜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这种观念吸引了数百万青年为国作战。其实，有些浪漫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甚至在伟大战争期间称赞英勇牺牲。今天，相当数量的民众无法想象人们能在战争中找到意义。同样，在战争中死亡不再被认为是英雄——而是被看作徒劳的浪费。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在其著作《发动一场没有战士的战争》中解释说，战争已经变得和指导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割裂了。难怪西方军人中盛行的是安全观而不是英雄主义。现在的英国陆军指挥官必须为士兵训练的各个方面做出风险评估。2007年，英国特种部队（the SAS）前司令迈克尔·罗斯上将（General Sir Michael Rose）谈到安全观对英国军队的道德风貌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他说，“道德懦夫”鼓励了最近历史上军队道德风貌的“灾难性崩溃”。

2018年，当时的国防部参谋长尼克·卡特上将（General Sir Nick Carter）说，他关心的是年轻人不再理解“为国服务的观念”。在思考能否依靠年轻人将来支持军队时，他认定当今年轻人的教育和社会化方式存在严重问题。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社会不再培养年轻人的忠诚和义务观念，这个社会肯定出现了严重问题。从前，忠诚、义务和爱国主义等观念弥漫在英国的各个角落。今天，它们已经让位于身份认同政治价值观。甚至清醒的、思想严谨的机构如国防部也已经成为觉醒教条的猎物。国防部职员被建议在使用“女性”这个词语时要小心，以免得罪跨性别群体人士。鼓励国防部职员推广了他们更喜欢的代词。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防部的有些部门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探讨其性别和性取向身份认同而不是设计制定防御军事入侵的战略。其实，就在俄罗斯坦克跨越乌克兰边界前进时，国防部的蓝色快狗（blue-tick，用来分析词的常用度分布的数据）可验证的“性少数群体网络（LGBT+ Network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跨性别、间性人等都属于性少数群体 ——译注）”推特账户仍然在解释“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性别认同疑惑者”等术语的含义——按照国防部的说法，“这是探索你的性取向或性别身份认同的过程”。在接下来的几天，英国士兵们还在忙着呼吁“引进素食军服”。看到这样幼稚的行为，人们忍不住想起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警告“对历史的无知就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这里，利害攸关的关键议题不仅仅是对代词的关心干扰了对地缘政治现实的考虑，而是说西方国家在缺乏历史感的情况下难以赋予国家利益以意义。其实，几十年来贬低历史意识的倾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与过去有关的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勇气、忠诚统统都已经被抛弃了。恰恰是这种价值观是让社会准备好应对仍然存在冲突和战争的世界的必要条件。

历史意识对于理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题来说也必不可少。非常清楚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外交没有能明白塑造俄罗斯领袖的历史影响。不能理解俄罗斯领袖的世界观导致低估没有解决的权力平衡产生的威胁，尤其是对乌克兰来说。西方政客和外交官在这方面的无知和困惑是忘掉历史的间接后果。

西方精英在道德上已经被缴械投降了。他们或许拥有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武器，但他们缺乏捍卫国家利益的道德资源。现在他们遭遇的是真实的战争前景，到了必须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刻。严肃对待历史对于理解当前的问题至关重要。西方必须恢复作为民主文化基石的历史理想。否则，在他们玩弄性别代词的时候，罗马已经陷落了。

作者简介：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至今在其领域内耕耘，被学界内外赞为最活跃的社会学家，著述颇丰，《身份认同危机百年：社会化的文化战争》，《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恐惧文化》《恐惧政治》《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偏执狂父母》等。

注释：

(1)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by M Mazower, Penguin Books, 1999, pX

(2)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 by B Thom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0

(3) See ‘Internal Causes and Purposes of War in Europe, 1870-1956: A Research Assignment’, by AJ Mayer,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1, No3, (1969) pp291-303

译自：The Revenge of History by Frank Furedi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22/03/13/the-revenge-of-history/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