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论语·泰伯》 ——礼让仁孝之德,圣贤君子之风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22-04-28 20:09:09
标签:《论语·泰伯》
杨朝明

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学术著作20余部。

【杨朝明】《论语·泰伯》

——礼让仁孝之德,圣贤君子之风

作者:杨朝明

来源:“洙泗社”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9月28日

 

各位下午好!

 

《论语》的第八篇《泰伯》与第七篇《述而》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我们仔细观察,就能看出前后之间的紧密承接关系。

 

整部《论语》,大致说来,似乎可以把前十篇作为一个相对的整体,后十篇作为一个相对的整体。前半部分的《子罕》《乡党》两篇与后半部分《子张》《尧曰》两篇,都显得十分特殊。第十篇《乡党》和第二十篇《尧曰》内含在整部《论语》的结构里,似分别有理论“落地”或“归总”的意义。

 

第二十篇《尧曰》讲儒家的王道理想,实际是全书的最后总结。而倒数第二篇是《子张》,该篇有“子张曰”、“子夏曰”“曾子曰”和“子贡曰”,唯独没有“孔子曰”,这一篇实际上是说应该如何对待孔子、如何对待孔子学说。所以到最后一篇《尧曰》,那就是在谈儒家的理想。在《论语》的后半部分中,从第十一篇《先进》到第十八篇《微子》,层层递进,但最后两篇很特殊。

 

同样,在《论语》的前半部分中,第九篇《子罕》和第十篇《乡党》也很特殊。《乡党》篇怎么特殊呢?《乡党》讲的是孔子在乡党中、在公室、在邻里、在朋友中,如何对待上级,如何对待同事,如何对待下级,如何对待朋友,如何行动坐卧……体现了一个活泼泼的孔子。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素质、教养,会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体现在他同他人之间的交往上。《乡党》篇就是树立标准,教人们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前十篇是相对独立的,第九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则是从深层探讨“命”与“仁”,这章哲学意味非常浓。所以第九篇、第十篇是很特殊的两篇。

 

第八篇《泰伯》谈什么呢?该篇所讲可以概括为“礼让仁孝之德,圣贤君子之风”。这一篇所谈的问题就是风尚。该篇共21章,大致每七章是一个相对的整体,可分为前七、中七、后七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谈泰伯,第二章到第七章都在谈中道。第二部分包括第八到十四章。第三部分落脚点是尧、舜、禹,这一部分是把圣人搬出来进行对标。《论语》的每一章都是就某个具体事情具体地叙说,今天读《论语》,就要把每一章的内在精神抽象出来,把这些精神连贯起来,若只纠缠于对其中字词的理解,很有可能影响到其内在精神的把握。《论语》的特点,是通过谈具体的事体现抽象的思想精神,通过一章章谈具体做人的方法、具体做事的方式来谈价值体系。

 

第一,仁孝礼让,士能弘毅

 

《泰伯》篇前七章可视为一个相对的整体。首章谈泰伯“三以天下让”,这一章的立意是“让”,泰伯如果不让,就不会有后面的周文王。因为泰伯是长子,他之所让,让的是天下,所以泰伯的“让”被称为至德、最高的德。

 

“让”和“争”是相对的。《孟子•梁惠王上》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征即争,争的是利益。孔子说过“贵”与“贱”、“富”与“贫”是相对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富”是经济上的富足,“贵”是社会地位上的高贵。孟子谈的“交征利”,这个“利”指的就是富裕、尊贵。泰伯“让”的是王位,所以说泰伯不仅不争,反而将本来属于自己的王位让了出去。历史上,为了争夺王位,兄弟之间手足相残的例子很多,能做到让的人却很少。“争”是非常可怕的,“争”就是抢,是动物性表现,是没有社会性意识的体现。越“争”越容易出问题,所以“让”是一种美好的德行。孔子推崇“让”,推崇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德行。

 

第二章“恭而无礼”“慎而无礼”“勇而无礼”“直而无礼”,这些行为都是很可怕的。这里说“恭”“慎”“勇”“直”都不能过,要掌握度,过犹不及。这里强调的是中道。上一章谈“让”,但是也要“当仁不让”,不该让的不能让,这里是连着上一章来说的,即“让”要合乎礼义。《学而》篇说“礼之用,和为贵”,但也不能一味地求“和”。泰伯想追求“和”,但他需要让古公亶父来“和”,让天下“和”。“让”也是礼,合乎礼才能“让”。王位传承的和谐,也是为了让天下更美好、更和谐。“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里提到了“节”,“恭而无礼”“慎而无礼”“勇而无礼”“直而无礼”,“恭”“慎”“勇”“直”需要用礼来调节。一提到“节”,我们就会想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就是“中庸”,就是“用中”,就是“把握中道”。

 

第二章又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也是君子,“亲”指他的父亲,也可以是他的弟弟、侄子。泰伯“三以天下让”,他对亲人最亲近。如果他们家庭内部争抢,其影响就会之于社会,社会上的争抢会很严重。《大学》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举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泰伯的“让”,达到了“则民兴于仁”的效果。所以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阐发和解释。

 

下面第三到第七章,这五章都是谈曾子的。曾子是孔子弟子中地位非常特殊的人。第一,曾子是孔子非常喜爱、欣赏的人,《大学》《孝经》都应该是曾子写定的,孔子的思想在自己弟子的身上体现出来。第二,孔子的裔孙子思也学于曾子,曾子也“优入圣域”。孔子弟子中只有两个人被称为“圣人”,曾子是“宗圣”,颜回是“复圣”。曾子自身便是修己、忠信的典型。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不习乎”,就曾子本人来说,首先是指孔子所传,所以这里是用曾子来说孔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五章实际上说的是为人处世的态度。

 

君子所贵者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动容貌”可以“斯远暴慢”;“正颜色”可以“斯远近信”;“出辞气”可以“斯远鄙倍”。这里“斯”是“就”的意思。“君子不重则不威”,如果一个人整天嬉皮笑脸,就不会有人尊重你。《乡党》篇“杖者出,斯出矣”,“斯”表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只要“动容貌”就可以远暴慢,只要“正颜色”,就可以近信。

 

关于“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章,《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有盛教如无。”“深藏若虚”,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学问很深;“有盛教如无”,真正厉害的人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人格魅力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洋溢。“犯而不校”,曾子说“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这里用曾子的话来说做人,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曾子所说实际是一种“谦和”,对别人多一些尊重,而不是争。多学别人,多谦虚一点,用众人的智慧充实自己。《周易》里的谦卦“六爻皆吉”,这说的就是谦虚的大用。“以能问于不能”,这是非常关键的。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一章,“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人的欲望是很可怕的,因而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易传》之所以说“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因为“贪”“利”非常可怕,这就需要“临大节而不可夺”。一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经不住考验,而为什么泰伯能让“天下”呢?还有比这更高的品德吗?所以泰伯才是“至德”之人。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修行的路上,提高境界和格局的路是漫长的,真正达到泰伯这样格局,人们都“任重而道远”。

 

第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本篇从第八章开始,中间七章可以大致视为一个部分,都是谈好学善道的内容。第八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有的标点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似乎没有大错,人们多不在意,但这恐怕是不对的。

 

我在许多场合讲到,所谓“六艺”有“小艺”和“大艺”之分。小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大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大艺是本来指六个科目,后来孔子为这六科编了教材,这就是“六经”。作为六经时,要加书名号,但是作为六个科目时不宜加书名号,比如孔子施教,“先之以诗书,导之以孝悌,悦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这里的“诗、书、礼、乐”就不必加书名号。

 

在本章中,诗、礼、乐可以作科目来理解。“兴于诗”,“诗”说的就是情和礼,所谓“发乎情”,所谓“诗言志”,正如人高兴了、快乐了就不自觉手舞足蹈。“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最初,人都是一个有情感的人,“喜怒哀乐”是情感,但是需要人们“发而皆中节”。而“发而皆中节”就是情与礼(或“理”)的结合,就是处理好了情与礼(或“理”)的关系。“立于礼”“成于乐”,“礼主敬,乐主和”;君是君,臣是臣;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各安其分,各正其名,各尽其力。这样,社会就会和谐。“礼主敬”“礼主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分。“成于乐”之所谓“成”,亦即成人之道也,一个人有德行就能和别人和谐相处。这就像在大型乐队演奏时,如果哪一个音符错了,就会显得很刺耳、很不和谐。追求社会和谐,不就像演奏乐章一定要追求协调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际上是修养的过程,是由情入理的过程。作为一个社会人,每个人都需要守礼,循理而动。大家都守礼,共同生活在一起就会和谐,最后就能“成于乐”,这就是礼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孔子重视“六经之教”,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等等。这是讲礼乐教人。诗表达情与理,《诗经》第一篇《关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琴瑟、钟鼓就是用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际上是一个人要成长、成人、成德的过程。人境界高了,处理问题的能力强了,他的理性就能控制情感,便能“发而皆中节”。这就是德性,这就是素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章是说君子应该追求和谐,如果社会要达到和谐,就应该由君子来引领百姓。君子引领老百姓,便需要知民、知人、知情,由此才能做到达民之性。《孔子家语·入官》说:“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其命矣。”需要了解民情和民性,做到知民性、达民情。只有了解别人、了解众人,自己才能融入到群体中去。一个人要善于乐群,才会做到“我在群中”,融入社会团体中,从而懂得换位思考。这一章实际讲人必须要有格局。

 

“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章。“好勇疾贫”,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勇敢,每个人都厌恶贫苦、贫穷。如果百姓都好勇而厌恶贫穷就容易生乱。“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人如果没有修养,容不下不仁的人,那么也会出乱子,所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小人穷斯滥矣”,小人一穷就乱来,这里强调的是仁,强调人首先要有仁德,人如果没有仁德的话就很可怕。如果出了问题,往往就是缺少了“仁”。凡是乱,一定是“好勇疾贫”,想要不乱,就需要依靠仁德。“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是谈“人而不仁”的问题。境界要高,方成君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修养成了有仁德的君子,也就不会乱了。“成于乐”代表和谐,就像与人相处,有忠信、有原则、有包容,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这里讲的还是人要有仁德。

 

第十一章“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周公是孔子所推崇的圣人,才德兼备。孔子以此为例,彰显德与才的关系。即使是周公这样的圣人,假如他持才傲物、固步自封,那也“其余不足观也已”。这里,孔子强调的是谦德,以为有才无德则为人而不足观。“谦”是孔子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谦”和第一章的“让”遥相呼应。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弟子求学于孔子,其初始目的大多为求学干禄的本领。孔子固然不反对为政、求干禄,却更欣赏弟子一心向道。《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也有相同的记载。谈到这一章,就容易联想到孔子的弟子原宪。原宪已经可仕,却依然不仕,得到了孔子的赞誉。原宪“清净守节,贫而乐道”,他出身并不优越,但他贫而乐道。乐道就体现为“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原宪给孔子做家宰时,孔子给他很多钱,原宪不要,孔子说你可以分给你的邻里乡党。《宪问》篇记载:“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我只要努力工作,我就有工资、就能取得禄位;如果“邦无道”,或者坏人当道,就算是拿了俸禄,也应该感到羞耻。所以,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就是说学了三年了去从政,仍然觉得素养不够,还要继续学习,这种人确实很难得。

 

第十三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和上一章大致是一样的意思。这一章紧接着上一章,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君子不党”,作为君子,不要跟他人勾结。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党”,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我们应该与谁为伍?我们常讲乐群,打个比方说,你喜欢与打球的人在一起,你就是喜欢运动的人;你整天吃吃喝喝,杯盘狼藉,你周围少不了酒肉朋友;你每周来慢庐读《论语》,与慢庐的师友交往,你周边自然就少不了喜欢经典、饱读诗书的人。书院,就是我们自己的道场,所以,你“危邦不人,乱邦不居”,书院这地方一定要常来。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章讲的是名分问题。不在其位,不谋其位之政。它指的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有人问孔子:“您教人为政,您怎么不为政?”孔子说得好:友于兄弟,施于有政,难道这不叫为政吗?否则,什么是为政呢?普通人对社会做贡献,就是不要干政,不要干预别人。但是这并不是说普通人不应关心国家政策,一个团体有了正确的领导了,就要用爱和敬去影响周围的人,这也是有利于为政的。就像现在各级政协委员,他们本人不一定执政,但可以积极参政议政。所以,我们对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太狭义、太具象地理解,一定要抽象理解这个问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指的是不在其位,不谋其位之政。如果有人整天越俎代庖,喜欢对别人的事情指指点点,未必有利于别人的工作。所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越界,不能去想不该想的事情。本章这个意思其实很重要。

 

从第八到第十四章,这七章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礼让仁孝。在这种格局和境界下,修成自己的一种完美的人格。

 

第三,诗礼洋洋,王道荡荡

 

最后这七章是相对的一个整体,可以冠题目为“诗礼洋洋,王道荡荡”。其意本是说祭祀时的场面,《中庸》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又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是祭祀致敬时应有的场面。

 

第十五章“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实际上就是诗、书、礼、乐之教,就是王教、王道,从太师挚开始演奏,到结尾演奏《关雎》之曲,乐章美妙,充盈悦耳,富于教化之音,“洋洋乎盈耳哉”。

 

第十六章“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这里讲的都是做人的方式问题。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无能而不称义,无知而不老实,狂妄而不知罪,就需要诗礼之教,达到诗礼洋洋。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章,钱穆先生说“学问无穷,汲汲终日,犹恐不逮”,学习就好像来不及似的,但还是怕失去了。这就像“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学了以后赶快行动,如果还来不及实践,担心又学了新的。所以“唯恐有闻”,唯恐再来一次。这两章可以互参。

 

第十八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从这章开始,后几章都谈尧、舜、禹这几位典型的圣人、圣王。“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是超脱、是管理境界,又是一种格局,是无为而治。关于“无为而治”,虽然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其道理也很简单。“无为而治”就是让每个人找到方向和目标,百姓都走在正道上,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这就是道德教育,它看起来很软,实际上很有力量。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章,“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实际就是说遵守天道、效法天道。什么是天道?天道贵其不已,日月星辰自东向西在不停地流动,寒来暑往,春华秋实,这就是天道。

 

鲁哀公和孔子进行讨论,鲁哀公问:“君子何贵乎天道”,君子为什么重视天道?孔子回答“贵其不已”,“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不闭而能久”“无为而物成”,这都是天道不已。“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能“则天”,就是尧帝能效法天道。圣王则天,这是他们在位的合理性。他们叫“天子”,即“天之子也”,就是“焕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荡荡”就是广大的样子,“荡荡乎”也是“易易乎”。海昏侯墓发现的《齐论语》中有《知道》篇,已经公布的一支简说“孔子智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易易云者,三日”,“易易”其实就是“荡荡”,“易”字加上草字头,就是“荡”,“易”就是平易,“荡”就是广大。道因平易而广大、而“荡荡”;道因其“不远人”而“易易”。

 

孔子观乡饮酒礼,说“杖者出,斯出矣”。杖者就是拄拐杖的老人,他们走路不稳拄拐杖,或者地位高了拄拐杖,“杖者出,斯出矣”,看似小事,其实内含的是王道。王道就是王天下之道,就是父慈子孝,就是“敷其五教”。五教,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孔子说知王道,太平易了,太简单了。但同时,孔子也在感叹:这么简单为什么做不好呢?“易易云者三日”,很耐人寻味,应该这样理解。道,离我们很近,当然平易、容易、易易。但尽管“易易”,却做不好,因为“王道荡荡”,王道太广大了,既难又不难,既容易又很不容易,所以《齐论语》的最后一篇《知道》,知王道也。什么是王道?王道,就是天下治理让社会成员心情舒畅,达到“中心悦而诚服”的境界。王道和霸道是相对的。

 

王道就是尧舜之道,第二十章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里又出现了“至德”一词,与首章的泰伯之“至德”呼应。周的至德从哪来?泰伯就是至德。“武王曰:‘余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德才为难。为什么那个时候妇人要从十人里拿掉呢?有前人解释说,“有妇人焉”不是瞧不起妇人,而是因为这个“妇人”是武王之妻,不能算是臣。古人有“君子不臣其妻”之说,武王的妻子邑姜,作为王后,不能与其他九人并列。这个推测应该是有道理的,据《孔子家语•大婚解》,孔子说:“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孔子正是这样的观点。

 

最后一章“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赞禹之俭于己身而勤于民事,这也是谦德的表现。“黻冕”“鬼神”皆祭祀之事,祭祀是国之大事。“尽力乎沟洫”则是民事。祭祀与民事,皆为政治大事,儒家十分重视,所以孟子曾说“民事不可缓也”。《诗经》有“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都是讲农事、民事。大禹勤于祭祀、民事,自己却“卑宫室”,故孔子称赞“禹,吾无间然也”,孔子的“无间然”,包含有对大禹的深深敬佩。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