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天地人中的“王”道秩序 ——谈《说文解字》对“王”的说解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2-07-20 17:43:54
标签:“王”、《说文解字》

【孟琢】天地人中的“王”道秩序

——谈《说文解字》对“王”的说解

作者:孟琢

来源:《文史知识》2022年第7期

 

 

 

在《说文解字》中,“王”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部首,也是一个引发了众多学术争论的汉字。许慎对“王”的说解,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烙印: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随着古文字的不断出土,我们看到了与小篆不同的早期形体,如甲骨文中作商小臣卣作这些字形不断启发学者对其本义的新认识,大抵有以下几种观点:1.象火之形,吴大澂、罗振玉等学者主此说;2.象牡器之形,郭沫若等学者主此说;3.象帝王端拱正坐之形,徐中舒、董作宾等学者主此说;4.象斧钺之形,如林沄先生认为王为斧钺类武器不纳柲之形,在古代长期作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的前身是部族中的军事首长(林沄《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载《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2页)。与前三种观点相比,第四种观点最为流行,得到了学界的整体认同。与之相应的是,《说文》的观点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相关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或谓《说文》妄说字形,比诸后世江湖测字之流,应机说法之伦;或谓许慎鼓吹封建王权,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前者立足学术是非,后者关乎政治立场,无论哪个方面的批评,都涉及如何理解《说文》的历史价值的根本问题。

 

我们认为,在许慎没有见到早期字形的情况下,《说文》的解释是否可以简单归为“妄说”,这是现代《说文》学研究中必须厘清的根本问题。对此,王宁先生在汉字构形学中提出了“理据重构”的概念: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汉字理据随字形变化而逐渐模糊,而对理据的追寻又是汉字使用者的普遍心理,面对理据缺失的字形,人们会采取一定的方式重新建构汉字的形义理据(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65页)。许慎根据演变后的字形进行理据重构,不应简单批评为“妄说臆测”,而是要在先秦两汉的“小学”传统与经学传统中,深入理解其重构字义的理路。与此同时,用“迎合统治阶级”的视角来理解许慎对“王道”“王政”的理解,在今天看来已经相当不合时宜了。唯有正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才能准确把握《说文》说解中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说文》中,许慎用“天下所归往也”对“王”进行声训,实为经典常训。如《谷梁传·庄公三年》:“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王者,往也。”《韩诗外传》:“天下往之谓之王。”《白虎通义·号》:“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诗·大雅·板》:“及尔出王。”《毛传》:“王,往也。”《国语·吴语》“王总其百执事”,贾逵注:“王,往也。”《易纬乾凿度》:“王者,天下所归往……言有盛德,行中和,顺民心,天下归往之,莫不美命为王也。”我们看到,战国儒家的经学解释中已出现了“王,往也”的声训,到了汉代,无论今古文经学的经说、经注,都广泛采用了这一训释,两汉纬书更充分阐释了“王”能令“天下归往”的理据所在。可以说,对“王”的解释形成了一个贯通今古文经学的训诂传统,这一传统指向了对“王道”的理解,与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密不可分。

 

在春秋争霸的背景下,孔子树立起“先王之道”的政治理想,通过对齐桓、晋文、管仲等的批评,开启了严辨王霸的思想传统。随着战国争霸的不断剧烈,孟子、荀子等大儒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深入辨析了王道与霸道的本质区别: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

 

在孟子眼中,王霸之辨在于“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之别;在荀子眼中,王霸之辨在于“隆礼尊贤”与“重法爱民”之异。与此同时,他们对王道的理解又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王道获得了百姓“中心悦而诚服”的拥护与归往,这是区分王道与霸道的根本标准,也是许慎说解的思想来源。值得注意的是,王道思想并非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恰恰相反,它寄寓着儒家对时政的批评和政治理想的探寻。在儒家看来,“先王”指尧、舜、禹、汤等前代圣王,“后王”指当代的统治者,二者之间界限分明。正因如此,“先王之道”既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也是他们批评时政的精神力量。《史记·秦本纪》载李斯“坑儒”之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此为儒家据“先王”以批评“后王”之明证。那么,许慎对“王”的释义便不是什么鼓吹王权、维护统治,而是蕴含着儒家“王道”的理想主义精神,这也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精义所在。

 

许慎吸收了“王霸之辨”的思想传统,用“往”来解释“王”的词义理据。如何将这一说解与“王”的字形紧密结合,实现汉字的形义统一,则是他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对此,《说文》征引了《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的字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许慎吸取今文经学巨擘董仲舒的观点和两汉纬书中的“孔子字说”,体现出贯通今古文经学的宏阔格局。“王”由“三”和“丨”组成,“三”表示天、地、人,《说文·三部》:“三,天地人之道也。”“丨”有上下贯通之意,“王”道的实质是贯通天地人之道。在这里,董仲舒和许慎将“王道”与天、地、人三才并立的宇宙观统一起来,对“王”进行了理据重构。在他们眼中,“王道”的背后是一种整体性、理想性的宇宙秩序,这一秩序又与《易》学传统密不可分: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系辞》)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说卦》)

 

《易》之六爻源自“天地人”的刚柔之象,“天地人”代表着中国文化中奠基性的宇宙观。其中,“天”的特点在于运化不息,“地”的特点在于无私作育,“人”的特点在于顺应天地、参赞化育。天地人和谐相处、各尽其道,由此展现出完美的宇宙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作为三才之一的“人”贯通天地,具有关键性的能动作用。正如《中庸》所言:“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对人的本质的不断实现,是参赞天地之道的起点与动力。

 

在儒家看来,圣王意味着人之本质的完整实现,他们既是贯通天地人者,也是与天地相参赞的“大人”。《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在《易》学传统中,“大人”与“圣王”的身份是一致的:

 

《易·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干宝:“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见大人。”《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虞翻:“谓若庖牺观象于天,造作八卦,备物致用,以利天下。”干宝:“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圣功既就,万物既睹,故曰利见大人矣。”《易·乾·彖》:“飞龙在天,大人造也。”荀爽:“大人造法,见居天位,圣人作而万物睹。”《易·革》:“九五,大人虎变。”虞翻:“传论汤武以坤臣为君。”马融:“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

 

在汉儒《易》说中,“大人”并非虚指,而是自伏羲、舜、汤、文王、武王、周公以来的历代圣王。《易纬乾凿度》:“大人,圣人之在位者也。”准确阐释了这一内涵。除此之外,先秦两汉文献中还有丰富的证据,如《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除傅奕本和范应元本之外,各本皆作“王亦大”。王弼:“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王是人之主也。”用王道统摄了天、地、人秩序。《礼记·经解》:“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此处的“天子”完全合乎圣王理想。《中庸》“赞天地化育”,郑注:“助天地之化生,谓圣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强调参赞天地为圣王受命之境界。在天地人的宇宙秩序中,“王”是参赞天地的主导者,先王、圣王、大人、天子等角色具有义理的统一性,由此形成了“王道”特有的阐释传统。就其根本而言,王者能令“天下归往”,正因为他们是人之本质的实现者与天地秩序的辅成者。

 

在《说文》说解的背后,是作为先秦两汉思想主流的经学传统。许慎以声训释“王”之义,根据自民意以言“王道”的传统;以形训解“王”之形,根据自天地人秩序以言“王道”的传统。通过这两种经学传统的统合,《说文》实现了对“王”的理据重构。这一理据重构不仅体现在“王”的字义中,亦贯彻了《说文》部首辖字的说解。《王部》:“闰,馀分之月,五岁再闰,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前者与王者“观象授时”的传统紧密关联,后者与先王之道的古老谱系密不可分,体现出王道的不同侧面。许慎将汉字与儒家经典紧密关联,这正如黄侃先生所言:“《说文》之为书,盖无一字、无一解不有所依据,即令与它书违悖,亦必有其故。”(《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页)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王”字之中,许慎的汉字说解并非简单的形义契合,而是要让汉字的形义理据与经学传统紧密关联,在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中建立起汉字的文化精神。脱离经学传统,仅从汉字的形源出发,固然可以对《说文》做出种种批评,但某种意义上,这种批评实际障蔽了对《说文》的深层理解。以“王”为例,尽管许慎的说解未必符合早期字形,但也并不是什么“妄说字形”,而是在更为深厚的形义理据与经学世界中对汉字的理据重构,具有一种历史的合理性。在经学的视域中,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哪怕许慎见到了斧钺之形的“王”字,也未必会将其释为“征服天下”“军事首长”——在“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眼中,对“王道”的阐明显然是更本质的文化使命。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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