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格拉底的使用和滥用

作者：丹尼斯·撒姆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本文作者说，我们不应该鲁莽地将哲学家从其历史背景中拔出来，强行塞进我们的时代。

我想强调的是，当我们使用古代哲学家或者文献为当今事业服务时，需要牢记谨慎的价值。让我们考察一下苏格拉底在过去一些世纪里是如何被阐释的，他是如何被崇拜者和批评者使用和滥用的。我们将由此获得重要的教训：在得出有关古代的、复杂的作者的结论时，尤其是那些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权威的消息来源时，如言论都是别人写下来的人物如苏格拉底时，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画家保罗·格列高利（Paul Gregory）的希腊村庄，1977

苏格拉底的历史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出生于雅典一个石匠和接生婆的家庭。因为在反对斯巴达人的百罗奔尼撒战争中做战英勇，他后来担任了雅典议会议员。他和克珊西普（Xanthippe）结婚（据说是个悍妇），后来生育三个儿子。他并不是特别英俊——秃头、肥胖、矮而宽、长着狮子鼻，走路拖着脚，而不是运动员的矫健步伐，但是他快乐，喜好交际，说起话来喋喋不休，他认识很多人，喜欢与他们谈论严肃的思想问题。他生活在相互怀疑勾心斗角的、堕落的城市，这里刚刚遭受了战争失败，接着是被称为30个暴君的短命斯巴达政权，这个阶段的标志是合作者、间谍和相互猜疑，而且人们变得对自己都有些玩世不恭了。那是个危险的时代，尤其是对提出问题者来说。我们没有苏格拉底写的片言只语，事实上他并不信任书面哲学，因为你没有办法提出疑问。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申辩篇”、“克里托篇”（Crito）、“游绪弗仑篇”（Euthyphro）可能是接近他参与的辩论的文字记录，还有其他如“美诺篇”（Meno）和“斐多篇”（ Phaedo）也被认为接近苏格拉底的原话。引起争议的审判认定苏格拉底是对雅典社会造成的威胁，他在喝下了朝廷下令必须喝的毒酒之后，公元前399年去世，年龄大约在70岁。

苏格拉底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虽然他从来没有打算建立自己的思想流派或哲学运动，但是，在过去很多世纪里，人们使用他的思想探索方法和观点来为哲学、宗教、政治和心理疗法等众多东西的地位辩护。早期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他是基督教伦理学的先驱，甚至是基督教殉道者，因为他心甘情愿地承受死刑判决而不是尝试逃跑，从而树立起一个逃避法律制裁的典范。挑衅性的早期基督教哲学家奥利金（Origen(约185—约254,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家——译注）发现苏格拉底和耶稣生平的相似性，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也认为苏格拉底能帮助人们成为好的基督徒。

在文艺复兴时期，苏格拉底有时候被认为是理想之人。伊拉斯谟（Erasmus）甚至称他是圣苏格拉底（Sancte Socrates）。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蒙田（Montaigne）认为，苏格拉底教导我们如何学会诚实和安详地死去。到了19世纪，影响力巨大但神秘晦涩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使用苏格拉底作为正确使用理性和讽刺来证明永恒真理的典范。相反，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文明的祸根，过多强调理性探索而非情感，严重压抑了希腊文化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尼采看来）——生活中的荒谬性和悲剧性元素。

存在主义者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谈到苏格拉底是如何被使用的：“他被一直认为是谦逊的、敬畏上帝的基督徒，自信的理性主义者，邪恶的天才，人性的预言家，有时候是政治阴谋家，戴着哲学家的面具来掩盖其夺权计划。但是，这些帽子都不属于他。”(in 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 The Paradigmatic Individual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Ralph Manheim, p.18-19, 1962)其实，所有这些角色都不属于苏格拉底。他也不是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说的那样子。在诺斯鲍姆看来，苏格拉底是自由进步人士的原型。

诺斯鲍姆的苏格拉底

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教授。Photo © Robert Holland 2008 Creative Commons

诺斯鲍姆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法律和伦理学，是当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她出版了若干影响巨大的著作如《善的脆弱性：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幸运和伦理学》（2001）、《欲望疗法：希腊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97）和《不是为了利润：为何民主需要人文学科》（2010）等。她提出了雄辩有力的案例，说明在民主社会，我们珍视开放性，尊重所有人，无论其政治和宗教选择如何，无论其性倾向如何，都要求理性探索的健康教育。因此，在大学教育的职业性目标越来越明显时，她鼓吹抗拒就业市场对课程设置的影响。在两本书中，苏格拉底式探索都为她提供了教育的典范，即培养人们成为道德上的、宗教上的、和政治上对多元文化社会持开放的态度。

她对苏格拉底的解读使用留给我的印象是，苏格拉底被呈现为没有时间差异的人，我们能很容易将其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连同其历史和背景一起转运到21世纪的现代大学，在此过程中，他的特殊哲学思辨方式和他的一套哲学目标没有任何滥用。这是主要问题，对此，我随后将给出更详细的说明。但是，我认为她也在某些方式上正确使用了苏格拉底。比如，她说，“大学里的自由教育是苏格拉底式的，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承诺于激发每个学生的独立思想和产生真正一起进行理性思考的共同体，而不是简单地交换主张和相反主张。我们能够和应该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共同推理，我们的校园应该让学生们准备好这么做。”(Cultivating Humanity, 1997, p.19) 与他人进行苏格拉底式对话——其中我们追求“对某些核心法学和政治概念如平等、正义和法律等概念进行连贯的、没有矛盾的自由描述”（P.21）——这成为教授学生如何正确使用理性的范式，这种正确的推理方式同时批判政治左派和右派。

在诺斯鲍姆的作品中，右翼人士是社会上的、政治上的保守派，他们教条式地确认自己的主张，并谴责那些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但是，苏格拉底要求理性论证，而不仅仅是观点的确定性。在诺斯鲍姆的作品中，左派——她常常认同后现代文学理论家（如在Cultivating Humanity, p.37）——彻底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因此抛弃对真理的探索。与此相反，苏格拉底显示，真理探索对于宽容和开放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人们相互尊重，足以进行严肃的和思想上的对话。通过持续不断地挑战假设和规范，不断要求概念清晰性和前后一致性，引导我们走向有关人生重大问题的共同结论，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础。

而且，诺斯鲍姆所说，因为苏格拉底寻求仔细审查和验证雅典社会的规范和雅典人有关关键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教条式主张，他其实是“完全没有专制特征的”。（对他来说）说话者的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证的本质。”(Not for Profit, 2010, pp.50-51).正如苏格拉底常常揭示出的那样，苏格拉底式辩证法——他的通过对话进行辩论的方法——不是人格的拥护者，因为掌权者和享受特权者对于逻辑批判就像普通人一样是持怀疑态度的。通过在思想上探索和揭露公共话语中的逻辑错误，我们可以跟随苏格拉底的脚步培养智慧的、尊重人的、和对所有人开放的民主社会。

反驳诺斯鲍姆

因为苏格拉底非常好地揭示出批判性推理和逻辑审查的建设性使用，这是诺斯鲍姆所说的“世界公民”的模式——拥有世界主义观点的人，不受针对任何民族、种族、形而上学观点、宗教的教条式偏见的束缚，而是能够生活在所有人中间，通过对话式推理相互学习和共同探索自己的信仰和实践的人。就是在这里构成了我认为的诺斯鲍姆对苏格拉底的滥用。

的确，苏格拉底不是尊重个体的人，但是，他也没有拒绝让雅典社会生活变得有意义的社会的、思想的、宗教的传统。与诺斯鲍姆将其视为世界公民的观点相反，苏格拉底欣赏自己的传统并依靠这些传统生活。为此，苏格拉底对那些试图忘记传统意义和使用诸如美德和正义等关键词汇的诡辩者是持怀疑和不屑一顾的态度的。相反，苏格拉底接受其社会背景，寻求让它变得更具思想连贯性和可辩护性。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承认，苏格拉底身上的这种传统主义“虽然他毫不留情的批判性质疑，可能让他看起来像诡辩者之一，但他从来没有偏离其历史基础，而是虔诚地认同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深入考察其意义”（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 p.10）实际上，苏格拉底更多是雅典知识分子而非诺斯鲍姆的世界公民。当苏格拉底告诫他人“认识自我”以及“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时，他不是在告诉他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而是在告诉他们要成为雅典的好公民，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体面人，能够为法律和婚姻等社会制度做出贡献，他们必须是真正有美德的人，充分理解人生和社会要求他们做什么，而不仅仅是遵循常规而已。

他知道要成为知情的经受哲学考验的好公民是需要成为某种人的——寻求真理而不是安逸或者一致性的人。这样的人只有在拥有富有成效的伦理的政治的和宗教的探索传统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虽然苏格拉底常常离开他的对话伙伴，因为他的问题和批评让他们感到沮丧和困惑，但他的目标是消除错误，以便他们能知道对雅典社会有重要价值的真理如美德、正义和美。

这里有来自他的审判的例子。在苏格拉底因为“腐化青年”的诬告被不公平地判决（因为质疑传统价值观和“引进假神”），克里托（Crito）和其他朋友来到监狱贿赂看守，想帮助他逃脱，不想接受可怕的、不公平的处决，但苏格拉底拒绝逃走。他告诉克里托和其他朋友，雅典给了他拥有和热爱的一起好东西，如果他拒绝法庭判决，逃到另一个国家，他将破坏雅典国民对国家的信仰。他对克里托说：

“难道像你这样的哲学家没有发现我们的国家比父母或者祖先更有价值，更崇高神圣，在诸神的眼睛和理智的人中更受到重视吗？而且在她发怒时要安慰她，要温柔地尊敬地对待她甚至胜于对待父亲，或者劝说她，如果劝说不成，或者服从她？”（柏拉图《申辩篇》）

这不是诺斯鲍姆的世界公民，他们必须切断其思想追求与自己国家的传统和形而上学遗产的纽带，包括自己的宗教教导和实践。更准确地说，苏格拉底想教育雅典人成为最好的雅典人，苏格拉底熟练掌握的理性探索的细腻分析方法不是为抛弃思想和伦理传统的相关性的全球性的具有世界主义理想的人设计和准备的。雅典的民主是所有拥有财产的男性都能够和应该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和道德生活做贡献。这不是诺斯鲍姆推崇的那种民主形式，这涉及到没有思想和政治边界的多元化社会，纳入了一种呼吁我们克制自己不过分以来宗教和哲学传统的思想目的。

苏格拉底与宗教

我想给出另外一个说明，显示出苏格拉底并不是诺斯鲍姆宣称的那个样子。苏格拉底受审前的简短对话《游叙弗伦篇》（Euthyphro）是柏拉图最著名和最流畅展示苏格拉底辩证法的部分。它也是一本令人困惑的书，因为它没有给出引发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对话问题的直接答案。

故事开始于两人在法庭上的一次偶然遭遇，苏格拉底被指控缺乏虔诚（腐化青年和拒绝传统神灵）。游叙弗伦到法庭上是要指控他的父亲杀人，而且相信他这样做是正确和虔诚的。深入的对话在他们之间展开，讨论的是虔诚的本质。在经过若干次定义虔诚的失败尝试之后，苏格拉底显示出游叙弗伦的定义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游叙弗伦说，一个虔诚的（神圣的、善良的）行为与所有神灵都喜爱的行为相同的。作为回答，苏格拉底将其置于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两难困境之中，从那以后它就被称为游叙弗伦困境。

这个两难困境是：一个行为是虔诚的是因为它得到众神的喜爱，还是它得到众神的喜爱是因为它是虔诚的？如果是前者，那么好的或虔诚的行为就是众神渴望的东西，无论那是什么，或许包括我们通常认为坏行为。如果是后者，那么好的或虔诚的行为可以在根本不需要提及众神喜爱与否的情况下来定义。按照很多当今哲学家的说法，詹姆斯·雷切尔斯（James Rachels）在《道德哲学元素》（1986）中说，这个对话证明，我们不需要神灵也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和好的，因此，神学对于伦理学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话可说。但是，虽然苏格拉底没有给出该问题的最后答案，但对话的要点不在于没有答案，或者我们应该将伦理学与神学传统割裂开来，而是我们需要比游叙弗伦更好的虔诚定义。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并没有兴趣与游叙弗伦争论语义学的内容，他想知道虔诚的本质，真正知道它是什么，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对苏格拉底还是对其他任何尽职的雅典人来说都是如此。即使在道德败坏、自我堕落的时代，虔诚也是好的雅典人追求的东西。因此，因为神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对雅典文化的诚信非常重要，这就出现了通过苏格拉底对话来澄清它的哲学探索。

结论

我的意图不是要反对诺斯鲍姆的世界公民观念。事实上，我赞同这个观点，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在全世界旅游，学习其他文化。我的意图一直是，显示她对苏格拉底的误用揭示出在阐释古代文献时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必须谨慎。不是说诺斯鲍姆和其他人依靠苏格拉底方法来提出进步教育的理想是错误的，而是说假定她能使用苏格拉底作为超越文化的和超越时空的权威来为其途径辩护，将苏格拉底从其语境中拔出来，然后顺利放入自己的语境中。那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不是让古代哲学家或者著作与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保持一致，这样我们能够使用他们作为支撑自己议程的权威，我们必须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依据他们的处境来理解他们。

作者简介：

丹尼斯·撒姆（Dennis Sansom），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桑福德大学（Samford University）哲学系主任，教授。

译自：The Uses and Misuses of Socrates by Dennis Sansom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51/The_Uses_and_Misuses_of_Socr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