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俊琏】历二十二载磨砺之功,深沉积淀以礼解《诗》 ——读邵炳军教授《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2-11-17 16:53:50
标签:《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

历二十二载磨砺之功,深沉积淀以礼解《诗》

——读邵炳军教授《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

作者: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十月十六日丙寅

          耶稣2022年11月9日

 

诗教传统绵亘千年而不绝,上至国家招贤取士,下至黎民私塾受学,均有《诗》三百篇的重要参与。自其结集传世以来,历代学者皓首穷经,著力于此,在《诗》学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的论著。其中,尤以汉代郑玄以礼解《诗》之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也为后世《诗》家踵事增华树立了卓越的典范。邵炳军教授多年来深耕《诗》学,其所著《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繁体横排版,全2册,67万字,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下文简称“《考论》”),即鲜明地体现出对郑氏之法的继承和突破。

 

一、着眼于礼学视阈,深挖《诗经》生成的时代背景。《论语·八佾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在夏、商两代基础之上“损益”而成。自周人翦商建政伊始,制定服务于新王朝的礼制规范便提上了历史进程,这也就是为后世所称道的制礼作乐。其时政权鼎革、王朝初建,人心尚未顺服,亟需用礼乐文化来安抚。同时,虽然殷商王朝已经覆灭,但其残余势力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将成为影响新政权统治的不安定因素。在对其保持常态化武力震慑的同时,瓦解殷商遗民的复国意志也不可或缺,诗礼文化此时便凸显出其独特的功能和效用。并且,建构新的诗礼文化也昭示着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可以彰显周王朝的全新气象。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考量,制礼作乐于周人而言可谓势在必行。制礼作乐,实际上是一场由宗教礼仪到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礼乐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浸染,融入到周王朝政治体制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环节当中,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野人,无不笼罩在礼乐文化的辐射当中;祭祀婚丧、朝觐聘问、征伐会盟,无不透露出礼乐文化所带来的强大影响。礼乐制度实则是王朝运转、万民行止的内在逻辑,在这套礼仪规范的约束和指引下,各个阶层各安其位,共同维系着王朝的政治格局。可以说,礼乐文明是周代政治中最鲜明的特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所创作的《诗经》自然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礼制的烙印。换言之,周代的诗歌即是其时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从中亦可窥见周代礼乐文明的形式与概貌,如《考论》所关注到的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创作的多首诗歌,即是彼时王纲散乱、礼乐变革的艺术化反映。《考论》以《诗经》为线索,将历史事实还原到周代礼乐文化这一大背景之下,采用“知人论世”的诗学研究方法,从礼制视阈深挖诗歌创作的深层次内涵,旁征博引,分条缕析,为我们解读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提供了翔实可信的考证。

 

二、深谙“以礼解《诗》”的学术传统,开拓了解《诗》路径的新外延。《诗经》是礼乐文化的产物和载体,它的创作和采集必然顺应着其时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故而对《诗》与礼二者内在关系的思考和探索便显得尤为重要。孔子最先关注到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语·泰伯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路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礼记·孔子闲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孔子认为《诗经》是诗人精神和意志的艺术化呈现,而这种意志则是礼制规范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所形成,最终可使融之于乐。应该说,礼制是指导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诗经》的创作必然承载着礼制精神的行为意志,《诗经》亦具有反哺礼制的政治功能。同时,他指出《诗经》具有“专对四方”的外交功能,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诗》与礼二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孔子的这一认识在两汉时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汉初毛亨、毛苌缵其绪,汉末郑玄集大成,逐渐形成了“以礼解《诗》”的研究方法。特别是郑氏兼通今古文经学,尤其浸淫礼学多年,为他以礼解《诗》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九评之曰:“郑氏长于礼学,其以礼家之说曲为附会(《诗》)。”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六亦论之曰:“郑君专于礼学,故多以礼说《诗》。”郑氏之法逐渐成为后世学人的共识,其在以礼解《诗》方法论上的会通和突破,也为《诗》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考论》秉承郑氏遗风,在探究两周之际秦、郑、晋等诸侯国本事之时,立足于礼学视角,深入解析诗歌文本,从大量的文献当中勾勒出历史变迁的脉络,探寻其时礼乐异化的本质,为解释其人、其事行为的逻辑性、合理性,做出了有力的探索。

 

三、提出“诗礼文化”这一重要学术范畴,实现了《诗》学研究的新突破。周礼是《诗经》时代的客观存在,《诗经》渗透着周人的礼治思想和礼教精神,故而对《诗经》的解释和传承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礼学这座大山。《考论》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点,认为《诗经》是先秦诗性文化的总结,礼制是先秦制度文明的核心。而“礼”与“乐”相依、“乐”与“诗”一体的关系,“诗”缘于仪式化艺术搬演需求,进入礼制建构和运作;而“诗”与“乐”共同参与礼制,构筑礼乐文明。这是一种最明显、最典型的共生互动模式,并日益转化为政治理想和文化思想领域的“诗礼文化”,继而提出“诗礼文化”这一重大学术命题,实现了《诗》学研究的新突破。可以说,《考论》的这一论点为我们解读《诗经》拓宽了一片新视野。同时,《考论》也注意到诗礼文化依托于周代政治生态的变革而渐次发展,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篇》),其演进历程与政治生态的关系密不可分。故而《考论》选取两周之际“二王并立”这一王纲解钮、诗礼文化变革最剧烈的重要时期,从此处入手,探索政治生态变革背景下诗礼文化演进的本质特点及历史影响,进而从微观视角探究春秋时期诗歌创作的历史规律。可以说,由政治环境变迁所引发的诗歌创作流变趋向,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这体现出作者一贯所秉持的“从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的治学路径,也为我们研究《诗经》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诗经》传世两千余年,深受社会中各个领域的推崇与赞许,这不仅因为其所具有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能,还因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大序》)的文学价值。可以说,《诗经》即是华夏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宣十四年《公羊传》何《注》)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历久弥新,这也为后世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磅礴的推动作用。邵炳军教授已经有多部《诗经》学的论著出生,为推动《诗》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诗人贾岛有言:“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考论》是以邵炳军2000年6月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订增补而成的。故作者此“剑”,历二十二年沉淀磨砺之功,相信霜刃之利更胜往昔。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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