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孔子对语言有限性问题的应对之策

作者：孙炜（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十一月十三日癸巳

          耶稣2022年12月6日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也是思维的外在表达形式。人的思想需要借助语言进行表达，并以此实现交流与传播。因此，语言对于思维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著述者，他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思考也体现在其著述之中，并对我国古代语言的发展和著述体例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在老子提出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基础上，孔子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比如，《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孔子以此指向了书面语、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问题。语言不仅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思维，书面语也存在着不能准确表达语言的问题。书面语与思维之间，事实上是隔了一层媒介的不精确表达。但孔子与老子最大的不同，在于积极地设法弥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其解决途径是引入“象”作为语言表达的辅助。

《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孔子认为，“象”可以弥补“言不尽意”的不足。借助“象”以“尽意”，是孔子在语言与思维关系问题上所做的突破。孔子对“象”的解释是，“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是圣人为表现“天下之赜”而进行的提炼、模拟，以“象其物宜”。

就本质而言，“象”是以符号排列来代表、模拟天下的万事万物。所以，孔子又说，“象也者，像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因此，八卦以至于《易》都可以看作“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故《易》者，象也。”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作之“象”，“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而“《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象”不仅可以存“天下之赜”，还蕴含了“天地人”之道。不惟如此，“象”还具有表达的作用，“八卦以象告”，“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言象结合”，足以尽天地人之道。

其实，从《系辞》来看，“象”不仅指卦象，还指自然界的物象（即各种自然现象）与世间的事象（即各种人事现象）。《系辞》在解释《易》的形成时指出，《易》本是来自天象、地象、人事的，是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结果。其中所提到的“天象”“地法”“神物”“河图洛书”“鸟兽之文”都属于自然界的物象，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则是面向人事而言。包牺氏正是从这些物象与事象中读出了天地人之道，并通过作卦来表达的。这里，孔子赋予了“象”以表达的功能。“象”是人类表达思维、记载传播道的重要载体，是言的有力补充。

综上，孔子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思考，可总结出如下几点。一是书面语不可能完全表达语言的丰富涵义。二是语言不可能完全表达人的思维。三是“象”也可以表达人的思维，并在表达思维方面具有语言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言象结合”，可以尽意。四是“象”包括符象（人创造的符号）、物象（自然界中的自然现象）和事象（人世间的人事）。五是人的知识有许多是圣人从物象和事象中体悟出来的。

“言象结合”的方式

孔子承认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并且承认“象”对语言的补充作用。这一思想对他的著述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易传》和《论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时，有不少地方引入了“象”。《易传》是孔子改造《易》的产物，《易》本为卜筮之书，孔子将其改造成义理之书。《易》之卦象也成为孔子发挥义理的载体。

比如：“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这是孔子据乾卦九三爻、九四爻之象阐发的义理。乾卦六爻全阳，就九三、九四爻而言，其上下爻都是阳，阳代表刚，故曰“重刚”。九五爻代表天，九二爻代表田，九三、九四上不在五位，下不在二位，故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因此也就是“不中”。基于此“象”，孔子悟出，君子不在他应在的位子上，所以情况有点危险。但君子若能时刻小心警惕，就可以防止不好的情况发生，故曰“无咎”。

再比如，孔子对“大过卦”初六爻的阐发：“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大过卦初六爻为一阴承二阳之象，其卦辞为“藉用白茅，无咎”。孔子据此发挥，认为以一阴承二阳，如能小心谨慎，也不会有差错。本来放在地上就可以了，而此又能在下面铺垫一层洁白干净的茅草，这是“慎之至”。虽然一阴在二阳之下，但如能谨慎从事，则不会出问题。

以上两则主要是借助卦象发挥为人处世的智慧和道理。从整个《易传》来看，孔子还有不少借助卦象阐发社会哲理的地方。比如：“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这是孔子据鼎卦九四爻象所阐发的人生社会哲理。九四之象，为“处上体之下而又应初，既承且施，非已所堪”，既要上承六五、上九，又要下应初六，大大超出了九四的承受力，所以导致“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其下场也必然是凶。孔子借此卦象，阐发了“度德而处、量力而行”的哲理。如果一个人不顾自身条件，好高骛远，“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很少有不受其害的。

孔子依据卦象，“言象结合”地阐发了自己关于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思想。这是《易传》的一大特色。但这种著述方式主要还是受《易》本身的影响。在其他著作中，孔子则多借助物象和事象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一点体现在他对仁和孝的论述上。孝是孔子非常看重的伦理道德，可以说是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根基，而仁则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孔子曾在多个场合谈论过孝和仁的问题，但都没有给一个明确、精准的定义，而是将其寓于事象之中，让受教者从事象中体悟。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关于孝，孔子在回答孟懿子、孟伯武、子游、子夏等人的提问时，分别将孝寄予于顺从父母意志、不让父母对自己有多余的担心、内心的尊敬、神色和顺等具体的行为之中，让问者从具体的行为之中去领悟，而不是给予具体精确的定义。这与西方哲学、伦理学的表达方式大不相同。

不仅论孝，孔子论仁也是如此。比如，樊迟先后三次向他请教何谓仁这一问题，他却给了三个答案：“先难后获”“爱人”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再比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对诸多弟子关于何谓仁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将仁寓于具体的行为之中，并不做严格、精确的界定。之所以这么做，是与孔子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认识有关，他不信单凭语言就足以准确地表达思想，还必须借助于“象”，这里他所借重的就是事象，具体的行为、人事。

这一观念也体现于《春秋》中。《春秋》寄寓着孔子的政治思想，“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孔子也自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但孔子之所以“因史记作春秋”，据他自己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是因为他认为空言不足以尽意，不如因实事（事象）以明理。其实，甚至可以说整部《春秋》就是孔子寄寓自己政治理想的大事象。

可见，孔子意识到语言作为表达思维、道理载体的局限性，而借助“象”来弥补，并且把这一思想运用到自己的著述与行为之中。孔子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思考，无疑是充满睿智的。尤其是他提出以“象”作为言在表述思维时的辅助，并将“言象结合”的方式用于著述，更是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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