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锷】《礼记》版本述略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2-12-28 00:23:20
标签:《礼记》版本

《礼记》版本述略

作者:王锷

来源:“学礼堂”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腊月初三日壬子

          耶稣2022年12月25日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无论是《十三经》《五经》或《四书》中,都有它的身影。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可见,《礼记》在中华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自唐宋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礼记》被多次刊刻刷印,为人们阅读和学习《礼记》,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礼记》的版本大致可分为白文本、经注本和注疏合刻本。

 

《礼记》白文本只有经文,唐开成石经《礼记》、国家图书馆藏《八经》之一《礼记》2卷属于此类。

 

《礼记》经注本是将《礼记》经文、注文一起合刻者,有附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下简称“释文”)和不附释文之别。不附释文者有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蜀刻大字本《礼记注》20卷(残存卷1—5)、宋婺州义乌蒋宅崇知斋刻本《礼记注》20卷(下简称“婺州本”)、明嘉靖徐氏刻《礼记注》20卷(下简称“嘉靖本”)等。

 

《礼记》经注本附释文者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将陆德明《礼记释文》4卷整体附录在《礼记注》后者,如宋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刻《礼记注》20卷附《礼记释文》4卷(下简称“抚州本”)。

 

 

 

抚州公使库本《礼记注》

 

 

 

抚州公使库本《礼记释文》

 

第二类是将释文打散,整段附录于经注之后者,如兴国于氏本《礼记注》20卷(今佚),即《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谓“于本音义不列于本文下,率隔数页,始一聚见,不便寻索”者,这种独特的附释文体例,反映了经注本向经注附释文本演变的形态,与后来通行之经注附释文本截然不同。

 

第三类是将释文逐条分散在相对应的经文和注文之下者,如宋绍熙建安余氏万卷堂刻本《礼记注》20卷(下简称“余仁仲本”),南宋绍熙福建刻《纂图互注礼记》20卷(下简称“绍熙本”),属于此类。

 

第四类是仿照余仁仲本,将释文逐条附录在经注之后的同时,又经大幅度删削甚至改写者,如元岳浚刻《九经三传》之《礼记注》20卷(下简称“岳本”),今传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翻刻本(下简称“殿本注”)及江南书局本等。

 

《礼记》注疏合刻本大致分为不附释文和附释文两类。不附释文者有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下简称“八行本”)70卷。附释文者有南宋刘叔刚刻《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下简称“刘叔刚本”),清和珅有翻刻本(下简称“和本”);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63卷(下简称“十行本”),附录释文的方式与余仁仲本相同。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63卷(下简称“闽本”)、明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63卷(下简称“监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63卷(下简称“毛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63卷(下简称“殿本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礼记注疏》63卷(下简称“《四库》本”)、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63卷(下简称“阮刻本”)等版本附释文的方式,皆与十行本相同。

 

 

 

 

 

清和珅翻刻宋刘叔刚《附释音礼记注疏》

 

《礼记》白文本、经注本和注疏合刻本,从阅读角度而言,附释文的《礼记注》和《礼记注疏》最为方便,因此,在南宋出现刘叔刚刻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以后,元代就翻刻,元刻十行本在明代多次修补印刷。明代嘉靖、万历和崇祯时期,曾三次翻刻《礼记注疏》,即闽本、监本和毛本,只是板式有所变化而已。进入清代,武英殿和四库馆又先后翻刻、抄录《礼记注疏》,可见学术界对儒家经典文献的重视。就《礼记》而言,在不断的翻刻过程中,《礼记》经文、注文、释文、疏文出现大量残缺,有些页面缺文达千字以上,有些段落残缺严重到无法阅读。清嘉庆年间,阮元组织学者校勘翻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中大量的缺文和错误,得以补充和纠正。《礼记》在不断翻刻过程中,对经文、注文、释文和疏文,都进行过校勘,但撰写“考证”或“校勘记”的,只有殿本注、殿本注疏、《四库》本和阮刻本,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最为详尽。然因时代的局限,一些重要的《礼记》版本如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和八行本等,阮元都没有看到,仅借用惠栋等人校勘成果撰写校勘记,留下很多遗憾。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要研读《礼记》,最方便看到的版本就是阮刻本《礼记注疏》63卷和《四部丛刊》影印的绍熙本《礼记注》20卷。近十多年来,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礼记注疏》的整理本,《礼记》善本如抚州本、婺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礼记注》、八行本、十行本《礼记注疏》,皆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同时,美国、日本等藏书机构陆续将收藏的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扫描电子化,上传网络。这些《礼记》版本的公布,为学术界研究《礼记》、比勘版本异同,提供了便利。

 

我们目前看到的《礼记》版本,要比清乾嘉时期的阮元、顾广圻等学者优越很多。但是,这些《礼记》版本之间关系如何?它们之间有何文字差异?哪些版本最好?哪些版本最差?明清以来学者在《礼记》文献的传承刊刻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国内图书馆所藏《礼记》版本,与美国、日本所藏有何差异?如果要整理《礼记注》或《礼记注疏》,应该如何选择底本和对校本?这些问题,我们都很难准确回答。乔秀岩《〈礼记〉版本杂识》专门讨论《礼记》版本问题,给我们启发较多。但是,就《礼记》版本关系而言,尚可进一步讨论。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历时十年,从事《礼记郑注汇校》工作,目的就是想搞清楚《礼记》版本优劣、文字差异及其相互关系,为进一步整理研究《礼记》奠定坚实基础。《礼记郑注汇校》主要分四步进行:

 

第一,选择底本。《礼记郑注汇校》以绍熙本为底本,对《礼记》经文、注文、释文及重言、重意、互注等内容进行标点分段。为何要选择绍熙本作底本呢?有必要说明。绍熙本完整保留了《礼记》的经文、注文和释文,尤其是增加了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内容。纂图是在书前编辑插入插图和解说文字,类似后来的连环画,直观解说礼制;互注是用其他经书文字印证《礼记》经文;重言是将相同的经文句子进行统计,标出在《礼记》全书中出现过几次;重意是将《礼记》中意思一致或相近的句子逐一标出。这些内容在当今的网络时代,简直不堪一提,但作为历史的存在,对于研读《礼记》的学人而言,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此外,张元济先生曾将绍熙本纳入《四部丛刊》影印,近百年来,是学术界认为的善本,影响大,普及性高。所以,我们选择了绍熙本《礼记注》作为汇校的底本。

 

第二,确定对校本、参校本。《礼记注》版本有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殿本注,《礼记注疏》版本有八行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库》本、阮刻本,另有余仁仲本、绍熙本、八行本的影印本或整理本,如来青阁本、《四部丛刊》本、潘宗周影宋本和上古整理本等。我们将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殿本注、八行本、和本、十行本、阮刻本以及抚州本所附释文等列为对校本;足利本缺八卷,即第33卷至40卷,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库》本皆源于十行本且略有修订,故将足利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以及黄焯《经典释文汇校》、日本藏《礼记释文》4卷列为参校本。另外,晚清民国时期的影印本,如《四部丛刊》影印的绍熙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来青阁影印的余仁仲本、潘宗周影印的八行本以及吕友仁据潘宗周影印本为底本的整理本等,皆与原本有一定差异,我们一律视为不同版本,并将它们也列入参校本行列。即使是同一种版本,因印次不同,文字也有差异,所以,对于所使用的版本,一律标明其收藏单位,以便讨论和覈查。

 

第三,吸收前人校勘成果。殿本注、殿本注疏所附考证、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王太岳等《四库全书考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礼记注疏校勘记》、张敦仁《抚本礼记郑注考异》、绍熙本吴宪澂批校、杨寿祺《礼记郑注余本岳本对校札记》、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礼记正义校记》、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吕友仁整理本《礼记正义》之校勘记和日本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等,都是《礼记》校勘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我们逐条覈查,充分吸收。

 

第四,撰写校勘记六千七百多条,详尽呈现了《礼记》不同版本间经文、注文和释文之差异和因袭演变,部分校记,判断是非,为我们考察版本之间的关系、文字正误提供了确凿的证据。阮刻本《礼记注疏校勘记》有7381条,尚包括疏文的校记,而我们所校仅仅是经文、注文和释文,就字数而言,还不到《礼记注疏》字数的四分之一,但就校勘记条目而言,几乎相当。应该说,就《礼记注》校勘而言,我们的汇校工作,在使用版本、校勘成果和校勘的精细程度而言,都有了很大推进。

 

《礼记郑注汇校》校勘记主要内容有三:

 

1.订补乙正底本或他本的讹脱衍倒,如:《曲礼》上底本“冬温而夏清”,唐石经、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岳本、嘉靖本、八行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阮刻本“清”作“凊”,是。底本“安定其床衽也”,抚州本、余仁仲本、八行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阮刻本同;婺州本、岳本、嘉靖本、足利本“安定”作“定安”,是;十行本“衽”作“在”,非。关于此条,张敦仁《抚本礼记郑注考异》曰:“读‘定’字逗,‘安’字下属。”阮元《校勘记》曰:“安定其床衽也闽、监、毛本作‘衽’,此本‘衽’误‘在’。岳本‘安定’作‘定安’,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通典》六十八同。案:以‘安其床衽’训‘定’字,与‘以问其安否何如’训‘省’字,文法同。岳本为是。正义亦云‘定安’也。”

 

再如,《儒行》“哀公命席”一节有注文:“席犹铺陈也铺陈往古尧舜之善道以待见问也大问曰聘举见举用也取进取位也”,抚州本、余仁仲本、岳本、嘉靖本、八行本、和本、阮刻本同;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脱“犹铺”二字,“陈也”下衍“珍善也”三字,“见问也大问曰聘举”作“聘召怀忠信之德以待”,皆非。

 

2.罗列各本之文字异同,不加判断,此类罗列岳本即殿本注“释文”与他本之差异最多。岳本对释文进行过大量删削,殿本注全部继承,即将某些释文全部删去,或将同一字的多个反切注音,保留一个,删除其它;或将释文中“下及注皆同”“下皆同”“下某某同”精简为“下同”,如底本“帷位悲反帷幔也薄平搏反帘也”,《经典释文汇校》卷第十一、抚释一、余仁仲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阮刻本同,岳本无此十三字。《曲礼》上经文“帷薄之外不趋”下,《经典释文汇校》、余仁仲本、绍熙本等皆有“帷位悲反帷幔也薄平搏反帘也”十三字,而岳本全部删去。

 

或将“徐某某反”“皇某某反”之“徐”“皇”等字,径改为“又”,如《曲礼》上“俨若思”下有释文:“思如字徐息嗣反”,岳本将“徐”改作“又”。

 

另外,岳本及他本有改动释文反切上下字的情况。我们目前看到的《经典释文》是宋代刊刻的版本,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陆德明的原貌,但也不排除有改动的地方。那么,岳本之改动反切上下字,或将反切直接改为“平声”“去声”等,这是为了适合当时的读音,便于人们阅读理解,但与陆德明之反切就不一致。如《曲礼》上,底本“谋于长者”下,释文曰“长丁丈反”,《经典释文汇校》卷第十一、抚释一、余仁仲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阮刻本同,岳本改作“长展丈反”;《曲礼》下,底本“执玉其有藉者则裼”下,释文曰“裼星歴反”,《经典释文汇校》卷第十一、抚释一作“裼星曆反”,余仁仲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阮刻本作“裼星歴反”,岳本作“裼先击反”。对于此类情况,我们在校勘记中罗列异文,不加判断,以便从事音韵学研究者参稽。

 

更有甚者,岳本加入朱熹等人之音切,显然是不合理的。如《大学》篇有注文“是轻慢于举人也”,下有释文曰:“命依注音慢武諌反”,《经典释文汇校》卷第十四、抚释一、余仁仲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阮刻本同,岳本作改作“命音慢文公云程子云当作怠未详孰是”,如此改动,虽然是承袭廖莹中本,渊源有自,但从《经典释文》角度而言,是不应该的。

 

3.指出十行本等版本文字残缺的情况。元十行本有很多墨钉和文字残缺的情况,这些缺文从闽本开始,就陆续补充,经过监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库》本等不断的校补,一直到阮刻本时,才全部补齐缺文,惟各本所补情况不同。这些情况,我们在校勘记中,凡是涉及经文、注文和释文者,均逐一说明。如《中庸》篇经文“故至诚无息”下,底本有注文“如天地山川之云也”八字,抚州本、余仁仲本、岳本、嘉靖本、八行本、和本、毛本、殿本注疏、阮刻本同,其中“地山川之云也”六字,十行本、闽本作墨钉,监本缺。

 

至于《礼记郑注汇校》在校勘记中无法讨论的问题,我们单独撰写文章讨论,可参考拙文《宋本〈纂图互注礼记〉二十卷的流传和文献学价值》《再论宋本〈纂图互注礼记〉的特征及其影印本》《南宋抚州本〈礼记注〉研究》《南宋余仁仲本〈礼记注〉研究》《南宋婺州本〈礼记注〉研究》《国图藏八行本《礼记正义》研究》《北大藏八行本〈礼记正义〉跋》《阮刻本〈礼记注疏校勘记〉质疑》《元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的缺陷》《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殿本〈礼记注〉平议》(后三篇是未刊稿)等。

 

通过《礼记郑注汇校》工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摸清了《礼记》版本的优劣。《礼记注》版本中,抚州本最好,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礼记注疏》版本中,和本最好,阮刻本次之,十行本最差。

 

二是厘清了目前所能看到的《礼记》重要版本的刊刻源流。八行本经注来源于抚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和本及十行本经注和释文来源于余仁仲本,刘叔刚刻宋十行本是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库》本和阮刻本《礼记注疏》的源头。

 

三是《礼记》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之间、宋元本与清末民国影印本之间是有文字差异的。在从事古籍整理的时候,对宋元本与清末民国时期影印本,当作为两种版本来对待,其它经典文献也有类似情况,这一点,应该引起学术界同行的注意。如国家图书馆所藏八行本,与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八行本即“足利本”、潘宗周影雕之八行本即“潘宗周本”之间,是有差异的,应该作为三种版本对待,如此处理,才符合文献学规范。

 

四是就《礼记》经文、注文和释文的校勘而言,正式以校勘记形式反映校勘成果的是在清乾隆时期的武英殿,即殿本注、殿本注疏“考证”,但嘉庆时期阮元所撰《礼记注疏校勘记》最为详尽、规范,署名张敦仁实际是顾广圻所撰的《抚本礼记郑注考异》最为精当。

 

我们认为,如果要整理《礼记注》的定本,最好是以抚州本或余仁仲本为底本,利用《礼记郑注汇校》已经取得的成果,直接改正底本之讹误,并说明依据,《礼记注》定本的整理,我们已基本完成。如果要整理《礼记注疏》的定本,最好是用和本的初刻初印本做底本,对校其他经注本和注疏本,补正缺误,乙正衍倒。至于八行本或足利本,不仅有缺卷缺页,也无释文,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库》本墨钉和缺字十分严重,根本无法做底本,但和本、阮刻本无以上缺陷,《礼记注疏》定本的整理,我们正在进行中。

 

通过《礼记郑注汇校》工作,我们大致摸清了《礼记》版本之间的关系。结合《三礼研究论著提要》之成果,《礼记》版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表示如下:

 

 

 

说明:图中虚线表示间接关系,实线表示直接关系。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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