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百忍】谈儒家的士气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2-01-06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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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儒家的士气
    作者:施百忍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在儒家看来,如何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是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将面对的问题。例如,孟子引颜渊的话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5·1)甚至如,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见到秦始皇的威仪时说道:“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第七》)另外,刘邦出差到秦都咸阳,在游观名胜时见到秦始皇帝的威仪,感慨长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第八》)可见,不仅儒家思考“成人”的问题,(见《论语·宪问》14·12)即使是英雄、无赖,也将面对这个问题。虽然,个人的入思有深有浅,究竟也不同,但从这些例子中,至少可以看出人各有志,或者说志向对于一个人的重要。
    
    子曰:“士志于道。”(《论语·里仁》4·9)孔子对士的揭示,在于还原志向,使其回到原来的地方。面对人的当下性,孔子提醒“好学”,(《 论语·公冶长》5·28)孟子提出“寡欲”,(《孟子·尽心下》14·35)这样,就可在道中获得力量的源泉,使自己从一个狭小的个体步入一个公共空间。当然,这一过程需作不懈的努力。例如《大学》中指出的“知、止、定、静、安、虑、得”,可谓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七证”工夫。“七证”工夫,使个体获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升华,进而使狭小的个体在走向家、国、天下的公共空间成为可能。
    
    进一步说,人人都有落泪的经验,然落泪的人往往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见得能引来几人同哭。可是,当我们把落泪之情还原为情感本身时,情况就会不同。例如,杜甫《春望》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者把自己因感时伤怀与家人离别而落泪、怅恨的情感通过花鸟的共鸣反映出来,这就令读者在花鸟的情感共鸣中找到了哭的感觉。又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也会令读者找到哭的感觉。所谓找到哭的感觉,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其实,这是情感本身,即仁爱之心,儒家将之视为衡量一个人能否从狭小的个体步入公共空间的关键。换句话说,士是富有仁爱之心的人,否则就无法成为士。
    
    大略地说,士的仁爱之心,可从国家、宗亲、己身三方面来看,与其相应的是耻感、孝悌及诚信。在国家的层面上,有国家立场,何事须争取,何事须放弃,何事必为,何事不为,都与自身的志向相关。换句话说,自己的行为使概念上的国家变得有血有肉,具体清晰。因此,如果自身是志于道的士,自会在国家的层面上努力伸张其志,并以诚意、正心化解那“不忍居之名,不屑受之实,不可枉之志,不能屈之气”。(参明·王夫之《船山全书·四书训义》,岳麓书社,2011年1月,第754页)如此种种,授之以政或使于四方,将使君令通达且不辱君命,从而展示士气国格。例如苏武牧羊,很能说明士气国格不可辱。可以说,苏武除了怀有仁爱之心以外,还有深厚的耻感,在这个意义上,耻感成了仁爱之心的试金石。乡士的标准,主要为孝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1·2)志士,用孔子的话来说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的小人。“小人”,非指为恶的小人,而是指笃实自得的普通人。换句话说,即使是名普通人,只要他言行并重,诚信到位,也可称之为士。不难发现,从国士、乡士到志士的位移,士的公共性始终不变。那么,问题出现了,现在那些身处公共空间的从政者表现如何呢?孔子批评说,那些志求斗筲、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够算作士呢?(见《论语·子路》13·20)
    
    大家可以想想,当面临那些志求斗筲、器量狭小的执政者时,无权无势的士如何担当起社会的道义呢?虽然上面突出讲了士的公共性,但士也具个人性。就孔子本身而言,他在季桓子接受齐人所馈女乐之后,离开鲁国。(《论语·微子》18·4)在卫灵公问军阵之后,离开卫国。(《论语·卫灵公》15·1)其外,在周游列国的途中,不断身陷困境,乃至于“累累若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之所以如此,最为主要者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允许孔子行中庸之道,但孔子却用了13年周游列国,以寻找实现中庸之道的机会,这是进取的狂士。后来,孔子在68岁时由季康子派人从卫国迎回鲁国,但鲁国并不能真正起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而是专心于文化教育事业,这是有所不为的狷士。(参匡亚明著《孔子评传》附录《孔子年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446页)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孔子那“吾与点也”的志向,(《论语·先进》11·26)那是中行之士。可见,士虽无权无势,但士在担当其自身生命的同时也在追寻社会道义,这就把个人性与公共性融为一体。如果只有个人性而无公共性,士气也会随之飘逝。例如,孔子批评说:“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论语·阳货》17·16)这是说“古时的狂是正直,现在的狂是放荡;古时的矜是有气节,现在的矜是忿戾。”
    
    可见,无论国士、乡士、志士,乃至中行之士、狂士、狷士,一旦步入士的阶层,必将在有限生命中于漫漫长夜与光明同行,或者于天将化日的信念中或狂或狷,坚守生命的清明安和。孟子认为,狂士之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尽心下》14·37)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解读狂士,认为狂士志向高远,其行或不能实现其言,却是敢于进取的的人,即“当仁不让于师”。(《 论语·卫灵公》15·36)其外,孟子认为狷者乃“不屑不絜之士”,这是指清高一类的的人,即“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论语·里仁》4·6)
    
    士之所以能够把个人性与公共性融为一体,在于有恒。孔子感叹说:“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7·26)可是,“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的现实浮华,(同前)却是当时的实情。孟子认为,这是由于“垄断”造成的。他说:“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孟子·公孙丑下》4·10)大意是说公共资源被个别人独占把持了。此时,公共资源的操纵者成了大众命运的推手,即便有人终身役役,也往往一无所就。时风所向,质朴的百姓也只能跟风变质。(另见《论语·颜渊》12·19)其实,公共资源的操纵者也未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例如唐·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中所叙,“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可见那些富贵之家也难逃兴衰变化。其原因虽多,主要一点在于“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这不免使人想起历史上的一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
    
    面对社会的反常,《大学》指出,这是一项从个人到天下的价值重建。士在个人层面上,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身;士在公共层面上,通过家、国、天下来实现理想。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后,士因所处公共层面不同,或为志士,或为乡士,或为国士;也因所处时代不同,或为狂士,或为狷士,或为中行之士。孟子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1·7)在某种意义上,士成了价值重建的守护者。守护即守正,例如狂与狷,前者在进取中重建文化,后者在有所不为中传承文化。
    
    易学名家金景芳先生指出,“《周易》贵中,恒卦尤其贵中。中就能恒,不中就不能恒。”(金景芳、吕绍纲著《周易全解(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月,第274页。)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4·15,另见《论语·卫灵公》15·3)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士始终不离中庸之道?在我看来,即使士在现实中是被边缘化了的人,但由于士有一颗恒心,又焉知其不能以边缘为中心?例如讲学的力量,虽为老生常谈,焉知其不能振荡时风?这里,只要回顾一下孔子壮年离鲁周游列国,年老归鲁讲学的情形,就可感知其恒心所展现的博大气象。恒与中,如果用一个球来表示,“恒”好比球,“中”好比球心。简而言之,须学会用中之“和”。众所周知,球面上没有任何一点是重复的,这也意味着,相同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一定要求其相同,最好的方法是进入球心后再看球面上的任何一点,此时,将看到这些点和谐遍布在球面上,或者说融合成一个球体。如果不这样看,而一味追求球面上的一点等同于其中某一点,这就叫“执一”,其结果只能把球戳穿、砸碎,这显然走向了破坏的一面。例如前面所说的“垄断”,就是“执一”的表现。可见,知道了“恒”,明白了“中”,还要避免“执一”的偏见,而应注意在整体宏观的视野中通过“和”来达到“中”。
    
    例如上面所说的“狂”和“狷”。狂之过,成了“放荡”。又如“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5·22)“狂简”,志大而于事疏略,亟须“裁之”以达“中”;“放荡”,亦须调之以适“中”,即“狂者进取”。“狷”之过,成了“忿戾”。“狷”之中,亟须回应令人“忿戾”的现实,但不是对立,而是改善。例如孔子回到鲁国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无论是相对于那群狂简的小子而言,还是相对于自己原来想通过为政来改变现实,均须“裁之”以适中,即“狷者有所不为”。这时,我们可以觉察到狂狷之“中”体现出来的“无乖戾之心。”(朱熹《四书集注》)即通过“和”达到“中”。《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进一步看,如果我们把“狂”和“狷”作为一对关系来看,也可明白一味地求进取或一味地有所不为都是不足取的,最佳的方案是“中行”,即怀着“吾与点也”的心态来做事,(《论语·先进》11·25)该“狂”则“狂”,该“狷”则“狷”,处处和谐,时时融合,是谓“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18·8)《礼记·乐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天地境界使人在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之时看到了齐物的可能。“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礼记·中庸》)
    
    经过礼乐洗礼的君子,具备包容万物的心胸,在直逼问题本真时和而不同。反之,小人无时不“有阿比之意”,(朱熹《四书集注》)他们暂时结为朋友,但同而不和。例如欧阳修于《朋党论》中指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而,小人无朋,君子有朋。他说“小人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但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所以说,小人相交,是伪朋。而君子始终如一,君子相交,是真朋。从理论上讲,小人之交人们并不喜欢,从而向往君子之交,事实上,不喜欢的往往又身在其中,向往的反而又置身其外。之所以显得如此吊诡,莫如常俗所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这一点上,孔子亦曾感叹道:“可以与之共同学习,未必可以与之走向大道;可以与之走向大道,未必可以与之建立当下的某种共识;可以与之建立当下的某种共识,未必可以与之灵活应变。”(见《论语·子罕》9·30)
    
    另一方面,一般人只重财利,求财得利亦人之常情,然财利往往借权势之便,并以有形器物为载体,而未必因货殖所得,与才情相应。于是,求财重器,傍权随势,使人流连忘还。然人心之要者在率性,在明明德而通达于天命及大学之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礼乐,自是刚健清新,泰而不骄。反之,在财利权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礼乐,虽不乏舞台场面,但无独立精神;虽具礼乐形式,但非礼乐本身。例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3·25)《武》乐虽美,比之《韶》乐,因含有“力”的成分而未能尽善。又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15·11)郑声与佞人均非中和之正,理应禁绝或疏远,否则,可能被异化。
    
    吊诡的是,在走向君子的道路上,被异化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民国时期的汪精卫,在1910年3月(时27岁)与黄树中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捕之初,曾写过悲壮的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是,谁又能料到他在后来竟演变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反面人物呢?(参李新等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书局,2011年7月,3583~3597页)再如周作人,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但在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与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由校方任为留校教授,负责保护校产,但在两年后,也演变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反面人物。郑振铎曾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说:“中国文艺界在十四年抗战中最大损失是周作人附逆。”(同上,5448~5451页)可见,君子若不向上通达于德义,终将异化成“佞人”。礼乐若失去独立精神,终将异化成“郑声”。其因虽错综复杂,但财利令人心昏则为主要。从儒家的立场看,士君子的公共性确需通达德义并力行到位。从艺术的角度看,艺术家因其人品卓然而能感人。这样看来,或一生求艺,或杀身成仁,都有其内在的自然。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8·8)这正是从率性及明明德的角度入思及言说,然能相信于此并力行的,显然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至少,坚持理想,维护生命的尊严是必不可少的。
    
    举个例子说,“熊十力先生年轻时穷得要死,教蒙馆,没有裤子换,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但熊十力先生绝不做官,他以为:“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曾经对徐复观先生说:“要做学问,生活上应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小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张中行先生说:“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静,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又指出,上世纪50年代初,韩既光夫人想从上海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他不答应。当然,这不等于说做学问非得与妻子决裂,而是说做学问需要相当的“慎独”,否则,恐难入门。蔡元培先生为《熊子真心书》作序,说:“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会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静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参王大鹏选编《百年国士·熊十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14·23)这样看来,熊十力先生可谓向上通达于德义的君子了,可是,像熊十力先生这样的人,我们如何把握其中的精神呢?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15·35)也许,对向下通达于财利的人而言,会视之如水火,但对于志士仁人而言,求仁而得仁,乃直道而行,必能成就,自无可疑。不幸的是,熊十力先生在“文革”被日夜批斗、扫地出门。但他仍上书批驳“文革”,常独自流泪狂呼:“中国文化亡了!”最后,于1968年5月23日在上海虹口医院含恨弃世。夫人韩既光亦于1971年5月病逝。(引文同上)
    
    前面说过,通过“和”达到“中”,这意味着,如果失“和”,“中”就有所偏离。然“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1·12)可见,《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值得大家深思。儒家重士气,亦值得现代人“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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