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菲璘】《左传》中的治理智慧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3-07-13 22:29:37
标签:《左传》

《左传》中的治理智慧

作者:聂菲璘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五月二十日丙寅

          耶稣2023年7月7日

 

 

 

图为《左传》刻本书影。(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平台)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史书,为解释《春秋经》而作。《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讫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的历史,共计18万多字,全面、系统、周详地记载了周王室及诸侯列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辨明其原委曲折,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进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集经、史、文于一体,传递思想与大道,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智慧及治国理政思想。

 

依德行礼,以礼治国

 

春秋时期,宗周社会的礼乐文明走向瓦解,但社会变迁也引起了人们对礼的反思和重建。郑玄云:“左氏善于礼。”《左传》中礼的思想极为浓厚,礼几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甚至可称为一部礼书。《左传》对礼的由来、本质、作用等都有着深刻论述。《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左传》对“礼”与“仪”作了区分,它所推崇的礼并不是徒有其表的形式,而具有本质的内容。礼是内在德与外在仪的统一,其本质是敬,失去了本质与德行,礼就是徒有其表的“仪”,起不到礼的作用。昭公五年(前537),鲁昭公出访晋国,貌似各个环节都没有失礼之处。晋平公认为鲁昭公很精通礼。汝叔齐反驳道,鲁昭公懂的是“仪”不是“礼”。礼是用来保有国家根基、推行政令、无失百姓的。现在鲁国政令在三家大夫手里收不回来,有人才却得不到重用,破坏与大国的盟约还欺侮小国(鲁国趁莒国内乱夺取其郓地),在他人危难之际获取利益(趁莒国动乱夺取鄫邑),却不知道自己有危难。公室军队一分为四,百姓就食于三大家族,臣民无人心存公室,不为昭公谋划未来。身为一国之君,危难将要降临却不忧虑自身的处境。礼的根本与枝末就体现在这些方面。而鲁国国君却以仪为急务,反复演习,说明他精通礼实在差得太远。汝叔齐的这段话深刻说明了礼与仪的区别。

 

礼治是通过外在仪的要求与内在的德行相辅相成,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庄公二十二年(前672),齐卿陈完请齐桓公饮酒,桓公认为陈完贤德,于是赴宴,二人相聚甚欢。夜幕降临,桓公意犹未尽,要点灯继续畅饮。陈完却辞谢说,自己只准备了白天设宴招待君主,没有料到夜里宴饮,因此不敢奉命。对此,《左传》评论道:“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酒是用来完成礼仪的,不能没有节制,这是义;陪君主饮酒完成了礼仪,不使君主过度,这是仁。陈完辞谢是不想陷桓公于不仁不义,因为礼是成仁成义的凭依和维系。

 

晏子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也说明了这一点。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齐景公和晏子坐在正厅中,景公感叹自己死后漂亮的屋子会被陈氏所占。晏子对景公说,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对于民众则乐善好施。君王征收重税,而陈氏以丰厚的财物施舍于人,民众都归向他了。《诗经》说:“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陈氏的布施,民众已经为之唱歌跳舞颂扬了。如果您的后代稍有怠惰,且陈氏不灭亡,那么国家就要成为他的国家了。景公听后就问该如何是好。晏子回答,只有礼方可制止此事。

 

景公感慨晏子说得对,可惜自己却做不到。不过从现在开始,自己知道礼是可以治国的了。晏子接着说,礼可以用于治国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可以说礼与天地并存。“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恭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齐景公称赞晏子所说的话,但是此时他已经无能为力去改变当时的状况了,后来果然田(陈)氏代齐。

 

任人唯贤,选贤举能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任人唯贤、选贤举能,这在《左传》中有着丰富的呈现。下面从举贤、让贤、用贤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先说举贤。襄公三年(前570),有祁奚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失亲”的故事。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问谁可接任,祁奚先后举荐了自己的仇人、自己的儿子、下属的儿子。他举荐人才的原则是唯贤是举,不因对方与自己有仇怨而不举荐,也不因是自己的儿子或下属就刻意回避。无偏私,不结党,不谄媚,只要对方是贤德之人,能够胜任,便举荐出来。祁奚荐贤如此,全因自己就是一位贤德之人,一位忠于国家的社稷之臣,在举荐人才时无偏无私,坦坦荡荡,心中只有江山社稷,完全出于一片公心,以身观身,发现与自己有相同志向的人,从而举荐出来。

 

再说让贤。有史评说,让贤是春秋时期晋国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之一。晋国名臣赵衰三次让贤,使众多贤臣居于卿位,晋国国富兵强,晋文公称霸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位霸主。

 

襄公十三年(前560),晋国有两位将帅去世,晋悼公再次任命军队统帅。在这次任命中,更是上演了“一人让贤,其下皆让”的佳话。范宣子让中军帅,诸位将佐在接下来的任命中也都效法谦让的善行。有德行者自会让贤,推举更加合适的人选,即使德行稍差者,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也会遵循礼让的德风,不敢违背让贤的善举。通过一系列的让贤与任命,晋国再次合理安排了将帅的位次。《左传》对此评论说:“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黶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在晋国,王公大臣能够相互谦让礼敬,百姓自然会感受到这种和睦的气氛,晋国因此而太平,数世都蒙受利益。这就是晋国之所以昌盛兴旺的原因。

 

最后说用贤。有贤而不用,等于没有贤士,而用贤就是要听从贤士的意见。成公六年(前585)的晋楚对抗中,晋国中军帅栾书的佐将有十一位,其中只有三位不主张出兵,栾书则遵从了这三位的意见。有人问栾书,想要交战者占多数,为何不听从众人的意见呢?栾书回答说,如果同样是好的意见,那就服从多数。众人所应当遵从的是善,也就是好的、对的意见。现在三卿是晋国的贤士,他们的意见是好的。遵从好的意见,有什么不可以吗?栾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如何用贤。如果以人数多少为标准,三人确实不敌八人。但是栾书认为,善为众之主。现在三卿是晋国的贤臣,他们的意见是善的,即使是少数,也应当以善的意见为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要想实现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国家富强,需要做的事很多,而《左传》称祭祀与军事是国家大事,是因为祀与戎都关乎国祚。这需要从认识“祀”与“戎”这两个字开始。

 

“祀”的甲骨文,左边是“示”,右边像一个跪着的人形,是从祭祀时用于象征神主之位的形态变化而来。“祀”泛指祭祀。《说文》云:“祀,祭无已也。”子孙祭祀永续不绝,代代承传。

 

“戎”的甲骨文,由“戈”和像盾牌形状的“甲”组成,是击打与防御的组合。戎的本义是兵器,引申为战争、军事。在古代,“干”也是“盾”之意,“戈”“盾”组合,可以立刻联想到“化干戈为玉帛”。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自古注重遵行天道规律。天道好生而恶杀,对于兵器、战争,更是慎之又慎。但也并未彻底否定,因为忘战必危。武力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会使用,即便如此,也仍然视不战为上策。《孙子兵法》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春秋年间征战频繁,《左传》记录了众多军事行动,因此有人称其为“相斫书”。也正因如此,《左传》有着浓厚的慎战思想。

 

成公十六年(前575),申叔时论述“战之器”:“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行用来施以恩惠,刑罚用来纠正邪恶,和祥用来事奉神灵,大义用来规范利益,礼法用来顺应时宜,诚信用来守护万物。人民生活优厚,道德就端正;举动有义,事情就合于节度;时宜合适,生产就有所成就。如此便能上下和睦,处事顺达,所求皆备,人人皆知行动的准则。进而民众会听从国家召唤,这就是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历观古今用兵之成败,非在作战之时,而在平素民心向背。正如《群书治要·政要论》曰:“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因此,兵戎之事也是以仁义为本。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传承而不衰,与重视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祭礼源自内在,内心有所感,通过外在的仪,形成了祭礼。祭祀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恭敬心、感恩心和责任心。通过定时举办祭祀,表达对祖先、对天地万物以及有功于国家之人的恭敬与感恩,教人不忘本,饮水思源,知恩报恩。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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