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涛】荀子评点战国双雄齐、秦

栏目:往圣先贤
发布时间:2023-07-19 19:32:24
标签:战国双雄、荀子
姚海涛

作者简介:姚海涛,男,西元一九八一年生,山东高密人,山东大学哲学硕士。现为青岛城市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哲学、荀子哲学。

荀子评点战国双雄齐、秦

作者:姚海涛

来源:《文史天地》2023年第7期

 

战国往事人曾见,光影渺遥成云烟。时过境迁皆流水,思入风云变化天。荀子一生的经历今人已不能完全知晓。值得慰藉的是,透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韩非子》等典籍所记载的吉光片羽,我们尚可勾勒出荀子大体的行谊轮廓。

 

荀子(前313年—前238年)出生于战国后期诸侯纷争的赵国,在年轻时曾奔赴燕国力图劝阻燕王哙禅位于子之的历史闹剧,可惜未果。50岁时来到齐国,成为稷下学宫里“不治而议论”的一名学者,因为学术成就而蜚声天下,赢得“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美誉。他居于稷下学宫多年,站在百家争鸣的中心舞台,有着接触诸子百家的天然优势,从《荀子》一书可见其批判诸子、熔铸百家的丰硕学术成果。荀子曾于赵孝成王面前与临武君辩论兵事,曾考察秦国与秦昭王、应侯范雎答问、议论秦国之政,指陈利弊得失,也曾与楚国春申君黄歇惺惺相惜,并受命担任楚国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不再担任兰陵令,但他没有回到赵国,而是终老于兰陵,走完了“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的一生。

 

 

 

后圣殿中荀子塑像

 

荀子生活于战国末年诸侯争霸之时,曾游走于战国诸雄之间,行迹遍布华夏大地,对当时各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了如指掌,是个十足的“列国通”。他经历了战国局势的波诡云谲,见证了战国诸雄的施政风采,参与了治理兰陵政事,有着对天下大势的独到见解。荀子对战国诸雄有许多精彩评点。他是一位重智性的思想家,所以评点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特点,同时又拥有敏锐的战略眼光,能捕捉到未来战国格局的变化,甚至预见到了历史发展进程。齐国与秦国是当时最有实力一统战国乱局的两个国家,故有“战国双雄”的美称。有意味的是,荀子对战国双雄评点之多,倾注心力之大,足见其对齐、秦二国寄予厚望。由于荀子处在先秦与秦的转折点上,所以他评点齐、秦的言论既有历史资料价值,又有思想启迪意义,值得今人珍视。

 

一、评点齐国

 

齐国疆域位于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南部,以临淄为都城,是当时最有资格与秦国一较高下的强大国家,也是战国七雄中最后一个被秦国灭掉的国家。荀子评点齐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详尽,这与他曾久居齐国有关,与齐国的综合国力强大有关,也可见其对齐国的巨大期望。他对齐桓公着墨最多,评价不偏不倚,对齐军战士有详细描摹,并与魏、秦两国的战士横向比较,评点得当,游说齐相谏言中肯,对其有殷殷期待。

 

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争,显示着儒家与法家治国思想的巨大差异。儒家总是以王道为第一序位的完美政治,以霸道为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第二序位的政治形态。法家则重功用,不以王道为意,而以霸道为目标。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是齐国复兴的精神源头。荀子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五位君主,本处于僻陋之地,之所以能够崛起而威震中原,成为一时霸主,是因为重视信用的缘故,是“信立而霸”的典型。王者以道义而立国,而霸者则因讲信用而成就功业,如果一味讲求权谋则会有灭亡之虞,所谓“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王霸》)。

 

 

 

稷下学宫图

 

荀子认为,齐桓公之所以能够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并非幸运之神的垂青,而是有着客观现实的原因。齐桓公重视信用,有“天下之大节”,有“天下之大知”,有“天下之大决”,掌握了治理国家的关键,是位出色的政治家。他有“天下之大知”,预见到管仲可以托付国家,毫不犹豫地任命管仲为齐相。他有“天下之大决”,看到管仲是治国能臣,抛却管仲射自己的一箭之仇,不顾贵戚、大臣的强烈反对,称他为仲父,赐予他尊贵的地位并充分信任他。可以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的最重要原因是知人善任,任用了贤相管仲。

 

可惜的是,齐桓公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使其只是春秋一霸,而未能跻身于王者之列。桓公一味讲求策略,过分注重功利,而不能将政治教化作为立国之本,不讲求礼义道德,不能让百姓心悦诚服。他杀掉哥哥公子纠,夺取了国君之位,不讲孝悌之义;他内行有亏,姑、姊、妹没有出嫁的就达7人之多;他生活骄奢淫逸、纵情声色,用齐国一半的税收来供养尚且不够;他对外行事卑鄙,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了三十五个国家。齐桓公的这些缺点是历史事实,不能因其是春秋霸主就可以随意掩盖。

 

战国末期,各国兼并战争进入了白热化。荀子不仅懂政治,而且懂军事,全面比较了齐国、魏国与秦国的作战奖励、士兵人选等构成的军事体系之优劣,并区分了等级高下次序。

 

齐国军队非常重视搏击技能的培养。齐兵若能击杀一个敌人获其首级,就可以获得8两黄金的丰厚赏赐。可惜的是,这赏赐机制没有考虑战场上总体的胜负,仅以单兵作战能力为标准。运用此法的齐军如果遭遇的是小型战役、小股敌军,处于敌弱我强的态势下尚能取胜。如果碰到大型战役、大量敌人,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士兵就会像乱飞的小鸟一样四散奔逃,失败灭亡在所难免。这是亡国之兵。此等战斗力和雇佣兵没有什么两样了。

 

魏国的武卒有一套严苛的选拔标准:必须能穿上3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为12石的弩弓,背着装有50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足3天的粮食,半天奔走100里。考试合格成功入选者免除全家的劳役,并将他们的田地、住宅安置在便利的地方。这些待遇都是终身制,即使武卒年老体衰了也不可以剥夺。魏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广大,有大量税收,但由于武卒的经费支出太过庞大,必然会拖垮国家,因此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

 

秦国以制度立国,有一套奖励军功的制度。国家的政治大环境是,老百姓在秦法治理下谋生困难、生活窘迫。秦国对待百姓异常残酷,用权势威逼他们去为国家作战,为了生计,老百姓不得不奔赴战场。国家用奖赏诱惑他们习惯于作战,用刑罚强迫他们必须作战。秦国百姓要想求取功名利禄,除了作战之外没有其他途径。让百姓穷困后使用他们,得胜后以军功受赏,奖赏随着功劳的增长而越来越丰厚。比如,得到五个敌人首级就可以役使本乡的五户人家。奖励军功的机制使得秦国兵多将广,战斗力强,为支撑国家连年对外兼并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秦国疆域辽阔,有足够多的土地以供征税。所以,秦国历经四代国君,国力不断强大,这并非由于运气好,而是有其必然性。

 

荀子在全面分析了齐、魏、秦三国军队的优劣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齐国技击战胜不了魏国武卒,魏国武卒战胜不了秦国锐士;秦国锐士看起来足够强大了,但对付不了齐桓公、晋文公军纪严明的部队;齐桓、晋文的军队战胜不了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由此可见,荀子将齐、魏、秦、五霸、汤武之兵依次分为五类:亡国之兵、危国之兵、功利之兵、和齐之兵、仁义之兵。其中,仁义之兵第一,和齐之兵第二,功利之兵第三,危国之兵第四,亡国之兵第五。这与荀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仁者之兵,王者之志也”的观点高度一致,也与儒家以仁义为本的思想传统一致。

 

二、评点秦国

 

秦国在今陕西中部一带,以咸阳为都城。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经过君臣的共同努力,秦国实力大增,一跃成为当时综合国力最为强大的国家。荀子是个视域异常开阔的思想家,秦国的崛起引发了他的关注,于是他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儒家传统,去秦国考察风土人情、国家治理等,会见了秦昭王与宰相范雎,并深入交换了意见。他还回应了弟子李斯关于“仁义之兵”的相关质疑。

 

秦国以法家思想治国,所以秦昭王对儒家思想不感兴趣。秦昭王一见荀子,劈头说出了“儒无益于人之国”的偏见。荀子立足于儒家立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儒者效法先王、注重礼义,如果任用他们来治国,处理政务井井有条,如果未获任用,他们则会做顺从的臣民。由于儒者强调道德自律,即使贫穷困苦、受冻挨饿,也不会运用非法手段攫取钱财。即使无立锥之地,也会深明国家大义。即使无人理睬、响应,他们也毫不气馁。儒者精通管理万物、养育人民的治国之道。大儒有天子诸侯的才干,是治世之能臣、国家之财富。儒者之道大用之,可以治国;小用之,可以修身,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效》)。荀子还以儒家创始人孔子将要担任大司寇之时对鲁国政局带来的正向改变为例证,说明“儒无益于人之国”的观点完全错误。

 

 

 

荀子墓

 

应侯范雎询问进入秦国后的见闻与感想如何时,荀子对秦国做出了两个重大判断:第一个判断是,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他认为,秦国较之他国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地势险固易守难攻,山林川谷风景秀美,所谓“形胜”。二是国民整体精神风貌极佳。百姓风俗质朴淳厚,声乐、服制得体,并且畏惧、顺从官员。各级官员庄重、恭俭、敦敬、忠信,工作认真勤奋。士大夫公私分明、廉洁奉公。朝廷政事处理及时,君王安闲无事。这些像极了古代圣王之治。不过在《性恶》篇,荀子认为,齐鲁两国百姓之所以在父子之义、夫妇之别方面,较之秦国人更胜一筹,并不是两国人民的本性不同,而只是因为秦人放纵情性、安于恣睢、怠慢礼义的缘故。基于人性相同的角度,荀子对秦人提出了隐性批评。

 

第二个判断是,秦政并非王者之治,仅为霸者之治,因此有重大弊端,有改进上升空间。表面看去,秦国似乎达到了“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的治理境界。实际上,如果以王者之治来衡量秦国,还相差甚远。荀子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指出了秦政之失,作出了秦国“忧患不可胜校也”的判断,并指陈其“无儒”之弊。荀子认为,“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强国》)。纯粹地以仁义为统、隆礼重法、尚贤使能,是王者之道。驳杂地义利兼顾、任用贤人,是霸者之道。如果两样都做不到,则是亡国之道。

 

秦国只注重富国强兵之术(力术),而不注重仁义之术(义术)。看起来已经非常强大,强大得超过商汤与周武王,但是“忧患不可胜校也”。秦经常害怕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这就说明纯粹的富国强兵之术行不通。如果秦国能够节制武力,任用“端诚信全”的儒者,参与国政治理,明确是非曲直,讲求国家信用,不一味攻伐别的诸侯国,只有那些不顺从的国家才去讨伐。如果做到这样,那么秦国军队不必动辄到边塞以外的地方去作战,边关之外的诸侯国建造明堂朝拜秦国的情况也会出现。兼并他国土地不如增加自身信用,此言确实不虚。

 

在《议兵》篇,李斯对荀子一直强调“仁义之兵”颇有不服之意,提出秦国并非仁义之兵,却能够“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荀子回应说,做事情一定要分清本末源流。决定战争胜败的是政事,这是本,而将帅、军队是末。仁义是政事之本,是光明大道。君主以仁义施政爱民,百姓才会为君主赴汤蹈火。商汤战胜并流放夏桀,并不只是在鸣条追击的时候,原因早已在他行王政时便已种下。周武王战胜并诛杀商纣,并不是甲子日早晨牧野之战才战胜他的,原因在战前的周朝管理措施与平时治理中便已种下。所以,治理国家不能只讲权谋,而废弃仁义、礼义。权谋只能保证一时的胜利,而仁义则提供更根本的保证。

 

三、结语

 

荀子以仁义为本,以儒家代表人物应有的理论素养与格局境界对战国双雄齐、秦进行了评点。评点非常精当,评点中有矫正、引导之义。可惜的是,二国并未很好地吸收荀子的谆谆教诲、苦口警告,甚至可以说辜负了荀子的殷殷期望。齐国未能实现一统天下的梦想,而秦国虽然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建立的是以法家为根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刻薄寡恩,不得民心,二世而亡。在这种意义上,荀子对齐、秦的评点具有理论前瞻性、现实预见性与指导性,具有极其深刻的启示意义。

 

荀子不愧是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愧是先秦儒家的杰出代表,不愧是“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的伟大实干家。他曾挥斥方遒,豪气干云天,为政兰陵有功勋。他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救治时代之弊提出了荀子式的思想考量与礼义治国的通盘计划。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的思想永垂不朽。如今,在荀子终老之地山东兰陵,后圣殿中的荀子塑像旁的对联概括了他一生功业,上联“观秦政议赵兵志一天下振长策”,下联“领稷学定楚疆特立性恶警俗儒”,横批“周孔之绍”。是的,后人不会忘记,不会忘记他批判诸子、熔铸百家的博大思想襟怀,不会忘记他志修德厚、雅文辩慧的高贵人格境界,不会忘记他为兰陵文化、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