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涛】清代李元春《左氏兵法》:点评《左传》兵学理念

栏目:中央党校机关报儒家经典新解系列
发布时间:2023-08-22 21: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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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李元春《左氏兵法》:点评《左传》兵学理念

作者:丁涛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七月初六日辛亥

          耶稣2023年8月21日

 

《左传》是中国历史文学的重要典籍,其兵学理念也极具研究价值。与一般理论形态的兵书不同,作为编年体史书的《左传》保存着丰富、详实、生动的春秋战纪,能使读者直观感受形势计谋的由来,实为兵法原则的案例集。清中期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元春(今陕西大荔人)对此便有精准的认识,其所撰评点体《左氏兵法》分上下2卷,共辑评《左传》180场战事,收录于《青照堂丛书》。在开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即实证《左传》要与兵法结合研读,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战胜以文教”:政略决定战略

 

《左传》对530余起春秋战事的呈现是全面深刻的,如成公十三年秦晋“麻隧之战”前,周简王大臣刘康公批评成肃公参加会盟的不恭敬态度时,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经典命题,体现出军事与政事并驾齐驱的战略认知,高度重视善政与用兵的辩证关系,在《左传》中的表述与施行是一以贯之的,李元春对此多有点评。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对晋文公城濮一战“取威定霸”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即在大臣狐偃的建议下,采取“出兵勤王”“入务利民”“作执秩以正其官”等举措,大兴“文教”、施行善政,训练军民在义、信、礼方面达到知行合一。李元春点评指出“皆圣贤之道,而用之自是霸术。然战胜以文教,亦正谭何容易”,将晋文公成就霸业归结为整顿政治、强盛国力,训练民众、赢得人心,对其“战胜以文教”原则的贯彻,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样的,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楚武王欲东扩汉水,在与随国大臣少师和谈时,故意以“羸师”诱其出击,而被随国季梁识破,引发了对勤修内政以强大自身的议论,季梁奉劝随君不要轻易出战,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李元春点评道“此战胜根本”即能战的前提是行善政,修明五教、敦睦九族才是家国安稳的根本,事实也正是对内“修政”团结民众、对外“亲兄弟之国”赢得支持,才有了“楚不敢伐”的效果。

 

再如《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楚军将领子反战前问申叔胜负情势,申叔由“德、刑、详、义、礼、信”切入,认为楚国“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而食话言”“疲民以逞”是典型的悖德、弃信、无义,准确地预见了楚军必败,李元春点评时再次精练地指出修明政事是“行师之本”。

 

“战胜易,守胜难”:用兵必要高瞻远瞩

 

《左传》提炼战事要领之突出堪称典范,集中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兵学深谋远虑的精髓。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庄王获得大胜后,否定了大臣潘党“收晋尸以为京观(即堆积敌军尸首用土封之,以示军功)”的提请,提出“止戈为武”及“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经典论述,反映出用兵讲求高瞻远瞩而非局限于眼前之利的胸怀格局,李元春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揭示出用兵“战胜易,守胜难”的意蕴。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了著名的“蹇叔哭师”事件,即秦穆公为眼前利益所蒙蔽,欲以“潜师”偷袭郑国,秦国上大夫蹇叔劝阻道:“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认为如此劳师千里极易暴露,是兵家大忌,根本达不到突袭目的,并预见了“崤之战”惨败于晋的结局。李元春对此评价道:“老臣(蹇叔)深见事理,可为勤远略者戒”,并引用《孙子兵法·军争》“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指出行千里之劳看似有利可图,实则是得不偿失。果不其然,秦军行至滑国时,便被郑国商人弦高遇到,弦高假以郑穆公名义慰劳秦军,并把即将攻打郑国的情报传递回国,秦军不得不无功而返,只能以顺道攻灭滑国弥补出兵所费。李元春对此感叹道,“偶尔之昧一念之验,便是败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秦军满载从滑国劫掠的战利品归国之际,在崤山遇到了晋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接着,李元春选取了秦晋“崤之战”,两相参看,颇具深意,因此役同样因晋襄公的贪利短视而起,虽然截获了秦军大量战利品、生擒了秦国三位领军将帅,但从两国关系长远来看,严重破坏了“秦晋之好”,以致两国兵连祸结、民不堪命的双输局面。

 

“知己知彼,须并知其情”:每战必慎始善终

 

《左传》对“慎战”思想多有阐发,如战前须贯彻“知己知彼”;作战过程讲求“慎始善终”,不打无把握之仗;极力避免因轻敌而致“覆军杀将”的败局。李元春对此类战例的点评,可谓把握住了“知兵谋胜”的关键。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之役战前分析时,郑庄公指出“彼徒我车”,即北戎步兵机动性强而车兵无法制御的现实问题,公子突针对北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特点,提出以诈败诱其冒进,设置三批伏兵截击包抄的建议,结果取得大胜。李元春对公子突基于敌我情势特点认知的分析设计给予了高度肯定,进一步提出“知己知彼,须并知其情”的精要论断。再如《左传·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贯彻了“慎始善终”的作战原则:击鼓于齐军三鼓之后,利用了齐军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迁延时间以泄其士气;在是否追击齐军时,曹刿慎重地“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在看到齐军车辙旌旗混乱后,才下令出击,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可能的伏击。李元春对此役精要之处进行了细致梳理,对曹刿所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提出“合阵者须知”;对“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点评道“逐北者须知”;对“视其辙乱,望其旗糜,故逐之”,夹注道“师退以此觇之”,认为这都是战场指挥要格外注意的基本原则。

 

反例也有不少,如僖公二十二年鲁邾“升陉之战”,鲁国轻视邾军“不设备而御之”,鲁大夫臧文仲对此提出“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认为小小的毒虫都会带来危害,更何况是前来攻伐的国家,鲁君不听而致兵败,其本人丢盔弃甲,被狠狠羞辱了一番。李元春对臧文仲“临事而惧”给予了高度评价,总结出“轻敌必败”的深刻教训。

 

“诡道”:兵家的权变与任势

 

《孙子兵法·计篇》明确点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著名论断,并进一步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些在《左传》所言兵事中均可找到印证,李元春选取其中代表性的战例,作了简明精深的点评。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了秦晋联手讨伐鄀国的情况,此时鄀国国都商密有楚军协助防御,秦军首先是故意绕道丹江,在析地用自己的士兵伪装成敌方俘虏,并扮演楚军统帅斗克、屈御寇,特意在商密城下自导自演了一场秦楚结盟的戏剧,鄀军误以为被协助守城的楚军出卖,加上秦军已兵临城下,随即便投降了。李元春认为此役以假借己方士兵伪装成俘虏,达到了惊扰震慑敌军的目的,又以假装与“楚军”达成城下之盟,进一步击破鄀国守军的心态,最终迫使其不战而降,对这两次诡诈手段的运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是兵家“诡道”的典型手法。

 

《左传·庄公十年》所描绘的齐宋联军与鲁军之间的“乘丘之战”,也是根据战场形势作出权变的典型。鲁国公子偃在看出宋军容不整的情况后,提出先集中兵力击败宋军、齐军则会不战而退的战法,事先未得到鲁庄公允许,公子偃依然坚持出兵,以“虎皮蒙马”对宋军发起猛烈冲击,而后鲁庄公见局势有利,便指挥大军一起进攻,取得了大胜,结果正如公子偃所料,齐军不战自退。此战,李元春敏锐地观察到“虎皮蒙马”是开创性的战术,此法在后来晋楚“城濮之战”中,被晋军将领胥臣效仿取得了相同的效果;对此,进一步总结指出“用兵往往饰为神奇,所以助己之威,即以夺人之魄”。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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