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 整理 ［东汉］郑玄 注《礼记注》（<十三经汉魏古注丛书>本）出版暨整理前言

书名：《礼记注》

作者：［东汉］郑玄 注；徐渊 整理

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内容简介】

郑玄《礼记注》是历代《礼记》注释本中最权威的注本。东汉末年，郑玄受业于马融，爲《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即《仪礼》十七篇）、小戴《礼记》三种礼书作注。郑玄将小戴《礼记》诸本相互参校，并爲之注，形成今日所见的郑玄《礼记注》的面貌。本次整理选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注》爲底本，选取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开成刻《十二经》刻石《礼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婺州义乌蒋宅崇知斋刻本《礼记注》、南宋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注》、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清嘉靖刊本）》爲参校本。本次整理，对《礼记》各篇分章施加编号，便于读者阅读使用。

【整理者介绍】

徐渊，男，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现爲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古代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特聘研究员（外聘）。上海儒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员。着有《两周秦汉礼典相关出土文献考疑》《〈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整理古籍杜预《春秋释例》、郑玄《礼记注》等，参与点校《春秋公羊礼疏（外五种）》（获华东地区古籍整理二等奖）。执行主编《十三经汉魏古注丛书》、《春秋学研究》（第一辑）。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多项。

【目录】

整理前言

整理凡例

礼记卷第一

        曲礼上第一

        曲礼下第二

礼记卷第二

        檀弓上第三

礼记卷第三

        檀弓下第四

礼记卷第四

        王制第五

礼记卷第五

        月令第六

礼记卷第六

        曾子问第七

        文王世子第八

礼记卷第七

        礼运第九

        礼器第十

礼记卷第八

        郊特牲第十一

        内则第十二

礼记卷第九

        玉藻第十三

        明堂位第十四

礼记卷第十

        丧服小记第十五

        大传第十六

        少仪第十七

礼记卷第十一

        学记第十八

        乐记第十九

礼记卷第十二

        杂记上第二十

        杂记下第二十一

礼记卷第十三

        丧大记第二十二

礼记卷第十四

        祭法第二十三

        祭义第二十四

        祭统第二十五

礼记卷第十五

        经解第二十六

        哀公问第二十七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坊记第三十

礼记卷第十六

        中庸第三十一

礼记卷第十七

        表记第三十二

        缁衣第三十三

礼记卷第十八

        奔丧第三十四

（三十四·十二）

问丧第三十五

服问第三十六

闲传第三十七

三年问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礼记卷第十九

投壶第四十

儒行第四十一

大学第四十二

礼记卷第二十

冠义第四十三

昬义第四十四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射义第四十六

燕义第四十七

聘义第四十八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整理前言】

《礼记》成书于西汉，就其性质来说，《礼记》诸篇是《礼》的记文，故被称爲“礼记”。《礼》即传世文献《仪礼》，又称爲《礼经》，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礼记·杂记》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说明《礼》的篇目是在春秋末至战国之际陆续书于竹帛的。有学者认爲先秦时期《仪礼》已经成书，文献中单称爲《礼》。《礼记·经解》云：“孔子曰：‘恭俭庄敬，礼教也。’”又云：“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或以爲所引“礼教”与同篇“《诗》教”“《书》教”“《春秋》教”并列，因此“礼”当作“《礼》”来理解，是先秦时《礼》已成书的书证。由于《经解》后文明言前举“礼教”包括“朝觐之礼”“聘问之礼”“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昏姻之礼”等礼典，而非《礼》的篇目，故前引文不足证明《礼》在先秦时已成书。又《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天运》篇属于《庄子》外篇，所述内容多爲杜撰。孔子见老子在三十余岁时，此时距孔子治《易》《春秋》尚早，因此《天运》所述六经名目亦难于采信。《史记·儒林列传》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意谓《礼》自孔子时起，记述礼典的经书就不完整，经过秦代焚书，竹书篇目散佚的更多。这是西汉司马迁对《礼》成书的推想，至于《礼》在战国时代实际是以单篇形式流布，还是以稳定篇目的成书形式传承，无从确知。

《礼》至迟西汉初年已经成书。《史记·儒林列传》云：“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即今之《仪礼》，共计十七篇。两者大概除了篇序有所不同，篇目内容应当基本一致。（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中《丧服》不含《服传》，详下。）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即其后汉廷立于学官的今文《礼》。

西汉除了今文《礼》十七篇以外，还有古文《礼》五十六篇。《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淹中，苏林注云“里名”，淹中是鲁地的乡里之名。孔氏《礼古经》即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之本。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汉书·楚元王传》）云：“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又《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郑玄《六艺论》云：“后得孔子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王国维认爲《汉书·艺文志》所记《礼记》指《礼》。张富海则认爲“此‘礼记’，也可能本作‘礼礼记’”，即孔壁所出之书中既有《礼古经》，还有《古文记》。另外，河间献王所得古书中亦有《礼》。《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由此，王国维认爲《礼古经》有三种文本，其一是鲁淹中本，其二是鲁孔壁本，其三是河间本。惟《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隋书·经籍志》没有述及孔壁本古文《礼》，认爲《礼古经》乃高堂生所传《礼》与鲁淹中本的合编本，似是古今文合编的本子，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郑玄《六艺论》所述相左，不可取信。

河间献王所得之《礼》虽由古文写成，却不能直接称作《礼古经》。日本国东京大学藏镰仓末钞本《孔传古文孝经》载题名孔安国撰《古文孝经序》。孔《序》说今文《孝经》爲“建元之初，河间王得而献之，凡十八章”，而古文《孝经》乃“鲁共王使人坏夫子讲堂，于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经》二十二章”。“建元”爲汉武帝第一个年号（公元前140年至前135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在汉武帝末年，两者相距约五十年（鲁恭王卒于汉武帝执政早期，《汉书·艺文志》载其坏孔宅得古文书籍在武帝末，年代倒错，不能确属，此处姑从《艺文志》之说），前后所获《孝经》的古今文属性截然不同。这说明河间献王收录整理的前代文献，被时人目爲与汉初所传性质相类似的典籍，其中一部分有古文本传世的后来还被视爲与古文本相对应的今文本；鲁恭王坏孔宅壁所得的前代书籍，则多被时人视作古文典籍。河间献王收藏整理的古书之所以一直以来被误认爲古文典籍，主要是由于其所献的《周官》一书。《周官》在东汉时期被古文学家奉爲最重要的古文经典，因此《周官》的古文性质少有人怀疑。然而《汉书·艺文志》在著录《周官经》六篇时，并没有标明此书爲“古文”。王国维认爲《汉书·艺文志》注明“古文”者，是因爲有与之对应的今文本。若无今文本，则无需冠“古文”二字。王氏因而认爲《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官》是古文本。张富海《古文经说略》认爲《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官》“早已转写成隶书本了”。结合前述河间献王所献《孝经》流传的情况可知，《汉书·艺文志》在《周官经》前不冠“古文”是由于河间献王所献的古籍由于整理流传较早，早已完成隶写，西汉时人并未视《周官》爲古文典籍。同理，河间献王所得之《礼》，时人同样不会视作《礼古经》，将之视作高堂生所传《礼》十七篇的今文另本的可能性更大。只有“出于鲁淹中及孔氏”的《礼古经》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礼古经》五十六卷”，河间献王所得的《礼》并非此本。《礼古经》中与高堂生所传之《礼》相重合的十七篇，即郑玄注《仪礼》时所用的古文本。

汉初，鲁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于爲礼容（仪容、服色、周还揖让之节等）。徐生传礼至其孙徐延、徐襄。徐延及徐氏弟子著名的有公户意满、恒生、单次以及瑕丘萧奋。瑕丘萧奋传礼东海孟卿，孟卿授于东海后仓、鲁闾丘卿。《汉书·儒林传》云：

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爲东平太傅。德号“大戴”，爲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汉书·艺文志》载：“经（七十）〔十七〕篇。后氏、戴氏。”又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可见，后仓、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所传《礼》皆爲十七篇的今文《礼》，而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的今文《礼》学立于学官。

当戴德、戴圣、庆普立于学官之时，河间献王所献之《礼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出之《礼记》已经面世。《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一〕篇，向因第而叙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按：“‘一’在‘十’之下，写者乱之。”《汉书·艺文志》的撰作本于刘歆《七略》，《七略》又由删改刘向《别录》而来。按《隋书·经籍志》的记述，《别录》所记“《记》一百三十一篇”，当是河间献王所得之《记》，二者篇目数量一致。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今逸篇之名可见者有，《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明堂记》《曾子记》《礼运记》《五帝记》《王度记》《王霸记》《瑞命记》《辨名记》《孔子三朝记》《月令记》《大学记》《杂记》。”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注：“失注出处，又有《謚号记》，见《御览》七十七应劭《风俗通》引。”刘向《别录》云：“《王度记》似是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汉书·艺文志》“孔子三朝”条目顔师古注云：“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王应麟《考证》云：“七篇者，今考《大戴礼》，《千本》《四代》《虞帝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无论《孔子三朝记》是否如王应麟所言属于《汉书·艺文志》所举《记》一百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之《记》的文本组合均可藉此一探究竟。《汉书·艺文志》之《记》一百三十一篇当由多组篇目多寡不同的竹书组成，《考证》举《记》所含的诸种逸篇（如《三正记》之属）应该各是一组属性相近或者内容相关的文章组合，每组竹书形成一个总括的篇题。将这些篇题下单篇的文章单独计数，总共合计一百三十一篇。前面已经说明，河间献王所献古书，整理流传均在孔壁出书之前，时人并不以爲是古文典籍，因此《汉书·艺文志》所录的“《记》一百三十一篇”不冠“古文”二字。

除了《记》一百三十一篇之外，根据刘向《别录》，还录有“《古文记》二百四篇”（《隋书·经籍志》说“二百十四篇”）之说。《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又引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礼》。”《隋书·经籍志》云：“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一〕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四篇。”《隋书·经籍志》所述《古文记》二百四篇的组成爲河间献王所得《记》一百三十一篇与刘向所得另外四种古书的合编本。王国维由此认爲“献王所得《礼记》，盖即《别录》之古文《记》。是大、小戴《记》本出古文。”四种《古文记》类古书最可能的来源是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的古文《礼记》，包括《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战国篇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天子建州》中有不少“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或是《明堂阴阳记》的遗篇）。在刘向编写《别录》之前，戴德亦将《孔子三朝记》编入大戴《礼记》。到刘歆编定《七略》的时候，则将《乐记》编入《乐》类，将《孔子三朝记》编入《论语》类。班固《汉书·艺文志》因循之。无论如何，刘向所检得的《记》一百三十一篇，即河间献王所得之《记》的传本，在整个西汉时期时期有着完整的流传。刘向之所以将河间献王所得之《记》视作古文《记》，大概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时亦无传之者”。“无传之者”，并不是说这一百三十一篇《记》都不爲人所知，而是说西汉学者没有将其作爲一个整体加以传习。在河间献王整理转录这批《礼记》类文献之后，应当有部分篇目在天下广泛传布，这些流传的篇目正是戴德、戴圣取材并编定二戴《礼记》的来源。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后仓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通典》记录了其中不少议论。从闻人通汉、戴圣所引的内容来看，确有一类直接称爲《记》的文献，除此之外还引有《曲礼》等篇名与《记》之名对举。从所引《记》的内容来看，有属于《王制》《杂记》等篇的内容，还有一些《礼记》逸篇的内容（不见于今本大、小戴《礼记》及其他礼类文献）。可以推测，闻人通汉、戴圣在石渠阁议论时所称的《记》，有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河间献王所得《记》一百三十一篇。由于其中有司马迁认爲成书于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的《王制》篇，说明河间献王所献的《记》并非全部爲先秦古本，其中亦有汉初成书的《礼记》类篇目。如果河间献王所献的《记》一百三十一篇中包含汉初所作的篇目，而刘向所谓《古文记》又包含有河间献王《记》全部篇目，则《古文记》亦非全爲战国古文写成，称其爲《古文记》，不过说明与当时广泛流传的《礼记》篇目来源不同罢了。1957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的《武威汉简》中有数篇《仪礼》及单独抄写的《服传》甲、乙、丙本。学者据此推测《服传》在两汉时期主要以单篇形式流传，并未如今本《仪礼·丧服》散在经、记文之下，直至东汉晚期方由马融或其他学者编入《仪礼》正文。就《服传》的性质来讲，显然也属于《记》一类的文字。整理者曾撰文说明《服传》的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初年，虽然未被收录入今传本大、小戴《礼记》，但根据前文的分析仍可能包含在河间献王所献的《记》一百三十一篇之内。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曲台后仓》九篇，是后仓说《礼》的记录。姚振宗《条理》按：“《明堂阴阳》《王史氏》《曲台后仓》三书，旧时文相连属，皆蒙上文‘记’字。”《曲台后仓》即《曲台后仓记》，又称《曲台记》。刘歆《七略》曰：“宣皇帝时行射礼，博士后仓爲之辞，至今记之，曰《曲台记》。”（《文选·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文）顔师古《汉书注》引如淳曰：“行射礼于曲台，后仓爲记，故名曰《曲台记》。《汉官》曰‘大射于曲台’。”晋灼曰：“天子射宫。西京无太学，于此行礼也。”服虔曰：“在曲台校书着说，因以爲名。”顔师古曰：“曲台殿在未央宫。”由于西汉长安无太学，天子在曲台行大射之礼，后仓在曲台校书着说，故名《曲台记》。认爲《曲台后仓记》是专讲射礼的书，恐怕无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孙惠蔚曰：“曲台之《记》，戴氏所述，然多载尸、灌之义，牲献之数，而行事之法、备物之体，蔑有具焉。”王应麟《考证》云：“按《大戴·公符》篇载孝昭冠辞，盖宣帝时《曲台记》也。”孝昭冠辞是大戴《礼记》中《曲台记》的遗迹。然而《曲台记》的具体面貌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了。

后仓传《礼》于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之后，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立于学官。戴德、戴圣所传的《礼》十七篇篇序颇爲不同，除了前三篇《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相同之外，其后十四篇的编次完全不同。大戴《礼》后十四篇的篇序爲《士丧礼》第四、《既夕礼》第五、《士虞礼》第六、《特牲馈食礼》第七、《少牢馈食礼》第八、《有司》第九、《乡饮酒礼》第十、《乡射礼》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大夫礼》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小戴《礼》后十四篇的篇序爲《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礼》第八、《丧服》第九、《特牲馈食礼》第十、《少牢馈食礼》第十一、《有司》第十二、《士丧礼》第十三、《既夕礼》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大夫礼》第十六、《觐礼》第十七。这两种《礼》的编次顺序与今本《仪礼》很不相同，说明戴德、戴圣对于《礼》十七篇的礼典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说。

戴德、戴圣又各编有《礼记》选本。郑玄《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记）》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据《隋书·经籍志》“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可知戴德与戴圣爲叔侄关系，戴德年长于戴圣，故戴德号曰“大戴”，戴圣号曰“小戴”，史称二人所编选本爲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是戴德、戴圣两家立于学官之后，他们爲学生讲授《礼》十七篇而编辑的参考资料，因此来源驳杂。二戴《礼记》篇目的取材范围，有《逸礼》三十九篇，有《记》一百三十一篇，有《王史氏记》二十一篇，有《乐记》二十三篇，有《孔子三朝记》七篇，有《曲台后仓记》九篇，还有一些《汉书·艺文志》所录诸子书的篇目。今本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奔丧》《投壶》出自《古文礼》，《王制》《杂记》出自《记》（由《通典》闻人通汉、戴圣所引推得），《曲礼》可能出自《古文记》（同前），《月令》《明堂位》出自《明堂阴阳记》，《乐记》（十一篇）出自《乐记》（二十三篇）；今本大戴《礼记》三十九篇，《朝事》《投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出自《古文礼》，《千乘》《四代》《虞帝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七篇出自《孔子三朝记》，《公冠》篇末的孝昭冠辞出自《曲台后仓记》。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皆爲当时各种礼类文献的汇编明矣。王国维说大、小戴《礼记》“本出古文”的论断，无论从河间献王《记》的来源、《古文记》的组成，还是大、小戴《礼记》的取材任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不可信的。

今本大戴《礼记》余三十九篇，阙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八十五共四十六篇，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内容很不相同，重复的篇目只有《投壶》和《哀公问》两篇。虽然前文已述小戴删大戴《礼记》而成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不足信，然而此说暗指大戴《礼记》所阙的四十六篇大体正是今本小戴《礼记》所传的四十九篇（《投壶》《哀公问》两篇重出不算，小戴《礼记》异于大戴者合四十七篇）。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前言》说：“其之所以佚失，盖因文同而抄书者省之也。古者抄书不易，小戴书既已有其篇，则于大戴无需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情理中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大戴之书自隋、唐《志》所载，卷数皆与今本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作大戴《礼记》十三卷。由此推测，迟至隋代，大戴《礼记》已经成爲今天的面貌，其中与小戴《礼记》重复的篇目已经不存了。戴德、戴圣礼学同出于后仓，二人对于当时流传于世的《礼记》类文献哪些对说明《礼》十七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应该有着很大的共识。这种共识会体现在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重复选目之中。传世古书所引大戴《礼记》亡佚的篇目内容有《礼器》《祭法》等篇的佚文，由此可以相信大戴《礼记》到隋代所阙的篇目与小戴《礼记》今存的篇目有着很高的重合度。[1]

刘向《别录》的编纂晚于大戴、小戴《礼记》的成书时间，因而在《别录》中记载了全部的小戴《礼记》篇目，并对小戴《礼记》诸篇进行了分类，分类被郑玄《三礼目录》转录，存于孔颖达《礼记正义》疏文中。《经典释文·叙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名爲他家书拾撰所取。”刘向《别录》云：“《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别录》所记《乐记》的篇次正与今本《礼记》相同，证明小戴《礼记》的编成时代在刘向《别录》成书之前。《汉书·儒林传》记庆普、戴德、戴圣礼学的传授云：

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爲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按，“戴德”乃“戴圣”之误）学，著作《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杨荣之学史传无说，不知有着作与否。无论如何，小戴《礼记》西汉时期已由其弟子注解讲授，并流传于世。

东汉时期，虽然二戴《礼》仍立于官学，但在崇尚古学的风气影响下，大、小戴礼学逐渐式微。《后汉书·儒林传》云：“中兴已后，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今文《礼》学只有庆氏《礼》较爲兴盛。《后汉书·儒林传》载董钧习庆氏《礼》，爲博士。又同《传》记载“建武中，曹充习庆氏学，传其子褒，遂撰《汉礼》”。《后汉书·曹褒传》载曹褒“持庆氏《礼》”，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有名于当时。曹褒所传的四十九篇可能是庆普所编的《礼记》选本，也可能即是戴圣所编的《礼记》四十九篇本。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兴盛，校注《礼记》的主要有马融、卢植两家。《经典释文·序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所谓“附戴圣篇章”，是说马融撰《礼记注》、卢植撰《礼记解诂》均单独成书，注文并未散入小戴《礼记》各篇之中，两书均将小戴《礼记》四十九篇附在书后。可以想见，马本小戴《礼记》与卢本小戴《礼记》在校勘意见及文本取舍上当有小异。《序录》所谓“去其所叙略”是指小戴《礼记》原书之前有对每篇《记》文的“序略”。小戴《礼记》“序略”今本不存，不过郑玄《三礼目录》对《三礼》诸篇章均有“篇序”，小戴《礼记》的“序略”恐怕也是这一类的内容，郑玄《三礼目录》与其或有承袭关系。另外，《隋书·经籍志》有所谓“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之说，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力駮此说，认爲马融并没有足其三篇。从今本《礼记》中《曲礼》《檀弓》《杂记》三篇分爲上下篇来看，今本《礼记》本只有四十六篇，如果再去除《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则难以凑足四十九篇之数，似以《提要》所论爲是。

东汉末年，郑玄受业于马融，爲《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礼记》三种礼书作注。所谓《古经》十七篇，实际是西汉今文《礼》十七篇在东汉的某种传本。郑玄将小戴《礼记》诸本相互参校，并爲之注，形成今日所见的郑玄《礼记注》的面貌。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云：“郑亦附卢、马之本而爲之注。”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引孔疏并说：“故他（郑玄）注《礼记》用卢、马之本校勘，发现有异文，便附入注中”。因此郑玄注文中往往有“某，或爲‘某’”，表示他本中所用之字与其择取的不同。郑玄校勘小戴《礼记》异文时究竟用了哪几种旧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可能包括前述的小戴本、桥仁本、刘向本、曹褒本、马融本、卢植本或其他流传的版本。郑玄注释小戴《礼记》文字严谨缜密，要言不烦，简约通达，注文往往与正文字数不相上下。郑玄注广采前人的意见，并以自己精深的礼学修养加以裁断。《后汉书·郑玄传》给予郑玄很高的评价，称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隋书·经籍志》说郑《注》问世之后，“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多散亡，又无师说。”自从郑玄注《三礼》之后，小戴《礼记》便与《周礼》《仪礼》鼎足而三，成爲礼学的重要经典。

东汉以至于三国时期，郑玄之学大盛，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统计曹魏所立十九博士，除《公羊》《谷梁》《论语》三经外，其余七经《易》《书》《毛诗》《周官》《仪礼》《礼记》《孝经》皆以郑学爲宗。《礼记》首次与其他诸经共立于学官，郑玄作注功不可没。曹魏后期，王肃不喜郑学，徧注群经，自作《礼记注》，有意与郑学立异。由于王肃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政治上支持司马氏篡魏，所以王肃凭借尊宠地位，使其所注群经“皆列于学官”，王学由是大显。《三国志·魏书四·三少帝》记载甘露元年四月，高贵乡公曹髦亲临太学，与诸儒生讲论《易》《书》《礼记》大义。皇帝执郑氏义，诸儒持他说对之，最终多取王氏之说。西晋建立后，推崇王学，“今初所定礼制，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晋书·志第九·礼上》），此时王肃之学远比郑学兴盛。这样的局面直到东晋才有所改观。东晋时期，王学博士尽废。晋元帝初年，精简博士员额，《晋书·荀崧传》云“博士旧制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除《周易》、古文《尚书》、《春秋左传》三经外，其余六经今文《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孝经》皆以郑玄注爲宗。郑氏学重又兴起，占据了统治地位。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经学也分爲“北学”“南学”，《隋书·儒林传》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而《三礼》的传习“同遵于郑氏”。南北朝时期的经学，《三礼》学最爲尊显，北朝、南朝以研习《三礼》著称的学者众多。北朝习于《三礼》者，有徐遵明、李铉、熊安生、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等，“诸儒尽通小戴《礼（记）》，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见北朝时期对《礼记》的重视。南朝习于《三礼》者，有何佟之、严植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俊、皇侃、沈洙、戚衮、郑灼等，对于《三礼》皆宗郑氏之学。南北朝时期《义疏》解经体兴起，北朝熊安生作《礼记义疏》三十卷，南朝皇侃作《礼记义疏》九十九卷，这两部《义疏》是唐代编撰《礼记正义》的重要资料。

隋代统一中国后，经学也从南北分立的局面重归统一。隋代继承南北朝时期的学术传统，《三礼》学仍以郑学爲宗。以《三礼》名家者，有马光、褚辉等人。另外，隋代大儒刘焯、刘炫皆曾“问礼于熊安生”，有诸经《义疏》存世。唐代代兴之初，唐太宗即诏孔颖达与诸儒编撰《五经义疏》，以统一天下经说。贞观十六年，《五经义疏》成书，共一百八十卷。其后博士马嘉运駮正《义疏》得失，太宗诏令修订，但未集事。直至唐高宗永徽四年，才以《五经正义》之名正式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十六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正义》三十六卷，总计一百八十二卷。《五经正义》的问世使得汉代以后趋于分裂的经学重归统一。《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改变了汉代以《仪礼》爲经的局面，抬高了《礼记》的地位，从此之后以至于清代，小戴《礼记》的传习都要远盛于《仪礼》《周礼》。由于《礼记正义》所用的注文仍取郑玄《礼记注》，所以《五经正义》的成书和颁行巩固了郑玄《礼记注》的地位。

两宋时期，疑经思潮兴起，宋人编辑前人经说，以己意加以裁断，往往淹博有余而精审不足。其中小戴《礼记》的代表注本有卫湜编集的《礼记集说》，杂采汉至宋诸家注说一百四十余种，并不独尊郑氏。元代延祐二年重定科举之制，《礼记》仍用唐代《礼记正义》。其后陈澔纂集《礼记集说》，以朱熹之说爲主，略度数而推义理，于至治二年（1322年）成书。是书“承诸子之说而有所取舍”，讲解简明，浅显易懂，成爲元代重要的科举参考书。明成祖时期，胡广奉敕编纂《礼记大全》二十卷，爲《五经大全》之一。是书以元代陈澔《礼记集说》爲蓝本，又采缀诸家之说共四十二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成书并颁行天下，成爲明代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清代乾隆元年，乾隆帝诏令开设“三礼馆”，前后由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奉诏纂修《三礼义疏》。其中《钦定礼记义疏》由甘汝来、李绂、任启运等人具体承担。《三礼义疏》历时十年，于乾隆十年（1745年）成稿，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刊刻成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颁行天下。该书征引历代礼说二百六十五家，依“正义”“通论”“余论”“总论””存疑”“存异”“辨证”七大义例分类辑录，是一部历代《礼记》注释的集成之作，成爲清代科举的重要参考。其后，清代学者孙希旦，综合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家的学说，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撰成《礼记集解》六十一卷。由于体量巨大，该书直至同治七年（1868年）方才刊刻成功，成爲清代晚期最有影响的《礼记》注解。清代又有朱彬所作《礼记训纂》四十九卷，该书刊刻时间略早于《礼记集解》，于训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尤深，是清代朴学在《礼记》考据方面的代表作。

目前存世的唐及唐以前《礼记》及郑玄《礼记注》本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编号爲俄敦二一七三背、俄敦六七五三背的《礼记·曲礼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爲伯二五〇〇、伯二五二三碎二的郑玄注《礼记·檀弓下》，编号爲伯三三八〇的郑玄注《礼记·大传》《少仪》；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爲斯二五九〇的郑玄注《礼记·月令》，编号爲斯五七五的郑玄注《礼记·儒行》《大学》。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唐开成年间刻成的《十二经》刻石，《十二经》中有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全文（以下简称“唐石经”），无郑玄注。

存世的宋代郑玄《礼记注》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注》（以下简称“抚州本”）、南宋婺州义乌蒋宅崇知斋刻本《礼记注》（以下简称“婺州本”）、南宋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注》（以下简称“余仁仲本”）、南宋绍熙年间福建刻《纂图互注礼记》（以下简称“绍熙本”）等。根据王锷《〈礼记〉版本述略》，上述婺州本与抚州本接近，属于同一系统的版本；绍熙本与余仁仲本接近，爲另一系统的版本。（见王锷《礼记版本研究》表十六）。王锷认爲《礼记注》版本中，抚州本最好，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八行本经注来源于抚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和本及十行本经注和释文来源于余仁仲本。由此，王锷认爲“如果要整理《礼记注》定本，最好是抚州本或余仁仲本爲底本”。按照本丛书的体例，不收录陆德明《经典释文》，抚州本将《释文》附刻在全书之后，不杂于经注文的特点与本丛书的整理要求一致（余仁仲本散在各条经注文之间），因此选取抚州本作爲本次整理的底本。以唐石经、余仁仲本、婺州本、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重刊宋本礼记注疏附校勘记》（以下简称“阮刻本”）爲参校本。另参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群经类《礼记》之属《礼记》残卷的相关整理成果，加以校勘整理。

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张敦仁曾影刻抚州本《礼记注》。1992年中华书局对抚州本进行影印出版，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再次影印出版，并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本次整理使用的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抚州本。抚州本《礼记注》二十卷，东汉郑玄注，一函六册，包括小戴《礼记》全部四十九篇。下面照录王锷《南宋抚州本〈礼记注〉研究》对抚州本版本特征的描述：

抚州本板框高20.9厘米，宽15.5厘米。半叶十行，行十六字，注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栏。顺鱼尾，版心上鱼尾上分大、小记字数，下记“礼记几”，下鱼尾下记页数，下记刻工姓名。首行顶格题“礼记卷第一”，次行顶格题“曲礼上第一”，越二格题“礼记”，又越二格题“郑氏注”。每卷末尾标注“礼记卷第几”，下越二至三格记经注字数，如卷一第二十八页A面第三行顶格题“礼记卷第一”，越三格题经五千七百二十二字，注八千三百二十七字。书体在欧体外且接近顔体，大小字横直笔一样粗细，笔锋内敛，藏巧于拙，刀法圆润，古朴大方，书写认真，刊刻精美。

抚州本避讳非常严格，避讳字有玄、泫、县，避宋圣祖赵玄朗讳；敬、竟，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宋翼祖赵敬讳；殷，避宋太祖赵匡胤父宋宣祖赵弘殷讳；匡、筐、酳，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恒、荁、完、莞、萑，避宋真宗赵恒讳；贞、侦、赬、征，避宋仁宗赵祯讳；让，避宋英宗赵曙父濮安懿王赵允让讳；树，避宋英宗赵曙讳；顼，避宋神宗赵顼讳；桓，避宋钦宗赵桓讳；雊，避宋高宗赵构讳；慎、蜃、瑗，避宋孝宗赵眘讳，均缺末笔。本次整理时，上述避讳字阙末笔的均直接补全，不另出校记。

本次使用的参校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均选自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中华再造善本》。阮刻本使用的是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

本次整理还参考了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繁体竖排版，2000年）、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吕友仁点校《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王锷汇校《礼记郑注汇校》（中华书局，2017年）、郜同麟点校《礼记正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王锷点校《礼记注》（中华书局，2021年）。

本次整理稿形成之后，杨诣、刘新怡、王洁钰三位研究生同学帮忙覆覈了校记，提高了整理稿的可靠性，特此致谢。限于整理者的学识和水平，整理本中存在讹误再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指教，以便后续不断改进。

徐     渊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十三经古注排列图

注释：
 
[1] 根据上述二戴《礼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诸种《礼记》的关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认爲“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爲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卅一之数”的论断难于成立。小戴《礼记》去除《曲礼》《檀弓》《杂记》分爲上下的重篇，爲四十六篇。今本大戴《礼记》的《投壶》《哀公问》两篇与小戴《礼记》相重，去除后爲三十七篇。二者不同内容的篇目相加爲八十三篇，与一百三十一篇相减，爲四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所载之《记》一百三十一篇中，重复篇目竟达四十八篇，殊不合理。故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认爲：“钱说虽巧，终不足据。”根据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河间献王所得之《记》包括《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明堂记》《曾子记》《礼运记》《五帝记》《王度记》《王霸记》《瑞命记》《辨名记》《孔子三朝记》《月令记》《大学记》《杂记》等名，多数不在今大、小戴《礼记》之中。因此，可知《记》一百三十一篇只是大、小戴《礼记》的取材文献之一，并非大、小戴《礼记》的合编。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