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华】孔子的文明观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3-10-02 22: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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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文明观

作者:许春华(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八月初四日己卯

          耶稣2023年9月18日

 

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是中国文明繁盛、转型的时代,这意味着孔子自始即面对诸种文明形态,既有纵向的三代文明,也有横向的邦国文明。孔子的文明观即体现在如何看待和判定这些文明形态。

 

文明损益观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形态,孔子秉持一种“损益”之道。当弟子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时,孔子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仪节和礼制,而上升为一种文明意义之“礼”,而“夏礼”“殷礼”“周礼”,即指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形态。在不同朝代的更迭过程中,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损益是一种常态。也许是因为夏、商朝代文献不足的缘故,“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文献”即承载文明的典籍。杞、宋分别为夏人、殷人之后,“夏礼”“殷礼”因为文献不足,不能窥见其全貌,故只能“言之”却不能“徵也”。相比而言,夏、商、周三代,孔子更倾心于“周礼”,对于周人文明赞美有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对“夏礼”“殷礼”损益的基础上,“周礼”即周人文明已然发生了变革。从表现形态来看,周人文明不仅包括“礼”“乐”文明,亦包括“诗”“书”文明;从内在意涵来看,“德”成为周人文明的核心主题,“德”之观念遍及周人文明的各个领域,以至于王国维推论:殷周之际政治与文化剧烈变革的结果,是周人“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吾从周”表明孔子对周人文明的推崇;但“从”并非盲目服从、跟随,表明孔子并未因此失去对文明形态的理性判断。“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所问的是未来如何可知,孔子却以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选取择优过程,归结出文明形态的“损益”之道。这种“损益”之道,源于孔子对三代文明连续性的理性判定,“百世可知”既是孔子对文明形态变迁的哲学阐释,也是他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种理论预设。

 

文明优先观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不过,即使面对尧舜之圣,孔子也不是顶礼膜拜,而是采取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性态度。“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子贡认为“博施济众”可谓“仁”,孔子认为若果真能如此,则不是止于“仁”的层次,而是达到了“圣”的境地。不过,尧舜并未达到这种境地,“犹病”即有所不足。可见,“圣”的境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需要一种德业升进的工夫。《论语》最后一篇历数尧禅让于舜的告诫,舜禅让于禹的辞命,孔子所重不是帝位的禅让,而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的忧患意识,是其中“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的代代相沿,它们承载着早期中国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相比于尧舜帝位禅让,孔子更注重尧舜创造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

 

孔子虽然崇尚周人文明,但他并没有贬低其他地域、邦国、朝代的文明水平。从历代王朝的文明成果来看,孔子既看到了其“损益”之处,同时主张平等看待其文明贡献,“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夏时”“殷辂”“周冕”作为早期中国各个朝代的文明成果,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用,这说明孔子更看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原创性。《韶》为舜帝之乐,《武》乃周人武王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尽”即“止”“极”之义,舜帝《韶》乐止于“尽善”“尽美”,即道德精神与审美精神的完美统一;而《武》乐虽然属于周人文明的一部分,“未尽善”即在道德精神上仍有欠缺,未达到既“尽善”亦“尽美”的境地。可见,与朝代更迭相比,孔子更倾向于一种文明优先的价值取向。

 

与来自西方周人的文王、武王相比,对于地处东方的殷商遗民及其杰出人物,孔子亦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同样许以“仁者”“贤者”“逸民”。“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伯夷、叔齐乃东方孤竹君国子,孔子赞之,“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另一处则许之以“贤人”与“仁者”,“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从不同地域的差别来看,孔子亦秉持文明优先的价值取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春秋时代,“九夷”臣属楚、吴、越三国,战国时代又专属楚国,其地域处于华夏文明边缘,“陋”,即文明程度低下,君子象征一种程度更高的文明水平,“居之”即其言行举止、仪容体态,可有文明同化之功。在回答子张时,“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蛮,南蛮;貊,北狄。“忠信”“笃敬”乃君子言行的规范要求,孔子认为即使“蛮貊之邦”,亦应追求养成“言忠信”“行笃敬”的品质与人格,达到华夏文明对君子言行的品质要求。孔子这种“文明优先”的价值取向,是对圣贤人物、王朝更迭、地域差别、种族之别的超越,昭示出一种注重多样性、包容性、丰富性的文明取向。

 

“仁”的文明维度

 

春秋时代的鲁国,虽然政治、经济实力不能与春秋五霸比肩,但它是一个文明中心。这一点可从两处文献佐证,一是《左传·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访鲁国,发出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二是《史记·鲁世家》载,“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这使鲁国成为宗周文明的“中心之中心”。相比于齐桓公、晋文公等诸侯对其他弱小邦国的“霸道”,孔子主张“怀柔”“教化”的邦交战略。鲁国季氏将征讨颛臾,颛臾乃鲁国附庸小邦,季氏欲取为己有。孔子认为颛臾乃先王封国,不可伐;其地在鲁国邦域之中,亦不必伐。孔子弟子冉求不但为季氏聚敛,而且与季氏共谋,孔子对冉求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孔子回答哀公问政时,认为治理天下之道有“九经”,其中“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列于最终,“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可见,“修文德”“柔远人”,乃孔子一贯肯定的邦交战略。

 

对于这一点,恐怕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最为突出。子路、子贡对于管仲颇有微词,“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子路以“未仁乎”,子贡以“非仁者”评判管仲,孔子却以“如其仁!如其仁!”评断管仲。

 

孔子反复向弟子们陈明立场的深意何在?春秋时代,管仲是较早意识到“夷”“夏”之别的思想者。《左传·闵公元年》载:“管敬仲(管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厌”即满足,“亲昵”即同一。闵公元年,北狄伐邢,次年入卫,齐桓公救邢、存卫,助推齐国霸业兴起,这一时期正值“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十年》)的危亡之际。“诸夏”指华夏文明,管仲主张维系华夏文明秩序。孔子并未以日常生活的小礼小节评价管仲,而是站在华夏文明高度,充分肯定了管仲对于华夏文明的历史功绩。第一,“被发左衽”乃夷狄之俗,是一种与文明相对的蛮族生活方式,“微管仲”是一句假设句式,指管仲维系了华夏文明的纯粹性;第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指管仲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性;第三,“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赞许管仲对华夏文明的匡正之功,使华夏文明能够利泽天下百姓。这就是孔子“如其仁”的思想深意,“仁”亦由此获得了一种“文明”维度。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但他心心念念的是传承华夏文明的神圣使命。“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只要华夏文明的脉系犹存,只要“天”之“未丧斯文”,孔子就始终不耽忘自己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孔子对华夏文明传承的自觉意识与担当精神。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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