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克罗克特】《失败颂》与讲故事: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访谈录

栏目:他山之石
发布时间:2023-10-17 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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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颂》与讲故事: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访谈录

作者:朱利安·克罗克特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本文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则”系列访谈的第一篇,该系列访谈专门探讨人类依据一整套不断变化的法则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访谈的对象是那些提出生存法则的人或者深入思考生存法则并寻求扭曲或破坏它们的人。

 

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的新书《失败颂:谦逊的四个教训》(2023)有些出人意外。该书既是作者对失败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和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深入思考,同时也给出了失败疗法的处方和推荐意见。简而言之,失败是我们需要将自己从沉睡中唤醒的工具。

 

但是,失败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可以揭示很多内容的窗口,我们由此能够看清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和生存法则。布拉达坦使用若干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考察了失败及其扮演的角色,由此迫使我们去思考在探索自我的历程之中在讲给自己听的故事。

 

朱利安·克罗克特:我想首先引用你的一段语录作为开头,那是书中的结尾部分,谈论人生最后阶段---死亡---以及我们一路上积累的失败在此刻发生了什么。

 

的确是个十分怪异的聚会,不过,当你想到它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安排了。因为当我们最终来到死亡的门前,我们已经确定无疑地明白自己将为身后留下什么---我们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我们会没有任何留恋地干干净净退出,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虽然有些疲惫不堪,但起码还能留个全尸。万一得到命运的眷顾,我们还可能得到治愈呢。

 

选择“治愈”这个词非常有意思,意味着我们病了吗?你的“治愈”是什么意思?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我们当然是病了。毕竟,如果不是基因传播的疾病,人生还能是什么呢?这是古老的、永恒的深刻见解。苏格拉底快死的时候,他委托其中一个弟子克里托(Crito)代替他去祭拜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太阳光明之神阿波罗Apollo和塞萨利公主科洛尼斯Coronis 的儿子,由贤明的马人喀戎Chiron抚养成人并教习医术。----译注)。在古希腊,每当你患病康复了之后,都要去祭拜医神表达感谢的。因为苏格拉底的疾病即将彻底痊愈,他心中充满了对医生的感激之情需要表达。稍早时,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佛祖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说“活着就是受苦。”其实,人生并非普普通通的疾病,而是很容易上瘾的疾病:我们活得时间越长,活着的渴望就越发强烈,我们与生命就越发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人生“疾病”的症状是什么呢?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永不停歇地占有一切的需要---金钱、地位、社会影响力、支配他人的权力,而且为了满足需要,我们还不惜采用残酷的决定性---甚至暴力。所有这些都源于我们原初的生物学构成:生存冲动,我们必须肯定自我,没完没了地与周围世界作战。占有财富的驱动力是我们生存本能的体现,我们对权力的渴望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不喜欢这种毫无遮掩的真实画面,我们更愿意采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不过,鉴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仍然是刚刚区别于猿猴的智人(Homo rapiens)而非现代人。暴力仍然是所有生物的核心,人类生活也不例外。我们屈服于这些本能(几乎在所有时间都这么做),我们也就在陷阱中陷入更深---疾病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如何治愈呢?

 

治愈只能出现在切割之时,也就是把我们自己和发烧的生活切割开来,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我们求生本能的否定。要成为适当的人,你就必须首先压制身上的某些动物性本能。

 

失败如何适应这种治愈方法呢?

 

失败之所以有帮助作用就是因为它打破了世界的正常运行,它让事情的进展缓慢下来,这样一来,我们与生活的纠缠和捆绑就开始有所松动。这就给我们机会采用不同视角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随着新视角的出现,我们会获得一种新态度。在经过适当内化之后,失败就能戒掉或减弱我们对人生的上瘾程度。

 

你写到,通过失败,我们开始看见“生存肌体上的裂缝”。

 

当我们身边某个事物停止工作了,这个失败就向我们展示,情况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坚固和可靠。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我们就开始怀疑,这个物质世界在其漂亮的外观之外其实可能更加黑暗、更加混乱、更加动荡不定,更加缺乏实质性内容。这样的怀疑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它只是进一步确认一种重要哲学见解的确很有道理:人类生存的背景就是虚无。如果说得更加残酷一些,我们来自虚无,也终将回归虚无。我在写这本书时,心里正是想着这个内容,失败的体验允许我们看到“生存肌体上的裂缝”。如果注意力足够集中,我们能够在失败体验中瞥见虚无正在从另外一面盯着我们看。想象一下飞机发动机在万米高空突然失灵或者你的轿车刹车似乎不再发挥作用了----这样的事故瞬间就能成为重要的形而上学信息的载体。因此,失败揭示出世界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的真实面目:我们不过是虚无历史上转瞬即逝的偶然事故而已。这听起来有些令人沮丧,但生活中的大事都处于令人沮丧的习惯性常态之中。真相,无论多么残酷总是好过谎言,虽然它听起来可能美妙动人。

 

你辨认出四个种类的失败(或者四圈失败)---身体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生物学的---各自都围绕着主人公的生平经历展开:西蒙娜·薇伊、圣雄甘地、萧沆、三岛由纪夫。你的书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结构组织形式?

 

失败是庞大迷宫一般的领域,我需要某种手段来帮助自己避免彻底迷失在迷宫之中。圆形结构证明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具有双重优势,既提醒读者意识到但丁的多层地狱,同时也让本书的论证更容易变得像画面一样清晰。我之所以选择这四位“失败英雄”而不是其他人,原因在于打进决赛的这四位选手看起来都魅力无穷,十分迷人,而我对他们的了解却很少。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选定写这几位人物。

 

在阅读你的书时,我承认自己感觉到窃喜得几乎有些难为情,我得知了这些人生活中的隐私---但是这些东西是他们渴望展示出来的内容。不过,他们的动机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从法国哲学家薇伊开始,你能告诉我她如何代表了第一种形式的失败---身体失败,她为何要寻求将其失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西蒙娜·薇伊(Simone Weil)在本质上是十分笨拙的人,笨到了几乎给生活造成威胁的程度。因为她的笨拙无能使其差一点丢掉性命,有时候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她的行为就好像笨拙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她到工厂去做无需任何技能的体力劳动,她到西班牙战场去打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到前线担任战地护士。但在某种意义上,她这样的行为又是正确的。

 

为什么?

 

我们的笨拙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与笨拙没有关系。笨拙揭示出我们身上的异质性存在。当我们举止笨拙时,身上存在我们无法控制的某种东西,就像某些叛乱省份拒绝与中央政府合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笨拙是一种特殊的失败,它是你的失败,因为是你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某个动作,同时它也不是你的失败,因为你身上有种外在的力量阻止你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

 

甘地将失败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你写到,他的自传是一种表演艺术形式,正如他的生活方式一样---从他的服装选择到他的“一大帮助手、仆从、弟子和私人秘书”皆是如此。他的失败表演和薇伊的表演的区别似乎在于其个人野心。两者都希望改造社会,但是甘地渴望成为改造社会的大明星---不是吗?

 

薇伊是自我放弃的典范。她没有任何社会野心,她并不追求某种“事业”。她并不渴望得到承认,也不寻求为自己赢得任何东西。她想理解为别人活着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最后,就连这个目标也有点野心大得让人受不了,她决定彻底不活了---她开始绝食,活活饿死。甘地也是在为别人活着,但是使用的方式不同。他非常渴望别人知道他在为他们而活着,他在代表他们做事。他拥有异乎寻常的大灵魂---圣雄甘地被称为“伟大的灵魂”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有时候他也是个极其狡猾的政客。他有一次坦率地承认“我身上有一种残忍性,以至于人们为了讨好我,强迫自己做事,甚至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印度人想讨好甘地而做的事中就有为了他的事业而宁愿去死掉。但他并没有总是阻止人们这样做。

 

你的书中还有一个主题,处于你的第二种失败形式---政治失败的核心,与野心十分接近,那就是权力,人们为了获得支配他人的权力而不惜做出很多怪异的行为。你使用的例子之一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提到他是如何在当时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社会中赢得权力的。如果引用你书中的话:

 

对某人演讲意味着依据理性路线参与某种形式的交流。但是,演讲者在对这些民众做的事,却一点儿都不理性:他不是在跟他们说话,不是在讲课,甚至不是在传教,他是在诱惑他们。。。。在他们接纳演讲者的语言阴茎异常勃起时,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似乎最终获得了意义。他给他们的或许不过是空洞的话语、公然的谎言、荒谬可笑的阴谋,但是,它们从此人嘴里说出来就能给他们带来如此强烈的情感体验,他们根本不需要明白他到底说了什么。他需要明白群众想要什么,他做到了,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解释。多亏了这个人,这些人现在在的生活有了强烈的意义承诺,他们愿意为了实现这个承诺而做任何事。

 

随着宗教的消退---我们获得意义的历史源头也在消退---我们必须小心什么东西可能取而代之。正如你指出的那样,政治尤其是历史人物插入进来让自己成为意义的源头。这里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如何克服这样的危险?

 

集体意义问题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正如你暗示的那样,我是从一个假设开始的,意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叙事。某些事是值得做的,如果我能够告诉自己一个能说服人的故事,其中做这件事是连贯的行为,它遵循一种逻辑而且能实现特定的目的。我们出于心血来潮而做的事之所以没有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连贯的故事将其放在中间。一般来说,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就是这样诞生的。其实,我们之所以发现生活值得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能够为此编织出一个故事---其中我们生活中的所有---或者至少大部分事实都能遵循某种内在逻辑顺序貌似合理地联系起来。

 

对于集体意义而言,这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现在,如果个体的生活---我的生活或你的生活---没有获得意义,因为生活其中的人无法将其放在连贯的故事之中,这是一场悲剧----他们会说这是“浪费掉的生命”---但是,这种破坏性仅仅局限于该个体本身。但是,当一个集体失能,不再能产生一个叙事让大部分成员很容易地辨认出自己的话,这个悲剧就变得无限大,绝不仅仅意味着该集体里的个体成员的生命全都浪费掉了。很长时间以来,宗教一直是这种集体意义的源头。当你在阅读古典神话、圣经、古兰经、和印度上古时代也称吠陀时代的哲学著作《奥义书》(the Upanishads)等等的时候,就能明白这一点。无论我们个人是否信仰宗教,这个说法都是成立的。真正重要的是,任何成熟的宗教都有为信徒提供这些叙述的能力,使其够设想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并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义。现在,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剧,一切都消失了---但我们对意义的需要仍然存在。我们陷入集体意义缺失的危机中,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

 

在什么意义上变得越来越糟糕?

 

因为人们不再能从过去寻找意义之地找到意义,于是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到任何地方寻找,比如他们在民粹主义政客的口中寻找,这些人口吐莲花,向人们承诺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如果这些政客装腔作势的手腕高超,演讲足够激动人心,几乎可以保证他们会取得成功。你是否注意到,那些最成功的民粹主义者都是搞笑明星和小丑一样的人物?民主危机在本质上就是集体意义危机---而这正讲述集体故事陷入危机崔生出的结果。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人们时不时地甚至是间歇性地频繁从阴谋论中寻找意义,哪怕是最疯狂、最荒谬不堪的阴谋论都能让人上当受骗。

 

你能否举个例子?

 

你还记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盛行的阴谋论吗?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政府的一场阴谋,旨在剥夺我们的自由,或者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魔鬼般的计划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人们研制出疫苗之后,它被描述成为大型医药公司大发横财的工具,或者作为一种将我们变成僵尸的工具,更容易受到控制和操纵(就好像现在还不够容易操纵一样)。还有很多同样疯狂的其他说法。但是,如果你领会故事的言外之意或者听得更专注一些,这些故事的泛滥揭示出的问题正说明人们集体渴望获得意义的需要是多么巨大和迫切。突然发生了某些可怕的、前所未有的事件,大自然的威力给人类生活带来浩劫,它们一下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日常规范。人们发现,科学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假设他们明白科学道理),也不能让人感到心安,因为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然涉及到大量相对性、谦逊、甚至无知。简而言之,人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意义的彻底缺失逼得人们发疯---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发疯。我们知道,作为集体意义源头的宗教不再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意义。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多么世俗化。其实,阴谋论常常在宗教圈子里泛滥---这是世俗化的另一个证据,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次它来自完全出乎意料的角落。

 

回到讲故事的问题上,你也将其和失败捆绑在一起。你写到“失败和讲故事是亲密朋友,总是在一起合伙做事。”你的意思是什么?

 

一方面,我想不到任何一个好故事能没有某种程度的失败。你能吗?失败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是构成故事结构的必须,也是让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失败促成主人公采取行动并以此揭示其性格特征。他们失败的方式和对失败做出回应的方式定义了他们是什么人。但是,失败和讲故事捆绑在一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严重后果,因为很多东西取决于我们如何将失败故事纳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比如,如果我告诉自己,我的失败什么都不是,而是“取得成功的垫脚石”,因此忽略了失败的本质,那么我将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位置上,我和事物现实的关系非常肤浅。相反,如果我将失败视为揭示我本质的东西,是定义我的东西,我的位置将更加切合实际,因此我能采取更有效的行动。并不是所有故事都同样好啊。

 

当我想到失败的体验,我想到了人性之美。我赞同讲故事尤其是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我记得拥有了走在旅程中的清晰意识---我说走在旅程中,我的意思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平淡乏味的时刻也能找到意义。你担忧人们在旅程中丧失目的意识吗?

 

走在旅程中就是在讲述故事---你自己的故事。只要你在路上,你的故事就还在展开之中,你就有生活在等着你。正如你说的那样,这可能是非同寻常的赋能感受,无论我们在这个或那个旅程中感到自己有多么无能。我感到担忧的是,我们已经停止给自己讲故事了---过自己的生活,开始自己的旅程---相反,我们却满足于主流意识形态抛给我们的故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或者消费文化或者社交媒体抛给我们的故事---或者生活其中的无所不在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扔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是在过政党、公司、意识形态理论家、阴谋论炮制者、影响人士、好莱坞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为我们预先制作的现成生活。这个损失实在太大了,因为讲述我们生存故事的能力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而这种能力已经被抢走了。没有了这个能力,我们什么都不是。

 

让我们返回“集体意义”一会儿,想到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学习历史教训,这是非常有趣的甚至是很吓人的。社会(希望如此)能够形成一种记忆,允许人们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引用你的原话:“文明只是一种面具,一种摇摇欲坠的面具。”在某种意义上,你的书是一种呼吁,不仅呼吁自我超验性,而且呼吁群体超验性,对吧?

 

这种紧张关系位于人类剧场的中心:我们旨在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构成共同体,无论大小,与他人分享物品和观点。我们都是社会动物。但是,终极而言,当我们说完和做完一切,我们只能独自获得救赎(无论是在什么意义上)。我只有一次生命,我是过有意义的生活的唯一责任人。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社会组织能能够为我做这些,无论该组织是多么体面或多么文明。从历史上看民主是一种例外状况,不仅如此,如果你采取一种更加宏观的视角,你将看到政治上体面的社会其实极为罕见的。但是,恰恰因为在最亲密的关系中,我们是难以化约的个体。我们天生就是孤独地出生和孤独地死亡,我们命中注定要独处。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找到的任何更深层次的含义都是个体的、孤立的、无法化约的、个人的作为---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劳动委托给其他任何人,我们也不能让其他人甚至包括最亲密的朋友为此事负责。

 

在写到政治失败时,你讨论了若干历史时刻,社会渴望彻底与过去决裂的一场革命。你认为美国今天生活在这样的时刻吗?或者即将迎来这样的时刻?你辨认出美国出现了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类似的某种心态(旧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不理性的而且是可耻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创造一切)。

 

我并不认为我们在任何意义上接近一场革命。因为语言膨胀,我们倾向于称很多东西为“革命”或者“革命性的”。但是,真实的革命其实非常罕见,这可能是好事。因为革命是非常可怕的事---你并不想接近任何真正的革命,因为你将最终被活活烧死,无论站在哪方立场。我们现在对于革命的痴迷在很大程度上与语言膨胀和我们对历史的无知有关,但是严格来说,这种痴迷只是发生在修辞层次上。真正的政治革命将意味着一切都颠倒过来,统治阶级要被被统治阶级取而代之。你看到了这种事发生吗?某些个体可能通过奋斗挤进上流社会,赢得更多影响力、权力、财富,在他们这么做时能够动用喧嚣的革命语言,但这不是革命,而只是古老的政治游戏罢了。我们对革命的痴迷中没有任何革命色彩,只是统治阶级使用的手段,用来维持其牢牢抓住权力不放手的安全状态。

 

今天,我们共同的头号敌人可能是“资本主义”,你是在涉及第三种形式的失败----社会失败时讨论的内容。你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和我们多数人熟悉的资本主义定义有些不同。你写到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是“等级排名”。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恐惧失败,我们恐惧被贴上失败者标签,恐惧被污名化,所以我们努力工作一直到死。我们不断奴役自己仅仅是为了确保自己有机会获得社会救赎,无论它多么不靠谱。为了这种救赎,我们认定社会失败是致命的:我们需要不断得到保证,我们在社会上是得到选拔的,我们意识到其他人是没有被选上的。这非常类似于加尔文教派的“重生”概念,“道德堕落者”如果拥有救赎意识就需要“重生”。只要我们回头能够看到身后还有其他人,看到他们比我们更不幸,我们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还好,无论经济处境实际上有多么糟糕。这里,最重要的是是一种感觉,你不是失败者,其他人才是失败者。因为人人都在玩同样的游戏,希望同样的事---甚至连最不幸的人都是如此---这个系统就永远保持在运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等级排名就成为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知道,多亏了它,在任何特定时刻,在你和他人的确切关系中,你需要做什么才能呆在前面或者赶上他人,知道谁在上面,谁在下面,谁在往上走,谁在往下走。难怪我们要对任何事都要进行等级排名。不仅公司要排名,甚至国家、高中、大学、足球队、理发馆、宠物店、妓院、哲学系都要排名,个人当然也要排名。

 

使用等级排名,你将资本主义和更加原始的根源捆绑在一起。你写到,历史进步并不能消除差异,它只能让差异标志变得更隐蔽更巧妙。“差异性”或者地位差别游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变得更隐蔽更巧妙呢?

 

它变得更隐蔽更巧妙未必一定在资本主义下,而是民主心态使然。很长时间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有些地区仍然是如此),所有有关“引人注目的炫耀性消费”是以一种夸张的、庸俗的炫富。如今尤其是在西方,有钱人炫耀其财富地位的方式是非常微妙的。只有暴发户(the nouveau riche)或者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病态者才会热衷漂亮的领带、豪华的轿车、镀金的厕所,或者在私人飞机上炫目地写上自己的大名。真正有钱的人不会这样显摆的。他们甚至看起来非常谦逊、低调,很难将他和普通人区分开来。但是,他们承受不起不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那是他们游戏中最重要的部分。显示身份的标志十分谨慎,只有敏锐的、内行的、考虑周全的鉴赏家才能窥见一二,但是,标志毕竟还是有的。

 

你写到,鉴于“我们对社会成功的迫切渴望难以抑制,我们对等级差异和排名的痴迷,我们已经病入膏肓,迫切需要治疗。治愈怎么能是罗马尼亚作家萧沆体现出的“什么事也不做呢?”

 

首先,请让我消除一些谣言。什么也不做是非常严肃的工作---一种实际上涉及到做一些事。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为书上写到的那种一天到晚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懒虫做辩护。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在卖命地玩资本主义游戏。他们可能认为,他们依靠自己反叛性的无所事事来颠覆这个制度,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强化这个制度。如果有人让你做某事,而你偏偏与他对着干,你仍然在玩此人的游戏,而不是你的游戏。我在书中辩护的于此不同:那是一种思考的生活和超脱的生活,就像萧沆那样体现了一种形而上学抗议。这种生活或许没有涉及到通常意义上的工作(如在工厂干活或者每天到办公室上班),但它要求做更重要之事,如每天长时间散步,观察周围世界,思考潜伏在它背后的虚无。这个工作实在太重要了,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对现在的社会来说,最大的风险之一(或者最显眼的风险)似乎是来自我们没有能够负责任地将技术纳入到社会中去。你是否担心我们在创造更少摩擦的生活---更少失败潜能的生活?

 

我担心的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装备来理解生活中发生的事。要么出于懒惰,要么出于舒适的需要或者因为懦弱,我们将自主性拱手让出,以至于到了我们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失去自主性的地步。为了意识到还有多少自主性,我们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是,整个世界似乎在竭力将自主性从我们身边夺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状况已经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物品的自主性---“自主汽车”、“物联网”等等---但我们自己却在慢慢丧失自主性,而且还浑然不知。

 

今天的“失败”定义有没有独特的品质?或者换句话说,你怎么定义今天的“失败者”?

 

我不愿意冒险提出严格的定义,因为失败王国是流动之物,尤其是今天一切都在流动之中。在传统社会,你通常知道谁是失败者:罪人、穷鬼和外来者(犹太人、异教徒和堕落的女人等等)。但是今天,失败者是指任何看起来似乎与主流社会类型格格不入的任何人。这个主流类型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谁也不希望被抛弃或者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因此人人都强迫性地行动,根本不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接近我们开始之地,接近死亡,接近最终的失败形式---生物学意义上的失败,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能够告诉我们创造“美丽之死”是怎么回事呢?

 

他教导我们需要和死亡交朋友,虽然是通过间接和变态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过美好的生活,就必须为死亡留出空间,我们以亲密的方式与死亡和解,与我们的有限性达成和解。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一个极具天赋的作家最终丧失了对文学的信仰,一个在武士阶级在日本已经被法律禁止一百年之后仍把自己叙述成武士的人;一个能想象出来的最笨拙军事政变的领袖,他在尽一切努力确保政变失败;一个陷入巨大麻烦之中的人,一个明显的天才个体,三岛由纪夫能够教导我们寿命的问题,不仅是和死亡交朋友而且是使寿命为其死亡服务。一个技艺高超的讲故事能手,三岛由纪夫炮制了一个了不起的精彩故事,不仅有栩栩如生的丰富细节,不仅涉及他的工作而且涉及生活尤其是死亡。无论我们可能多么厌恶它,这个故事当然值得看一看。

 

你写到,“乌托邦的麻烦不在于它根本没有办法变成现实(严格来说,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在于从根本上说,它和我们格格不入。”以乌托邦为目标不懈追求难道错过了人生要点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抽象性以及笼统的人性概念作为基础,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乌托邦对我们来说实在没有多大的帮助。事实上,它可能干扰我们,阻挠我们有效地应对具体问题。乌托邦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如果它依靠武力从上到下强制推行,带来的伤害毫无疑问会更大,很可能制造出比本来打算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不该有乌托邦的存在空间,因为它通常都忽略了生活的本质。请别忘记了乌托邦故事的原型,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同名小说中,乌托邦是与灾难性的失败---沉船海难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谈论的书: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著《失败颂:谦逊的四个教训》(哈佛大学出版社,2023年)。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德克萨斯理工大学荣誉学院文科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哲学荣誉研究教授,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和《失败颂:谦逊的四个教训》(哈佛大学出版社2023年)。《洛杉矶书评》宗教和比较文学版编辑,主编两套丛书《哲学电影制片人》(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和《无局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民主岂是人能享受的?”收录在《质疑一切:哲人之石读本》(Question Everything: A Stone Reader)中,其中文版发表在《爱思想》2019-07-17,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192.html 《搜狐网》2021-07-28 https://www.sohu.com/a/333598337_100051266 布拉达坦的书评随笔和评论文章经常发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永世》、《新政治家》等媒体上。

 

朱利安·克罗克特(Julien Crockett)知识产权律师和《洛杉矶书评》科学和法律栏目编辑。他主持了《洛杉矶书评》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则系列访谈,探索依照一整套的法则生活意味着什么。

 

译自:In Praise of Failure and Storytelling: A Conversation with Costica Bradatan

 

October 11, 2023 By Julien Crockett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in-praise-of-failure-and-storytelling-a-conversation-with-costica-bradatan/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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