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光】是谁主持编辑了《梁漱溟全集》

是谁主持编辑了《梁漱溟全集》
作者：陈越光
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1期

中国文化书院微信公众号编者按：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创院时，梁漱溟先生被推举为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在那个中国文化全面复苏的年代里，年过90岁高龄的梁先生身先士卒披挂上阵，以极大的热情多次站在三尺讲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摇旗呐喊，直至生命的终点，其精神令人动容。1988年8月在梁先生去世仅两个月时，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决定编撰《梁漱溟全集》，并由学术委员会主席庞朴先生全面主持。最终完成八卷本《梁漱溟全集》，将梁先生的宝贵思想遗产展现于世。

编撰《梁漱溟全集》是一个极其艰难与复杂的过程。2018年《文史哲》杂志刊登了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现任院长）撰写的文章《是谁主持编辑了<梁漱溟全集>》，该文以大量翔实的原始资料为基点，首次详细披露了《梁漱溟全集》编撰过程中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

2023年10月18日是梁漱溟先生诞辰130周年，书院公众号特转发此文，谨为纪念。

摘要：1９８９年《梁漱溟全集》开始出版，１９９３年得以全部出齐。这是中国文化史、儒学史上的大事，其意义必将愈来愈受到重视。组织此项工作的，是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统筹、主持其事者，为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庞朴先生。庞朴先生作为《梁漱溟全集》编辑、出版的主持者，对八卷、五百多万字的《梁漱溟全集》的问世，发挥了最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陈越光，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先生（1８９３—１９８８）是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投身农村工作，探索新农村建设；４０年代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１９８０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等职[1]。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先生并不享有体制的资源，甚至在１９８４年出版《人心与人生》一书还是自费出版，他儿子二十多年后回忆“好像是五千元上下，数目不大。却是倾囊”[2]。他去世后，自然也不可能有官方机构出面来组织梁先生全集的编辑出版。但是，梁先生１９８８年６月去世后不到一年，１９８９年５月《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就问世了，八卷本的全集在１９９３年６月出齐。是谁组织了这５００多万字的全集编辑工作呢？

原来，梁漱溟先生自１９８４年起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正是这个由汤一介先生担任院长的民间学术机构组织了此项工作，而统筹、主持此事的是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庞朴先生。

梁漱溟先生去世两个月，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就提出《关于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设想》：梁先生的思想和他的人格为世人所景仰，被海外思想界推为“中国最后的儒家”，在目前海外不断深入的“新儒家”探讨和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潮中，对梁漱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梁先生一生著述甚丰，但是，这些著作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抗日战争以前，几十年的社会动荡，版本流失严重，许多著作今日已很难查阅。个别著作仅有初版本，甚至六十年未曾再版。为了使海内外学者能够了解梁先生的思想全貌，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国文化书院将着手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具体设想为，梁漱溟一生曾发表各种专著、论文集及小册子２０余种，连同散见论文约２５０万字，拟编为１０卷，内容包括著作、演讲、未曾发表的手稿、书信等。全集将在３年内出齐，著作的收集、整理和分卷等工作将在１９８９年５月底以前完成。全集在中国大陆出版，也考虑在台湾出版繁体字本[3] 。

《关于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设想》提出的第二天，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１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庞朴、院务委员会副主席王守常即在文化书院接待了来自台湾的沈重先生和刘先生，沈先生代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前来洽谈出版《梁漱溟全集》事宜。双方主要讨论了出书时间和稿费、编辑费数额等问题。庞朴强调“不好听的话先讲”，并且“不客气地告诉你，还要和另一台出版社谈”。沈重强调了他们出书快的优势，力争在远流出版。最后双方约定，９月中旬再定是否给远流出版。当时，两岸刚开始接触，会谈记录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庞朴问：“如何联系？”沈重回答：“直接写信、电话都行，电话我们打不进来，打得过去。”庞朴又问：“我们的邮票即可？”答：“可。”[4]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来中国文化书院，与庞朴、李中华（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王宗昱商谈出版《梁漱溟全集》，文利姮记录。庞朴先介绍了此前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沈重谈过，但未作决定。在新加坡与韦政通先生商谈，根据名誉好、效率高、稿酬高的三原则，韦先生建议选三民书局。时间设想在明年６月２３日出第一卷，全书分八卷。台湾速度快，交稿后三个月可出。另外，国内三联书店以及山东、广西的几个出版社都愿出。

梁培宽先生除了谈出版社的选择、出个人全集的许可和收稿等具体问题外，还谈到："先父在世时，有人曾问过他出文集的态度，他的态度是：有很多东西今天看起来没什么意思，不必求全。有保留价值的可印，否则浪费纸、笔、墨、读者时间，有选择的出。王守常不同意，作者认为意思不大，早期的观点后来修正，后人应知演变过程，对研究的人还是需要全。先者？后者？折衷？我倾向折衷。过去在许多地方的讲演，许多内容基本相似，有重复处，都选进去是否有必要？注释一下，省点东西，先父没有明确说哪部分留舍。《究元决疑论》专集是与很多人开始接触（熊十力、蔡元培等），他认为东拉西扯，可以不要。

对于内容，庞朴说：“内容，回去后您的卡片和王（王宗昱）的目录凑，求全，折衷好，理解重复（意思的重复）（冯先生全集中重复五次——李）、文字重复可避免，意思重复不可避免，具体的再谈。是出全集不是出文集，全是全不了，尽量全。”李中华问：“日记的量大否？”梁答：“大部分是‘文革’开始后的，闭门思过，很平淡。”王宗昱说：“工作黄金时代的日记无。”庞朴说：“鲁迅日记也是琐事，但很有学问。先搞全目，搞分卷原则，基本八卷。二次交稿出版社接受得了，第一次交要胸有成竹，清楚。”

最后讨论安排了建立编辑小组，征集旧稿、书信诸事[5]。

这期间，收集梁著的工作积极展开。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３日，庞朴致函中央党校马清健教授，介绍文利姮去中央党校图书馆查阅梁漱溟著作目录[6]。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山东人民出版社张士宝来中国文化书院，与庞朴、李中华、张文定洽谈出版《梁漱溟全集》。全集预计４００万字，１２—14卷。张士宝对目前出版社的不景气吐了些苦水，但梁先生的人格、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地位，又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出版社不想赚钱，不赔就好。所以，庞朴问：“能否接？”“接。”“６月上旬出书，１５０天搞定，行否？”“行。”[7]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上午，在中国文化书院大会议室召开了“《梁漱溟全集》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庞朴、梁培宽、王宗昱、操军、陈继东、王小其出席，文利姮记录。会议内容为：一、通过委托书（梁家属委托书院出全集）；二、确定分卷原则，第一卷文章；三、规定编辑技术。

庞朴先介绍了在大陆和台湾选择出版社的情况，大陆简体字版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热情，义务，责任感很强。且学术地位、出版质量均高，我们选中山东”，“编辑由编委会负责，技术由出版社负责”。要求１２月３１日前交稿，第一卷５０万字。庞朴布置：“现在到年底５０万字，从点、注、校、抄，６０天，一天一万字，不能低于此速度。今天把分卷原则定下后，就要开始工作了。”

梁培宽说：“委托书已写好了，我想原写的我和弟弟委托书院与出版社洽谈出版，现在我想再加一项可代签合同。”庞朴答：“当然加上后我们的权力就更大了，这是对书院的信任。要不要考虑把钦东、钦宁（梁漱溟孙子——笔者注）写进去？”梁：“不需要。法律上无权，钦宁是学法律的。这样没什么问题。”

第一步，收的原则。讨论中王宗昱提出两个问题：１．《中国——理性之国》；２．梁先生以前的演讲,学生笔记、别人记录,如何处理？梁培宽说：“家父对是否考过的文章区别非常严格,北大儒家哲学油印本，当时两学生整，不大承认的意思。《生命与意识》比较重视。”但庞朴认为：“收集内容要尽量全，因是全集而不是选集，是学者著作不是自传。虽一些观点今天看来不恰当，对作者的发展历程研究有必要。《论语》就是学生记录的，梁过目的记录可收，未过目的，反映真实面目亦可收。有变化有发展是正常的，否则僵化了。符合梁思想。时间、地点、记录人，才７０年的时间，能搞清楚的尽量搞清楚。宁愿收不能丢，手法上处理一下。《理性之国》内容政治观点从现在角度看，过时，难以成立。但反映当时一些历史也有价值。”对此，梁培宽说：“弟弟、表哥邹老师表示只在全集中收，永不出单行，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存在，以免别人看此一篇易误解（台若出单册追究版权）。袁洪寿先生说，此稿先父曾作为礼物给毛主席祝寿，送到中南海门口，有人出来迎他，‘今天是主席生日，我要送一份礼’，‘不收礼’，‘是书稿’，‘府右街门收’。至西门，送礼一律不收，特殊情况经请示收下，未知是否转给主席[8]。说明先父对此稿很重视。年事高了，自己改动不便，我花了４、５个月的时间改，改得不行，面目全非，不是整体，学林田先生要出，后换成《中国文化要义》，收时需在文章后面说明。”[9]

这部写于“文革”期间的著作——《中国——理性之国》，最后本着“全集要全”的原则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但加了这样一份“题记”：“《中国——理性之国》一书是著者唯一未曾公诸于世的专著，约１７万字，现收入全集首次发表。此书动笔于‘文革’开始后第二年（１９６７年），完成于‘文革’中期（１９７０年）。如著者所说，它是‘在环境条件困难中’写出的；就是说，是在无法了解社会真相、极不适宜进行学术探讨的环境下写成的。因而，著者真诚地放弃了自己曾一贯坚持的某些观点，对一些人所诟病的错误却持肯定态度。１９８４年，著者曾试图在亲属协助下对原稿作必要的修改，终以体脑均衰而未果。此次发表，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份全面了解著者学术思想所不可少的材料，以资研究而已。”[10]对于这个“题记”，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后来说，“初稿是由我起草，别人定稿的”，但当他写作《我生有涯愿无尽———记父亲梁漱溟》时“回看十年前写的题记，我得承认当时没有看懂”[11]，也就是说这个“题记”是曲解了梁先生的! 而那个定稿的“别人”，从当时情况看只能是庞朴，不知庞公后来是否再读过此书此“题记”，是否能认同此说？

第二步，讨论了分卷方案。庞朴提出“以《史记》卷１０的点校后记（指《史记》第１０册末所附《‹史记›点校后记»）为准”的编辑原则,王宗昱提出分工等工作原则.最后,庞朴要求:“提要去掉,作者原注、编后、现注、编后、现注、角注、星号、标点添加，错可改，不损坏作者原意为准，按现在规范做”，“学术性的注不做，只做技术的，非常特殊的说明，可做”，“１２月２５日完稿”[12]。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梁家兄弟与中国文化书院签署了如下委托书：

现委托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代表梁漱溟著作版权所有人梁培宽梁培恕负责办理《梁漱溟全集》的编辑和与出版单位洽谈及签约事宜。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委托人梁培宽、梁培恕签名，受委托人庞朴签名，中国文化书院盖章[13]。

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０日，作为甲方的山东人民出版社与作为乙方的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正式签署了“《梁漱溟全集》编辑、出版契约”。双方约定，包括梁先生生前的全部专著、论文、文稿、函电、日记、笔记、传记等，预计４００万字的《梁漱溟全集》，由乙方负责收集、整理、校点、按内容及年代编辑，缮写为通行简体汉字，于１９９０年底以前分批分期送交甲方。甲方分八册精装陆续出版，第一卷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接稿，６月２０日上市；第二、三卷于１９８９年内，第四、五、六卷于１９９０年内，第七、八卷于１９９１年内先后上市。并规定，甲方在全集各卷出版后，按国家规定向著作权继承人支付稿酬，并按稿酬的三分之一（不低于每千字７元）向乙方支付编辑费[14]。

此后编辑工作全面展开，但在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３日的“梁全集编委会议”上，梁培宽除了对各卷的分工一一提出具体建议，还是表示：“《理性之国》犹豫，１９７０年，‘反修’，‘未来打大旗’，怕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读者不好，贻误众生影响视听。”庞朴则以老舍、章太炎、梁启超的各种例子说服他：“梁启超先生告诉林再林书稿全在箱里，编、选全权交给你，因林有选择给后人带来麻烦，梁续集、修订本等。还是以全好，年月日写清，注也不注，全集出，不出单行本。”[15]

《梁漱溟全集》八卷精装本，于１９８９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６月分卷出版，全集５２４．５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书的各卷扉页上标明为“中国文化书院文库论著类”及“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

第一卷１９８９年５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王宗昱、梁培宽，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操军、王小其、陈继东、文利姮；第二卷１９９０年３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王维新，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李松勤、王禹之、王永茂、文利姮；第三卷１９９０年５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王宗昱；第四卷１９９１年２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梁培宽、梁培恕、马勇、胡晓春、刘定祥，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文利姮；第五卷１９９２年８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刘定祥，参加编辑工作还有梁海萍、谭吉华、李善钦、唐海英、詹永媛、文利姮；第六卷１９９３年１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梁培宽、梁培恕；第七卷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梁培宽、梁培恕；第八卷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梁培宽、梁培恕和田镐、孙明磊[16]。

庞朴先生为全书写了简短的《编后记》，他在《编后记》中说明：“梁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他的某些文章，由于时过境迁，不再有什么保存价值；另外某些论点，随着认识深化，已有了重大变化；因此，他不甚主张编纂全集。我们则考虑到，作为一代宗师，梁漱溟先生的言论和活动，涉及多方，著之竹帛，已然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也早已成了世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因此，应该出版全集，公诸于世，并保持其历史原貌。这样做，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梁先生的纪念；当然也就为关心者、研究者提供了方便。”[17]

注释
[1] 参见《梁漱溟先生生平》（１９８８年）；梁培宽、梁培恕选编：《师道师说：梁漱溟卷》作者简介，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2] 梁培恕：《我生有涯愿无尽——— 记父亲梁漱溟》，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４８８页。
[3]《关于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设想》，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
[4]“与台湾远流出版社谈‘梁书’出版”记录，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１日。
[5]“与梁培宽先生商谈出版全集”记录，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
[6]“庞朴致马清健信”，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３日。
[7]“与山东人民出版社谈出版”记录，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8]《梁漱溟全集》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日记“早起写一信，以收回章处之稿，径送最高”。全集并有注：“著者原拟请章士钊先生转送《中国——— 理性之国》一稿于毛泽东，未果。遂于毛诞辰日亲自送中南海；后无回音。”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９２６页。
[9]“梁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记录，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10]《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０页。
[11]梁培恕：《我生有涯愿无尽——— 记父亲梁漱溟》，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４２５-４３４页。
[12]“梁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记录，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13]《委托书》，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14]《<梁漱溟全集>编辑、出版契约》，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０日。
[15]“梁全集编委会议”记录，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３日。
[16]见《梁漱溟全集》各卷的“出版说明”。
[17]庞朴：《编后记》，《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１１７９-１１８０页。